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吃皇粮
中国的体制受关系驱动，往往和诚实相背离。本章讲述一个农民暴发户在中国如瘟疫般蔓延的腐败的最黑暗深处的旅程，他的故事将向你展示这中间的纠葛，并把选择摆在你的面前。
这是最后一把骰子，铤而走险，但非绝望。
他的兄弟姐妹，亲家，外甥侄女，以及数百位亲密朋友和重要员工都被拘留、审问，面临长期监禁甚或死刑。他的妻子逃亡在温哥华的家中，吃着抗抑郁药，不抱希望，而他们三个十多岁的孩子则在看武打片、玩电脑游戏。
但是这个曾被称为“老板”和“探长”的男人，一个从挖沟工人变成著名大亨、从模范市民变成一号通缉逃犯的人，他永远抱着希望能够在加拿大的蜜月之都——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瀑布找回他的运气。
在尼亚加拉赌场纵欢的八十四天里，赖昌星竭尽全力想要守住自己的钱财，他还不知道自己正被监视。他一共下注了五百七十万美元。在运气最好的一天，赖昌星赢了二十三万七千五百美元；最差的一天，他输了八万五千四百美元。但他从来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尤其是现在，他急需一大笔现金来拯救自己。
做生意也一样。赖昌星看到的永远是有太多的机会。有太多的方法可以从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中获利，有太多的方法可以利用中国不相匹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的漏洞。有太多的中国官员可以与之结交，买回他们的保护，此外，在他贫穷落后的家乡还有太多的人，他感到有责任为他们提供学校、医疗设施，甚至每个月的生活补助。
2000年11月23日，在输掉了445,735美元之后，赖昌新在酒店门口被加拿大皇家骑警以伪造避难申请资料的指控逮捕，他的豪赌结束了。下一场赌博将事关他的性命，在加拿大的法庭上为不被引渡回国而斗争。中国总理早已声明赖昌星被枪毙十次都不够。
赖昌星落到了如此可怕的境地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跳上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山车，而且一发不可收地径直驶入了中国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最黑暗的深处。赖昌星建立了一张庞大的保护网，从中国东南沿海薄雾笼罩的渔村到北京的中国秘密军事情报部门和国家警察大头的办公室和客厅。他和共产党高层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致于他的加长奔驰车可以直接开进中国的克里姆林宫——位于旧皇家园林中的中南海。他在厦门的私人娱乐宫殿——红楼，聚集了从全中国找来的最惹火、最妩媚的美女。而现在，他站在被告席上，被指控犯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走私案，大约有六十四亿美元的原油、香烟和汽车，期间逃税三十六亿美元。
概述
巴尔扎克曾说过，每笔伟大的财富背后都有着巨大的犯罪，他可能说的就是现代中国。在中国经济萌发的过去25年中，在无数个像赖昌星这样的创业者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动的经济改革的领导下，诞生了成千上万的财富奇迹。大多数的背后都是大大小小的犯罪。在政府和共产党官员的协助和支持下，像赖昌星这样的人的口袋里装满了国有资产和政府的钱。
中国政府的腐败是家喻户晓，用一句古老的谚语来概括，就是：吃皇粮。在帝王时期，由于皇帝控制着大部分的财富，通向发财致富的有效道路就是向体制争宠、揩油。毛泽东在后来采取了一次辉煌的行动，他把富人们的财产没收充公，“全民”所有，等于所有人都一无所有。今天，在中国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进程中，“人民”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相信他有权从中分得一杯羹。
令人遗憾的事实是，中国今天的体制和诚实背道而驰。当然，总有一些正直可敬的政府官员，他们努力遵守政府的命令，保持无私的社会主义作风。在本文中所细述的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并非讽刺，但是中国的体制充满漏洞，缺乏制衡。共产党希望根除腐败，而同时它又允许统治精英的家人聚集财产，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充斥着商业的国家保持统治精英的地位。共产党还想通过法律和法庭来惩罚犯罪者，同时又让党的统治精英们凌驾于法律之上，除非他们的行为或党的政治诉求需要把这些人当作典型来处置。简而言之，如果你的血统正当，默默地敛财就被默默地接受了。结果就是无言之举：“不要问，不要说”。
在中国，你随处随地都可以看到国有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穿着阿玛尼西服、开着奔驰或奥迪，住在名为公园大道、棕榈泉或比佛利山庄的公寓中。他们在私人俱乐部打高尔夫，每轮收费150美元。很多人的每个月的收入不过一千美元，但是没有人问及他们的资产，也没有人会说。但凡有人提及，就会有制度上的力量掩盖这些指控，因为几乎所有人多少都有点不干净。中国基本上已经回到了传统的共生关系中，商人得幸于官员，而官员依赖于商人。要做生意，你需要得到一系列不断改变的批准、许可证，以及政府官员的厚爱。为了给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家族的未来积累财富，政府官员培养那些能够帮助自己的商人。
赖昌星和大多数中国农民企业家一样。他们都不复杂。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未想过自己将来是否会成为一名医生、消防员或律师。他们小时候都吃不饱。他们缺乏教育、没有教养、精力过剩，但也总是充满乐观。只要不断抓住下一次机会，未来总是会比贫穷的过去更美好。而且他们知道机会来自和有权有势的人的交往。中国的体制依赖有序。你的个人关系为你带来机会，做成事情。在这个需要和层层官僚及个人利益打交道的国家，单靠个人能力是无法成事的。
因此，中国的整个商业关系模式有别于西方社会。家族网络和个人关系要比规则更为重要。在一个缺乏公平和公正的法律体系中，你的网络能确保你的安全。赖昌星对这个体系洞若观火。他善待那些他需要从对方那里得到帮助的官员。他会在很早就进行投入，与快速升起的官员建立友谊。人际关系是他公司的核心资产。而一旦他的关系网破裂了，他就跌得又重又快。
