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慕尼黑的悲剧
几天后，由德比勋爵提议，丘吉尔附议，张伯伦当选为保守党领袖。
此时丘吉尔与政府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他不再在主要政策问题上同政府争论不休，反而有时还能给予适当的支持。
他对年轻的外交大臣艾登在处理国际冲突中采取的有力措施给予热烈赞扬；对于政府在加强国防方面的努力给予坚定支持。
1937年10月，他在斯卡巴勒举行的保守党全国联盟的年会上说：“目前，政府正在对重整军备问题作出巨大努力。……我们的责任是支持陛下政府的政策，在我们的权限内用各种手段加强国防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里，党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
新的一年开始后，丘吉尔又在《夜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用于防务的款项无疑正不断从英国各个方面拨出，因此，欧洲主张政治和民主自由的朋友们无须用过于失望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现已开始的暗淡年份(1938年)。”
人们又在谈论应该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事。
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敦促张伯伦起用丘吉尔，但是张伯伦说：“如果我把他拉进内阁，他就会支配内阁，他甚至不给别人发在野岁月表意见的机会。”
张伯伦不仅容不得性格刚毅的丘吉尔，而且很快就与外交大臣艾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首先在性格和作风上，张伯伦与温和、宽厚的鲍德温不同，他对政府各部门都想进行有力的控制，甚至仅仅把大臣当作处理该部门事务的助手。
更为实质性的分歧，在于两人的外交观点截然相反，张伯伦希望同德、意保持友好关系，所以遇事先想到妥协，不愿得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艾登则深刻地认识到了法西斯独裁者的危险和威胁，因而主张同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联合起来用坚决的手段甚至用战争制裁独裁者。
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使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1937年7月，张伯伦没有与近在咫尺的外交部通气，就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墨索里尼，希望改善英意关系，并表示可以承认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地位。
艾登认为尚未开始谈判就主动放弃重要筹码，实在太不明智。
张伯伦不满于外交大臣阻挠他与德意两国谈判的意图，艾登则不理解首相在英国军备还十分薄弱的时候，为何在同独裁者寻找妥协中如此急切。
丘吉尔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与艾登是一致的，因此张伯伦与艾登的矛盾成为丘吉尔重新反对政府的转折点。
丘吉尔认为，张伯伦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于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丘吉尔传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
1938年1月11日晚，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拜访了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国大使林赛爵士。
他带去了罗斯福总统给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一个密件。
罗斯福在信中对于国际时局的日益恶化深感焦虑，因而他提议邀请一些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来，讨论目前纠纷的根源以找出解决的办法。
罗斯福总统建议的实质，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当前国际危机的可能性进行磋商。
罗斯福还要求暂时对此建议保密，等他得到“英王陛下政府热诚赞助和全面支持后”，再向法、德、意等国提出。
艾登认为，英国应对这一建议持积极欢迎态度；但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使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张伯伦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评述说：“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他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
丘吉尔直到战后也仍然对张伯伦的态度大惑不解：“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一个正直干练的好心人，负责掌握在野岁月国家命运和掌握依靠国家的一切人的命运，却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得毫无分寸，甚至连自卫的观念也没有，说起来实在可悲。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很难设想出，当时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使他采用那样的外交姿态。”
导致艾登与张伯伦决裂的是与意大利会谈问题。
在意大利拒绝撤退在西班牙内战中投入的5个师的所谓志愿军(其实是正规军)的情况下，张伯伦同意了意大利提出的在罗马举行一般性会谈的建议。
而艾登表示强烈反对，他终于提出了辞职。
张伯伦立即任命了和他观点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继任外交大臣。
1938年2月20日深夜，就在艾登辞职后几个小时内，丘吉尔得知了这令人黯然神伤的消息。
在长期的接触中，丘吉尔与艾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反对德、意轴心国干涉西班牙内战问题上，在针对意大利潜艇冒西班牙之名袭击国际商船而决定建立国际海军巡逻体制的尼翁会议问题上，只要艾登采取坚决的行动，丘吉尔在下院总是支持他的。
在丘吉尔看来，艾登是一个坚强的年轻人，“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巍然屹立着顶住政府中的“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
而现在他却被迫辞职了。
“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
在丘吉尔漫长的一生中，只有这一夜他被折磨得彻夜难眠，直到清晨，“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像。”
丘吉尔从此之后再次成为政府的反对派。
