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25年12月，斯大林发表了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时正好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辩论和关于中央组织政策的争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克鲁普斯卡娅发了言。她担心地谈到了党内状况，顺便也谈到了大多数人必定正确这一“理论”。这时给斯大林捧场的那些人便采取了行动。有人挖苦地祝贺托洛茨基有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这样一位新战友。她不知所措了……①
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66页。
加米涅夫表现得更坚强些。他向那些起哄者建议：“让我们达成协议：如果你们是受人委托要打断我的发言，那你们就明确讲出来……不管少数几个同志怎样高声叫嚷，你们决不可能迫使我保持沉默。”①加米涅夫作了反对领袖理论的发言之后，在结束时，他重复了自己的主要思想：“斯大林起不了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的作用……我们反对一长制的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
①同上，第244、248页。
刹那间，大厅里的人们全都愣住了。这是在被宏亮的、滔滔不绝的话声震惊了的观众在爆发出欢呼声之前常有的情况。此时此刻，总书记便使尽全身解数来准备自己的捧场者。早在20年代初他就已经为自己物色了捧场者。这些捧场者在中央全会的会议上，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为他效劳。这些齐心协力的小伙子们既能够支持总书记，也能够破坏任何一个党的活动家的发言。
“不对！胡说八道！”“拥护斯大林！拥护斯大林！”“俄国共产党万岁！乌拉！乌拉！”“党高于一切！”“斯大林同志万岁！！！”——捧场者们这样叫喊。
于是捧场者们把整个大厅的人都鼓动起来了：“代表们纷纷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一位女速记员这样记道。①
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75页。
在1927年7—8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先是嘲笑了加米涅夫，然后便提出了一些荒谬的论据来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文章《未来战争的轮廓》。总书记作出一种小丑的姿态——捧场者们便立即笑了起来。他们也没有忘记在适当地方发出“对！”和“可耻！”的叫喊声（这时讲演者便停了下来）。
当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比作……克列孟梭时，捧场者们便顺从地嘲笑起“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来。但是，这时总书记感到很抱歉，因为你要明白，他“不得不就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的攻击也讲几句话”。于是捧场者们便发出了喊声：“请讲吧！”①他们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接着，斯大林谈到了反对派在实行一种公开分裂共产国际的政策。“对！”——大厅里作出了反应。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页。——译者注
总书记引证了列宁起草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的一个地方，在那里谈到了反对派别分子的各种措施——直至开除出党。“这一点应当立刻就实行！”——捧场者提出了这种要求。斯大林说：“请等一等，同志们，不要着急！”①这里什么地方不象是在演戏呢？
①同上，第78页。——译者注
后来制定了一种捧场者根据各种不同会议（基层组织的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会议、全会的会议以及各级组织为讨论某个专门问题而举行的会议等）而起作一用的一套严整的制度。捧场者们可以提出或者否决某个候选人，可以称赞或者阻挡某个人提出的方案，可以把某个活动家捧上天或者是把他抛入阴间地狱——捧场者们能够作到一切，自然他们所干的一切都要得到首长①的首肯。对捧场者的管理成了一种艺术，一种学问。
①“首长”当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我决不允许有任何变革！”①。——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1926年逝世前不久曾这样说。而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反驳他说：“约瑟夫②同志，要知道变革已经发生了！”
①根据叶·德·斯塔索娃的《回忆录》（1963年）
②约瑟夫是捷尔任斯基的另一个名字。——译者注
从1926年起，斯大林开始从组织上来巩固他所实行的变革。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1927年12月）上，总书记从党的领导机关中赶走了75个积极的反对派分子，把某些党员开除了党。清除出党的一共有将近2000个人。斯大林把“联合反对派”的领袖们开除之后，在中央全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小小的表演，他说：“我认为，近来出现的一些情况使党必需让我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成为对反对派的某种抗毒素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反对派不仅已被粉碎，而且已被开除出党。但是我们手里还有列宁的指示，而列宁的指示是必需执行的。因此我请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请你们相信，党从这件事中只能得到好处。”全会自然又是选举这位演员担任总书记，而且是一致选举。
这一年是斯大林宦途生涯中发生转折的一年。他虽然还不是主宰者，但已经是领袖了。他对自己所精心挑选的中央委员会是如此有把握，竟然敢于在提到列宁的遗嘱时好象是提到一种过时现象似的。
这时斯大林作为一个掌握了一切蛊惑手段的党的蛊惑家已经完全成熟了。他已经能够独立地愚弄群众，成功地与竞争者相对立，能够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些真正的演说家相匹敌了。斯大林从教会学校里学来的那一最爱用的方法就是问答式的方法：对现成的问题用现成的回答。他无论在发表演说时，或者是在进行辩论时，当他以“即兴之作”来驳斥论敌们对他的抨击时，这种方法总是忠实地为他服务。在进行蛊惑煽动方面，斯大林表现出是一个进行急剧转变、玩弄意外手腕的大师。昨天被他讽刺的东西，到了明天就成为他所“得意的东西”，就成为一种大吹大擂的口号。对于政治上的竞争者和论敌来说，这种口号成了一种短鞭子。总书记巧妙地使用这种短鞭子把昨天的战友们纷纷赶出党的权力宫殿，去备受他的捧场者们公开恶毒地挖苦。
总书记还有一个特点：他教育党永远不要停止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这一点已经成了他的一个生活准则。斯大林在坚定不移地沿着权力的梯子上升的过程中，他不让自己的竞争者有一天喘息的时间。如果他今天给了他们以打击，那么他就立即开始准备给他们以新的打击。1927—1928年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和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准备好了他在党内所需要的道义上的气氛之后，在1928年初，他居然敢于对自己的主要竞争者使用公开的行政上的迫害手段。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送到了阿拉木图。将近30个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被从莫斯科驱逐到各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送到了卡卢加。
从历史的远景来看，应该把这些在党的生活中从未有过的措施看作是未来的全面镇压的预演。斯大林把一块试验石投进了池塘后，在岸上观察情况。瞧，波浪达到了岸边，但是……没有什么动静。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事情顺利地过去了！这就是说，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排除对手。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可以在卡卢加闲暇的时候尽情地诅咒忘恩负义的科巴。要知道不是他们尽心竭力地把他推上了权力的最高峰吗？季诺维也夫在编造和夸大各种“倾向”方面是特别有经验的。只要有人一提出一种不寻常的建议，发表一种独特的见解，季诺维也夫马上就会恶狠狠地发表一篇揭露性的演说，或者是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大块文章来反对“离经叛道者”，并立即向新出现的“反对派”宣战。弗拉基米尔·柯秀尔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他的这种手法发表了完全不赞成的意见。①相反，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的语言中伤却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季诺维也夫是他的勤勉的帮手，非常勤勉的帮手！左派反对派、右派反对派、旧反对派、新反对派、联合反对派……斯大林按下了所有这些键。一个以《党的统一》为标题的剧本就是这样编出来的。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03页。
1928年夏天，布哈林终于看清：科巴将把党引进死胡同，而且已经引进了死胡同；现在他正在消灭列宁的战友，而首先是消灭那些不合他心意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在寻找对加米涅夫的了解，并找到了对他的了解——他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应当拟定一些同盟者，考虑出一个反对这个残酷的篡权者①的运动方案。但是，事情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没有研究如何去实现善良的愿望，相互配合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每一个音乐演奏者奢望都很大，彼此的性格也不同。而主要的是他们错过了时机。党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中央机关即斯大林的机关的手中了。
