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身兼数职的内阁大臣
为了表示对丘吉尔格外优待，劳合—乔治在组阁时让丘吉尔在陆军部、海军部或空军部中任意选择。
丘吉尔当然愿意回到海军部去，他在给首相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并且表示“我可以接受任何要求，让大家的愿望变为现实：‘舰队做好了准备。’”但是在与其他阁员磋商的过程中，劳合—乔治收回了让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的许诺，而让他同时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
这件事引起了报界的批评。
《泰晤士报》的社论说：“一匹马，一个人。我们对丘吉尔先生同时兼任两个职务所具备的能力表示怀疑，尤其是对同时担任两项这样生气勃勃和方兴未艾的高级职务就更是如此了。”
为了平息批评，丘吉尔说服劳合—乔治任命好朋友西利担任空军部副国丘吉尔传务大臣。
当时陆军部和空军部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士兵复员。
经过了长期战争的士兵们都渴望回家过平民生活。
但是在战争结束前陆军部制定的复员计划，出于对战后工业建设的急需的考虑，规定那些对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有用的技术人才可以优先复员。
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公平。
那些服役长、吃苦多、功劳大的士兵看着战争后期才参军的人却先回了家，心中极为愤怒。
陆军的军纪几乎废弛，士兵们的怨恨转化为许多起兵变。
丘吉尔曾写道：“根据各军营传来的消息，一周之内就有30多起士兵不服从管束的事件。往往有相当多的士兵自由活动好几天而不接受任何约束。”
形势对丘吉尔说来极为严峻。
1919年1月14日，丘吉尔在白金汉宫参加了授任仪式，第二天他立即召集全体陆军委员会委员、驻法英军总司令黑格将军以及有关的民事部门的代表开会。
他建议废除现行复员计划，而以一项依年龄大孝服役时间长短以及受伤轻重而决定是否复员的新计划来代替。
丘吉尔对这一政策概述为：“在4个人中让3个人走，给留下的这个人双份薪水，以完成4个人所担负的工作。”
为了在征召到足够数量并对之进行训练的志愿兵能承担军队应负的责任之前弥补大量复员造成的空缺，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在一个有限的期间内实施征兵的法案。
丘吉尔的这一提议与政府成员们在大选中向民众所作的
许诺相矛盾，并且由于首相正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而未能与其磋商。
劳合—乔治在得知丘吉尔的方案后感到吃惊。
丘吉东山再起尔不得不立即发电报，继而派出秘书，最后亲自赶到巴黎，去向劳合—乔治加以解释。
丘吉尔说这是一个非常情况下的应急措施，“要是目前的做法再继续几个星期，那除了一群士气低落、怒气冲天的暴徒外，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批留下来的人，认为没有什么公平原则，丝毫不顾这是军事组织。”
劳合—乔治在知悉了全部情况后同意了这项计划。
1月29日，陆军部下令实行新政策，实施新军饷标准。
丘吉尔也在报纸上撰文对这一政策加以阐释。
就在此时，又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兵变。
1月底，加莱有三、四千名军需和运输部队的军人发生兵变，占领了这个港口达数天之久，直到从前线调来两个师的兵力才使之平息下来。
2月上旬，大约有3000名休假归队的军人在伦敦换车时，因遇罢工，行期受阻，在车站被耽搁了一夜，既无饭吃，也无法休息。
第二天一清早，他们集体到白厅前面举行示威。
丘吉尔急令近卫步兵和皇家警卫骑兵分队将他们包围后解送到威灵顿兵营。
这些事件使人们认识到，丘吉尔的计划不仅是合理而公正的，而且是及时的和深得军心的，征兵法案亦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尽管阿斯奎斯派和工党强烈反对，但法案在下院还是以绝对多数得到通过。
丘吉尔在这一特殊时期中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魄力，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丘吉尔在陆军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是英国及协约国对俄国革命的干涉问题。
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丘吉尔接掌陆军部之前，英国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干涉。
英军和法、日、美等国军队都开进了俄罗斯。
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丘吉尔传重建东部战线，牵制德军兵力，以阻止德国人将部队撤到法国进行作战；但另一方面则是要支持白俄军队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
英军在俄国的部队不多，但占领的地域却比较广阔。
对德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扩大对俄国的干涉。
1918年11月13日，英国政府批准了一年前同法国签订的在俄国南部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
第二天，又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内容包括向白军将领邓尼金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向西伯利亚的英军增派军官和补充军事装备，以及实际上承认由高尔察克领导的鄂木斯克政府。