赖昌星的沉浮对所有在中国做生意的人都会有启迪。处理中国无所不在的腐败是令所有在华外商光火的问题。腐败可以从公司的最高管理层一直蔓延到所有员工，并伸到政府各个层级的官员。秘书在购买机票时收受旅行社的回扣。销售人员为了赢得订单而支付回扣。对于在通用电气或西门子或三洋工作的普通中国员工来说，吃点皇粮并不困难。在讲述了赖昌星的故事之后，我们将审视外国公司所面临的各个维度的腐败，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的。我们还会听听赖昌星自己的忠告。
中国的报纸已经做了大量的报道——它们是政府的宣传机器，把赖昌星描述成一个狡猾的犯罪头目。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也写过一些书，给出了一幅更为平衡的画面。而在加拿大，则有数千页关于赖昌星引渡案的庭审文件，纪录了双方对事件的看法。我对赖昌星传奇的报道基于我对这些常常相互矛盾的材料的深入阅读和分析，以及对赖昌星和其他与本案有关人士的采访。在对中国的腐败问题多年旁观之后，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则是无稽之谈。
挖沟的人
赖昌星1958年出生于邵厝，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临海丘陵中的一个落后农村。赖昌星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老七，小学三年级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辍学。十几岁的时候，他在自家的小农田里工作，并和两位兄长一起参加了附近军营的挖沟队。他在一家农用机械厂当过两年的铁匠学徒工。赖昌星讨厌这种累人的工作，讨厌有老板。他不想和自己数百年的祖辈一样，一辈子种田，死后埋在山脚下一个小小的坟头里。
邓小平上台后启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赖昌星抓住了机会。1979年，他和四个朋友凑了大约180美元，购买了一些锻造工具，开始制造汽车螺帽和其它的简单配件。很快，他的小汽配厂就开设了分厂。他善于与人交往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快就为他赢得了不少公司，指定他为这些公司在全国的销售代理。在乘坐肮脏拥挤的火车奔波国内期间，赖昌星闻到了处处都是的机会。当时每个中国人在商海里都是从零开始，这也意味着他和其它人有同样的机会发大财。汽车配件扩大到纺织机械配件，然后就带来了他的第一桶金。他在山东省从当地一家国有工厂的一名工人那里非法买到了纺织设备的蓝图，大约2500美元。他仿制了这种设备，并很快成为市场领先者，中国当时正在为即将形成的庞大的服装出口业务奠定基础。
但是在全国跑业务的销售生活是折磨人的，效率也不高。赖昌星觉得与其自己去找买家，他应该让买家来找他。他开始组织自己的贸易展销会。买家特别喜欢能有机会到福建沿海出差，那里的日出很好看，海鲜很好吃。赖昌星还发现，相比他随便去一个城市、与那里的单个客户一对一的吃喝到深夜，远不如和成团成队的买家吃吃喝喝的效率高。80年代末，赖昌星几乎什么都卖，从日历到服装到雨伞。但是真正触动他的是买卖电子产品赚的大钱。但是要进入这个领域并不容易。所有这些电子产品都是进口的，大部分走私。福建省的海岸线蜿蜒曲折，一直以来都是走私的温床。由于与台湾隔海相望，军队和警察的控制非常严；电子产品业务的成功取决于和军队和警察高官的良好关系。陡然间，赖昌星发现了他在人生中的有利地位。
国营的中国旅行社在这方面已经建立起了非常赚钱的业务，主要是出国人员为国内家人购买免税电视、音响和家用电器。出国人员在回国前从国旅获得免税代金券。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凭票购买免税产品，再带给家人。赖昌星组织并垄断了此类代金券的二级市场。旅行社代理和导游会替他从出国人员那里购买这些代金券。然后赖昌星再用这些代金券成车地兑换彩电和家用电器。他还进一步扩张业务，为海外华人组织打折中国旅游团，这些海外华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给他的导游。业务以石狮市为中心，这个沿海城市是出了名的走私中心。当地官员认为走私是跳跃式发展经济和为收入可怜的警察和政府官僚系统提供外快的好办反。在石狮市的街道上，经常会有满载着录像机和音响的摩托车呼啸而过。一些警官开着台湾生产的汽车，中国当时还禁止进口此类产品。赖昌星的业务在石狮市很快兴旺起来，并在一家警察部门所有的饭店里开了一家电器零售商店。警官和他们的情人在饭店进进出出，赖昌星和他们打成一片。很快他就发现，直接走私商品进中国要比利用代金券利润高得多。在警界朋友的默许下，他开始小规模地走私电视和摩托车。
他的成功引来了成队的官员上门，伸手要钱。当地政府给予了他响当当的荣誉和爱国主义的头衔，然后告诉他应该资助他们的一些热门项目。像所有中国商人一样，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答应对方的要求。而且，由于改革初期尚不允许办立私人企业，赖昌星的业务躲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旗下，主管单位自然要分得部分利润。作为报答，双方也明白这些官员要保护赖昌星免受税务部门的骚扰。但是有一天，在喝了几杯之后，两名税务官员手持改锥开到了赖昌星一个兄弟的家门口，他也是业务伙伴之一。他们叫开门，准备撬开柜子和抽屉搜查账簿。赖昌星火速赶到，把税务人员赶出门外，但是他们继续纠缠，并最终查封了他的业务和工厂。受够了官司的赖昌星把业务丢给了他的兄弟，前往距石狮两个小时车程的大城市——厦门。他随身携带了大约400万美元的资产。
赖昌星在厦门没待多长时间。他对费尽心机赚小钱的事情业己厌倦，他的眼里是来自香港的更大的财富。他知道，如果他能够成为香港居民，就可以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回国，并获得税收和其它优惠。虽然他对税务部门爱搭不理，但是赖昌星一直竭尽全力地讨好警察部门；现在他们达成了一笔交易。如果赖昌星能够负责赴港中国警官和情报人员的食宿和娱乐费用，他们就能帮助他办理移民。他同意了。1991年，赖昌星移居香港。
中间人
赖昌星到达的时候，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正开始惊人的上涨。人们排整宿的队，抢购甚至尚未开工的公寓。对于像赖昌星这样的创业家来说，此时正是大捞一笔的最好机会。到1993年，他带出中国的四百万美元已经变成了四千万。
在香港，赖昌星接待了大批来自福建和厦门安全部门的警察和军方人士。很快，他在安全部门的熟人就要求他向他们提供台湾当局在香港的行动。同时，台湾在香港的网络也开始请他协助他们在大陆收集情报。他甚至被邀请加入台湾的执政党国名党。对于一名来自厦门的商人来说，陷入海峡两岸的间谍战很正常，因为台湾约有80%的人口祖籍在福建。
赖昌星就是中间人。大陆情报机构通过他的公司向在台湾的十几名间谍输送资金。有时候他也在香港接待来自台湾的官员。在中国1997年重获香港主权前不久，赖昌星就用他自己的轿车把大陆情报人员收集到的香港公务员资料运过边境，他的特别车牌能够在中国和香港之间往来。通过他和一名想要变节的台湾驻港间谍主管的联系，赖昌星得到了台湾在华情报人员的名单并转交给了大陆当局。总的来说，赖昌星自己掏了近100万美元用来帮助在港的各种大陆情报机构。
