经济学成就
海耶克的学术活动经历了奥地利（维也纳）—美国（纽约）—奥地利（维也纳）—英国（伦敦、剑桥）—美国（芝加哥）—德国（弗赖堡））—奥地利（萨尔茨堡）—德国（弗赖堡）这样一个地理迁移过程，其中在奥地利和英国居住时间最长。他出生成长于奥地利，在英国居住了二十年，并最後归化为英国公民。因此，他的基本心态、智慧和学术渊源主要与这两国的关系深远，仔细寻觅他的思想学术线索，也可以看出这两国文化的痕迹。
海耶克1924年由维也纳赴美在纽约研究货币理论与商业循环后，不久即返回维也纳，并于1927年就任奥地利商业循环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学术集团。两年后，海耶克兼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师，发表其第一部专著<货币理论与商业循环》，从此其学术生涯一发不可收拾。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演及其出版物《价格与生产》引起广泛注目。
1931年他出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座教授，1938年归化英国国籍。此后，他发表了《货币的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利润、利息与投资》（1939）、《纯资本论》（1941）等专著，建立起一套有关资本与产业波动的完备理论。而他自己非常看重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认为是自己在经济学上的原创性贡献。
在经济学上，海耶克于三十年代早期同凯恩斯（Keynes）有一场著名的辩论。其分歧的要点在于：凯恩斯认为政府的干预能够在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减少不稳定性，克服经济危机，并改善预期；而海耶克却认为政府干预从长远看必将束缚经济发展并使经济形势越来越坏。
从当时看起来，这场辩论表面上以凯恩斯的获胜而结束。这当然不是由于凯恩斯证明了自己的论点，而是在于当时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大衰退。其时没有人会去仔细考察导致危机的原因，也无人有兴趣去研究经济是否会在几年或几十年内重新振兴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于国家从外部的干预，例如：严厉的金融管制，超常的贸易保护，大规模的国家福利政策等，翼图使经济起死回生。没有人再有兴趣听“市场的自发的调节功能”和“自发的秩序”之类被认为是陈旧的告诫了。于是，在这一段时期内，以（民族）国家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希特勒主义崛起，它与共产主义一起，成为国家干预乃至统制经济的极端派别。甚至在自由主义立国的国家，也兴起了以凯恩斯主义为特征的“新政”，例如在美国就有著名的“罗斯福新政”。
上述趋势，只是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彻底扭转过来。这是后话，下面我们将详细论及。
总之，分析海耶克与凯恩斯的分歧，也许可以追溯到双方的气质和民族背景上。凯恩斯是一个设计政策解决问题的人，而海耶克则更有兴趣于分析和推荐可以预防问题发生的法则与制度。海耶克曾经用一句格言来对比凯恩斯和他自己：“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无庸置疑，人类社会的成功管理既需要“狐狸”，也需要”刺猬”。而海耶克，正是这样一只巨大的“刺猬”。
政治哲学上的贡献
在海耶克作为思想家的生涯中，他对铺天盖地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思潮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他是促成这一全球性潮流的衰落与终结的核心人物。
自1848到1948年，在这一百年里，社会主义吸引了大部分知识界领袖人物，二次世界大战后臻于顶峰。将来的历史学家或将把这一百年命名为欧洲社会主义时代。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有相当确定的内涵和纲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交付国家控制，使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并走向某种社会正义的理想。社会主义者并宣称其生产的目的，是用途，而不是利润。
虽然社会主义有各不同派别的区分，例如有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派和主张渐进道路的费边派（Fabianism），但其间只是方法道路上轻重缓急的差别，二者的最终目标，并无不同。
由於所处时代的基本思潮背景，在英国伦敦执教期间，海耶克逐步转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并开始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勋业。他全面而深入地批判业已广为泛滥的集体主义思潮：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主编了《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1935），出版了《自由与经济系统》（1939），指出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性，阐述了计划经济对个人自由的危害。为了追根溯源，他特别发表专著《科学反革命》，指出，以圣西门和孔德代表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后果，他们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助长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和发展。而上述实证主义主要导因于对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误解。于是，1942、1943和1944年连续三年海耶克在《经济学》上发表《科学主义和社会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厘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区别，批评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的信条。