1918年11月30日，英国政府又指示英军比较集中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政府代表，要求英军“继续占领穆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继续向西伯利亚进攻，并设法说服捷克人留在西伯利亚，占领(借助5旅英军)巴统——巴库铁路线。在提供各类军事物资方面，对诺沃罗西斯克的邓尼金将军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向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提供军事装备。”
据统计，到1919年初丘吉尔出任陆军大臣时，英军已有约14000名士兵在俄国，由7名将军指挥着这些部队。
丘吉尔在1918年底，曾就对俄政策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发表意见。
他认为，英国要么尽快从俄国撤出，要么“派出大量军队，提供足够的机械化装备”以更有效地进行干预；而他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因为丘吉尔对俄国革命抱有极端的敌视态度。
他在丹迪市发表的竞选演讲中把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断定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说“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
后来他还对朋友说过：“战胜了世界的老虎——德国东山再起佬之后，不能再让大猩猩掐死我。”
1919年初，丘吉尔抱怨说：“我们这个国家对俄国所干的事情是否明确和恰当，对这一点并未建立起坚定和强烈的信念。”
因为劳合—乔治以及帝国自治领的总理们不愿由于干涉俄国革命而卷入一场新的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战争。
劳合—乔治并不同情俄国革命；但士兵厌战、工人罢工以及政府面临的巨大财政困难使他在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
他“自己就觉得，经常是开始倒向这一边，然后又摆向另一边”。
1919年2月，丘吉尔敦促协约国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拟订干涉俄国的计划。
劳合—乔治在参加和会期间，确知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干涉俄国不热心，却在自己回伦敦时让丘吉尔到巴黎去向战时最高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丘吉尔在碰到钉子之后便会死心。
岂料丘吉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动了威尔逊，以致于威尔逊在会谈后宣称，虽然他个人还是反对干涉，但若其他各国共同作出了干涉决定的话他也会接受。
同时丘吉尔还得到了法国福熙元帅的强有力的支持。
福熙和一些法军将领们主张用强大的军队武力在俄国恢复资产阶级政权。
丘吉尔大受鼓舞，立即提议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下设政治、经济和军事小组。
其中军事小组应“立即制订集中力量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计划”。
劳合—乔治留在巴黎的私人秘书菲利普·克尔向首相报告说：丘吉尔的“政策的逻辑是，既然布尔什维克是人类的敌人，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地消灭他们。”
丘吉尔也将自己的计划电告首相。
劳合—乔治对丘吉尔一手促成的这种事态变化深感不安。
他曾对朋友里德尔说：“温斯顿在巴黎，他想导演一场反丘吉尔传布尔什维克的战争，那会引起一场革命1他立即致电丘吉尔说：“您的关于制订对布尔什维克作战计划的第二封电报使我惴惴不安。内阁从未赞成这种事。除向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地区的部队提供军火以保住这些地区外，内阁从未提出做其他任何事……，我恳请您不要因为仇视布尔什维克原则使英国去干纯粹疯子才干的事。代价巨大的侵俄战争将会加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可能导致我们英国出现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不能挑这副重担。张伯伦通知我说，我们在和平条件下甚至还要靠目前的巨额税收才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如果我们被拖入反对像俄国这样的大陆国家的战争，那将是一条通向破产的道路，并将在英国列岛上确立布尔什维克主义。法国人不是这项事业的可靠领导人。他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批小债主的影响，因为小债主们把钱借给了俄国，现在无法指望何时能收回这些款项。所以，我坚决请求您不要过多地理会他们的教唆。他们是想要我们为他们火中取栗。我还提请您注意英国十分严重的工人问题。如果人们明白了您去巴黎是为了制订对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计划，很可能激起有组织的工人怒潮，那将非同小可。”
为了使美国人明白自己的意向，劳合—乔治还指示克尔将电报副本送给了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豪斯上校。
这一做法在美国人面前暴露了英国内阁的内部矛盾，也包含着一种不信任，使丘吉尔大为恼火。
2月17日，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开会讨论干涉问题，美国代表以可能“引起英国和美国工人阶级的不安”为由反对丘吉尔的提案。
会议最后通过了巴尔弗提出的委派军事代表进行非正式协商并写入备忘录的提议。
丘吉尔只好回到伦东山再起敦。
回国后，丘吉尔仍未放弃自己的努力。
他宣称：“在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有破坏性和最为卑劣的。”
