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彼拉德认
AF
为，“它所具有的扎实优点使人们抱有希望，丘吉尔先生比他杰出的、但却是神经质的父亲赋有更大的坚韧力”。
这本书极大地提高了读者对丘吉尔的尊敬之情。
有评论认为，这本书丘吉尔传的风格与基调完全超出了适应市场需要的范围，仿佛年轻的丘吉尔是为了后代人而不是为当代人写的。
A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巴尔弗尽量避免在党内激化矛盾，但张伯伦却对首相在政策上的模棱两可和行动上的延宕越来越不耐烦。
在1905年11月14日的保守党纽卡斯尔年会上，张伯伦的政策主张在提交表决时得到了几乎一致的赞成。
在这一形势鼓舞下，张伯伦向巴尔弗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企图通过选举来争取选民支持他的关税壁垒政策。
巴尔弗没有接受张伯伦的要求，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了辞职的选择。
他过高地估计了自由党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该党的领导人只能组成一个少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是不会长命的。
假若如此，需要他再次登台的话，他就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然而巴尔弗这次打错了算盘。
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很快在内部做好了协调工作，于1905年12月5日组成新政府并立即解散议会，确定于1906年1月进行大眩巴尔弗的辞职结束了保守党的10年统治。
在下一个10年中，将都是由自由党政府统治国家；而自由党人(加上在联合政府中)任首相的时间则长达17年。
坎贝尔—班纳曼在组织内阁时，请丘吉尔出任财政部次官。
这对一位年轻大臣来说，是一个显要的职位，年薪高达年轻大臣5000英镑，比其他部的次官要高得多，而且为今后的升迁奠定了良好的地位。
但丘吉尔谢绝了这一任命，而要求改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这一地位较低的职务。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然而是扬长避短的明智选择。
丘吉尔不熟悉财政事务，对殖民地的情况则知之甚详。
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额尔金对殖民地问题了解甚少，而且是上院议员。
因此，丘吉尔可以全权代表殖民地事务部在下院发言，为他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发表独立见解，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了较广阔的舞台。
按照制度，大臣及其次官都可以配备私人秘书。
被任命为丘吉尔秘书的是埃迪·马什，一位与丘吉尔同龄的部内文官。
马什自此时起一直跟着丘吉尔，从一个部换到另一个部，到1929年丘吉尔下野时止，他一直是丘吉尔的私人秘书。
他博学多才，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还阅读并修改了丘吉尔所有著作的全部清样，为这些作品增添了文采。
他们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马什1953年去世时才结束。
上任伊始，丘吉尔还来不及熟悉部内各项事务，就不得不面对1906年1月的全国大眩他以挑战的姿态选择了一直是保守党据点的曼彻斯特西北选区参加竞眩1905年末，他就带着马什住进了威斯敏斯特附近的米德兰特旅馆，在一连串的政治集会上发表了极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场面热闹，盛况空前。
丘吉尔在选举中还得到了当地犹太人团体的强有力支
持。
因为丘吉尔一贯同情和支持犹太人的事业，同情他们试丘吉尔传图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上建立犹太民族中心的设想，因而博得了以曼彻斯特犹太人协会主席纳丹·拉斯基为首的全体犹太人的好感。
在演讲中，丘吉尔充分运用了自己这些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演说技巧，在与政治对手的辩驳中善于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取得了很大成功。
他的竞选对手威廉·乔因森—希克斯是一位强有力的宗教界人士，在关税改革问题上是个稳健派。
他抓住丘吉尔由保守党人反叛为自由党人这一事实，指责丘吉尔的政治态度前后矛盾。
丘吉尔简单而又巧妙地回答了他的诘难。
丘吉尔说：“我在为保守党工作的时候，我说过许多蠢话，正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说这些蠢话，我才离开了它。”
这个回答引起了听众的一片欢呼声和笑声。