在艾登及其副手克兰伯恩发表辞职演说时，丘吉尔“高声喝采，声音之大丘吉尔传使他因车祸留下的伤疤在他紫红色的脸庞上显出深深的痕迹”。
在议会进行表决时，丘吉尔也不再投政府的支持票，而采取了弃权的作法。
至少有20位原来支持政府的议员与丘吉尔站在一起。
在议会之外，丘吉尔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
他在前一年参加了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保卫自由与和平中心”，还担任了“新联邦协会”的主席。
现在这些团体更加活跃地开展活动，组织公众集会。
丘吉尔在这些集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反复提倡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
他还认为，在这个“大联盟”的国际组织中，不仅应包括法国，也应该包括苏联在内，以共同抗击日趋严重的来自德国的威胁。
希特勒1936年3月以少量兵力重行占领莱茵兰的轻易
得手，使他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了。
1936年7月，他命令德国参谋部拟定一旦时机成熟就占领奥地利的“奥托计划”。
1937年6月，他又命令将这个计划具体化。
1938年2月，希特勒将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胁迫他签署了一个协定，内容包括任命奥地利纳粹党头目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兼公安部长，大赦在押的纳粹党人并将该党合并到政府创建的“保卫祖国协会”中去。
3月11日，许施尼格被迫辞职。
就在这一天，德军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奥托计划”，越过边界迅速占领了奥地利。
这样，德国就打开了通向捷克斯洛伐克的门户，打通了向西南欧扩张的宽阔道路。
1938年3月18日，苏联提出举行会议，希望商讨在德国对世界和平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际联盟用必要的手段和方法应付时局。
法国对此反应冷淡。
英国首相张伯伦此时已“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的念头”，因而在下院的发在野岁月言中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建议。
张伯伦担心苏联建议“将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就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也是蓄谋已久的。
1937年6月，德国参谋部在将“奥托计划”具体化之前，就已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草拟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
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声称德国有责任去保护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同胞。
1938年3月，他在进军奥地利的途中，对德军将领哈尔德说：“这样一来，捷克人可不方便了。”
西方民主国家承认了德国侵占奥地利的事实，对希特勒加紧推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3月底，丘吉尔在政府的赞同下，去法国与其政府领导人进行探索性会谈。
他会见了包括法国总理勃鲁姆、弗朗丹、保罗·雷诺和甘末林将军在内的许多重要人物。
由于法国国内政治上动荡不安，会谈未取得什么结果。
不久，勃鲁姆内阁倒台，由达拉第继任总理，博内任外交部长。
4月份，与德国紧邻的捷克苏台德地区纳粹党头目亨莱因在柏林的指挥下，提出了自治的要求。
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向捷克外交部长“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5月，希特勒在国会中宣布：“我决定把苏台德——日耳曼问题加以彻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
6月18日他宣布了进攻捷克的最后决定。
1938年7月，张伯伦派出朗西曼勋爵率领的代表团，去捷克促成政府与亨莱因和平解决苏台德问题。
丘吉尔对此表丘吉尔传示了赞同，但是预见到“更大的和更狂暴的野心却可能妨碍达成协议”。
8月31日，丘吉尔致函哈利法克斯勋爵，建议由英、法、俄三国联合向德国提出照令，表示“一致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和平解决”，并促使罗斯福写信给希特勒，说他认为侵犯捷克势必引起世界大战；同时调动舰队，造成声势，以威慑德国使之不敢发动战争。
9月10日，法国向英国政府探询在德国发动对捷克进攻时英国将如何反应，哈利法克斯代表政府答复说：“虽然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在现时尚难预料的形势中将采取的未来行动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时间。”
法国政府追问英国会提供什么帮助，伦敦的答复是，两个没有摩托化的师以及开战6个月内将派150架飞机。
英国政府就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消极态度，也为法国政府摆脱法捷条约中规定的义务提供了借口。
由于英法两国的姑息纵容，使德国法西斯进犯捷克斯洛伐克的步子加快了。
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大肆攻击捷克人；9月13日，捷克国内部分地区实施戒严；9月14日，亨莱因与政府的谈判破裂，并于次日逃往德国。
9月13日深夜，法拉第代表法国政府向张伯伦表示，如果法英两国政府首脑直接与希特勒会谈，可能会争取使局势得以缓和。
但是张伯伦太想充当唯一的和平缔造者，独自主动给希特勒发电报，表示了访问的意图。
电报说：“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在明天启程。请赐告你最早能在在野岁月什么时候接见我，并请赐告会面地点。盼尽早赐复为感。”
在收到希特勒回电邀请后，张伯伦于9月15日早晨乘飞机抵达慕尼黑。
这一举动，使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大为惊讶并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这显然会削弱他们在与德国打交道时的地位。
果然，张伯伦刚下飞机，就听到德国所有的电台都正在转播显而易见是由希特勒导演的一幕政治闹剧——苏台德地区纳粹党领导人亨莱因发表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
可是关于归并这一说法，无论是德国政府或者亨莱因本人此前都从未提出过。
而且仅仅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宣布，英国政府绝不接受这样的政策。
在会谈中，希特勒当面向张伯伦提出了割让苏台德区的要求。
张伯伦当即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一要求，但须回国向政府报告并取得批准。
9月17日，张伯伦回国后立即召集了内阁会议。