他在4月9日给首相的信中认为，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
阿斯奎斯的女儿当时曾问他说：“您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
丘吉尔回答说：“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
丘吉尔领导的陆军部在安排英军撤出俄国的同时，向白俄部队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
英国向俄国南部的邓尼金提供的军需品，足够装备一支25万人的部队。
充分的补给使邓尼金得以在1919年夏秋之交向北方迅速推进。
丘吉尔为此十分高兴，他曾对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说，如果邓尼金占领了莫斯科，他准备“以某种大使身份”去“帮助邓尼金制订新的俄国宪法。”
但到秋末，苏联红军向战线拉得过长的邓尼金部队全面出击，很快就使邓尼金全线溃败。
几年后，当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审问曾与丘吉尔会晤过的白俄军事代表萨文科夫时，曾问及英国大臣中谁给予白卫军实际支持最多？
萨文科夫回答说：“是丘吉尔。他是陆军大臣……他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丘吉尔给我看了俄国南部地形图，上面用小旗子标着邓尼金的军队……，他指给我标示邓尼金军队的小旗子突然说：‘这就是我的军队！’”一个访问俄国的工党代表团曾带回一份白俄文件，上面记述了1919年5月白俄使者戈洛文访英时，丘吉尔曾答应他尽一切可能提供援助，包括派志愿兵参加反对布尔什么维克的战斗。
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评论道：“就算丘吉尔先生是位权力丘吉尔传无限的帝王吧，也不该如此慷慨地挥霍国家的财产和人的生命1“如果工党不为此而展开斗争，那就没有什么好斗争的了。”
人们曾试图找出丘吉尔极端仇视苏俄的原因。
劳合—乔治认为，丘吉尔“身上的公爵家族的血统促使其对俄国大量消灭尊贵的公爵大人这一点表示不满”。
这或许是因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英国的利益。
契切林曾说：“丘GV吉尔的发言一贯强调东方的危险。支持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正如他本人多次说过的，他认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是英国在波斯和印度的利益的保护者。”
在当时，丘吉尔的强硬政策得到了保守党的同情和支持，却遭到了工党的坚决反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国内反对干涉政策的人越来越多，“他本人也惊奇，英国各阶级的代表竟然联合起来支持工党关于不干涉苏维埃政府的意见”。
人们甚至把对俄国的干涉称为“丘吉尔先生的个人战争”。
7月29日的《每日快报》写道：“我国决不希望在俄国打一场大仗……，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自大狂、疯狂的好战赌徒见鬼去吧！把我们的士兵都召回家园。”
形势的变化促使劳合—乔治非常明确地拒绝了丘吉尔的冒险的俄国政策。
1920年2月9日的内阁会上，“首相就俄国问题斥责了温斯顿·丘吉尔。温斯顿抱怨说，我们没有政策。首相回答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设法避免由于温斯顿坚持而使内阁通过的极有害政策所造成的后果1此前首相已经向丘吉尔指出，由于他对俄国问题过于关注，影响了他对陆军部和空军部的改革与缩编工作。空军部东山再起次官西利将军也向首相抱怨说，由于丘吉尔工作繁多，很难顾及空军部的工作，致使“空军上上下下充满不安与骚动情绪”。
1919年11月，西利辞去职务。
他在辞职演说中指出：“陆军部的工作需要花费全部时间……，但空军国务大臣的工作……也需要投入全部时间”，而丘吉尔每周花在空军部的时间合计大约只有一小时。
丘吉尔答复说，西利的态度使他难以涉足空军部。
尽管如此，他每周处理空军事务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一小时。
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商量解决办法时，丘吉尔提出，最好是任命一位国防大臣，由他来统管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和军需供应部。
丘吉尔拟的名单中，将自己列为国防大臣的候选人。
劳合—乔治对此建议颇感兴趣，但后来发现，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短期内无法实现这一方案。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内，丘吉尔对皇家空军的建设及其未来发展极为关注。
他赞同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将军的意见，主张建立独立的空军建制，而不应让飞机驾驶员仅仅“成为陆军和海军的司机”。
丘吉尔认为，“皇家空军的首要职责是保卫大英帝国”，因而有必要使空军“成为一支能够极大改变未来战略的武装力量”。
他重新审查了陆军部的各项职责，将适当的部分移交给皇家空军来承担。
在审核政府每项开支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丘吉尔费了极大努力才保证了空军必不可少的经费开支。
特伦查德将军曾说过，丘吉尔既是一位陆军大臣，也不失为一位有建树的空军大臣，他“在省钱的前提下为建设空军这一兵种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丘吉尔得到特伦查德将军的支持，空军部的纠纷以西利的辞职而告终。
战争结束后，各战胜国忙于巴黎和会以及同土耳其媾和，对各托管地的归属的确定，直到1920年才最后明确。