两年后，赖昌星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回到中国，他把资金投向不同的行业。他建了一家贸易公司，购买了一家汽车音响制造厂，还有一家组装个人电脑的公司。但是他已经见识到房地产才是香港大亨们的财富核心。他决定自己要当厦门的地产之王。通过他的远华国际公司，他在厦门重要地段都囤积起了土地，都是几个世纪以来走私者的中心地带。
为了刺激旅游，赖昌星花1700万美元在厦门复制了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被用作电影城。他购买了厦门的足球队，改名叫远华。他甚至还担任过几次客座守门员。
赖昌星没有忘记他的家乡小村邵厝，开车去那里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他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大厦，玻璃幕墙俯瞰着正门的亭台楼阁和镀金大字。但是他还花钱铺设了通向这个小村庄的公路，并在当地捐钱建设了三十多所学校，包括远华中学，校园里环绕着全世界伟大思想家的半身雕像，还有整套的课程，旨在给这些贫穷的孩子一个上大学的机会。他为邵厝得老年人建了一家养老院和活动中心，还按月给几百人发“退休”金，每人能拿到约八十五美元。
红楼
赖昌星从红楼统治他不断扩大的帝国，这座楼宇的名字来自一部中国经典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富裕堕落的中国家族的故事。1996年，赖昌星从厦门市警察局获得了一块土地，他建了这座7层高的楼房。从外面看，这座楼房就像一栋普通的中国办公楼，覆盖着褪色的红砖，但是楼里面就大不一样了。赖昌星的办公室位于顶层。下面是一间挨一间的私人宴会厅，一个有四十个座位的电影院，私人卡拉OK包房，桑拿和按摩房，以及六间客房。红楼是赖昌星的私人天堂，在这里他小心谨慎地伺候着他那些飞速扩张的政府朋友网。红楼的一切都是免费的。有一名香港大厨做鱼翅、燕窝和鲍鱼。进口的法国白兰地和红酒是全中国最好的。来红楼的客人按惯例享受桑拿、按摩服务，然后在客房里和众多高挑的年轻美女之一调情，这些美女让红楼增色不少。官员的警卫们则在设备齐全的健身房里边健身边等待自己的老板。大多数官员来过一次以后就会经常回来。红楼往往是人满为患，经理不得不从厦门其它的夜总会借调女孩过来。六间客房是只给最高层的官员准备的，其它低级官员就到远华国际公司拥有的其它两栋房子里住。赖昌星牢记在石狮市税务局的教训，他要政府关系的方方面面都在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尤其是最为关键的接待活动。他和朋友说他唯一害怕的政府官员就是那些没有“爱好”的人——无论是女孩还是钱。赖昌星本人很少享受在红楼提供的服务。他会在频频举办的宴会上呷一口啤酒，然后溜回自己的办公室要碗粥喝。
赖昌星非常有胆识地帮助他在政府和警察部门的朋友不断进步。当庄如顺还只是石狮市一名小小的交警时，赖昌星进口并捐赠了一套卫星电话系统，庄警官用它建立了一套交通监控系统，并成为全国模范。没过几年，庄就升到了福建省公安厅的二把手位置，并成为赖昌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赖昌星最重要的伙伴之一是杨前线，他在当地海关升得很快。杨从1980年开始在厦门海关署工作，30岁的时候已经担任调查处处长。40岁时，他被任命为厦门海关关长和党组书记，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海关关长。在他的领导下，厦门经常获得全国最佳海关称号。杨前线第一次遇见赖昌星是在1989年，当时赖昌星还在石狮市经营他的纺织机械厂。当时他没把赖昌星当回事。但是赖昌星不断地培养和他的关系。1993年，赖昌星捐给杨前线一万两千美元，帮助他在系统内上下打点，以获得空缺的厦门海关关长的位置。杨的父亲去世时，赖昌星立刻打去电话，并主动要求前往杨的家乡办理丧事。后来他给杨前线提供了一辆凌志轿车，还有一张价值十万美元的华南虎皮挂在杨的家中。他给杨前线介绍了一个女人，后来成为了杨的情人，并在这个女人怀上杨前线的儿子后为两人提供了一栋房子。
有些红楼的客人比较麻烦。蓝甫，厦门市的副市长，是一个十足的赌徒，他总是因为输钱向赖昌星索要赌注。赖昌星为蓝的母亲在天津购买了一套十五万美元的房子，为蓝的儿子在澳大利亚购买了一套三十五万美元的房子，并支付小孩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上私立学校的学费。
赖昌星的友谊一直延伸到政府高层领导。出入红楼最重要也是最频繁的访客之一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他负责全国的边境安全和打击走私工作。赖昌星第一次碰见李纪周是在80年代末，当时赖昌星还在石狮市警察局所有的饭店里出售电器产品。后来几年，只要李副部长来厦门或赖昌星去北京，他们总是在一起吃饭娱乐。在北京的时候，赖昌星就住在王府饭店的总统套房，这是一家中国军方拥有的五星级饭店。李副部长授予赖昌星“探长”的称号，因为赖昌星总是能探听到最新、最准确的政治传闻，不仅仅是谁对谁在厦门做了什么，还包括在北京的领导层的消息。有一天，李纪周提到他的夫人程辛联已经从政府部门退休了。赖昌星问她为什么不考虑出来经商。
“程辛联能干什么？她什么也干不了。”李说道。
“我可以帮她经商啊。”赖昌星答道。
一个月内，赖昌星就给了程女士和她的朋友刘燕（音译）十二万美元开了一家餐厅，刘燕是另一位公安局干部的妻子。两年后的1996年，程女士告诉赖昌星她女儿李茜在美国不太好。她在申请绿卡并保持稳定工作方面遇到了麻烦。赖昌星向李茜在加利福尼亚的银行账户汇了五十万美元。
随着时间的过去，赖昌星赢得了诚挚朴实的美誉，他谨小慎微，乐于助人，却只要求很少的回报。他是一名模范市民，在他身上体现了福建省的成功故事。
石油，汽车和香烟
他真是这样么？检察官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他们说赖昌星经营着非常庞大的家族走私活动，他在中国政府和军队中的各层各级都有同伙。这笔生意依靠赖昌星非常强的人际活动能力和政治流言散布能力。中国政府对赖昌星和他的远华公司的起诉主要集中在三项货物的走私——石油、汽车和香烟，所有这些货物都有极其高的进口关税，使得走私有暴利可图。
中国检察官说远华公司的六百多名员工中大部分都参与了运输和走私活动。公司从海外购买商品，其中大部分的石油、香烟和汽车来自新加坡和香港的港口。当载着走私品的货轮接近厦门港的时候，远华就会派出小船，上面携带着伪造的货物清单，以调换真实的货物清单。货轮船长会收到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船到港后，这些货物分两路运走。一些货物按照伪造清单上的低关税产品缴纳关税。其它则标上转运至其它国家，免税进入了中国境内；随后它们就被运到由赖昌星及其在政府和军队的同伙控制的保税仓库中。