此时朗西曼勋爵也已回到伦敦，他在会上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
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劝阻希特勒侵略和瓜分捷克斯洛伐克。
张伯伦与朗西曼看法完全一致，并且他仍然执迷不悟地对希特勒抱着坚定的幻想，他对希特勒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9月18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应邀抵达伦敦，与张伯伦达成一致意见。
两国并在第二天即把立即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交给德国的联合建议文件送达捷克政府。
9月20日深夜至21日凌晨，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丘吉尔传拜会捷克总统贝奈斯，极力敦促捷克“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在英法两国就捷克问题同希特勒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苏联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9月2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奉命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作正式发言。
他对苏联政府曾经提出的有关建议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表示遗憾。
他郑重表态，如果法国恪守法捷条约规定的义务，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有效援助的话，那么“苏联将同法国一起，根据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苏联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
苏联的这个公开声明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却被法国和英国拒绝了。
丘吉尔评论说：“事态的发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9月21日，丘吉尔就捷克危机向伦敦新闻界发表声明说：“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25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在野岁月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英法两国政府的敦促下，捷政府被迫接受了两国联合建议。
9月22日，张伯伦带着这个建议的细节，飞往德国莱茵兰的戈德斯贝格市与希特勒进一步会谈。
张伯伦本来以为，既然捷克政府已经接受希特勒提出的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就会同他“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但他没想到遇到的是“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
他后来向下院报告这次会谈的情况时说：“我本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我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使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说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应代之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
就在这次会谈中，张伯伦“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
希特勒限定，如果他在9月28日下午2时以前没有接到捷克同意新建议，即同意德国军队立即进占苏台德区的通知，他将命令军队在10月1日向该地区发动进攻。
在这种情势下，天真的张伯伦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希特勒的幻想。
他对下院说：“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
他还特意向下院强调了希特勒再次许下的谎言：“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非要把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
在张伯伦回到伦敦后，英国内阁于9月25日召开了三次会议。
张伯伦试图说服内阁接受德国的新建议，但遭到海军大臣达夫·库珀的坚决反对。
连一直追随张伯伦的哈利法克斯也因良心所迫，在苦思冥想之后改变了态度，强烈拒绝张伯伦的意见。
此时英法两国舆论中的强硬派日益占了上风，极力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内阁决定拒绝德国的新建议，并立即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德国政府。
法国政府在接到通报后同意这一决定并在国内进行部分动员。
当天晚上，法国总理达拉第再次来到伦敦，虽然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对捷克人的义务。
9月26日，丘吉尔拜访了首相和外交大臣，敦促政府与法苏一起发表联合声明。
当天晚上，英国政府即发表公报说：“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国和俄国自必支持法国。”
9月27日晚，海军部发出警戒电报。
第二天上午又正式发出了英国舰队动员令。
捷克斯洛伐克也有150万军队在防线上严阵以待。
但张伯伦仍然不死心，他在9月27日晚上发表了“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当晚又收到了希特勒主动提出的对捷克新国界和实行新的公民投票方式的保证，似乎为缓和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
张伯伦立即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希特勒说：“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在野岁月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
张伯伦还同时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希望他参加会谈。
9月28日下午，张伯伦正在下院报告最近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演讲过程中他收到哈利法克斯转来的希特勒邀请他出席慕尼黑会议的电报。
据哈罗德·尼科尔森的日记记载，张伯伦对此大喜过望，“他整个脸色，整个身体，都变了模样……，看来他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胜利的喜悦”。