叙利亚归法国；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亦即伊拉克归英国。
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曾以“承认与支持阿拉伯各国的独立事业”为条件，争取它们支持英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但在1917年发表的巴尔弗宣言又宣布承认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
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使阿拉伯半岛处在严重的动乱之中。
此外，英国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极为混乱。
伊拉克由印度事务部管，巴勒斯坦由外交部管，亚丁等其他阿拉伯地区由殖民地事务部管；而上述地区的军队调用则由陆军部负责。
这种混乱局面导致了政策制订和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和困难。
1920年5月，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曾抱怨说，在伊拉克实行的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在这里“发号施令的部门对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他认为，所有这些新领地的治理都应由殖民地事务部来负责；而维持秩序的任务，“可以邀请空军参谋部进行竞争性的投标”，因为在索马里进行讨伐战的经验证明，空军不仅完全可以胜任此项任务，而且可以节省大量经费开支。
由于外交大臣寇松和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反对交出他们
在这一地区的职权，使这一局面持续了几乎整整一年。
1920年底，沉重的军费负担迫使劳合—乔治说服内阁采纳丘吉尔的方案。
恰好此时殖民地事务部年迈的大臣米尔纳决定退职，劳合—乔治遂要求丘吉尔接任这一职务，希望利用他的才干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地区存在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纷纭繁杂的种种难题。
东山再起
1921年2月，丘吉尔带着埃迪·马什和阿奇博尔德·辛克莱少校转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但同时仍兼任空军大臣。
他立即决定在开罗召开解决中东问题的各托管地英国总督和高级专员会议。
丘吉尔把曾在战争期间鼓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土耳其的传奇人物、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前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考古学家劳伦斯，吸收到新TE成立的中东司任职，为自己出谋划策。
经劳伦斯推荐，丘吉尔在会前已内定由麦加行政长官的儿子埃米尔·费萨尔作为伊拉克国王的人眩在抵达亚历山大港赴开罗途中，丘吉尔一行乘坐的火车受到埃及民族主义者的石块袭击。
他们不得不在开罗以外几英里的地方停下来换乘汽车前往会常来自伊拉克、巴勒斯坦、波斯湾以及英属索马里的英国总督和高级专员们听取了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所作的政策说明，讨论了可能实施的措施。
会议开得十分成功。
伊拉克高级专员珀西·柯克斯爵士按照丘吉尔的指示，着手把费萨尔到伊拉克当国王安排成由伊拉克人出面邀请。
然后由新政权自己负责防务和财政预算，同英国建立一种缔结条约的关系。
这样，驻伊拉克的英军就可以减低到最少限度。
会后，丘吉尔一行又来到耶路撒冷。
丘吉尔一方面宣称英国政府坚定地支持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家园，并象征性地在斯科帕斯山新建的希伯来大学附近栽树纪念；另一方面，他又在接见阿拉伯代表团时表示：“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穆斯林国家，对阿拉伯人有很好的安排，并珍视他们的友谊。”
经与费萨尔的哥哥埃米尔·阿卜杜拉多次商谈，丘吉尔同意建立由阿卜杜拉统治的、独立于巴勒斯坦之丘吉尔传外的约旦国。
丘吉尔对中东地区的种种安排，日后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
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有所缓和，地区形势相对稳定，英国政府则以最小的兵力和最低的财政支出保证了大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据信由于丘吉尔计划的实施，英国用于中东地区的军费开支由每年的4000万英镑直线下降为500万英镑。
丘吉尔回国后很希望能得到一次升迁。
因为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博纳·劳因病临时退隐后接替了掌玺大臣和保守党领袖之职，使财政大臣一职空缺。
但劳合—乔治认为财政大臣一职必须留给保守党人，使丘吉尔的愿望落空，丘吉尔对此“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恼火”。
尔后，他又被解除了空军大臣职务。
4月，任命了弗雷迪·格斯特来接替他。
此外，丘吉尔关于开发东非殖民地经济的计划，由于得不到
奥斯汀·张伯伦及其继任者罗伯特·霍恩爵士的支持而终于
搁浅。
殖民地事务部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种状况令丘吉尔深感遗憾。
此后，丘吉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爱尔兰问题的解决上。
当时英国民众关于爱尔兰的观点有所改变，甚至保守党人都同意可以有条件地与新芬党谈判并达成协议。