那些缴纳了关税的集装箱进入公司的分销网络。被定下要转运他国的集装箱在当晚卸货。香烟和其它走私品被装入已经海关检验的空集装箱中。原先的集装箱被清空，重新封上并在贴上新的海关封条后出口。香烟被运到其它仓库进行重新包装，通常用的是鞋盒。由于福建是全世界运动鞋制造之都，因此很容易就能利用现有的鞋类运输渠道把香烟分销到全国。
汽车的走私网络更加复杂。福建和其它地区的汽车销售公司会下订单进口汽车，然后在香港汇总。赖昌星在香港的同伙从日本和德国订购汽车。有一些直接运到厦门。其它则先运到新加坡，标上转运，然后发到厦门。当货轮接近厦门港的时候，货物清单再次被调换成伪造的。把汽车运进厦门尤其危险，因为这个港口并非是政府指定可以装卸汽车的。此外，中国的机动车拥有者还需要非常详细的原始单据才能上牌。但是这点并没有给走私者带来特别的麻烦，因为很多买家是政府和军队干部。中国警方有一种“充公证明”的文件，专门为他们缴获的走私汽车所开。这种证明允许警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这些汽车。走私者建立了一个网络，以每份一万二千美元的价格从警察手中购买这些证明文件，这个价格约占应缴关税的百分之二十五。中国检察官说他们可以查到证据证明赖昌星及其同伙共走私了3588辆汽车。他们计算这些车辆总共值一亿九千万美元，损失关税达一亿一千万美元。
来自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精炼石油通过两种方式走私。有时候，在中国军方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石油从小型油轮上卸载到当地的货船上，这些货船经过改装都备有油罐。然后这些小船便在福建和广东省的沿海散开。其它情况下，石油会径直入关但不留下一点书面记录，最后出现在政府拥有的储油罐里。这些油被卖给各省市的石油公司，随即进入正常的政府供应渠道。调查人员试图找到走私石油的证据，但好几个月一直都劳而无获。他们在海关档案中找不到任何异常文件。最终，他们通过比较厦门储油设施的备案和正规渠道进口石油的正式记录算出了走私数量。发现的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在大约三年时间中，有近四百万吨石油被走私进厦门。他们声称赖昌星控制了整个厦门的石油走私，而其他人想要走私石油则必须从他那里获得“配额”才能免受海关的检查。
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中国受到了走私泛滥的冲击。国民经济在整个九十年代飞速增长，但是中国海关税收却少得可怜。就算是在中国制造消费类产品的跨国企业也利用走私网络分销他们的产品，因为这些渠道比当地的国有垄断分销商更快更便宜。受走私打击最大的是中国的石油产业。国内控制的石油价格几乎是国际油价的一倍，政府估计中国的石油供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走私进来的，主要是军队和警察。由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受党的管辖，而不是政府，因此即便是政府最高官员也经常害怕与军队干部对抗，尤其是在各省市。在党内地位的保护下，军队和警察部门全面地投入到了这股淘金热中。在任何一个城镇，卡拉OK厅、色情酒吧、桑拿按摩房或妓院肯定都建在军队或警察部门所拥有的楼宇中。城里最豪华的凌志车属于军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庭，与众不同的白色车牌引人注目。
1998年3月，朱镕基上任总理，他下决心要打击走私活动，并禁止军队经商。这是他在担任副总理期间最热心的事业，虽然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军方非常强烈地反对这位副总理当时的建议，他们辩解说军队需要从商业活动中获得收入以弥补政府经费的不足。朱镕基还在担任副总理的时候就已经收集了赖昌星远华公司的走私活动以及他和军队的联系。他把这些证据带给刘华清上将，后者当时是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刘上将通过自己的女儿知道赖昌星，他女儿当时在一家海军开办的公司里工作，这家公司与远华在一些走私活动上合作。
刘让朱撒手。“小赖一点也不坏么，”他说。
现在，作为总理，而且有江泽民主席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全力支持，朱镕基在寻找一个大案子能让他曝光走私的严重性以及走私者和警察及军队的关系。1999年初的时候，他找到了。
赖昌星说他的覆灭源于1999年初他的各类企业的数百名同伙中的一个。这是他对这件事描述：朱牛牛是一名伪造柯达胶卷的制造商，他和赖昌星合伙进行一些走私活动。但是朱牛牛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通过一家他曾用来与赖昌星合作的倒闭公司，朱牛牛向一家中国军队企业借了一百八十万美元。为了获得借款，他伪造了赖昌星的签名。朱牛牛是一个赌徒，他很快就把钱都输光了，然后开始向赖昌星施压帮他还钱。赖昌星对往日同伙的胡闹很厌倦，拒绝了他的要求。朱牛牛恼羞成怒，企图勒索赖昌星，结果又被扫地出门。之后朱牛牛准备了一份七十四页的报告，详细记录了赖昌星的走私活动，并写下了接受赖昌星贿赂的官员名字。按照赖昌星的说法，这份报告捏造了大量事实。朱牛牛把报告寄给厦门政府，赖昌星在那里的朋友赶紧把它藏了起来。然后朱把报告寄给共产党中央纪律委员会。为了保证报告能够落到正确的人的手中，按赖昌星的说法，朱牛牛贿赂了三千五百美元。
1999年3月29日，朱牛牛报告中的详细内容被递交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现在有证据指向赖昌星和李副部长，朱总理终于拿到了他想要的大案子，他终于有机会打击一个超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并揭露在警察和军队最高领导层中的腐败问题。事情发展的非常快。江泽民主席成立了“4-20”专案组处理赖昌星一案，调查在4月20日正式开始了。江泽民命令调查人员调查案件涉及到的高层领导人，但是要保密，并且要区分那些帮助走私和仅仅是渎职的当地官员。他还命令所有的案情均需党内纪律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审议。
调查开始后，赖昌星立刻在自己的网络中全面活动起来。调查人员想要找到李副部长的情人李莎娜，她的证词将有助于指认副部长和赖昌星之间的关系。赖昌星把她藏在他在厦门的一幢别墅中。但是李莎娜忍不住要给她的朋友打电话，而这些人的电话都被调查人员监听。赖昌星把她转移了两次，但是她还是不停的打电话。警方在河南省的一个藏身处追踪到她，并把她带回北京进行针对李副部长的调查。