丘吉尔还很注意争取保守党人的支持，因此他把自由贸易问题作为自己演说的经常性主题，强调这一问题是选举的关键问题。
在许多场合他都曾这样说：“在这次选举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在1906年人们赞成的是什么呢？是自由贸易(热烈鼓掌)。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遗忘。”
因此，丘吉尔得到了当地自由党贸易派的支持，在竞选的巨大天平上，为自己又加上了一颗份量很重的法码。
投票结果揭晓后，丘吉尔以5639票当选，重新成为议员，只不过这次是自由党的议员罢了。
自由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也大获全胜，获得401个议席；而保守党的席位大幅度下滑，仅为157席，遭到了惨重失败。
在自由党方面，还没有一个人能宣称取得了比丘吉尔在曼彻斯特的胜利还要大的成就。
倒霉的巴年轻大臣尔弗不得不靠在其他地方进行补缺选举的办法使自己得以重回下院。
1906年的选举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由工会代表委员会新近改组成的工党在大选中初战告捷，获得了29个议席，此外还有24个议席是作为自由党劳工代表当选的，这标志着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英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丘吉尔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新特点。
1906年10月，他在格拉斯哥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人代表参政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
他赞成工人代表参加下院；但他又尽力试图将工人代表参政的组织形式纳入自由党的轨道。
他反对进行暴力革命，在演讲中他警告说：“任何一种涉及暴力的运动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压倒优势的力量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将埋葬诸如此类的运动。”
他还认为，没有必要“参加关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在哲学概念上有何差别的辩论”，因为在他看来，自由党人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打比方说：“我们在给街道提供照明和安排供水时，是集体干的。但是，当事情涉及到向一位女人求爱时，就不是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而女人也不会以集体的方式嫁给我们。”
这个比喻倒是够鲜明生动的，但多少也有点不伦不类。
这反映出丘吉尔的特点，他主要是一位政治活动家，而在理论上的修养则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
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曼德尔逊曾写道：“如果问起丘吉尔，根据他的观点，世界应该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哪些东西需要改造，他准会陷入窘境，回答不上来……简而言之，丘吉尔没有世界观。他虽然没有深谋远虑的观点，可他丘吉尔传有自己的看法。他虽然没有明确的和系统的哲学观点，可他有某些观念……他是一个沽名钓誉和精力旺盛的人，也是一个好出风头的人，并且迫不及待地要成为事件的核心人物。”
也有人认为丘吉尔是故意地混淆两者的界限。
他的好朋友保守党人史密斯曾在下院中提醒道：“社会主义者FE最好不要去欢迎丘吉尔的名字，因为归根结底他会在他们开始游泳时——如果他们会游泳的话，不过我对此却十分怀疑——偷走他们的衣服。”
大选结束后，丘吉尔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了殖民地事务部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年轻有为、富有首创精神的大臣。
他与他的顶头上司额尔金勋爵年龄相差悬殊，性格迥然各异，阅历和修养自然也有很大区别，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摩擦。
对此，额尔金勋爵似乎早有思想准备。
他后来回忆道：“当我接受丘吉尔为我的副手时，我就知道我的工作不会是轻松的。”
额尔金不得不耐心地听取丘吉尔关于各种问题的高谈阔论，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把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操在自己手里。
他说：“我决心让他接触一切政务，但要对他有所控制。”