他马上宣布说，希特勒同意推迟24小时动员，并邀请他和达拉第、墨索里尼赴慕尼黑会谈。
会议大厅里马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并长时间向张伯伦鼓掌致意，只有丘吉尔和艾登等少数人无动于衷。
9月29日张伯伦赴慕尼黑参加谈判。
行前张伯伦未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会商，而希特勒却亲自到德奥边境迎接墨索里尼并进行密谈。
丘吉尔担心张伯伦有继续退让的危险，即在当天一个反对党领导人和持反对态度的保守党议员参加的午餐会上，敦促大家联合发电报给张伯伦，提醒他不能退得更远，但未得到大家的响应。
9月30日凌晨2时，“四巨头”在迅速达成的协议上签字。
此后在张伯伦的要求下，希特勒和他又共同签署了一份保证以协商的办法消除分歧，谋求欧洲和平的英德联合声明。
总的看来，慕尼黑协议在基本各点上都满足了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要求。
苏台德区的捷克人被要求自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10天内完成；最后国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划定。
奉命前来听候发落的捷克政府代表也收到了这个文件。
紧接着，波兰和匈牙利也趁火打劫，分别向捷克提出了类似的丘吉尔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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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要求。
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屈服。
贝奈斯总统立即辞职，寄居到英国去了。
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这一协议被野蛮宰割而解体了，张伯伦得意洋洋地回到伦敦。
他在下飞机时挥动着他与希特勒共同签署的英德联合声明接受了群众的欢呼。
他在首相官邸的窗户前又对欢呼的群众挥动着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A绥靖政策的破产
当张伯伦自以为得到了光荣的和平时，头脑清醒的反对派们看到的却是失败的外交必然导致的战争。
在张伯伦得到一些群众和下院议员欢呼的时候，也引发了反对派因慕尼黑协定而产生的愤怒。
海军大臣达夫·库珀“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愤而辞职以示抗议。
他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指出，希特勒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这一次在收到张伯伦要求举行慕尼黑会议的信之前，希特勒先获悉了英国舰队动员的消息。
库珀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而保留的词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
库珀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张伯伦由于沉溺于绥靖幻梦因而屡次受骗却仍然执迷不悟的荒谬，他说：“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在野岁月“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1随后丘吉尔在下院的长时间辩论中也发了言。当他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一片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他中断了片刻之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但他仍然毫无顾忌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把希特勒的行为说成是：“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英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丘吉尔认为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知道英国防务的严重疏忽和缺点，知道这次打乱了欧洲平衡的失败的深远影响。
他还说：“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虽然反对派们振臂疾呼，但他们在当时仍是少数。
辩论结束后，下院以366票对144票通过了张伯伦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
保守党内的反对派们丘吉尔传则是以弃权的方式表示反对。
他们虽然只有三、四十人，但都有很高声望和地位，除了丘吉尔以外，其中还有三位前内阁大臣即艾登、艾默里和达夫·库珀。
他们中的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人数而在于我们这些人的声誉，……下院知道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远比他们更加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英国国内，这一时期中绥靖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
对于绥靖是“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双方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丘吉尔在1938年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
丘吉尔认为，只有广泛联合欧洲乃至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大联盟”组织，以强硬的手段甚至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才能制止法西斯独裁者的侵略野心。
他始终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些，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直到“二战”期间他也仍持这一看法。
有一次，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交谈时对他说，自己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字。
丘吉尔立即说应该叫做“非必然的战争”。
丘吉尔以为，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在野岁月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
只是由于英语民族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才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这一思想，被丘吉尔明确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的主题，标识在该书的扉页上。