①残酷的篡权者指斯大林。——译者注
与此同时，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交谈的消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中——窃听制度已经发挥作用几年了。在危急关头，斯大林总是行动先于语言。他选择了莫斯科党委会和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作为攻击的目标。当布哈林向共产国际例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自己关于国际局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时，已经有一些活动家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来纠正他的提纲了。有人已经散布出关于“布哈林倾向”的流言蜚语了。这种流言起初还是窃窃私语，后来就声音越来越大了……
过去斯大林使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满负荷地工作，如今他可以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任何失利都归咎于布哈林，从而把布哈林在党内的威信降低到了零度。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布哈林不知是由于他忍受惯了，还是由于他生来热爱生活，反正他还是继续积极地深入研究理论问题。1928年9月30日，他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观感》一文，文中着重指出了农民经济对整个国家经济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总书记则继续编织着阴谋的密网。这时布哈林在高加索休养。当他听说斯大林对托姆斯基进行僭言中伤的消息后，他决定要立即返回莫斯科。但是紧接着总书记下了命令，于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准布哈林动身，而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员、党的最高机关即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这样作又是什么事也没有！这一事实没有使任何一个人懂得任何一点东西。布哈林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回到莫斯科。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是“右派”的另一个领袖，当时领导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斯大林在充分掌握了党的权力和经过政治斗争检验的方法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一场反对这位工会领袖的运动。他把托姆斯基所信任的助手一个接一个地除掉了：有的被拉拢过来参加自己的机关，有的被调到外省。然后就开始在“理论上”对他施展诡计。一开始他指责托姆斯基使用了“不民主的管理方法”和犯了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过”。斯大林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给了托姆斯基以决定性的打击。①斯大林把自己的人安插进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中，投票结果，托姆斯基虽也进入了主席团，但他失去主席的职位。
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3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44页。
斯大林在逐个地收拾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同时，还操心如何进行伪装：要使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怀疑总书记是在消除自己的对手。不是的，他是在对“右派”进行一场原则性的斗争。此外，他在挑拨首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乌格拉诺夫的“强制行为”提出抗议时，表现出自己竟然是主张……对党的领袖实行来自下面的监督，主张进行自我批评。
当时即在1928年时，谁能够看清斯大林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揭露“右派”的运动实质上是一种挑拨行为呢？给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扣上的帽子看来都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其理由的充分竟使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在30年之后这样来奚落同志们，他说：“你们别再谈论什么‘右派反对派’了，那不过是一些幼稚的小孩子，他们和我们这些上年纪的忠厚老实的人不同，他们当时就知道他们是在同一些政客打交道。”说着他用头向用来装饰墙壁的总书记的肖像指点了一下①
①根据И．Ｍ．格龙斯基写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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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秋，斯大林致力于反对乌格拉诺夫的斗争。10月中旬，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党委会的会议上，第一次没有得到同志们的称赞。10月1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委员会的全会上掀起蛊惑性的煽动来反对“右派”。一个月后，他在中央全会上痛斥了“右倾”。但是他不赞成对倾向分子采取严厉的组织措施。他认为对倾向分子应当开展思想斗争。不过“各区积极分子有权罢免自己的书记”①。这就揭穿了总书记……
①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47页。——译者注
当压制“右派”的运动达到极点时，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决定提出辞职。①斯大林不可能预见到一切，但是，正确无误地随机变应、及时地实行退却，抓住合适的反击时机——这种艺术他已经掌握了。时机还末到来，因此总书记不得不劝说“右派”的领袖们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在这种罕见的形势下，要是他们能够把力量联合起来，对斯大林发动进攻，揭穿他的蛊惑家和真正派别分子的面目该多好。可是“右派”非但不这样作，反而同斯大林一起签定了表示政治局团结一致的提纲。②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在一次选定了注定要失败的家兔策略之后，便始终忠于这一策略，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具有与蟒蛇进行妥协的罕见的能力。
①Ｃ．科埃恩和布哈林《皇家六舟》1980年英文版第310页。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48—249页。——译者注
斯大林是能够得到平衡的。这是一种对自己有益的平衡，因为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被揭穿”了，他们的威信被破坏了，他们在莫斯科的拥护者被粉碎了。现在总书记也能够对误入歧途者加以宽恕。如果斯大林把自己的对手一下了都加以消灭，那么，斯大林也就不是斯大林了。还是在1928年，他恢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内的地位。而对于托洛茨基，他则进行了新的侮辱。总书记把这个从前的政治局委员在职务等级上降得低而又低（让他先后在中央租让委员会、第聂伯国家建设工程局及其他部门工作）的同时，还逐步地对托洛茨基准备了一种指责，说托洛茨基在所有地方都把工作搞糟了。于是，终于把托洛茨基从最后一个管理总局中赶了出去……
有时候看起来斯大林是在过分地编制着阴谋的密网。他掌握有几十种伤人的办法，他使这些办法同“和解”的行为交替进行。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年复一年地，慢慢地在权力的等级上，逐个地折磨自己的竞争者。
1910年春，奥古斯特·倍倍尔在自己70岁寿辰这一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种具有无穷力量的见解：“党员应当注视着党的领袖，不要让他们给党造成任何危害[热烈赞成]。对所有的领袖，包括我在内，毫无例外……都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表示不信任[喊声：好得很！]。”①斯大林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巴时，他曾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在倍倍尔的诞辰到来之际专门写了一份传单，向这位“亲爱的导师”祝贺。这份传单最后几句话是这样写的：“他的确值得做我们俄国工人的榜样，俄国工人特别需要许多象倍倍尔这样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倍倍尔万岁！”②3年之后，倍倍尔去世了。根据列宁的委托，格里戈里·什克洛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伯尔尼的这位革命家的墓前献上了一个花圈。20年过去了。科巴成了领袖，此时他把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要知道这位伟大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在1910年时讲的话也适用于斯大林呀，当时他说：“一位党的领袖只是在他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尽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为党工作时，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领袖……他以自己的活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而群众也就让他来领导党。但他只能以最受信任的人的身份，而不能以使群众盲目服从自己的老爷的身份来领导党……党不是为了领袖而存在，而是领袖是为了党面存在。”③对这些话斯大林“由于没有经验”而作了相反的理解。这样在他的身边也就没有一个倍倍尔来指点他，纠正他……