殖民地事务部有一位官员曾写道，丘吉尔时常“同额尔金勋爵呆在一起20分钟，或半个小时，他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滔滔不绝地倾吐自己的看法，额尔金勋爵则几乎一言不发。直到最后，等丘吉尔说完，他才转过身来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也不会那样做。’然后，不管你再说什么也别想使他改变主意”。
还有一次，丘吉尔为他的上司准备了一份篇幅很长的备忘录，他在最后写道：“这是我的看法。”
额年轻大臣尔金勋爵看后什么也没说，仅仅批上一句话：“但不是我的看法。”
总的说来，丘吉尔与额尔金勋爵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俩人平时相互来往总显得彬彬有礼，在处理重大政策问题上往往能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
丘吉尔在他们合作将满一年时写信给额尔金勋爵，向他表示了自己对他的衷心感激之情，他写道：“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感到非常幸运，在第一次参加一届政府之际，就遇到一位对人信任、宽大为怀的上司；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我从你的教诲和楷模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而如果我在别的地方，或许我的一生依然是茫无所知。”
固然，丘吉尔从额尔金勋爵这位比自己年长20多岁的前印度总督那里学到了不少从政经验；但从另一角度看，丘吉尔在政治上的敏感和勇于任事的干劲和锐气，也给额尔金勋爵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帮助。
这一点，在他们合作初期就已经充分展现了出来。
他们俩接掌殖民地事务部后首先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是
南非问题。
根据保守党政府与战败的布尔人于1902年5月31日签订的和约，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被并入大英殖民帝国的版图。
但是否让其实行自治，在英国政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保守党人认为让布尔人实行自治的时机尚未成熟；而自由党人则认为不让其实行自治即意味着新的武装暴乱。
额尔金的保守党前任艾尔弗雷德·利特尔顿曾草拟过一
个带有折衷意味的德兰士瓦新法案，建议实行代议制的，但丘吉尔传并不具有全权的责任制政府。
是接受这一法案呢，还是另起炉灶重新拟订呢？
额尔金主张对利特尔顿法案进行一些修改以使它能够适应自由党的政策需要。
而丘吉尔却认为，折衷的方案可能会导致致命的错误。
他在去曼彻斯特参加竞选运动之前，提出了一份态度坚决、观点明确而又颇具说服力的备忘录。
他以自己一贯形象生动的文笔写道：“我们已经放弃了一个有用的防御阵地，那就是皇家直辖的殖民地政府。……利特尔顿先生的方案似乎既不能确保长治，也不能保证久安。放弃了山顶的防线，必需要转移到另一道防线上去，停留在山谷的半山腰则是致命的。下一个防御阵地是什么呢？我认为，现在还不可能拒绝在德兰士瓦建立一个由行政长官负责的代议制机构。”
这份备忘录是丘吉尔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所写的第一
份重要国务文件，它给额尔金勋爵和大法官洛尔伯恩勋爵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它使殖民地事务大臣认识到，在南非自治问题上，还是同保守党的折衷政策彻底决裂为好。
1906年4月，在下院关于南非自治问题的辩论中，丘吉尔发表演说认为，与战败的敌手实行和解是保证英国对南非统治稳定的头等大事。
他说：“在下院，有关南非政治问题的各个思想派别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我们认为，南非的英国当局必须用两条腿站立着，那些持反对立场的尊敬的先生们则操劳10年，使它用一条腿站立着。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如果要使英国在南非的统治持久稳定，则必须长期取得荷兰人的合作。”
丘吉尔的这种政治策略思想是他的一贯思想。
后来他在年轻大臣《我的早年生活》一书中，又对此展开了更深入的论述，并为自己这一颇富机智的、具有辩证观点的政治策略思想感到颇为自得。
他写道：“不仅对南非应当这样。我认为，我们应当征服爱尔兰人，并且随后给他们自治；我们应当把德国人饿到待毙，然后再为他们提供粮食；并且我们在平息了英国大罢工之后，应当设法解决矿工们的困难。我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很少有人采纳这种意见。我有一次被邀请为法国纪念碑写一碑文。我写了这样几句话：‘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结果这碑文未被采用。错误在于，我们不少人往往只善于用右手或左手工作，而不善于两手交替，既善于用右手，也善于用左手。因此，那些善于打胜仗的人却不会处理和平，而那些善于议和的人又不能打胜仗。若说我两者全会，那大概争论就会更大了。”