从战后出版的回忆录和对战犯审询的记录中，丘吉尔的观点得到了确切证实。
在奥地利前总理许施尼格的《奥地利安魂弥撒》中，记载了希特勒威逼奥地利屈服的谈话。
希特勒狂妄地说：“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在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的《法国拯求欧洲》中，引述了德国元帅凯特尔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拉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指签订慕尼黑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
当时的德国军备虽然发展迅速，但与英、法比较并不占优势，在有些方面还差得较远。
由于“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丘吉尔传国的缺乏坚决意志”，使希特勒敢于进行战争冒险。
“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
根据多次的经验，希特勒对英、法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是深信不疑的。
但德国的将军们从军事实力的对比出发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准备阻止希特勒的计划。
当时，“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①约以八比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敌意的俄国可能利用捷克的飞机场采取军事行动，苏俄军队可能通过波兰或罗马尼亚向前推进。最后，据说英国海军在最后阶段已在动员。”
这些情况使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因要求停止战争冒险而与希特勒决裂。
贝克辞职后，新任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出于对祖国以及德军的责任和荣誉的考虑，据信与贝克将军、施蒂普纳格尔将军、维茨累本将军、布罗克多尔夫将军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将军等人，策划了一个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亲信的阴谋计划。
正当他们定于9月14日晚8时开始行动的4小时前，维茨累本得知了张伯伦将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晤的消息。
阴谋者们马上开会商议对策。
在会上，哈尔德对维茨累本说：“如果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恐吓又获得成功，那么，我作为参谋总长是不宜把它拆穿的”于①西墙，即德法边境上的“齐格菲防线”。
在野岁月
是停止了计划的执行。
丘吉尔曾经对此事评论道，关于这一事件“后来米勒—希勒布兰特将军也加以证实，有些调查过此事的权威人士也认为确实可靠。……这又是另一个因极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人类命运的例子。”
丘吉尔还说：“现在我们得知，当时英法两国如果在国际联盟领导下采取坚决的立场，就会立刻迫使他们从莱茵兰撤退，而无须流一滴血；影响所及，可能使德国军队中较为慎重的人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而德国那位政治领袖也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进尺了。”
丘吉尔认为，捷克事件也是英法各国对希特勒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但这一机会又让张伯伦断送了，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希特勒的领导地位。
但是在英国国内，支持绥靖政策的许多保守党人不仅看不到这一政策带来的严重恶果，反而对因反对绥靖政策而激烈批评政府和保守党领袖的人大肆攻击。
丘吉尔在他代表的埃平选区也遭到强烈反对，他被迫发表声明说，如果本地党部决定对他弹劾，他将立即辞去议席，另行参加补缺选举。
经过丘吉尔的坚定支持者、党部主席霍基爵士的艰苦斗争，终于使丘吉尔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
不过，人们一方面庆幸绥靖政策使他们免遭战祸；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缓和尽快地加紧战备工作。
军事部门因危机中暴露出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都要求大力重整军备；而绥靖派则担心这样会刺激希特勒，因此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
经过争论，最终内阁达成了一个既要尽可能做好准备，又不大规模行动以免刺激德国和意大利的妥协方案。
或许是张伯伦的绥靖外交取得了表面的效果，英国国内在1939年春天充满了反常的乐观情绪。
在一些保守党地方分部领导人的年度选举中，张伯伦派“大获全胜”。
但是这种状态很快就被新发生的事件改变了。
3月13日，希特勒入侵捷克的剩余地区，宣布对波希米亚实行保护。
第二天，在德国的操纵下，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实行自治。
这一事件反而使张伯伦感到甩掉了一个包袱。
他在下院的发言中说，由于斯洛伐克的独立，原来那个英国政府对其负有条约义务的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因而英国政府再不受这个条约义务的约束了。
张伯伦最后还说：“我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深引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但是由于这一事件，使国内民众的情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迫使张伯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常他原定于两天后，即3月17日在伯明翰发表关于国内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的演讲，但由于“他获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议会、公众和各自治领都表示了坚决的立潮，于是他把早就拟好的讲稿抛到一边，起而谴责希特勒的背信弃义。3月29日，张伯伦在下院宣布了把本土防卫队扩大一倍的计划。3月31日，他又在下院宣布，如果波兰遭到入侵，英国政府将保证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同时他还宣布，法国政府已授权让他明确表示，法国将与英国采取同样立常但是，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好心而能干的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剧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在野岁月了。