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原籍奥地利，后于1931年迁居英国并于1938年获得英国国籍。他一生从事教学和著述，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先后执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西德弗莱堡大学等著名学府，主要著作有《货币理论和商业盛衰周期性》（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28？）、《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1937）、《利润、利息和投资》（Profits，Interest and Investment，1939）、《资本的纯理论》（The Puer Theory of Capital，1941）、《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哈里特?泰勒》（John Mill and Harriet Taylor，1951）、《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Science，1952）、《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1952）、《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和《法律、立法和自由》（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3－1979）等。1974年，鉴于哈耶克“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和冈纳?缪尔达尔（Cunnar Myrdal）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耶克享有巨大的世界性声誉，然而，他的这种声誉却是随着时代倾向的变化经历了几起几落之后才得以确立的。作为30年代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的杰出倡导者，他在关于凯恩斯《货币论》（1920）的论战中败下阵来，从此，他丧失了一流经济学家的地位。但这一经历却使他转向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取得极大的成就，他作为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其地位却是晚至70年代之后才得以恢复的。当时，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走向低潮，福利国家政策实践的结果令人反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凯恩斯主义坚定的反对才，哈耶克自然应运再起，他的经济学说也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1974年哈耶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以此为背景。此后，哈耶克无论是作为经济学家，还是作为政治哲学家，都一直处于一生中最辉煌的地位，而且他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美国，他成为正在兴起的“公民拥有充分自由权”运动的领袖；在英国，连公认最保守的撒切尔夫人也自称是哈耶克的信徒。
对于中国学术界，哈耶克的名字并不陌生。早在五六十年代，哈耶克的著作就曾由我国学者滕维藻等人译出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著作多属“内部读物”，印数甚少，流传范围有限，故影响不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有哈耶克的著作译出 ，但数量仅有一种。对哈耶克著作的译介状况，远远地与其日隆的声名不相符合，故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推出，对我国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哈耶克及其著作提供了条件。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本书为他赢得广泛的注意，他的世界性声誉就是由此奠定的。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应该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这一论点是从休谟、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历史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由此出发，哈耶克认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相反，它应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的特点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
这部著作从问世直到今天，一直在学术界中存有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本书本身的内在悖论。我们知道，哈耶克这本书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市场和其它非主观设计的制度所具有的“自发秩序”的特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不可避免地陷于社会进化和团体选择的争端之中。他对选择机制特点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不总是清楚的。这些论点的非理性特征与其高度理性的几近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所存在的这种缺陷，日后也为作者本人意识到，他在后来出版的《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曲中，多处涉及这个难题，试图将古典自由主义与“进代”的主题结合起来。至于这一尝试成功与否，尚有待评说，但哈耶克及其著作无疑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政治思想领域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对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要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哈耶克从多方面阐述了计划经济的弊病，从理论角度上看，其论点和探讨还是有某些启发意义的。从打破过去只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这一点来看，他的观点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其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此进行反思。然而，他把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为—谈，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加区别，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反映了他在概念上的混乱和立场上的偏颇。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哈耶克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对社会主义大加诬蔑，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和独裁，攻击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有同样思想基础，这是极端反动的。鉴于这种情况，读者在阅读时一定要加以鉴别和批判，以免为错误的观点所误导，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特别应当说明的是，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们征得滕维藻先生的同意，参考了他和朱宗风先生在1962年出版的中译本，从中得到很大的帮助，特此向滕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我们也冒昧地在有些地方采取了和滕先生不同的译法，并增补了滕先生的译本中漏译或删除的部分，尚祈滕先生和学术界同仁指正。是为译序。
王明毅 识
1997年3月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