1944年，海耶克发表划时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是一部捍卫自由，系统抨击社会主义的经典。在举世滔滔的社会主义浪潮前，它力拒狂潮，发出警告，指出了社会主义导致奴役的基本特征；它以其深刻的洞见，昭告天下；从而永垂青史，声震环宇。它被翻译成十一国文字，畅销于英美两国，风行于全世界，毁誉纷纭，引发轩然大波。但同时也引起全球性的对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深入考察与思考，成为世界性讨论的热点。
1947年4月，在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的培勒林山，海耶克发起组织培勒林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共有三十九位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官、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评论家及政评家出席，海耶克任首届会长。该学会会员有：原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米塞斯、鼐特（Frank H?Knight）、巴柏（K?Popper）和斯悌格勒（G?Stigler）等。学会是一个与海耶克有相近学术观点的强调自由的学者的集合，在海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
1950年，海耶克应邀赴美，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建构自由哲学的完整体系。作为准备性的工作，1951年发表有关思想史的《密尔与泰勒》，1952年发表有关理论心理学的《感觉秩序》，1955年发表有关法理学的《法治的政治理想》。在此基础上，于1960年，海耶克终于完成了他的煌煌大著《自由宪章》，建构起了他的自由哲学的基本体系。以后，在七十年代，又写成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补充并完善了他的理论体系。
海耶克的体系性著作《自由宪章》，作为密尔（S?J?Mill）上世纪经典著作《论自由》在二十世纪的姊妹篇，使他成了自己时代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也是最具原创性的自由价值的守护者。虽然，二十世纪曾涌起过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浪潮汹涌，但随後的历史发展表明，那已经不过是其彻底衰退前夕的泡沫政治的回光返照而已。
1962年，海耶克结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工作，应聘前往德国讲学，并成为弗赖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终身教授。1967年，他从弗赖堡大学退休。1974年，他又接受了萨尔兹堡大学名誉教授的位置并前往讲学。
四、自由主义的辉煌复兴
自由狂飙再起
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人类思想界的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典的自由主义开始了其历史性的伟大复兴。首先，最根本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在所有的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困境、甚至经济灾难，并且这些国家内部都毫无例外地实施残酷的政治高压，其次，则是由於西方世界经济出现“滞胀”现象，这是与凯恩斯理论完全矛盾的，它使信奉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严重困难，此外，在那些民主福利国家（主要在北欧），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停滞。
於是，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其时以降，环望全球，从东到西，自由的复兴此起彼伏，席卷整个世界。先是，在远东的中国，在疯狂的毛主义的“文革”旋风停息后，以安徽省一个村庄的农民冒着巨大的政治危险，秘密立下生死文书，分田到户自主经营开始，以“四大自由”“三自一包”为出发点的中国经济自由化浪潮汹涌而起，随后，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七七宪章”、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戈巴乔夫的“新思维”“公开性”和“尊重个人权利”，西班牙、菲律宾、南韩、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风云；……而在西方工业国家，最典型地象征潮流转换的就是美国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和英国撒切尔（Thacherl）政府的出现，及其它们引人注目的成功。这就是史称“新保守主义”（实即古典自由主义）潮流的兴起，也即社会主义衰落、凯恩斯主义退潮和海耶克风靡全球的时代降临天下。