①《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协商的记录》（1910年9月18—24日在马格德堡作的报告）1910年柏林版第252页。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97页。——译者注
③《协商记录》德文版第252页。
1927年，斯大林访问了列宁格勒。在“新的反对派”被粉碎后，列宁格勒的领导换了人。1926年时领导省委的是谢尔盖·基洛夫，他曾作为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书记出席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由于急于巩固自己新的胜利，便在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束之后立即把基洛夫派往彼得格勒。眼下总书记是在进行一次外出视察。在他到达列宁格勒时，党的积极分子们集合起来去迎接他。然而对斯大林的迎接却是冷淡的。他在这里从来不受欢迎。
晚宴是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在基洛夫的寓所里进行的。共进晚宴的还有彼得·伊万诺维奇·恰金，他是基洛夫的老朋友，曾担任过《巴库工人报》的编辑，这时他在列宁格勒工作。晚宴是按高加索的方式进行的。斯大林把鱼块穿在铁针上，然后就把鱼肉串放在壁炉上烤。他们一边吃着鱼肉串，一边喝着纯葡萄汁酒。晚宴后，斯大林点着烟斗抽起来。他们谈到了各种困难，谈到了党内情况。还回忆起了列宁。
基洛夫悲痛地说：“列宁的逝世对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我们大家应当团结起来，力求用集体来代替伊里奇。”斯大林照常在屋子里散起步来，同时一言不发地听着。后来他说：“是的，当然，中央，集体，这一切很好。但是俄国的男子汉是拥护沙皇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他在说这些话时，把食指向上一指。谈话中断了。两个交谈者都感到震惊。①
①根据彼·伊·恰金的《回忆录》。
“一般说来，是否可以在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富有革命传统的党内‘攫取’权柄呢？”①——这是斯大林于1927年9月2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与托洛茨基进行辩论时提出的一个修辞性问语。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他不是用话语来回答，而是用行动来回答。他认为，只有他斯大林才能够担负起麻烦的使命——使“俄国的男子汉”感到满意。因为到处都是这样一些无爱国心的和无骨气的知识分子……不，男子汉们显然由于斯大林同志而走了运。他在执行时代的命令时，起初是使党的政权机构服从于自己，到20年代末时，他已经攫取了政权本身。总书记这把交椅比较容易地为他所得。后来，他由于善于玩弄阴谋而使这把交椅成了中央机关中主要的东西。剩下来要作的就是为了实现“男子汉的幻想”而把总书记的交椅变成专制独裁者的宝座了。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37页。——译者注
热月政变已经开始了——阿·阿·越飞在1927年11月自杀前不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从19世纪末就参加了革命运动，他是列宁的战友，在苏维埃国家的创建者——列宁在世时，他就看清了斯大林这个篡权者和革命的掘墓人的真面目。他在临死时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中责怪托洛茨基说：“你一向是正确的，但你一向退缩。”斯大林未能把这封信隐瞒起来，这封信被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为这封信写了一个前言，在虚假的悲痛后面可以感觉到对死者怀有一种恶感。①
①《布尔什维克》杂志1927年俄文版等23—24期。
在俄国实行了热月政变的那个人①把对党所发生的热月蜕变的谴责叫做“愚蠢的鼓动”。总书记本人是不从事愚蠢的鼓动的。他以统治者的坦率态度在1928年11月谈到对“托洛茨基派的骨干”②的逮捕时，认为这是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的一项措施，是议事日程上的一项措施。
①“那个人”当然是斯大林。——译者注
③《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38页。——译者注
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总书记暗示可以在无产阶级专政上制造裂缝。①斯大林在后来的几年里，一直在扩大这种裂缝，直到他经过裂缝，爬上他梦寐以求的宝座为止。象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建设原则，在斯大林手里相当快地变成了全面的集中制，而关于党的统一和党的的纪律的各项决定，则束缚住了来自下面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使得下面的普通党员群众无法对领导人提出批评。不只是不同的说法和写法，就连不同的想法，都成了反党罪行。产生斯大林时代的客观原因可以罗列一大行，而主观原因呢？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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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之成为斯大林，不只是由于很多历史情况。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具有战斗精神，生来反对脑力劳动者，看来他在各方面都比不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几百个卓越的党的活动家。他们具有许多明显的优点：教育水准高，文化水平高，有演说家的才能。斯大林超过他们所有人的地方是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坚定的目的性。他罕见地兼备了各种最具有侵犯性的品德：生性狡猾而诡诈；极端的放肆无礼和恬不知耻；蔑视人和人类；经过精心考虑的残酷行为。没有这些品质他是不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但是我们还没有穷尽斯大林那多种性格的一切特点。
约瑟夫·米加施维里是在家乡即在外高加索开始革命活动的，但是在任何地方——在第比利斯、巴库、巴统——他都未能住惯。当地的布尔什维克们很快就了解清楚了这个好勾心斗角的追求名利地位人。于是大家就躲开了他。
邵武勉①、波格丹·克努尼扬茨②、奥拉赫拉什维利③、马哈拉泽④未能把斯大林的情况预先告诉列宁，因而使得“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⑤”很合他的心意。这使党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①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邵武勉（1878—1918年）是高加索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巴库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任高加索事务特别委员、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党中央委员等职。——译者注
②波格丹·克努尼扬茨（1878—1911年）是巴库人，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译者注
③伊万·奥拉赫拉什维利（1881—1937年）是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从1921年起，历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译者注
④菲力浦·耶谢耶维奇·马哈拉泽（1868—1941年）是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的创立者之一。1921年起历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格鲁去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等职。作者在这里列举了这4个人，是因为这4个人都是高加索一带的革命活动家，他们对斯大林的过去和底细是了解的，但他们都未能将斯大林的情况及时告诉列宁。——译者注
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243页。——译者注
列宁和斯大林所追求的目标是各不相同的：列宁是为革命而工作，科巴则是为自己而工作，对他来说，革命是报复社会的手段（因为他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也是满足他的贪权欲望的途径。
他们使用的手段也是各不相同的：斯大林使用的手段是玩弄阴谋诡计，进行挑拨离间；他对于站在通往政权之路上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外人还是“自己人”，都要进行压制并将其排除。一个潜藏的罪犯混进了职业革命家中间。
斯大林还有一个性格特点。他性子很烈，容易冲动，血气很盛。他早就知道在上层人士中要谨慎小心，因为事情总是由他们决定的。他是一位能够自制的真正英雄，他冷静、持重、行动谨慎。他作为一个不可遏止的剥夺者和强盗，给自己戴上了宫廷礼仪的沉重的精神枷锁。他作为一个技艺高明的伪装者，极其逼真地扮演着一个英明而敬爱的领袖和各族人民之父的角色。在彻头彻尾的伪装者的一伙人中，他是首屈一指的。斯大林作为一个演员，不需要专门的导演，他无论在台前或台后，都感到自己行动自如。
斯大林是一个在政治领域方面天资极差的人，但他却硬是要培养自己具有演说家、党的领袖和导演的品质。然而他的观众却一点也不为他的表演感到激动，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相信在主要舞台上演员们步调一致地所讲的一切以及按照剧情规定来表达“自己的”称赞或指责所讲的一切。
20年代在党的生活中充满了无休无止的争论，但这并没有使总书记有所触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些非常爱好争论的人。在20年代初期，辩论的声音响彻于各种各样的会议，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列宁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争论者。在这种环境下，斯大林的那种保持沉默的本领是惊人的。他把几十年来养成的沉默寡言的作风变成了一种锐利的武器，使他能够在屡次的政治战斗中获得胜利。还有就是我们已经指出的斯大林进行统治的本领。他把自己的这种本领提高到了与无伦比的艺术水平。