6月13日，一支由20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悄悄潜入厦门，但却碰了壁。他们计划拘留的大部分主要嫌疑人都已经逃到了国外。厦门政府官员已经得到调查组即将到来的警告，他们已经编好了故事。调查人员细致地检查了厦门海关的报关文件，但是没有找到任何与远华公司有关的内容。很显然，赖昌星在他们采取行动前就知道了所有的计划。震惊之下，警方撤回北京，重新组织调查。
在得到调查人员即将来到的密报后，赖昌星撤到了澳门，留下他的大哥赖水强变现资产、清理远华。和以往一样，赖昌星在压力之下到澳门豪华赌场中寻找安慰，同时继续通过电话与他在北京的熟人联络。他极其需要在军队和情报圈中的朋友为自己做担保。他依旧相信，如果中央政府知道他为中国情报部门所作的工作，自己就能逃脱惩罚。他相信朱镕基总理想要制止走私犯罪，但是并不想公开揭露军方参与走私的丑闻。他没能领会如果朱镕基想要在打击走私犯罪中取得成功，他需要卷入高层干部。
1999年8月初，一支约三百人的调查部队从北京降落到厦门，控制了整个万寿宾馆，并且安排了四百名士兵看守。与此同时，赖昌星在澳门赌场连连得胜。在运气的鼓舞下，赖昌星于8月9日秘密返回厦门来看看他的商业帝国还剩下什么。在厦门的时候，他接到了两个朋友的电话——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和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他们警告他调查人员知道他回来了，正准备逮捕他。码头，机场，以及出城的主要高速公路都受到了密切监视。赖昌星命令他的一名司机搞到一辆贴了膜的普通轿车，在一个高速公路的入口处接上自己。他们很容易就通过了警察设在高速公路上的关卡，因为他们只检查豪华车。他们直接开到深圳，这个城市和香港接壤。在当地警察朋友的帮助下，赖昌星登上了一辆开往香港的船。几天后，一名香港移民官向赖昌星密报说中国准备在香港逮捕他，赖昌星，他的妻子曾明娜，还有三个孩子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流亡加拿大
赖昌星及其家人抵达加拿大后，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把赖昌星描述成人民的头号公敌。利用朱牛牛的报告中的数字，他们起诉赖昌星走私总额达到六十四亿美元的货物，逃税三十六亿美元。当局对他的家人非常严厉，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遭到逮捕。起先，调查人员只是把他们叫去审问，晚上则让他们回家。他们被告知说若能提供信息，就能得到宽大处理。大哥赖水强参与赖昌星的走私并不深，相信了警察的话，他说服了十三个人回到国内与警方配合，包括其亲属和远华的员工。这些人立刻就被逮捕、审判并定了罪。
赖昌星非常高明地让他的公司与实际的走私活动保持一臂之隔，所有这些活动都以其它公司的名义开展。调查人员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强有力的书面证据，只能大部分依赖对其家庭成员、员工和被捕官员的审讯过程中得到的口供。最后，大约一千名调查人员花了二十个月的时候才得以最终对赖昌星立案。中国检察官说赖昌星伙同了一批公司，这些公司由中国军方、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和其它国家公安部门及安全部门所有。
起先，赖昌星住在温哥华一幢他花了150万美元买来的宅邸中。他有一名司机，一辆大型SUV供其差遣。但是他的大部分钱都套在了厦门的房地产上，当局已经予以没收。随后他们又查到并冻结了他的数个银行账户，赖昌星的生活水平急转直下。他把家人搬到了温哥华工人住宅区的一套有三间卧室的公寓中。
赖昌星配备了两台新手机，他继续与国内的网络保持联系，要求那些他多年帮助的朋友给自己寄钱。他还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的大哥赖水强，赖水强试图协助中国当局劝说赖昌星回国。驻扎在赖水强家中的调查人员和这名逃亡者进行定期对话，向他保证如果他能回国，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他们试图让赖昌星在新加坡与他们会面，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三名调查人员和赖昌星的大哥飞往温哥华。他们对加拿大政府谎称是中国政府的商务代表团，获得了赴加签证。赖昌星在他们下榻的饭店与他们进行了三天的对话，住宿费用是赖昌星掏的。他们带来了一纸书面承诺，保证他不会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也不会被捕，部分被充公的财产可以还给他的孩子，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居住的地区。赖昌星不相信他们。他说，就算他不被立即判处死刑，他也会因为暴力和无法解释的原因死在监狱里。
中国调查人员拒绝接受他稀奇的理由，即他并没有损害中国的财政。“虽然我的公司没有严格遵守法规，但是我并没有背叛我的国家，”他告诉他们。“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政治难民，抑或寻常骗子？
调查人员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赖昌星于2000年6月8日向加拿大申请政治避难，声称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以及作为一个特殊社会团体的一员，他有“足够的理由害怕受到迫害”。他辩解说自己卷入了一场权力斗争，而且作为一名富有的企业家，他所在的阶层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和歧视。
中国政府给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遣送赖昌星回国。加拿大官员说这个话题在每个高层会面上都会提出来。中国人无法理解加拿大为什么就不能遣返赖昌星。
“他们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明白，我们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体系，我们不能强迫得出一个结果。从最上面的朱镕基到其它最高领导层都不明白。”一名曾参与过多次会谈的加拿大高层官员说：“这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他们就是不相信我们不可以命令我们的法院做什么。”
在此期间，直到本书的出版，加拿大法院的审理进展非常缓慢。自2000年11月被捕后，赖昌星和他的妻子曾明娜在两年中不断的进出监狱。他们在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的听证会持续了五个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证人包括从逃离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抨击了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到中国检察官——他们详细称述了赖昌星的罪行。