劳合—乔治认为谈判的时机成熟了，于1921年5月宣布准备邀请新芬党领袖伊蒙·德·瓦兰拉就此进行磋商。
7月，政府又宣布停止对爱尔兰人作战。
10月，5名新芬党代表来到唐宁街10号，与政府开始了艰苦的马拉松谈判。
丘吉尔是政府的谈判代表之一，与新芬党的主要代表格里菲斯和柯林斯建立了相互信任。
东山再起
有一次，柯林斯到丘吉尔在苏塞克斯的家中拜访，当柯林斯谈到英国政府曾重金悬赏自己的人头时，丘吉尔拿出当年布尔人追捕他时的悬赏布告对柯林斯说：“不管怎么说，那是值一个大价钱——5000英镑，你看看我——才值25英镑，还死活都一样，对此你觉得怎么样？”
12月初，在劳合—乔治要求新芬党代表在接受自治领地位或者重开内战之间作最终抉择时，新芬党代表签署了接受爱尔兰南部各郡实行自治的条约。
后来，一批爱尔兰极端分子反对这一条约，武装占领了都柏林法院，宣布建立爱尔兰共和国。
柯林斯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借用英军大炮轰开法院围墙，击败了极端分子，保全了爱尔兰临时政府的权威性。
刚刚处理完爱尔兰问题，与土耳其的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
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拒不接受协约国方面强行签订的色佛尔和约，指挥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和约占领了安那托利亚部分地区的希腊军队赶下了大海；并且可能回师北上，消灭驻守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小支英军。
1922年9月15日，内阁决定必须阻止土耳其军队继续推进，于是委托丘吉尔和伯肯赫德起草了一份措辞非常强硬的公报，并在各自治领总理尚未收到公报电稿之前就交报界发表了。
后来，英土双方通过谈判，于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
丘吉尔以及劳合—乔治政府的强硬战争政策，成为联合政府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劳合—乔治的威望越来越低；人们对他在苏俄问题上、爱尔兰问题上以及国内经济状况方面都啧有烦言，保守党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同自由党人实行联合了。
1922年10月19日，两党的联合宣告破裂，劳合—乔治丘吉尔传被迫宣布辞职。
被推选出来取代奥斯汀·张伯伦而再度成为保守党领袖的博纳·劳应邀组阁，开始了由保守党一党执政的新的英国政治时期。
A从连续落选中崛起
当保守党内以185票对88票的压倒多数决定结束联合
政府的关键时刻，丘吉尔却因患阑尾炎而入院接受手术。
10月18日他的阑尾被摘除，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下台。
丘吉尔不仅失去了他的阑尾，同时也失去了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职位，而在这一职位任职期间丘吉尔自认为是取得了相当成就的。
保守党人早上还是丘吉尔的朋友和同僚，晚上就反过来成为他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丘吉尔以及他的政治伙伴们逐出政治舞台。
丘吉尔对此感到愤慨，但也不得不强打精神应战。
就在博纳·劳组织新政府并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之际，丘吉尔立即派出他的私人秘书伍德豪斯勋爵到丹迪市为竞选运动作准备。
丹迪市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自由党人的势力范围，丘吉尔自1908年以来在那里进行过多次成功的竞眩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严重贫困使选民们变得左倾，许多选民转而支持工党；原来不成气候的爱尔兰人，现在却能有效地起而反对丘吉尔；此外当地的两家报纸现在都归一个一贯反对联合的业主汤姆森经PC营，此人绝不会说丘吉尔一句好话；加上自身尚未痊愈，无东山再起法及早参加竞选活动，而在威尔基退隐后作为丘吉尔新搭档的麦克唐纳名望太低，等等，种种因素使丘吉尔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
克莱门蒂娜在投票前10天怀抱婴儿来到丹迪市为丘吉
尔助选，但她的演讲并不受听众欢迎。
丘吉尔在最后4天到达自己的选区。
他“拖着虚弱的病躯，脸色苍白”，行动艰难，只得坐着临时改制的轿子到凯尔德礼堂发表演讲。
但他的听众们抱有明显的敌意，“一些青年男女脸上那种可怕的仇恨表情使我感到惊讶。的确，如果不是我处于病后软弱无力状态，我相信，他们是会把我打死的。”
投票前两天，一伙支持爱尔兰独立年轻人，高唱着《向我讲老掉牙的故事》围困了丘吉尔，使丘吉尔大发脾气。
大选结果，丘吉尔的得票数仅位居第四，惨遭淘汰。
这是他自1900年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议会之外，而且这只不过是他一系列竞选失败的开头而已。
现在他发现自己“甚至没来得及眨眨眼，就失去了官职，丢掉了议席，没有了党派，也割去了阑尾”。
此后6个月，他大半时间都在法国南部著名的滨海城市戛纳休养。
1923年2月，《泰晤士报》开始连载他的《世界危机》第一卷。
此书叙述了他自1911年至1914年在海军部的工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行文生动，内容充实。
书中还披露了大量政府尚未公开的秘密材料，这既吸引了广大公众的广泛关注，又引起了下院及政府有关人士的诘难。
议员们认为他泄露了国家机密；博纳·劳也认为丘吉尔违背了他在枢密院立下的誓言。
但丘吉尔答复说，基奇纳的传记以及杰里科、费希尔和其他一些人的回忆录中早就这样干过，却丘吉尔传从来没有人对此有何异议。
这一辩驳十分有力，结果首相只好同意成立一个专门的内阁委员会来调查研究这一问题。
《世界危机》第一卷于1923年4月出版，此后丘吉尔又写出了叙述1915年历程的第二卷，同样先在《泰晤士报》上连载，然后于10月30日出版。