在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一个最大的轮子而已。但是，这个评价是片面的和数量上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列宁逝世后，只有斯大林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大概他在领袖逝世前很久就知道这些了。他本能地嗅到了克里姆林宫中散发出来的政权味。于是斯大林坚决遵循已经提出的任务，以其全部的巨大精力和极高的适应能力来实现这一任务。
斯大林是一个幕后玩弄手腕的天才，是一个既狠毒又狡猾的人。这个在克里姆林宫中巧妙地搞阴谋诡计的人并不是一个“灰色的斑点”（托洛茨基的说法），也不是一个蠢人。他不是一个妄想者。一位历史学家正确地发现，革命通常是那些忠诚的、献身于崇高理想的人进行的，而胜利的果实到后来则为狡猾的人所享有。在俄国，这样一个狡猾的人就是斯大林。他是狡猾人中的最狡猾者。
谁也没有去制上他，而且谁也没有打算认真地去作这个。那些口才卓越的领袖们在各种会议上像夜莺似地唱得娓娓动听。但是两只夜莺在一根树枝上是不能够歌唱的。然而你看，这里有多少只夜莺飞到一起来啦！……它们不知道那个打断‘引门的呖呖啼啭的人，日后要拨光它们的羽毛，然后就逐个地把它们分别塞进鸟笼里，把它们憋死在里面。那个人就是克里姆林宫中的捕鸟者①，他将在毫不留情的暗探局那急促的击鼓声中来作这个。于是任何一个人再也听不到那质朴的呖呖啼啭了……
①“克里姆林宫中的捕鸟者”自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俄国的优秀儿女们一代又一代地为争取民主而战斗，但是他们却终究未能使人民培养起对民主的兴趣。官僚主义蜕化的过程是作为独裁的结果而开始的。斯大林为这一过程开辟了航道。他在控制住客观情况之后，便狠狠地用马刺刺马快跑，并能第一个到达终点。
斯大林亲自为自己锻造了克里姆林宫的王冠。当帮手们——莫洛托夫辈、卡冈诺维奇辈、古比雪夫辈、加里宁辈、伏罗希洛夫辈、米高扬辈——在尽心竭力地煽风箱和搬送煤块时，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进行争论（党是否需要一个领袖？这好不好？）时，这个铁匠①却在一直不停地锻呀，锻呀，不让金属冷却下去。并且他以宽厚的态度让那些才能出众的人把自己窄脑门上面的汗水擦去。
①“这个铁匠”自然也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十月革命后，10年过去了，而俄国还依然明显地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再拿战后的经济破坏作借口，已经不合适了。应当建设点什么才是。可是建设什么呢？又如何建设呢？新经济政策使人民摆脱了饥饿，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活力。按照列宁的想法，新经济政策应当加速重工业和社会主义农业的建立。斯大林并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要制定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纲领，对他来说是一项力不胜任的任务。他看到，那些被叫做“富农”的富裕农民已经迅速地发展起来，变成了农产品的主要供给者。1927年底，粮食严重缺乏，原因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余粮，指望到春天粮价提高时再卖出去。“反对派分子们”早在夏天时就建议用强力来没收粮食。但是政治局没有采取这项措施。总书记本人在1927年12月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表示赞成在农村实行温和的政策。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1页。——译者注
但是，瞧，代表大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党已经清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于是斯大林便向各地发出了一项命令：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采取一切方式完成粮食采购计划。“反对派分子”的建议还是有用的！斯大林的指示使他的那些地方官们可以放手去干了：为了保住政权，他们现在能够、而且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斯大林于1928年1月6日在发出这项既是指示又是命令①时，他就已经是作为一位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之上的领袖来行动了，他能够独自作主突然改变党的政策。而为了使自己有害的行为具有威信，总书记便宣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是一次集体化的代表大会，并以这个伪造的特征将这次代表大会载入党的历史。
①Ｃ．科恩的上述著作，第289页；ｏ．拉齐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载于《共产党人》杂志1987年俄文版第18期第87一88页；Г．博尔久科夫和巴科兹洛夫合写的《尼古拉·布哈林》，载于《共产党人》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13期第97页。
就在这时，斯大林到外省去视查了一次。不，他连一个村庄也没有访问，连一个农民也没有会见。他到了新西伯利亚、巴尔瑙尔和鄂木斯克，他对许多党的书记进行了训斥，责备他们粗心大意，软弱无力，同富农“搞到了一起”。在州和区的范围内，以及在村镇的基层机关里，有1000多个工作人员被扣上这样的帽子而解除了职务。很多人被开除出党。①这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访问。领袖这样对待人民的情况，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斯大林发出的许多指示都充满了愤怒和不耐烦。总书记要求各地方党组织要采取一切手段来保证粮食采购任务的完成。
①《真理报》1988年8月26日。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要逐步地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可是3个月之后，斯大林就号召同一富农的危险”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这是农村爆发国内战争的信号。没收和使用暴力的浪潮席卷全国。甚至对贫农也大肆逮捕并普遍地没收他们的粮食。在北高加索产生了许多特别三人小组，这是未来的特别会议的雏形。
但是，不久就清楚了：靠使用恐怖手段，既不能提高粮食收购量，也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而只会加剧农业危机。所以早在夏季时斯大林就已经放弃原来的作法了；因为使用行政压力、“违反革命法制”和进行镇压——这些都被宣布为不能容许的和有害的措施。总书记由于预见到丰收在望，便答应农民为他们运来工业品和提高粮食收购价格。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就是用这种精神支持的。①这是一次新的曲折。因此人们不能立即了解：总书记是在以什么身份出现的。是呀，要知道这已经是在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统治者指导下发生的事情。于是这种情况被叫做“大棒加胡罗卜政策”。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79页、181—182页。——译者注
新的一个冬季到来了。当经过计算，了解到收入为数不多时，便又……实行起大棒政策来。接着就发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指示。这时，很多富裕农民把自己的财产都卖光了，其余的富裕农民缩减了播种面积，但是第二轮的剥夺所得到的粮食依然很少。因此，1929年春天的情况便陷于停滞不前状态。没有粮食和食品。在城市里实行了凭证配给制，这是饥饿的预兆①。种种失败未能使斯大林清醒过来。他在寻找出路，他觉得他在立即实现农业集体化方面找到了出路。
①Г．博尔久科夫和Ｂ．科兹洛夫合写的前述著作，第101页。
1927年，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方针是：逐步发展一切形式的合作制，而不只是发展集体农庄。还制定了由国家来援助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的计划。后来（直到1929年春天为止）党所作出的一切决议都重申了这条路线。总书记在这方面也发表了十分明确的意见。在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的前一天，即在1927年11月5日，斯大林要外国工人代表团确信，农业集体化将采取经济、财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办法，逐步地加以实行。①可是到后来，却把鞭子拿在手中，抽打起执拗而任性的马来！领袖在向头脑简单的人发表的许下很多诺言的讲话中，宣布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和严格遵守党的路线，而在那些不是为了刊登出去而发表的讲话中，他却命令地方工作人员要使用凶狠而快速的手段来改造农村。②农业集体化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谨慎的，因而是能够实现的）如同一张废纸一样被扔掉了。连后看一下都不后看，就向着全盘集体化前进了！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90页。——译者注
②见O．拉齐斯的前引书。
……副财政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分析了全国的财政状况和经济状况后，报告说，全盘集体化和用强制手段没收粮食的政策导致了播种面积的减少。实行这项政策对我们不利，其结果将是取消新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列宁打算要实行很长一个时期。斯大林猛烈地抨击了弗鲁姆金，并决定：把这个爱抱怨诉苦的人撤职！
总书记继续弄弯自己的路线。他把愿望当作现实，把发生危机的1929年宣布为“大转变的一年”。他的一篇发表在1929年11月7日《真理报》上的文章就是以此为标题的。如果把这种响亮的话语同微小的数字加以对比——实行集体化的农庄占全部农庄的7．6％①，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6％——那么，从“大转变”中所剩下的，除了雄壮的号角声而外，就什么也没有。集体农庄的竞赛开始了。如果一个地区保证要在1930年秋季到来时完成集体化的话，那么，邻近的地区就向中央委员会发誓要在夏季就实现斯大林的指示。很多地区的领导人、甚至很多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春季时就到达了终点，并把这种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同志。