2002年6月，委员会做出了不利赖昌星的裁决，实质上支持了中国政府的宣称，即赖昌星不是政治难民，而是应予以引渡的罪犯。2004年2月4日，赖昌星向加拿大联邦法院的首次上诉失败。但是赖昌星的律师David Matas，加拿大最主要的人权律师，说上诉还可以持续好几年。本质上，Matas打算让中国的法律和法院系统在加拿大受审。他说赖昌星有足够的理由害怕受到迫害，因为他回国后很可能面临不公正的审判、折磨和死亡。
“那就符合对难民的法律定义了。”Matas说。
结局
赖昌星的家庭遭到了重创。负责香烟生意的哥哥赖昌彪回到了邵厝，他因为法庭争辩而半身不遂。负责汽车生意的哥哥赖昌途被判刑十五年。相信他人的大哥赖水强无意中引诱了十三名其它参与人员回国遭受审判，他自己由于与警方的合作被从轻判决，服刑七年。在监狱中两年后，他在一次劳改中去世，终年五十四岁。官方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赖昌星的外甥陈文远被判处死缓，后改判终生监禁。赖昌星的岳父岳母因为给他寄打官司的钱而被监禁。
除了赖昌星的家人，远华案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大约有四百名政府官员被卷入案件，包括两名部长，二十六名省级干部，以及八十四名县一级干部。一共有159名官员面临刑事起诉，196名党的高级领导受到党内纪律处分。十四人被判处死刑。四人立即执行。
厦门市海关关长杨前线应收赖昌星贿赂十七万美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来由于杨在指证赖昌星中表现配合，被改判无期徒刑。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被判处死刑，但后来由于他在案件中表现配合，被改判无期徒刑。贪婪的厦门市副市长蓝甫被指控总共接受贿赂六十万美元，判处死刑。他后来坦白罪行并协助调查人员办案，改判无期徒刑。
赖昌星最亲密的朋友、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被判处死刑。后来由于他“表现出悔悟”而改判有期徒刑。在他的书面招供中，李副部长写道，他主要的问题是忽视了政治学习，“很少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他还说他和商人相处的时间太长了。
“老话说，政府官员不应该有太多的朋友，”他写道。“那是有道理的。”
赖昌星不必感到孤独。就在他从中国逃到加拿大后三个月，福布斯杂志公布了第一份中国富人榜。榜单基于对过去十年间所有的新闻报纸和其它出版物的东拼西凑，但是福布斯榜单很快被中国媒体成为“死亡名单”，因为政府开展仔细调查，主要对象就是那些在聚集财富的过程中不那么小心谨慎的企业家。随着其它中国富人名单在公众媒体上出现，中国政府承认大约有四千名政府官员潜逃在外，他们窃取的政府和国有企业资产价值估计达五十亿美元。
正如一名在北京高层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政府官员曾对我说的那样：“腐败不是什么大问题。每个人都腐败。但是你不能在腐败的同时还犯政治上的错误。只要你对上面的政治保护者忠诚，你就不需要那么清白。诚实正直在中国总是要输给忠孝。”
2001年8月份，在朱镕基的命令下，赖昌星现已出名的红楼作为反腐败展览向公众开放。官方说，这将作为“警钟长鸣”。反响是巨大的。大批群众涌入厦门，参观将军们曾与妓女共浴的双人浴缸，舞厅和电影院，以及赖昌星自己的防弹汽车。一个月后，就在旅行社仍不断接到如潮水般涌来的参观申请时，展览关闭了。公众的反应——记录在访客留言本上——震惊了领导层。
“这么大的一个案子，这么多腐败的官员，怎么会拖了这么多年才被发现？”一名访客问道。“这是体制的问题。”
“老板”的反思
2003年夏天，我在温哥华见到了赖昌星。我本来以为我会见到一个落魄、多少有点担惊受怕的人。相反，我遇到的是一个你所能期待见到的最和善的国际流亡者。赖昌星的家位于Burnaby蓝领阶层社区中，我们坐在附近的一间普通希尔顿酒店的阳台上，他看上去就像在北美的休息日里的一名中国工人。他穿着T恤衫、卡其布裤子，他的平头和农民般红润的脸庞令人印象深刻。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潦倒，只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中国的红双喜香烟，不时地摆弄两部手机。就像在远华最辉煌的时期一样，手机每过几分钟就会响。但是电话那头再也不是中国将军和党的高层干部。这是他挑剔、烦乱的妻子，她要他回去做晚饭，并警告他必须在晚上六点半的宵禁时间之前回家，这是加拿大政府对他进行软禁的内容之一。
赖昌星在这些日子里没有太多的事可做，除了不断反思他的遭遇。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方式遭到了如此惨痛的失败。他和高层官员建立了令人瞩目的友谊，但是他很少向他们索要回报。他依靠与高官的这些非常显眼的友谊，让那些低层官员相信他们自己也可以很安全地成为赖昌星的朋友，并且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就像他对他们那样。赖昌星说他遵循这样的传统，他就像朋友一样对待那些低层官员，仅仅是利用了他们之中一种很自然的倾向而已。
“我给政府官员钱并不是要换取他们在生意上帮助我。我不会这么做的。如果我把你当作朋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帮你。如果你有什么要求，而我又有能力满足这些要求，我就会帮你。但是我不会要求你报答我。这是相互交换。通过这些朋友，你就能知道什么生意你是可以做的，什么你不能，什么地方你可以赚到钱，什么地方你不能。有这么一些朋友并没有坏处，对不对？”
赖昌星很讨厌被全中国都看作是黑社会。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生意人，做对了每件事。他公平地对待他人。他付给员工的工资高于市场水平。很多人有免费的食宿。做生意那么多年，他只开除过一名员工。这个人是个酒鬼，所以赖昌星坚持每个月给他的妻子和孩子寄生活费。赖昌星告诉我说，除了他以外还有其它的走私者，但是他们都来自名声显赫的家庭。这些人被悄悄地中止了生意，并得到了受保护的政府或军队职位，而不是后脑勺挨一颗枪子儿。