在写作的间隙中，丘吉尔还作了许多画。
他曾对记者说，如果一天画不完两幅画，这一天就白过了。
人们评价他在绘画上“有特殊天才”，是“最有前途的”写生画家，可以与职业画家媲美。
这话或许含有恭维成分，但丘吉尔的绘画的确已达相当水平则是真实的。
此前他以查尔斯·莫连的笔名于1921年在巴黎的一次画展中展出了自己的五幅山水画，其中有四幅被人以30英镑的较高价格买走。
在此期间，因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博纳·劳因患喉癌而于1923年5月辞去首相职务，几个月后就病逝了。
保守党人推选两年前刚刚入阁任商务大臣的斯坦利·鲍德温继任。
鲍德温在组阁时未能邀请联合政府中最有声望的几位保守党领导人张伯伦、霍恩和伯肯赫德等人参加，势必使人将他的内阁看成博纳·劳之后的第二个“全班二流角色”的内阁，这对保守党政府显然不利。
于是，鲍德温试图以重新掀起关税改革运动为契机使保守党达到新的团结。
10月，他在朴茨茅斯发表演说，提出为了同“我们国家最关键的问题”失业作斗争，必须祭起关税保护的法宝，因为政府“不能赤手空拳进行战斗”。
鲍德温发出的信号立即得到了张伯伦等人的响应。
于是鲍德温于11月中旬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眩东山再起一直受到保守党人特别是博纳·劳强烈反对的丘吉尔，本来以为势力强大的保守党会顺利执政满任期，因而情绪十分忧郁苦闷。
他的朋友们甚至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
传记作家弗吉尼亚·库斯写道：“在那些日子里，嘲笑丘吉尔成了时髦话题。如果他活不到60岁就死了，悼念他的文章也就不会把他作为国务活动家了。”
但是博纳·劳倒先死了。
博纳·劳的去世和新的大选又把丘吉尔卷回到政治舞台上来。
丘吉尔仍然是一位自由贸易的热心拥护者。
他于11月11日为自己复出发表的个人声明中，把关税改革看作是迫使自己出来战斗的一种严重威胁。
他说：“我为重提这个问题而感到痛惜。我既未参与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活动，又未毁谤过新内阁。我完全满足于在一个更长时期内过隐居生活。但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击在任意和蛮横地破坏人民生活的基矗”这一事态变化同样也促使自由党人重新团结起来。
丘吉尔早年在其中为之战斗过的兰开夏郡自由贸易同盟重新恢复了活力，并邀请丘吉尔去该地参加竞眩丘吉尔于11月16日在兰开夏的自由贸易大厅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说。
他首先恭维了该地的选民。
他说：“兰开夏再度显示出实力来左右英国的政策。如果你们说一个‘不’字，那就不能从人民那里征收到一点关税。”
然后他以辛辣的语调嘲笑了鲍德温的政见：“你还记得有名的猎狐者乔洛克斯先生同他的驯犬人詹姆斯·皮格在一个小客栈里睡觉的情景吧？如果天气适宜，他总是渴望第二天还去打猎。你还记得皮格起床的情景吧？他丘吉尔传在黑暗中绕着房间摸来摸去，找不到窗户，结果打开了一个小碗橱，向主人报告说：黑乎乎一片，散发着干酪的味道。(笑声)好啦！鲍德温先生揭示和发现的东西，就相当于这个水平。在普利茅斯，他从自己思想深处产生了一个与皮格先生同等水平的朦胧宝贝‘同失业进行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护国内市朝。”
鲍德温先生对丘吉尔也毫不客气，他把丘吉尔称之为“自从红衣主教沃尔西把尸骨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以来进入莱斯特的最为狂妄的政治家”，鲍德温并预言丘吉尔在竞选中必将失败。
鲍德温的预言的确不幸而言中。
丘吉尔因为有迹象表明西莱斯特选区的工党营垒内部不和而辞掉了兰开夏的邀请，转而到西莱斯特选区参加竞眩但选举结果表明，工党候选人佩西克—劳伦斯并未因内部矛盾而受到多大影响，最终以13634票的多数当眩丘吉尔得9236票位居第二而落眩使他略感安慰的是，保守党的政策遭到了选民们的明确否定，名列第三的保守党候选人英斯通上尉只得到7696票。
而当选的佩西克—劳伦斯在拥护自由贸易这一点上与丘吉尔是相同的。
从全国来看，大选的结果使政治格局大为改观。
保守党丢掉了约100个议席，只得到了258个议席，但仍保持了在下院拥有最多议席政党的地位。
自由党获得了159席，比过去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许多议席是在兰开夏郡得到的。
或许丘吉尔在兰开夏郡参加竞选会取胜，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这次大选最显著的变化是工党议席持续增加并超过了自由党，东山再起获得了191席。
由于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政策明显对立而不可能联合，这就为工党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组阁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决定进行在自由党外部支持下建立
工党政府的试验。
丘吉尔对此感到震惊，他通过阿斯奎斯的女儿维奥莱特、即现在的博安—卡特夫人，敦促阿斯奎斯寻求在保守党支持下建立自由党政府的可能。
他在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说：“社会主义政权的上台将是一场严重的民族灾难，而这种灾难通常都是在战败后的翌日才会降临到大国头上的。”
由于阿斯奎斯拒不改变自己的决定，丘吉尔开始考虑彻底脱离自由党。
1924年1月，由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首相的第一个工党政府上台。
工党政府的动议，在下院往往得到阿斯奎斯为首的自由党议会党团的支持。
身在议会之外的丘吉尔对此却无计可施。
1924年2月，保守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
鲍德温宣布说，他将根据选民的意愿放弃关税改革政策。
这对丘吉尔是一种政治上的契机。