①《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1册第607页。
已故作家、《黑与白》小说的作者鲍里斯·诺里尔斯基证据确凿地、有根有据地、简简单单地描写了普遍集体化的作法。一个地方上的格伯乌头目米亚基舍夫教训特派员米哈伊尔·谢多伊说：“你实行你的集体化，我搞我的登记造册。我同别利亚耶夫卡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不列入你的名册的人，就一定列入我的名册，让身份证见鬼去吧。因此你也别那么紧张，只要你轻轻说一声，就可以列入我的名册了。这样，你那里是百分之一百，我这里也是百分之一百。一百加一百是二百。你明白了吗？”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冒险行为，因为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专家、没有最必需的一切而要组织起几千个集体农庄，这只能是纸上谈兵。可是，在不可能实现的时期内所实行的普遍集体化却被宣布为党在农业方面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这个时期的标志是产生了一种摆样子的作风，暴露出斯大林时代必然的本质属性。这种摆样子的作风原来是不可遏止的，经久不衰的，因为它已渗入了经济领域，接着又深入到科学、文化和日常生活等领域中去了。
大肆吹嘘的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对农民来说，变成了一场极大的灾难——干百万人沦为乞丐，备受凌辱，纷纷死去。当时最急剧的政治变革之一就是：到处都下命令不仅要培植集体农庄，而且要培植国营农场，甚至要培植公社。斯大林在1929年12月所号召的正是这种培植。①农民们开始把粮食藏起来，把牲畜和家禽杀掉。哀怨之声遍及各个村庄。于是对暴力的反抗事件发生了。被总书记所挑起的这次战争日益扩大。仅在1930年初到3月中旬这段时间内，就发生了2000多次农民的武装暴动。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第132页。——译者
②《真理报》1988年8月26日。
而国内的粮食越来越少。斯大林不得不再一次实行退却。新的（按次序来说，已经是第几次了？）曲折被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总书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30年3月2日的《真理报》上。原来是某些同志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毫无道理地加快集体化的速度，忘记了自愿的原则。斯大林的表演只不过是一种做作出来的姿态。他本人没有感到有任何可懊悔的。许多地方领导人被宣布为犯了“冒进”的罪过。总书记没有打算对自己的政策作任何改变。10年之后。同样的灾难也突然降临到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农民身上。而那些不满的人则被送到扎波利亚里耶的集中营去。
当时，即在1930年，斯大林为了使自己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具有分量，具有指示一样的效力，竟下令对许多地方干部由于其“左倾冒进”而进行审判。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曾经以顽童般的兴奋心情参加过消灭“富农”的活动，在参加这种活动中他们生平第一次得到了马裤、皮夹克和梦寐以求的纳甘式转轮手枪。而纳甘式转轮手枪代表着支配人的权力。斯大林在组织对农村的大洗劫时，他所依靠的是基层干部中那些贪权的人和向上爬的人所组成的一支大军。“粮食是用脊背背来的，也是死乞百赖地搞来的。”当年在农村里产生的这句谚语，注定要流传很长时间……
※ ※ ※ ※ ※
下面一件事情发生在莫斯科的一个郊区。“区委书记佩图霍夫打电话给州党委会说：‘我这里发生了暴动！请派军队来。’州委书记米亚索耶德回答说：党不允许任何人张惶失措，接着他下命令说：‘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着，我马上就到。’
米亚索耶德同志来到后，建议区委书记同自己一起前往暴动发生地点。佩图霍夫拿起了纳甘式转轮手枪，把手枪皮套套在皮带上，作好了准备。
“不要带任何武器！’领头的表示反对。但是如果不带武器，佩图霍夫坚决拒绝到村子里去。
两人争论了很久，最后达成协议：佩图霍夫把手枪藏进口袋里，无论如何不许使用武器。他们二人来到村子后，把集体农庄庄员们集合了起来。他们有100来个人，聚集在一个狭窄的木房子里。《真理报》上的那篇文章（指《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本书作者注）他们都知道了，因此他们一致要求：
——‘解散集体农庄！’
——‘为什么要全部解散呢？’州委书记问。——‘让每个自愿退出集体农庄的人交出一份自愿退出集体农庄的声明书。’
——‘不行，’——人群中有人回答。——‘你先把集体农庄解散，然后谁愿意成立新的，就让他去成立……’
他们就这样一直叫喊到第二天早晨4点钟。在马哈烟烟雾弥漫的情况下，看不清人们的面孔。一帮人把两位书记逼到了墙边，眼看就要掐死他们，撕碎他们，说：
——‘只要不解散集体农庄，我们就不放你们！’
这时佩图霍夫抓住了纳曾式转轮手枪，而领头的抓住了他的手。但是，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便只好让步。当他们刚一宣布解散集体农庄，农民们就要求退还种籽。
——‘这事我们无权决定，’米亚索耶德立即想出了办法来对付。——‘种籽问题，由区执行委员会决定。’
而农民们坚持己见，他们说：
——‘只要我们拿不到种籽，我们就决不放你们。’
有几个人自愿地急忙去找仓库保管员，但是仓库保管员已经溜掉了。到了早晨，大家都累啦，连那些喊叫得最凶的人也累啦。这时，宣布了成立新公社的登记。进行登记的只有7个人，都是‘贫农’。最后把两位书记释放了。至于种籽，区执行委员会自然没有退给他们。既然当局已经把所有的地界都开垦了，又没有马匹，那又怎么耕地、怎么播种呢？农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
而佩图霍夫却向莫斯科委员会交了一份声明书，指责米亚索耶德解散了集体农庄。但是，区委书记就在那个月里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捕了，而州委书记却因此而得了救。”①此事的结局是符合时代精神的。
①根据Д．Ю．佐里娜（1917年入党的党员）的《回忆录》。
还有一个曲折——这就是中央“关于同集体农庄运动中党的路线发生的偏差作斗争”的决议。一个伟大的幽默家想出了这样一句话：怎么能够弄弯从来就是弯曲的路线呢？一个伟大的门外汉①拿定主意要在正是开始播种的春季来解散用强制手段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谁能计算出又要遭受多少损失呢？谁能说得出除了钉得严实的木房而外，由于以往实行集体化而把一切都搞个净光的地区有多少呢？这真是名副其实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上大规模的障碍回转。②
①“一个伟大的门外汉”指的是斯大林。——译者注
②障碍回转——乘皮艇或划艇沿有天然障碍或设有人工障碍的激流河道或特定小道内进行的一种运动。这里用来讽刺斯大林强制执行的、遭受到巨大损失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译者注
在有些地方，一些嗅觉相当灵敏的党的官员把领袖发表的意见看作是一种宣传手腕，因此他们不准许各邮局把刊载有斯大林的文章的那一期《真理报》寄出去。只是在把所有的地界都加以开垦，使得被强迫赶人集体农庄的农民无法再恢复自己原来份地的地界时，地方当局才准许居民了解《胜利冲昏头脑》一文的内容。在北高加索的捷列克区，他们就是这么作的。有一个当时区的领导干部后来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被关了17年，但是他在临死时还炫耀自己在1929年时是如何英勇地欺骗农民的。①真是不可思议的时代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产儿！
①И．Л．斯塔罗帕诺夫的《回忆录》。
但是，无论在区委会里，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里，都有一些干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他们削弱了对农村的压力。那些忠厚老实的人倒霉了！他们由于赞成“妥协政策”、赞成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而被开除出党．实际上则是由于他们没有深刻地体会到领袖在当前玩弄的天才手腕。几年之后，他们戴着“右倾分子”的帽子去了毁灭性的集中营。
但是，即使年当时那种骇人听闻的条件下，也还是能够挽救一些东西的。1930年9年3月，很多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作为观察员和新的纠偏路线的传达者纷纷前往外省。4月初，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来到了乌克兰。他访问了季诺维也夫斯克民族区。①陪同他的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在这个民族区里，“鹰犬们”行凶作恶的情况比较轻，剥夺行为和强制合作化的情况没有触及到基本农民群众。而挑选出来的党的领导干部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叫喊得恰如其分，也不过于残酷。总之，这里的农民们算走了运。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地区的集体农庄在3月份宣布大赦之后，没有立即垮台。这时刚刚结束了春播。这使奥尔忠尼启则极为惊讶。
①季诺维也夫克是从前的伊丽莎白格勒。基洛夫被害后，叫基洛沃，从1939年起，叫基洛夫格勒。
“你们是怎样既没有上面的指示，也没有问任何人，就开始了春播？”他问一个地方干部，“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谢尔戈预先表明了态度。“我不能有别的作法。你们莫斯科在3月25日这天是什么天气？是严寒吧？而在我们这里的草原上，地蒸汽在不断上升。就是说，得赶快播种。”“自觉自愿的情况怎样？”谢尔戈接着又问，“你们这里真的一个人也没有退出集体农庄吗？”“很多人想退出，交的申请书一共有1500份。全区有20万个农户。我们决定凡是愿意退出的都准许退出，但是得供给他们种籽，分给他们土地。围绕这一点又开始了纠纷，冲突激烈得眼看就要达到杀人的程度。而播种是不能等待的。我们把所有区委书记都召集起来，进行商量，决定在春播前所有集体农庄都要召开大会。到处都建立起委员会来检查加入集体农庄时自愿原则遵守的情况，检查越冬作物情况和给马钉马掌的情况——这样的委员会一共有16个。州委书记出席了一个集体农庄的大会，会上，在集体农庄庄员积极参加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个全州的工作细则。”