“我没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只是努力在我认为我能挣最多钱的地方做生意。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只是巧合。”赖昌星边说边收拾他的香烟和手机，准备在宵禁时间前回家。“现在我看到了整个体制有多么黑暗。我还不如就当一个菜农。没人会打搅我。没人会妒忌我。”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黑暗的故事，但是中国依然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黑暗角落。这个故事发生在1985到1995年“巧取豪夺”的十年间，像赖昌星的冤家朱牛牛这样的人直接参与了政府的各种交易并赚了大把大把的钱。这些在体制内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大权在握的懒汉兼强盗今天都已经退休了，他们享受着自己的豪华轿车和乡村别墅，身边有不止一个情人，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减少自己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差点。
随着中国私营企业的蓬勃兴起，在风险投资或股票上市的推动下，商业环境比以前更透明，也略为遵守法律了。但是中国公务员的工资依然不够高，仍谈不上诚实正直，而政府的工作人员如此之多，如果要把他们的工资提到和私营企业一个水平，政府就会破产。今天的年轻人，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私人企业，都意识到他们已处在黄金潮的尾声，因此很多人迫不及待地要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大捞一把“皇粮”。
这样的环境将如何影响你的在华企业？你又该如何应对才能既不倒闭又不进监狱？作为一个在华外企，你和中国公司在一条船上：你需要得到官员的批准和宠爱才能开展业务，而且你要在一个通过贪污受贿得到润滑的体制中销售你的产品。我所看到的在华外企的做法可以被分成三类：好的，坏的，以及丑陋的。
让我们先从好的开始。不要僵化地认为所有中国人都腐败或者这个体制就要求腐败。有很多公司坚持严格的道德规范，建立了更高层面的方式和关系在中国生存下去。大型的跨国公司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因为他们的生意往往是非常大、非常显眼，他们和政府及党的高层领导打交道。他们通过销售中国所需要的质量最好的产品、顶级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来赢得生意，就像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在中国经营的同时，这些公司还努力专注于帮助他们的中方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客户，使得对方更完善、更国际化。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很普遍而且在伦理上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一种做法是安排中国的商人和政府合作方出国考察，这样的安排包括了参观工厂、商业研讨以及培训课程，期间还安排了慷慨的旅游休闲项目。很多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没有钱或不被允许自行出国培训或旅游，因此这样的做法在今天依然有效。80年代末90年代初，AT&T公司实际上为整个中国电信主管部门提供了培训，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非常好的声誉。重要的一点是公司经理应该自始自终陪同代表团，因为在旅途中建立起来的真正的个人友谊是无价之宝。
现在许多中国业务伙伴都有充裕的资金，也经常旅行，因此免费出国的诱惑力不那么大了。这些人关注的是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因此交换项目就非常有效，它们安排中国商业伙伴在总部职能部门、本土制造工厂的经营管理中担任短期的工作。同样有用的是高水平的培训机会。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通用电气，它邀请来自中国商业伙伴、供应商和客户的高层经理人参加一个为期十天的管理课程，全程配有同声翻译。培训地点在通用电气位于纽约上州著名的经理人培训中心。通用电气还定期在中国组织中国经理人参加通用电气培训研讨会，届时会有来自通用电气的高管做讲座，并与参与者互动。参加活动的中国经理人感到自己是通用电气大家庭的一员，还是一个私人俱乐部的会员。
现在谈谈的坏的。一旦你身处做大买卖的大型跨国企业的次级一层，中国就变成了一片沼泽。如果你向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卖产品及服务，你还往往需要考虑你打算同时出卖多少灵魂。中国的采购流程通常在各个层面都是腐败的。无论是工厂采购设备，还是零售卖场同意采购并陈列你的产品，抑或公司寻找专业服务，都需要给回扣。
按照《外国腐败法案》的规定，美国公司和经理人都被禁止参与任何形式的行贿活动。欧洲公司一般也面临类似的禁令，但是要稍微宽松一些。而亚洲企业则往往认为此类费用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商业做法。很多公司选择的办法是聘请一家中国顾问公司或代理作为交易的中间人。中方经常会向外国企业推荐一家代理或顾问公司提供业务咨询。这时就要用到外国人版的“不要问，不要说”。没有人会讨论或承认回扣或报酬的问题，因为外国经理不能“有意识地”参与贿赂行为。大家只是承认利用某些代理或顾问有助于创造商机。至于此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愿意知道。美国的律师痛恨这样的做法，但是他们也帮助跨国公司起草合同，做被他们称为“书面应付”《外国腐败法案》的工作。总体上，整个流程包括一些书面工作，证明你已经完成了尽职调查，使用这家代理或顾问是处于商业上的考量，这家公司并不是为了这个特定的交易而设立的，以及合同方的经营者和股东与决策者或政府官员无关等等。你还需要证明自己的付款是合理的。“但是一旦你完成了这些工作，你就再也不想要任何其它信息了。”一名在中国工作多年的律师说。我知道的一家欧洲企业在这方面有独到的伎俩。公司与中间人签订的合同只有一份，而且是用黑色墨水打印在红色纸张上的，这样就无法复印。公司的中国老总把这唯一的一份合同保管在自己的办公室保险箱里，一旦内部审计师要开始查账，他就可以立刻销毁这份合同。
最近几年，随着全球经济退潮，中国成为热点，跨国公司的总部有时就压迫他们的中国业务以弥补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增长放慢。面对总部对营业额飞速增长的预期，领导中国业务的老板们往往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职业生涯自杀式的保持业务清白、营业额低下；抑或大量参与回扣活动以达到财务目标。为了保持理智，一些外国经理故意不去了解销售部门发生的事情。我有一些美国经理朋友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在中国的岗位了，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临或出卖灵魂或自毁前程的难以言表的两难境地。