1906年7月31日，自由党政府公布了新提出的德兰士瓦法案，决定让布尔人的共和国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
这个由丘吉尔在下院提出的法案经过辩论获得通过，于1907年开始实施。
在此期间，华工问题一度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劳工在南非遭受非人待遇的事实，尤其是英国南非总督米尔纳勋爵允许以鞭打惩处华工的违法行径被揭露，在英国激起了一片谴责“华工奴隶制”的舆论热潮。
但是，因为政府无权吊销已经颁发的许可证，坎贝尔—班纳曼内阁所能作的只不过是不准再行招募华工而已。
大批自由党后座议员提出谴责米尔纳的动议，自由党领袖则从根本利害关系出发考虑要丘吉尔传否定这项动议，并把这一困难的任务交给了本来因华工问题而感困扰、进退维谷的丘吉尔。
像通常一样，丘吉尔预先作了精心准备，演说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结果，但仍然是失败的。
它引起了保守党人的愤怒；连国王都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在写给丘吉尔的亲戚伦敦德里夫人的信中说：“你这个亲戚的行为简直使人反感之极。”
1907年4、5月间，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各自治领政府总理参加的讨论殖民地问题的帝国会议。
丘吉尔在会上应邀就帝国特惠制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演说。
会后不久，丘吉尔开始了他的非洲之行。
他途经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然后乘火车前往内罗毕；途中还曾暂作停留，参加了一次猎捕犀牛的令人激动的危险经历。
然后他沿着通向乌干达的铁路线行进，继而乘汽船渡过维多利亚·尼亚萨湖进入乌干达。
接下来是一段最艰难的徒步旅行，丘吉尔一行带着400多名当地民工，穿过丛林勘探把维多利亚湖与艾尔伯特湖连接起来的铁路线，最后到达尼罗河的源头，乘船到达喀士穆。
1908年1月中旬，丘吉尔一行返回了英国。
在此行中，丘吉尔连续为《滨海杂志》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非洲情况的文章。
后来丘吉尔又依旧例对其增补编撰，以《我的非洲之行》为题，由霍德和斯托顿出版公司出版了单行本。
书中提出了一些开发非洲、在乌干达进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的设想。
在处理繁杂的殖民地事务的同时，丘吉尔也未放弃对国内事务的关注，并进行着有关社会改革问题的思考。
1906年初，他在为厄普顿、辛克莱描写芝加哥肉类加工业工人生活年轻大臣的小说《丛林》所作的评论中说：“这本书促使那些从未对社会基础进行过考虑的人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一番……。它表明，工厂法、卫生法和劳工伤残补偿法所做的广泛而复杂的规定是完全有道理的，而这是议会成年累月费力搞出来的。”
同年10月，丘吉尔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说中提出：“我认为，国家应该日益成为劳动力的后备雇主。遗憾的是，我们并未把铁路抓在自己手中，我们还可以更好地利用运河来做一些事情。既然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大厅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属于进步党，那么国家就必须更加认真地关注残疾人和老年人，而首先应该关心儿童。我希望能普遍建立起生活和劳动的最低标准，并随着生产力所可能允许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丘吉尔曾在非洲之行即将结束、返回英国途中，预定于1908年1月底在伯明翰发表关于社会改革问题的演说。
为此他写信给商务部劳动统计局局长阿瑟·威尔逊·福克斯，向他请教关于运用德国在职业介绍、残疾保险等方面的经验上有何感想；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将德国体制中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英国来，以便“在比较低水平的国家保险的基础上，加强现存的社会保险机构”。
他想在伯明翰的演说中“提出建立最低生活工资标准，确立保险体制，以使人们不致因意外事故、患病或体弱以及竞争失败而丧失生计，这将是我演说的主题”。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对军事产生了浓厚兴趣。
1907年，他与海军元帅费希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使他有可能比较详丘吉尔传细地了解正在改组中的海军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丘吉尔在国内事务和军事方面投入的精力都不会白花，因为，很快他就将在这两个方面施展才干了。