谢尔戈全神贯注地听完了他的讲话，然后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怎样对待愿意退出集体农庄的人呢？”回答是：“很简单。我们决定先进行播种，然后再召开第二次庄员大会，由上面说的那种委员会作报告。当全州播种完毕，农民把自己的劳动投入地里时，他们确信，确实不会有任何人来强迫他们，有1100个人收回了自己的申请书。其余的人我们让他们离开了集体农庄。”“是的一啊一啊……”谢尔戈拖长了声音。“要是各个地方都进行得这么顺利，那该多好！”“我们这里也有不顺利的事。有人告诉过你们吗？有一个村庄根本不想播种。那里住着一些古老信徒派教徒。怎么办？我把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叫了来，命令他一清早开去5辆拖拉机，把古老信徒派教徒的地都播上种。我们就这样作了。”①
①根据А．Б斯涅戈夫的《回忆录》。
根据一切情况可以看出，谢尔戈确信，不能把地方上的领导人变成一些不加思索地去执行某种最高意志的人；在农业中也象在任何经济中一样，对于主动性和自觉性，不应当制止，而应当鼓励。同谢·奥尔忠尼启则（他是少有的人中之一，但我们也不去把他理想化）是可以开诚布公地、坦率地交谈的。让这个州的领导们对自己所采取的英明措施陷入一种愉快的迷惘不解的状态吧：在实行斯大林的残酷政策的环境下，任何一项不合乎标准的措施都可能使人觉得是一种英明的措施。
在农村政策中最可怕的东西，说到底，就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如果注意一下斯大林所发表的那些指示性的言论，那就会发现，反对剥夺富农的不仅有列宁．而且还有这位“伟大的列宁事业的继承人”。“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①——这是斯大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声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能这样来谈论这个问题。这和任何号召剥夺农村富人的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是不同的。但是，突然之间，同一个斯大林在1929年12月27日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会议上却宣布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口号！②“消灭”一词牢固地变成了一个日常通用的词：消灭富农，消灭在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政策中的错误，消灭落后，消灭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消灭……消灭……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6页。——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40页。——译者注
可以把新的曲折说成是总书记的健忘：他忘记了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忘记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存在，忘记了已经建立起来的许多专门委员会……不久前“全国”和“全行星”庆祝了总书记的五十寿辰。什么称颂赞扬他的话没有讲呀！这些他是记很牢的，于是他使用自己的权力，使用“各族人民的领袖”的权力，命令着手干一项事业，干一项极其符合他心意的事业，这就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一两个月之后，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向各地下达了一项指示：中央建议不要不加区别地一下子把所有个体户都加以剥夺和消灭，政府的工作细则中将谈到“灵活性”。制止恐怖行为的微小的企图……
据官方计算，全国的富农户有将近100万个。如果把富农作为一支真正反革命力量来谈的话，那么它的基本群众曾在白军队伍里作过战，并同白军一起退却，后来便迁到国外去住了。真正的富农没有去等待贫农阶层的代表把他们的家产抢光，把他们本人枪毙。他们早就把自己的财产卖光，同自己的儿孙们一起，投奔城市无产者去了。因此剥夺者和讨伐者的主要打击实际上落到了中农身上。
仅仅在一年之中，就有近300万“富农”及其家属和“富农的帮手”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人被枪毙，几万人被送到集中营去消灭。凡是靠自己的劳动或儿孙们的劳动积攒起富裕家产的劳动者，都被划入“富农的帮手”这个范畴。任何一个无意之中附和了“富农”的人或者是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也被归入“富农的帮手”之列。总之，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中农还是雇农，只要邻居“记恨”他，他也就算作“富农的帮手”。很多执行斯大林指示的人都被卷进了这个漩涡。于是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同没收富农分子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的人在有刺的铁丝网的后面相遇了。在那里，每一个死人也都获得了一块与活人数量相等的冻结的土地。战争是为了消灭人而进行的，也是为了进行全面的掠夺而进行的。斯大林进行的这场浩劫阻止了中农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了中农，合作社就成为穷人的合作社了。不久，政府发表了一项决定：把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的财富转归集体农庄所有、邻居掠夺邻居，把一切东西全都拿走了：大车、斧子、瓦罐、镜子、靴子、母猪、母鸡、茶炊、被子、头巾……邻居掠夺邻居，斯大林挑动了穷人同富人斗。分而治之！还是邻居掠夺邻居。起初是掠夺富人，后来是掠夺所有的人。所有掠夺来的东西（害羞的历史学家们后来说成是“剥夺来的东西”）都无条件地落入了斯大林的粮囤。哪里有富农和中农之间的界限、中农和贫农之间的界限呢？连克里姆林宫里面的人都不知道这种界限在哪里，更不用说农村里的人了。干这种掠夺勾当的是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是被动员起来的工人、共青团员和地方官员——这是整整一支大军。
我记得1944年春天的情况。我们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从莫斯科开往北方。究竟开往北方什么地方——这只有押送队才知道。我们坐的火车缓慢地在爬行，在各个车站的备用线上要令人痛苦地停留很长时间。我们已经经过了维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科诺沙，每过了一站，关于最终地点的不同说法就减少了一个。很快到达了科特拉斯，从这里往前行进有两个方向——一个向维亚特卡（这个古老的城市后来用被杀害的基洛夫的名字来命名），另一个向伯朝拉。一些富有经验的惯犯已经回忆起了伯朝拉的羁押犯人的监狱，唱起了令人凄惨悲哀的集中营的歌曲。要想从北极圈以北的集中营跑掉，这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事。他们坐在三层双套马车最上边的一层。头目们坐在用钢栅栏钉住的一个正方形的小窗口的旁边。他们的位置舒适，宽敞。他们可以尽情地抽烟，“放开肚子”吃东西。他们交谈时声音很低，他们表现出一种消极无为的情绪。
在第三层，那些公子哥儿和犯刑事罪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们的嘈杂声传不到这里。我们的普尔曼式车辆是一个放在4根轴上的木盒子，里面塞进了100个犯人，他们是莫斯科各监狱的新产品。聚集在一起拥挤得不能想像的、在一个来月中乌龟式的前进中消瘦了的“政治犯们”（他们多数都不知道任何政策）和那些从来都不阅读战时颁布的大量命令的“扰乱社会治安犯们”——所有这些遭到残酷折磨的人都在暗处蠕动。他们本能地推测着发给口粮的时刻——口粮是粘土似的面块，带有一点面包味。政治犯们早就抛弃了自己的家用物品。没有来得及将家用物品换成马哈烟的人，他们的最后一件上衣、裤子、鞋子就被人偷走了，或者简直就是被人抢走了。而现在在这二层的简单板床上，这些私人衣物却被拿来赌博。所有放到赌池里的东西，渐渐地落到了彼得这个机灵鬼的那个角落，彼得是一个灵活而不易抓住的人，厚颜无耻的人和走运的人。有人认为事情不在于走运。可是在他赌博弄鬼时却没有被当场抓住过。为此他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惩罚，但那不过是羽毛戳肚子——微不足道。彼得这个机灵鬼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小偷，不过他的档次要低于处在上面一层的那些人。
……在过了乌赫塔车站，距离伯朝拉还有250公里的时候，彼得倒霉的时候到了。年岁大一些的小偷把他叫了去，掏出自己的一付纸牌来同他玩，于是一会儿彼得这个机灵鬼就输个精光。他所弄到的一切衣物，摞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墙角处，墙的上方挂着一个装有烟丝的荷包。别人让他抽烟，说彼得你就象通常那样，抽吧……
在我们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中的那个窃贼头目未必能模仿出斯大林在30年代时的样子来。但是他们两人却都是按照盗窃界的标准来行事的，这也就是他们两人的相同之处。其不同之处则是在盗窃的范围方面。科巴一斯大林也是从小事偷起的——他抢劫邮局，抢劫轮船上的现款……他从这些“剥夺”作起，最后发展到对全国农民的大剥夺。他的成功的时刻到来了。他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和怀有政治野心的掠夺者。完全是由于他斯大林的那种天才的远见，才及时地消灭了富农这个敌对的阶级。他在红旗的掩护下对农村进行了大洗劫。在所有这几年中。那些热心效劳的思想家们，曾经制定了许多个变幻无常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和消灭富农的纲领，他们就这个抽象公式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展开了争论，还非常狂热地引证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在引证时也展开了一番争论。他们只是在如下一点上意见一致，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是在伟大的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