至此，海耶克的论点已获得辉煌胜利。极权主义已在全球知识分子中丧失号召力，同时也被民众所抛弃。其中的主要失败原因不外如下三点：
1） 以极权主义的方法组织生产，生产效率远低于私有企业；
2） 极权主义并不比过去的制度有更高的社会正义，反而产生了独断的、无可逃遁的等级身分秩序。
3） 极权主义不仅未能实现它许诺的更大自由，而且产生了新的极权主义，其控制和压迫社会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暴君。
知识分子的失望主要是社会主义全面剥夺了个人自由。
劳工阶级的失望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贫穷以及他们与国家交涉的能力远低于过去与资本家交涉的能力。因为国家雇主的地位是唯一的、垄断的，劳工无从选择；同时，工会也已成了官方的一个附庸机构。因此，劳工的政治经济地位甚至还远不如前。
极权主义以许诺经济平等和经济安全为旗帜，他们看来确乎触摸到了一点人性的脆弱面。诚然，所有的人都希望获得经济上的安全保障。但是深入追究，极权主义者的问题是，他们未能区分两类不同的安全概念：一类是有限的相对的安全，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对人民提供的最低限度的营养保障，因此不至于发生特权。而另一类则是绝对的安全，是无法对一切人提供的“一定的生活标准”，它要求把社会的全体生活水准拉成同等整齐。要达成后者，必须依赖国家强制性地对另一些人的合法收入进行剥夺，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最後造成经济的衰退、普遍的贫穷以及高度的国家控制。
这是海耶克用清晰的理论语言早就预言了的。而历史的进展一步步摊开了惊人的证据。
迟到的桂冠
为表彰海耶克在经济学上的卓越成就及其高瞻远瞩，1974年，海耶克与孟德尔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8年，海耶克已近八十高龄，与极权主义思潮搏斗一生的他，希望对极权主义来个总的清算。因此，他试图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正式辩论，辩论的一方是极权主义理论家，另一方是主张市场秩序的理论家。辩题则为：“极权主义是否是错误？”但由于某些技术性理由，譬如应当如何遴选极权主义的理论代表难以解决等等原因，因而未能实现这场大辩论。然而，这一设想却促使海耶克写出并发表了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负：极权主义的谬误》（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精辟而扼要地总结了他的基本思想，并作出了重要的发展和创获。被列于《海耶克作品全集》之首，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广泛注意。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海耶克对其一生的学术思想作了重要的发展。主要之点在於仔细绵密地分析了延续的秩序（The Extended Order）是人类群体生长出的奇迹般的极复杂结构，它介乎本能和理性之间，对人类文明的保存和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地位。这种延续的秩序是由一些中心价值和制度成规支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规范。
海耶克在书中对唯理主义作了空前坚决的拒绝。他集中批判了近代西方的四个基本的哲学概念：唯理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过去几百年间，这四种信条一直是科学的时代精神的代词。而海耶克在其晚年这部著作中，对上述信条批判之彻底与坚决令人大为惊讶。这同他过去对於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褒扬，对巴柏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同情都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照。他的逐渐疏离经验主义同他更深地倾心于不可知论构成了某种同步演化的思想历程。同时，海耶克也对在左翼思想阵营里极其时髦流行的“异化理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批判，特别仔细地分析了异化说是如何反对现代文明而又无法逃离现代文明的。该书还包含有海耶克的语言批判，这是他过去的著作里所罕见的。作者分析了在极权主义者影响下，我们的语言如何被变形被毒化。我们应如何应付，以免受这种语言的牵引而进入社会主义思考的陷阱。
要言之，海耶克在本书中，围绕“延续秩序”这个中心概念，总结并发展了他一生的基本思想，深化和修正了他过去的一些论点，特别是剔除了原存在于其思想中的经验主义成分，从而完成了他的独特体系。他强调指出极权主义正在迅速走向衰落，而这一现象特别发生在已经实施极权主义的地区，只有在那些地方才有机会确确实实地感受到这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幻灭，并使那些在西方一度时髦新颖的左翼理论成为笑柄，并被彻底扫荡之。
1984年，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提议和推动下，海耶克成为英国的荣誉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