他开始寻求在保守党的支持下取得竞选胜利，很快就有了一个机会，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选区，刚刚当选的保守党议员尼科尔森去世，需要进行补缺选JS举。
丘吉尔向保守党在该地的代表斯坦利·杰克森上校探询，他是否能得到保守党人的支持。
杰克森上校表示不会反对丘吉尔前来角逐这一席位，但由于该地保守党组织在活动经费上有赖于尼科尔森家族的支持，因而他们只能以前议员的侄子尼科尔森为保守党候选人。
于是丘吉尔决定自己单枪匹马丘吉尔传地上阵一搏。
1924年3月，丘吉尔在无任何党派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参加的这次补缺选举，引起全国社会各界人士和舆论界的极大兴趣。
丘吉尔得到了包括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和巴尔弗的个人支持在内的许多帮助。
在众多支持者中，有一位名叫布伦丹·布雷肯的年轻人尤为卖力。
他“长着满头火红色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个青年人把他所推崇的首领(指丘吉尔)奉为上帝”。
布雷肯以极强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为丘吉尔安排了几次引人注目的绝妙“表演”，其中一次是让丘吉尔坐着四轮大马车，车上还站着一名小号号手鸣号，在整个选区巡回演讲。
戴利剧院的女演员们热情饱满、通宵达旦地在号召投丘吉尔票的信封上填写选民的住址姓名。
丘吉尔感到这是一次“最令人振奋和激动的、轰动一时的选举，是我曾经参加过的竞选斗争所不能比拟的”。
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名义参加竞选的丘吉尔，在演说中对工党政府大加攻击，提醒人们防范危险的社会主义。
他说：“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做得多么好啊！他们是何等稳健和全面-…可是我要说，我们知道这平静的表面，与我们所知道的在下面流动的急流，是完全不相吻合的。”
他主张保守党团结一致，并与“1886年就形成的那个自由党的一派”进行合作，来对抗社会主义者的挑战：“自由党的这个派别将把保守党的政策修改得与它所具有的人数和力量相适应；进步的保守党人和那些大的劳工选区的代表，将为国家提供反对倒退所必需的保证。这样，也东山再起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足够强大而广泛的阵线，以对抗社会主义者政党日益扩大的威胁，抵制其旧有的一切异端邪说和刚刚建立起来的声誉。我为威斯敏斯特选举选择了一个口号，那就是‘联合和自由’。”
有人谴责他与尼科尔森竞争议席是与保守党为敌。
他解释说：“我自己提名作为候选人，完全不是与保守党及其领袖为敌。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党现在应当成为主要中心，工党的所有反对派都应向它靠拢。”
“如果我认为当前提出的保守党候选人确实能代表这个选区的话，我就不会提自己为候选人。这涉及到重要的社会原则问题。选区由几个家族把持并据为己有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让威斯敏斯特选区像一套家具那样父传子、叔传侄，是不正确的。”
也有人指责他同保守党合作是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常
他回答说：“如果说我能够诚恳地同保守党合作，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保守党已经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远见的进步的行动纲领上来。”
还有一件趣事。
丘吉尔在竞选期间收到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信。
这位幽默讽刺大师表示很想投丘吉尔一票，因为他认为“加利波利之战是一个好主意”；但他又说，他不能支持花了“我们1亿英镑试图将俄国的时针拨回封建时代”的人。
投票结果，尼科尔森仅以43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丘吉尔。
这已经是丘吉尔第三次竞选失败，而且这一次是功败垂成，使丘吉尔受到很大打击，但他仍坚韧地继续进行政治上的努力。
他明白，如果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以保丘吉尔传守党作靠山。
但重返保守党的事不能操之过急，而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体面地进行。
他于1924年春末提出，在各选区成立“保守党和自由党联盟”。
他给利物浦的保守党领导人阿奇博尔德·萨尔维奇爵士写信，请他安排“一次在你主持下召开的两党共用一个讲坛的会议”。
对两党联合持怀疑态度的萨尔维奇乐意帮助丘吉尔，劝他在完全由保守党人出席的集会上发表演讲，丘吉尔同意了。
丘吉尔在利物浦的演讲中表示，他并不反对在战争期间提出的对外国奢侈品课税的麦肯纳税案，也能够接受对殖民地和各自治领有利的帝国特惠制的原则。
这表明丘吉尔在财政问题上的灵活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普遍欢迎。
很快他又被邀请到爱丁堡向苏格兰的保守党人发表演
说。
更具实质性意义的是，他受到伦敦附近的埃平选区的保守党领导人的邀请，在该选区保守党议员退休后代表保守党参加竞眩丘吉尔不愿意马上就被人称为“保守党人”，但保守党埃平分会不愿意他持“独立人士”的名义以刺激党内顽固分子的反感，协商的结果双方都同意丘吉尔以“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参加竞眩在保守党埃平分会理事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丘吉尔作为保守党候选人，丘吉尔重返议会就是迟早的事了。
第一届工党政府只生存了9个月。
1924年夏，有人检举
共产党报纸的代理主编坎贝尔发表敦促士兵不要向
JR
“工人弟兄们”开枪的文章煽动叛乱。
坎贝尔被起诉，但工党政府8月撤销了诉讼。