在集体农庄处于灾年时所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是要分裂农村。但是，在斯大林看来这还不够。他在煽动农民发生内讧时，还企图使传统上形成的牢固的农民家庭也发生分裂，企图利用少年儿童来同“富农”和“富农的帮手”作斗争。在乌拉尔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个男孩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富农父亲。这个男孩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的“功绩”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儿子出卖了父亲，因而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碑，并且还编了一些歌曲来歌颂他。政府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范例来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少先队员。
而给那些被流放的或被枪毙的“富农”的子女则准备下了一种可怕的命运。凡是戴上“富农的儿子”、“富农的女儿”这种帽子的儿童，对于在国内获得普遍的教育这一点，是连想都不用去想的。“被褫夺公民权者”——这是那个残无人道的时代所产生的又一个新字眼。几百万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农民，几百万农民的子女被剥夺了一切：房屋和粮食，自由和公民权。
农民家庭出身的党的工作人员或苏维埃职员——在全国，农村居民占优势——在报告自己的经历时，总是竭力强调自己的父母是真正的贫农。他们在履历表中则写上“出身于无马户”。这标明他是可靠的。正如在往昔时代贵族出身的人是可靠的一样。谁如果提到自己的父亲是中农，他就要立即受到审查。而出身于富农的人是连填表都不能填的。
很多被调进党和国家机关的青年人以及被调进军队和保安机关的青年人，由于他们是斯大林在农村进行大清洗的见证人，所以他们牢牢地掌握了一条：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已经在精神上作好了遭受大恐怖的准备。
1932年时，鲍里斯·帕斯特纳克决定跟随其他作家到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去体验生活。他想写一部描述社会主义农村的书。他说：“我在那里所见到的情况，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那种残无人道的、难以想像的灾祸，那种可怕的苦难，好象已经成了一种不实际的、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病啦。整整一年都睡不了觉。”①
①《新世界》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6期第208页。
……当局剥夺农民是第几年了，消灭农民是第几年了，实际上当局简直是在杀害农民，迁移农民，使他们定居务农，而粮食收购量却越来越少。在北高加索，竟发生了把整个村庄、整个集镇都强迫迁走的事情。但是，就是使用这种极其残暴的手段也无济于事。提高粮食、肉类、蔬菜的收购价格倒是可以试一试的，因为这些食品的收购价格只是零售价格的1／10。但是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工人和农民，这与社会主义建设者有何相干呢？斯大林鼓励不管收成好坏和有无储备而硬是要把农民的粮食拿光的作法。很多集体农庄连种籽储备都没有了，在普遍搜查之后，农民的小木房里一无所有。只有带把的杯子、小水桶、碗和这些物品的勺子……
男子汉战士一领袖①（仅只为了这个字眼，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其全力来压制农村。农夫们不堪忍受。为了不被饿死，只有逃跑。可是逃往哪里呢？去盗窃用汗水所获得的产品也“不可能”，因为你知道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会得到什么报应吗？斯大林除了看见“粮食收购方面的怠工行为”外，什么也没有看见，而且也不想去看见。而对付怠工行为，手段只有一个，这就是恐怖手段。农村十室九空了，幸免于难的农民们都躲藏起来了；全国足足有一半适宜耕种的地区都在闹饥荒。需要引证数字和证明材料吗？那是所有有人性和有求知欲的人都知道的。整个整个的农村连同儿童和老人都灭绝了。首先死去的是农夫。那些还有力量走动的人，都奔向了火车站，或者是涌向城市，路途上布满了尸体。而周围竟然象在战争中那样，到处都是阻击部队。因此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看来恐怖手段眼看就要因饥饿而受挫了……
①这里的“男子汉战士—领袖”是用来讽刺斯大林的——译者注
1921年时，人民已经经受过一次饥荒——那是战争和经济破坏造成的后果。受害的有17个省份，有2000万农民濒临死亡边缘。1932年秋天到1933年春天所发生的饥荒是可怕的。这不只是在规模方面。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由人为而造成的饥荒。在1921。年时，全国都来救济伏尔加河流域。当时从国家的储备中拿出了1200万普特的种籽和3000多万普特的粮食运往闹饥荒的村庄。①苏维埃政府很乐意地接受了外国工人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救济。许多火车车厢满载着美国救济总署赠送的食品运往伏尔加河流域。而在1932—1933年时，闹饥荒的地区没有从国家得到一公斤粮食。斯大林没有从饥饿的死亡中拯救过一个婴儿！
①А．拉基京《以革命的名义》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6、140页。
有一次，在饥荒的灾难最严重的时刻，斯大林到南方去休养。火车行驶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陪同总书记的《消息报》编辑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农民正在纷纷饥死，农夫们……我们还有少量外汇储备，应当用来在国外购买粮食。”主人严厉地回答说：“不行，让他们死去吧。他们正在进行怠工哩。”①
①伊·米·格龙斯基的证词。
是的，对饥荒可以不要多加操劳，而“已获得的成绩”则是应当巩固的。于是斯大林便向国外出口粮食：1929年向国外出口的粮食是260万公担；193o年为4840万公担；1931年为5180万公担；当饥荒遍及全国时，还向国外出口了1800万公担。①出口额虽然不大，但是事实本身……
①《地平线》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5期第34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7卷第493栏。
在1928年时，某些领导人曾建议在国外购买粮食。斯大林却对这些“投降主义者”、“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者”和“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进行指责，说他们犯了“右倾”。①于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里的财主便把那些从正在饿死的农民那里抢过来的粮食卖给西欧。几百万人就是由于他而被饿死的。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31—232页。——译者注
1942年，温斯顿·邱吉尔同斯大林交谈时问他：集体化是否牺牲了很多人？斯大林把张开五指的双手向上一举。他是想用这个举动来说明集体化使人民付出了1000万生命的代价呢①，还是这个手势只不过是意味着“很多，多得很！”？对这位职业的人道主义者来说，屠杀几百万人早在战前很久就是一种很普通的事了。不同的史料提供了不同的死亡人数：从300万到600万。②而整个这场以强制手段迫使农民集体化、“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饥荒和进行镇压的运动，根据西方一些作者提供的资料，使农民付出了2000万人生命的代价。可以确信，这个数字并没有过分夸大。关于乌克兰的资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乌克兰的人数从1926年的3100万人减少到1939年的2800万人。③消灭了300万人。但是还存在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每年可能增长2％（作为一个平均增长数来说，这个百分数是相当低的），即每年增加60万人。换句话说，在这14年中，增加了将近900万人。加上那300万人，就是1200万人。这1200万乌克兰人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要知道强迫集体化的大镰刀也割到了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中亚细亚……等地区。在1930年，从农村中迁出的“富农”家庭有115000个，而到193；互年则为266000个。在两年中迁出的“富农”家庭一共为381000个。④如果按一个家庭平均有5口人来计算的话，那就有将近200万人。仅仅在两年中就消失了200万人！但是统计还没有说明死去的“富农”及其子女和老父老母有多少，关进监狱和集中营的人又有多少。那些被流放的、被逮捕的和被褫夺了一切公民权的人，他们的子孙曾经经受了一些什么样的苦难。不久前发表的И．Т．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回忆录》⑤使人们对此有所了解。
①《新世界》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9期第30页。
②В．Л．丹尼洛夫《西方报刊关于苏联1932—1933年的饥荒和30—40年代的“人口惨剧”的争论》。载于《历史问题》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3期。
③А．И．戈祖洛夫和М．Г、格里戈良茨合著的《苏联的人口》196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1页。
④《真理报》1988年8月26日。
⑤《青春》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3期。
把人分成战争时期的牺牲者与和平时期的牺牲者的这种分法，是极其相对的。用强制手段进行的集体化，就是用武装部队夺取土地，俘虏几百万富裕农民，并将他们赶入致命的流放地；就是抢光财产；就是屠杀’人民——这不是斯大林在1929年发动的一场国内战争又是什么呢？关于这场战争，关于集体化所造成的牺牲者和关于遭饥荒时的牺牲者——关于这一切，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敢去谈论。那时各家报纸都保持沉默，演说家们都保持沉默。
可是，你看，列宁在1921年时就不怕公开地讲出实情！关于伏尔加河沿岸发生的饥荒，各家报纸都写了文章，在国际联盟的会议上还就那里的饥荒作了报告。在很多省份里以及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里，都建立了救济饥民委员会。当时在萨马拉这个饥荒中心担任该省救济饥民委员会领导工作的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根据列宁的请求，发表了一本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小册子，标题是：《赶快去救济正在饿死的人》。各家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饥荒的综合报道。在所有的杂志上都有关于谈论饥荒的文章。还有作家们关于饥荒所写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以及在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饥荒所作的许多发言。
