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光荣的孤立
丘吉尔的预感并没有错。
历史正在为它的伟大儿子酝酿机遇，而丘吉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迎合着历史的发展趋势。
他就战争的危险向世人发出的无休止的警告，虽然在长时间内在野岁月不为人们所重视和理解，甚至在他的下院同僚中引起了“痛苦和反感”的情绪，但历史将很快证明丘吉尔的正确性，并将因此而把他引上他人生旅途中的辉煌顶峰。
丘吉尔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曾在部队中服役过较长时间，参加过多次战争，又担任过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
通过这些经历和磨炼，使他对于战争具备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惊人的敏感和预见。
他似乎一直扮演着一位上帝派来的使者，不断地向人们发出警告性的战争预言。
早在1925年，他就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的技术发展作出了高瞻远瞩的预见。
而不幸的是，这些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灾难。
他写道：“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桔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还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罢了。可以肯定，莱茵河两岸的人都在运用科学并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所有这些新的毁灭方法。而且，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这肯定是不仅在一个大国的实验室里进行着的。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不仅毒害军队，而且能够毒丘吉尔传害整个地区的瘟疫——这些就是军事科学正在冷酷无情地前进的路线。”
在丘吉尔于1928年写成的《战后》一书中，他对“一战”结束后的某些情况和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深刻的思考，并怀有极大的担忧，此时他“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
他写道：“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必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漂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在野岁月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丘吉尔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成为“后座议员”，但他仍然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
1932年夏，当他前往巴伐利亚等地考察马尔巴罗公爵曾经征战过的古战场时，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偷偷地重整军备的事态十分关注。
他写道：“当我们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在国内掀起了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狂潮，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亦愈演愈烈。
丘吉尔又是最早对这个纳粹新政权的罪恶进行谴责的人之一。
他写道：“我们以吃惊和忧伤的心情看到：残忍的暴力和好战的狂热甚嚣尘上，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无情的虐待，仅以种族为借口而拒绝对文明社会为数众多的个人提供正常的保护。”
正当希特勒德国秘密地或半公开地破坏凡尔赛和约而重
新武装起来之时，英国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却迫于财政危机，在议会下院大力鼓吹裁军，并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裁军建议。
同时，对于坚定地保持丘吉尔传强大的陆军的法国进行抨击。
1932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的议案，还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以废止两类的新划分方法，其中荒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罪恶的范畴”，以便“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
丘吉尔在辩论中对此尖锐地予以驳斥：“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150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就在这次辩论演说中，丘吉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了战争临近的警告：“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在野岁月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4月，丘吉尔在议会发言中说得更加明确：“德国要求军备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编制平等……，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指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1933年秋，和平主义在英国泛滥，和平的热望鼓动着不明真相的大多数英国民众。
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支持。
在牛津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拥护学生俱乐部作出的“该团体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著名决议。
当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关于废除这一决议的动议付诸表决时，却被压倒多数的票所击败。
在当年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补缺选举中，和平主义情绪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9000票，而保守党却减少了10000票以上。
当选的工党议员威尔莫特在投票后说：“英国人民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作出榜样。”
工党领袖兰斯伯里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
工党和自由党继续以和平的名义坚持要英国裁军。
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
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和政治家受到了巨大的压
力，甚至“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丘吉尔一天也没有放弃反对裁军和提醒存在战争危险的呼吁。
1934年3月，在下院讨论军事预算的辩论中，丘吉尔指出：丘吉尔传“德国正在很快地武装起来，没有谁打算去阻止它。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没有人提议进行一次防御性战争以阻止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它决定武装起来，也正在武装起来；而且已经武装起来了。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但事实很明显，这些天赋很高的人，以他们的科学和他们的工厂——加上他们所说的‘航空运动’——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进攻，也能防守，可以用于一切目的的最强大的空军。
“我深恐有一天，威胁到不列颠帝国心脏的手段会落入德国目前的当权者的手中。我们将会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使每一个珍惜行动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使从事日常工作、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遭受极大的危险。我深怕有那么一天，而且也许为期已不远了。也许只有一年，或者也许十八个月。现在至少还没有到来，但愿没有到来，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实上已为期不远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取得空中均势的措施。”
丘吉尔指出，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在世界上只占第五位，仅为法国空军实力的一半。
而新的空军预算中1934年的开支仅有13万英镑，这点可怜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
丘吉尔要求掌握实权的鲍德温采取行动加以弥补，鲍德温答复说：“如果我们为了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那么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和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以达到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