另外一种逼近伦理底线的惯常做法是悄悄地资助政府干部和国企官僚的子女的教育和生活费用。在某些情况下，赞助人通过基金会或类似的机构来处理，这样就不会留下有关公司的蛛丝马迹。在其它情况下，赞助人会公然把钱以学生的名义存在境外银行账户中，然后把存折交给相关的干部。一些台湾和香港公司经常这么做。
最后是丑陋的。如果你在中国的草根阶层中工作，通往成功之路往往充满了贿赂。我有一些台湾朋友，他们定期带着一箱子的现金去找工厂的采购主任，销售他们的制造设备。在中国的零售业务需要和店面采购员打交道，他们要得到回扣才会销售你的商品。同样，利用中国代理直接和零售商打交道来分销你的产品会简化这一流程。有时候，如果你给的钱够多，买家甚至会在店里禁售你的竞争对手的产品。类似的情况存在于中国的新闻报纸、杂志和电视台中，他们都受政府的控制，当地广告代理对中国媒体经理人的回扣可谓铺天盖地。
我有一个朋友负责向省里的工厂销售设备，他解释了在中国给回扣的学问。首先，你要在公司里找到一个内部人，他能告诉你谁是真正做采购决策的，以及决策如何做出。然后你就开始与这一个人或一群人结交，等待信号。“一旦他们给了你他们的家里电话，你就知道你入局了，”我的朋友如是说。销售人员最高兴的事就是发现某个当权者一人就能“搞定”采购，并能私下把现金分给他的同事。如果是有多个部门的多个人共同决策，销售人员就可能通过夜生活来培养与他们的关系，就像赖昌星在红楼做的那样，或者是资助这批人出去旅游。一个朋友把这叫做“3G系统”：女孩子，高尔夫，和赌博[1]。在最荒诞怪异的伦理道德中，现金贿赂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因为他们必须感觉舒服，不必担心被揭发。
更为传统的中国做法是赠送礼物。在中国的新年期间，生意人往往会去家中拜访政府官员并送去礼物。过去的礼物通常是成条的烟或价格昂贵的酒。今天，笔记本电脑、高尔夫球杆、家庭影院、甚至汽车都可以放在你的礼品清单上。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往往这么做。公司董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确保董事会成员都拿到了汽车、度假、礼物和高档餐馆的高额礼券等等，这样他们就会高兴，对CEO感恩戴德。
你该怎么做？随着中国更富有、更完善，要避免腐败也更容易了。有很多外国公司对在华的腐败行为绝不姑息，同时依然生意不错，因为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需求最旺的。中国市场认可并要求质量。
前文提到的给合作伙伴提供旅行、培训和教育已被证明是可以在中国采取的更高水平的做法，但是这也需要严格的内部政策。一些公司要求员工签订行为准则协议。我在道琼斯就这么做，我明确告诉员工任何违反行为准则的做法不仅会导致被开除，而且我还会向警察报案。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但是我们也没法向偏远工厂销售我们的商业插件产品。
对于夹在中国工厂和外国买家之间采购公司，腐败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们的麻烦并非来自大陆中国人，而是在中国办厂的台湾和香港老板。他们总是会很迅速地拿出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给采购公司的质量检查员。我的一个朋友运行一家采购公司，他通过严格的规定制止了这种行为，严禁检查员与工厂管理者参加任何夜间娱乐或宴会。如果工厂想要行贿，采购公司立刻终止所有订单。“几次终止订单之后，人们就会知道你是认真的。”他说。其它公司会把所有供应商拉到一起开会，宣布任何企图行贿或赠送礼物的工厂会被永久地列入黑名单。很多中国工厂反应良好，因为这样做生意就不再是猜谜语。
对于公司内部管理来说，你的CFO必须是你能完全信任的人，而且你必须通过CRM软件和其它技术解决方案在你的销售和采购体系中实现透明，这些措施可以防止单个人拥有过大的权力。一些管理更好的中国公司每六个月就更换一次采购经理，因为他们发现这正好是销售和采购人员建立足以安排回扣的个人关系的时间。
[1]译者注：“女孩子，高尔夫，赌博”的英文为“girls, golf, gambling”，都已字母G开头，因此取名3G。
商业红宝书
如果你打算出卖灵魂、向中国的腐败投降，卖个好价钱，老了后多做慈善工作。
中国的现代化是“以法制国”，而非“依法治国”，所以关系和个人势力范围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全是检查，而全无制衡。中国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并不是做做表面文章，但效果甚微，因为整个体制和诚实正直格格不入。
你的中国员工和商业伙伴有着混乱的伦理道德框架，这是一个在从批判财富变成创造财富的党领导下进行国家改革的彻底颠倒的社会所导致的。
在中国，政府产业私有化带来的黄金潮正接近尾声，官员和企业家专注于攫取国有资产。年轻人感到轻松赚钱的时代就要过去，也许会比上一代更加急迫地“大饱皇粮之口福。”
中国已经回到了传统的官商共生关系。官员为生意扫清道路。生意人则为官员聚集财富铺路。
党的高层领导人很少直接参与腐败，更倾向于利用裙带关系建立家族财富。对于统治精英来说，默默地聚集财富被默默地接受了。
要让你的律师能安心睡觉，坚守“不要问，不要说”的原则。选择合法的代理和顾问来获得许可证或批准，至于他们是怎么获得的，知道得越少越好。
不要行贿。没有人永远能被买通，中国人知道这违反美国的法律。相反，通过培训、旅行和娱乐机会与客户建立长期互利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中国社会是自私的。他们竞争能力很强，合作能力很弱。
在中国，利益冲突被看成是竞争优势。
为你的员工划清底线。在中国文化中，礼物和贿赂之间的界定并不清楚。
支付员工足够的工资已确保他们的诚实，要求他们签署行为尊者，让他们知道一旦违反就会有实实在在的严重后果。
按照财务部门的规定对待整个公司，部署CRM软件和其它技术解决方案进行数据控制，实现透明，个人不应拥有过大的权力。
除非被证明是清白的，否则就假定你的采购部门是腐败的。采购经理应在不同产品线上进行频繁轮岗。
勇敢应对公司内的丑闻。起诉那些做坏事的人，而不是花钱请他们走人。
?关系，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中文单词，被言过其实了，它是暂时的、不可转移的，只握在那些真正掌握关系的人的手中。永远、永远不要让你的生意落到依赖于某个能够接触到政府官员的个人的境地。
通知你的供应商，如果他们试图贿赂你的员工，就将被永久除名。供应商会对此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