A“克里昂和阿尔西巴德”1908年2月12日，坎贝尔—班纳曼首相突然中风，而且复原无望了。
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开始筹划组建新内阁。
阿斯奎斯拟请丘吉尔在海军大臣或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两个位置中选择一个。
丘吉尔不好去取代他姑妈的丈夫、现任海军大臣特威德蒙斯勋爵的职务，因而选择了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一职。
但担任该职的是内阁中唯一的工联主义者约翰·伯恩斯，他不愿意离开这一职位。
最后，阿斯奎斯安排丘吉尔接替劳合—乔治担任商务大臣；而劳合—乔治接任阿斯奎斯本人的财政大臣之职。
而且阿斯奎斯答应将商务大臣地位提高到内阁大臣这个等级。
这样，丘吉尔就在1908年4月进入内阁，时年33岁，成为英国政府近50年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了。
根据1707年摄政法作出的一项令人讨厌的规定，丘吉尔在就任内阁大臣之前必须辞去下院的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以求重新获眩他于4月中旬到达曼彻斯特，立即就投身于激烈的竞选中去。
他面临的形势已与他两年前当选时大不一样。
由于曾经支持他的大部分爱尔兰人转向了保守党；部分也因为保守党人的《曼彻斯特信使报》刊登的诬陷他在南非时是违誓逃跑的信起了不良影响，丘吉尔落选了。
丘吉尔后年轻大臣来以诽谤罪对该报提起诉讼并胜诉，但对竞选来说已是无济于事了。
好在丘吉尔的个人声望极高。
就在丘吉尔在曼彻斯特听到落选消息的几分钟内，他就收到了丹迪市发来的电报，当地的自由党组织邀请他前往该地进行补缺选举。
丹迪市是一个拥有两个议席的选区。
由于上届两位议员中的一位自由党议员不久前被封为贵族，因而空出了一个席位。
这里在传统上属于自由党的势力范围，当地的选民绝大部分是从事麻纺和造船等行业的劳工阶级，坚决拥护自由党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丘吉尔在此进行补缺选举是很有利的。
但他甫遭失败，不敢掉以轻心，而是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说，机智地答复听众的诘问，并以一连串的妙语警句加强演说的效果，在听众中获得了普遍的热烈反响。
有一次，他把自由党的主张与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进行了仔细比较，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
他说：“用具体的话来解释，社会主义团体是由一群意见不合的人所组成，在最近的几次竞选的决策委员会中，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领导人观察人类的方式，是透过无数铁蓖子上的格眼和鸽棚的鸽子洞来进行的。他们对追随者说：‘请投票吧/”紧接着他的演讲以更加尖刻的语调，清楚地表明了丘吉尔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贵族的顽固立常他说：“社会主义是要将富有者拉下来，自由党的政策则要使贫困者上升；社会主义主张毁灭个人利益，自由党则主张维护个人利益，并且要通过唯一可靠和公正的方式加以维护，这丘吉尔传就是说，通过把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利协调一致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窒息进取心，而自由党的原则却要将进取心从特权与偏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丘吉尔的演说不断被拥护自由党的听众的欢呼声打断，当地的报纸报道说：“不管坐着的还是站着的听众都报以狂热的赞同。”
投票的结果，丘吉尔以7079票当选为议员，比第二名候选人几乎高出近3000票。
此时，丘吉尔可以心情愉快地去商务部上任了。
当时英国的商务部管辖范围是比较宽泛的。
劳工部尚未从中分离出来，后来的劳工部的大部职能此时均归商务部行使。
贸易问题、运输问题、工业问题、劳工问题，甚至专利和版权问题，都由商务部进行处理。
此外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与商务部的工作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这就为热心社会改革，渴望建立政治业绩的丘吉尔提供了极好的施展抱负的舞台。
丘吉尔上任之初，英国即开始呈现出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明显兆头。
失业人数逐渐上升；许多行业的业主都试图削减工人或雇员们的工资，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怠工甚至罢工事件。
丘吉尔发现，自己为平息劳资纠纷耗时费力，疲于奔命，而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
究其原因，是政府对此局面缺乏必要的行政干预手段。