张伯伦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直推行的绥靖政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甘愿接受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规模可能会大到极点。但现在的条件却比过去恶劣多了。绥靖政策的恶果不胜枚举：德国破坏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扩大征兵；英国失去了空军优势，连均势也未能保住；德国以武力重占莱茵兰，基本建成齐格菲防线；德、意勾结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它获得了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美国的干预被拒绝了；苏联表达出援救捷克的计划而无人理睬；在英国无力增强法国边境防务时，却丢掉了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军部队的35个捷克师。丘吉尔还指出，由于匈牙利已投向德国；波兰不愿与罗马尼亚合作，而且两国都不愿意让抗德的苏联军队通过，因此东欧方面任何足以组织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现在差不多都完了。
“大联盟”的关键在于同苏联达成谅解，但是当苏联于3月19日提出召开六国会议共商抗德大计时，张伯伦却出于成见冷淡地拒绝了。
4月3日，德国总参谋长凯特尔发出了针对波兰的秘密命令“1939年到1940年武装部队指令”，代号“白色方案”。
希特勒在上面批示要求：“准备的工作务须做到从9月1日起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
墨索里尼为了能够同德国在中欧的进展保持平衡，于3月26日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针对法国提出了对地中海的权益要求。
随后在4月7日占领了阿尔巴尼亚，获得了一块进攻希腊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
整个国际局势丘吉尔传越来越紧张，张伯伦的和平大船已经是处处漏洞了。
鉴于英国政府给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如果不纳入英国与俄国达成一个全面协议的体制之内就都不具有军事上的价值，英国政府指示驻苏大使于4月15日在莫斯科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进行了会谈。
4月16日，苏联提出正式建议，主张苏、英、法三国结成相互支援的联合阵线。
张伯伦没有想到苏联这么快就走得如此之远，不知所对，只好保持长时间沉默。
这种态度对主张联合英法的李维诺夫是个沉重的打击。
5月3日，莫斯科宣布解除李维诺夫的职务，改由总理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
这一人事变动，标志着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
5月4日，丘吉尔敦促政府对苏联建议作出反应。
他评论道：“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战线。阻止希特勒对东欧的图谋，是同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
5月8日，英国政府终于对苏联政府4月16日的建议作了答复。
此后两国间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但很长时间都毫无进展。
5月19日，下院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劳合·乔治、艾登和丘吉尔都作了发言，敦促政府与苏联签订平等的、内容广泛的协定。
工党领袖艾德礼和自由党领袖辛克莱也都发言说明了与苏联结盟的必要性。
但张伯伦的态度则轻蔑而冷淡。
在英国与苏联谈判的同时，德国与意大利两国外长在科在野岁月莫会谈并于5月22日签订了所谓的“钢铁盟约”。
5月30日，德国外交部打电报给其驻莫斯科大使说：“与我们过去计划的政策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决定和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
就在同一天，莫洛托夫发表演说，指出英国与苏联的根本分歧。
由于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苏联心存疑虑甚至恐惧，波兰和罗马尼亚也不打算接受苏联给予直接的和有力的保证，谈判最终未取得任何结果而失败。
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德国进行谈判并最终于1939年8月23日与之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丘吉尔后来评论道：“这一事实标志着几年以来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这些结果并不出乎丘吉尔意料之外。
在此期间，他只有尽力为巩固英法联盟而活动。
7月14日，他应法国政府之邀参加了法国的国庆节以及为纪念攻陷巴士底狱150周年举行的专门庆祝活动。
8月15日，丘吉尔再次来到法国，到莱茵河扇形战区前线进行了10天考察，与甘末林将军和乔治将军时常在一起研讨军事问题。
回英国后，他将考察中的札记整理出来送给了陆军大臣，其中写道：“德国在攻击波兰前，不必进行军队动员。……到目前为止，一般认为，希特勒似应等到阿尔卑斯山地区降雪，使墨索里尼可以利用冬季的掩护时才会有所行动。在9月初的两星期中，甚至早些时候，这些条件就会具备。……所以9月的上半月，看来是最危急的时期。”
事实再一次证实了丘吉尔的准确预见。
因为波兰政府拒不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一名全权代表到柏林去讨论他提出的条件以解决问题，希特勒认为德波关系“最近几星期内已变得难以容忍了”。
在与苏联签订丘吉尔传了互不侵犯条约后，希特勒感到，“俄国的善意态度已有确定的保证。尤其重要的是，现在如果发生冲突，就不再会有由罗马尼亚方面来的任何攻击的可能了”。
于是，希特勒“决心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8月31日，希特勒发出了“第一号作战指令”，命令德军“对波兰进攻应按照‘白色方案’执行”。
9月1日拂晓4点45分，150多万德国大军突破波兰防线，分三路向华沙推进。
9月2日，英国下院爆发辩论，议员们要求政府履行对华约的义务。
9月3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讲说：“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
但是，张伯伦最终并没有看到这一天。
1940年11月9日，他带着遗憾和绝望与世长辞了。
就在9月3日上午11点，对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时限刚过，英国对德宣战并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
震惊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