9月底议会开会时，自由党坚持要求成东山再起立一个调查此事的小型特别调查委员会，工党反对这项动议。
在10月8日的辩论和投票中，自由党不再支持工党政府。
结果以364票赞成、198票反对的票数使政府遭到失败。
第二天议会被解散；月底举行了新的大眩在投票的前5天，外交部发表了对第三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致英国共产党的信的抗议照会以及季诺维也夫的那封信。
信的内容表明共产国际命令英国共产党“设法以暴力推翻这个国家的现行制度并唆使英王陛下的军队成为达到那个目的的一个手段”。
虽然后来有说法认为这是一个伪造的文件，但在大选中它却成为保守党人攻击工党的最好武器。
丘吉尔在竞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讲才能，对工党政府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攻击。
丘吉尔攻击工党政府“完全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削弱了英国海防力量，“急切地想抓住机会攫取统治权”，“玷污了廉洁、公正、无私的政府信誉”。
他在伍德福特发表的演讲中说：“让英国丢弃社会主义者想方设法披在她身上的那件德国制造和俄国制造的可笑而不体面的破烂伪装和外衣吧；让英国在自己的宝座上再次显示那庄重的神态吧；她决心要牢牢抓住海神三叉戟，在她的盾牌上悬挂的不是可恶的共产主义红旗，而是英国国旗。”
丘吉尔充满感情色彩的演讲令听众发出了“长时间响亮的欢呼声”，也给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留下了极深印象。
鲍德温致信丘吉尔说：“你对各党派的温和主义者能起到杰出的引导作用……，我们热烈欢迎你能在下院给予帮助，下院已久未见到你从事议会政治的巨大才能。”
丘吉尔还得到了两位前保丘吉尔传守党下院议员和一位前独立的工党候选人的支持。
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力以及他的多方奔走，使埃平选区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达78。
丘吉尔以19843票的高票数当选，比位居第二的自由党候选人夏普几乎超出10000票。
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战绩辉煌，总共获得了413个席位。
工党的席位减少到151席。
最惨的要数自由党，只剩下40个议席，从此后在议会中再也起不了重要作用了。
不少自由党选民第一次投了保守党的票；几十位自由党或前自由党候选人，纷纷仿效丘吉尔自称是“宪政主义者”，并且有7人在这次大选中当眩这一现象反映了选民的一种倾向，而这股力量的代表人物显然是丘吉尔。
鲍德温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就有可能鼓励自由党选民继续转向保守党营垒；而如果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的话，则他很可能会与劳合—乔治以及伯肯赫德勋爵联合起来，成为强有力的政府反对派。
因此，鲍德温决定把潜在的政敌化为盟友，在组阁时起用丘吉尔。
对丘吉尔的任命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一方面，鲍德温认为丘吉尔“在政府内比在政府外更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反工党分子”不宜担负处理国内事务的职责。
于是初步安排他担任印度事务大臣。
但在与内阁副秘书汤姆·琼斯磋商时，琼斯认为性情急躁的丘吉尔不宜在有时需要采取严厉措施的这一部门任职。
鲍德温又考虑让丘吉尔重返海军部或者任卫生大臣，但是，已被建议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拒绝担任该职而想去卫生部，因而张伯伦力荐丘吉尔出任财政大臣。
鲍德温担心如此安排将会引起轩然大波，张伯伦则担心丘吉尔若重返海军部将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最东山再起后，鲍德温接受了张伯伦的建议并立即约见丘吉尔。
据鲍德温的传记记载，在会晤时，鲍德温问丘吉尔是否想当大臣。
在英语中，一般大臣都称为，只有财政大minister臣和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亦即不管部大臣被称为ChancelB。
或许这种区别显示了这两个职务的地位尊崇，只不过由lor于历史演变才使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变成了“留给已明显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担任的实际上并不重要的虚职。
由于鲍德温使用的是一词发问，所以丘吉尔反问Chancellor道：“是公爵领地大臣吗？”
“不。是财政大臣。”
鲍德温回答。
立刻，丘吉尔的热泪夺眶而出。
财政大臣一职是他父亲担任过、他本人长期作为奋斗目标的职位，然而在此之前，由于政治上的升沉起伏，他刚刚从失败的困境中挣扎出来，对担任这一职务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此时梦想却意外地变为现实，并使他在事业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怎么不令他激动万分呢0这一令人吃惊的转变”，使他从几个月前既无政党，亦无议席的政治孤立状态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首相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对此他不禁感慨万端。
他不由想起了英国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的一句名言：“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是领略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