列宁在同非党农民、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交谈后，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叫去对他说：“你们萨马拉的农民布尔马特诺夫讲得很好。但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在他们那里的斯塔夫罗波尔县，有人吃人的情况。”安东诺夫回答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而且不只是在那里，有人吃尸体情况。”“人吃尸体？”列宁又问了一遍，然后痛苦而又愤怒地说：“对此，武装干涉者要受到惩罚。”①
①А．拉基京的前引书，第139—140页。
可是，对于在集体化的年代里死去了几百万农民这一点，应当受到惩罚的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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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这位伟大的集体主义者什么话没讲呀！他先是表现出一种过分谦恭的样子：说什么我本来不打算讲话，可是因为你们一定要我讲话，而权力又在你们手里，我就只好遵命了。①接着他向与会者谈了几个神话：说什么二千万贫农已经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②；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在等待着他们；他还讲了忍耐的好处这一怪事。原来在国内战争时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人每天每人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磅的黑面包，而且还掺着一半豆饼渣。在整整两年中工人们一直在忍受着。他们忍耐着，但没有灰心丧气。因此“庄员同志们，你们目前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③
①《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版下卷第31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21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18页。——译者注
这位善良的魔术师在说着，顺从的孩子们在听着，他们玩弄一会口号，夸耀一番出色的成就。斯大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不去说这些突击队员代表们那几千万弟兄所遭受的饥饿痛苦。而饥荒在整个冬天一直不停地、凶残地使养育者大批死亡，死亡的人数达几十万人之多。而一个新的口号又“开枪”了：“要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集体农庄，使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有一句格鲁吉亚的谚语：“如果你手里没有棍子，就给狗扔去一块面包。”斯大林根本没有按照这句谚语的精神去做。他没有给任何人以任何东西，而只是从别人那里枪走东西。他敢于这样作，是因为他一次也没有放下手里的棍子。
而我们的作家们，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大师们在干什么呢？在1932年12月，他们准备召开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来划分文学方面的权力，猛烈地抨击拉普分子①、超越分子②他们还要歌颂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和胜利。但就是只字不谈国家所发生的饥荒和国家所遭受的悲剧！这时他们已经学会了随声附和和保持沉默。③
①拉普分子是1925—1932年间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会员，拉普的领导人在为文学的党性原则而斗争的同时．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泥潭。——译者注
②超越分子是苏联文学小组（1923—1932年）“超越”的成员，曾出版有超越文集，他们在美学和艺术实践方面坚持唯心主义，过高地估计作家的直觉主义和自我表现原则。——译者注
③Л．利霍杰耶夫《隐喻。关于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思考》，载于《文学问题》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10期。
列宁的一位战友、革命后在乌克兰工作的埃马努伊尔·克维林，在1918年时，向中央委员会寄去了一个报告。他得出了一个迥非寻常的结论：“工人阶级不是力量的代表，它具有民主性。而农民则是：谁给他土地，他就跟谁走。”①正统派认为，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是重大政治错误。斯大林夺去了农民的土地，因此，农民自然不跟他走。当时，他夺去了很多农民的生命，而对那些不太固执而任性的人，则以慈悲的态度把他们迁移到极远的地方去。但是，就连剩下来的人也并不了解他那天才的意图。从那时起，俄国的粮食就不够吃。难道真是克维林不对吗？
①根据谢·伊·霍普纳尔的证词。
历史学家们在想出了各种数字的组合和有利的计量点之后，不管摆弄多少次数字，也回避不了一个简单的真理：1928年是在直到战争爆发为止这一漫长的岁月中农业生产发生转变的一年。如果说在此期间偶而也曾出现过一个丰收年（感谢天气！），那么，被糟蹋掉的粮食又有多少！30年代一幅典型的风景画是：在火车站上，在道路两旁，新收获的麦子堆起了一个个很高的锥体。但是，没有车皮，也没有仓库。于是粮食受到雨淋后便坏掉了。而没有一个人敢去拿一点，因为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在保护着粮食。对于“进一步提高农业”来说，任何萨满教①的巫术也无济于事。斯大林使农民的心不再对土地有什么好感。于是土地就成了农夫们咒骂的东西。
①萨满教是宗教的早期形式。其基本观念是相信巫师（萨满）在行巫术时（即在一面敲击铃鼓，一面狂唱的仪式中进入神魂颠倒的状态时），能与鬼神交往。——译者注
斯大林实实在在地破坏了工农联盟，而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原则之一，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在同自己的人民作战中的重大胜利就是这样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之下取得的。为了表彰这位对农村实行大清洗的鼓舞者与组织者的战功，193o年时授予了他以红旗勋章，这是授予他的第二枚战斗勋章（据命令中说，勋章是“根据许多组织、许多工农兵大会提出的大量请求”①而授予的。但是，这项命令却不知为什么竟作为密件被保存了起来）。
①《军事历史》杂志1966年俄文版第4期第66—67页。这里没有确切地指明这项命令的编号。
一切都正确无误：斯大林要负历史的责任。这当然不能取消他的“战友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什基里亚托夫……的罪过，也不能取消那个机智多谋的米高扬的罪过，也不能取消那个正统派日丹诺夫的罪过，也不能取消那个顺从的加里宁的罪过。因为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起来反对过这个暴君。在造成农民死亡方面，他们都插了手。参加这场歼灭性的战争的是由编制内的掠夺兵组成的整整一支大军。他们在经过了积极的战地实习之后，都分别地成了搜查专家、抢劫专家、逮捕专家、杀害专家、强制迁移专家。几年之后，斯大林为这些行家们找到了适合于他们的专业的运用场所。
在集体化的年代里，从前沙皇帝国的各族人民在精神上经受了极大的危机。过去害怕斯大林的只是党的上层人物，而现在，连群众都对这个人感到害怕了。他们直到亲爱的父亲①去世为止，都一直怀着这种害怕心理。特别大的灾难和国家管理者的残酷，摧伤了人民的脊梁骨。于是人们便感到自己是沙皇这个残暴者的臣民。
①“亲爱的父亲”指斯大林。——译者注
可是官方的一部历史文献是怎样评价这场历史悲剧的呢？那里写道：“贫农成了生活上有保障的人”；“工人阶级和农民取得了巨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社会主义在农业方面的胜利已经完成了”。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党和政府制定的大胆而英明的革命政策”。这些话都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
在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能够勉强寻找到少量真理的时刻（它象刹那间的亮光一样闪现了一下）来到了。《苏共历史教科书》（1963年）用如下一些话语来批评集体化时期的“错误”：“斯大林对农民留恋自己私有小经济的力量估计不足以及他不愿倾听地方干部的合理化建议……是他最大的失策和他犯很多错误的根源……虽然强行完成集体化从上面来讲是由斯大林决定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却把“造成错误的全部罪过……都归咎于地方干部，指责他们办事马虎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在后来的一些出版物中，在评价“办事马虎者”的作用及其欺骗性时，语调比较缓和和宽容。因此，那里对列宁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引证……有的人乐意①重新大肆宣扬集体农庄制度在“斯大林同志”极其英明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有的人即比较有良心的人则乐意把农村的这场浩劫说成是一场“不成功的试验”。斯大林在决定征服农民时，未必想到他是在进行一场试验。要知道试验是打算对绝对没有把握的结果进行尝试。而斯大林则预先知道了他定将打败农民，定将把庄稼人镇压下去……他们怎么能够反抗他的专政呢？斯大林与其说是需要粮食，不如说是需要政治影响。而他也就全部得到了政治影响。于是人们认为，约瑟夫一建设者已着手建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成了第一个牺牲者，城市将要通过自己的道路登上各各地。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