虽然1896年曾颁布过调解法令，但并未授予商务部以仲裁权，所以丘吉尔于1908年9月成立的公认调停人小组其实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丘吉尔决心用立法手段来改变这种状况。
他在商务部负责制订的第一项重要立法，就是有关“血年轻大臣汗劳动”的法案。
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劳工，在极为不利的条件和低微工资的情况下，被某些工业或商业部门雇佣。
这些“血汗劳工”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因而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
1909年3月，丘吉尔在掌握了大量各行业自行制订的有关工作时间与工资报酬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向下院提出了在几个适当的行业建立工资协商组织的提案，未遭任何反对就获得通过了。
该法案很快被收入法令全书之中，其适用范围最初仅限于缝纫业、链条制造业、纸箱制造业以及机织饰带和织网业等四个行业。
不久商务部即又被授权再制订若干法令，以扩大该法案所限定的行业范围，这些立法工作在其后几年中均陆续完成了。
自此以后，工资协商会即成为处理英国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机构。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着手对劳工职业介绍所问题进行处理。
他担任商务大臣后的第一个指令，就是要商务部劳工统计局提供有关劳工职业介绍的资料。
此后他接受了部里专家贝弗里奇的看法，认为成立劳工职业介绍所是进一步处理失业问题的根本性准备。
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并实施一套强制性失业保险体制。
强制性保险包括失业和残疾两个方面，是由劳合—乔治于1908年8月前往德国考察后提出的思想。
劳合—乔治回国后曾在北威尔士停留，丘吉尔去拜访过他。
劳合—乔治即向丘吉尔就1909年的预算概要和强制性保险的各项原则作了详细的说明，使丘吉尔度过了“令我印象极深的二天时间”。
出身于社会底层，在当皮鞋匠的叔叔家长大的劳合—乔治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对社会问题颇有研究，能针对现实社会丘吉尔传问题提出各种各样行之有效的方案措施。
丘吉尔曾回忆说，当他初次和劳合—乔治交往时，后者渊博的社会知识使他大为吃惊。
丘吉尔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这位朋友的知识和经验，根据劳合—乔治的设想拟出方案，首先对平均工资虽较高，但极易受到严重的周期性失业威胁的建筑、机车制造、造船、机械工程、铸铁和锯床、磨床等行业的工人实行失业保险。
丘吉尔的议案仅遭到极少数人的反对，1909年9月获得通过，正式成为法律。
1910年2月，第一个劳工介绍所便开张了。
继职业介绍所法和失业保险法之后，丘吉尔还提出了船舶运输、电力照明和保险公司等法案。
丘吉尔和劳合—乔治代表了自由党中主张彻底进行社会改革的那部分人。
他们是从自由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社会改革问题的；他们的政治战略思想是“预先想到工人阶级的要求”，以便让工人群众明白，他们能够比工党更多地为工人阶级带来好处。
在1909年间，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一是政府内部关于海军建设计划的政策分歧，一是劳合—乔治编制的财政预算以及对新税法的争议，而这两件事情则又是相互关联着的。
丘吉尔对国家防务开支问题极为关注。
他在对军队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上继承了父亲伦道夫勋爵的观念，因而在反对陆军预算的态度和策略上也与其父一脉相承。
他认为，陆军不应考虑在欧洲大陆进行战争，不能以此为目标进行备战；若单纯考虑殖民地事务的军事需要，则陆军的力量已有富余。
因此，一年节约100万英镑以上的军费开支是完全可能的。
为年轻大臣此，他竟为陆军部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改革计划并力图说服内阁予以接受。
由于遭到陆军大臣霍尔丹的抵制，丘吉尔未达到目的。
在海军的财政预算问题上，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看法相同。
他们都对英国将与德国开战的忧虑持怀疑甚至嘲笑态度，因而坚决反对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向内阁提出的在1909—1910年建造6艘“无畏号”型战列舰的海军预算方案。
首相阿斯奎斯曾对妻子抱怨说：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正隐晦地暗示辞职(这是废话)……，有好几次我都想立即将他俩撤掉”。
后来，内阁于1909年2月勉强达成协议，即按照先前的计划只建造4艘“无畏号”型战列舰；如果形势发展表明确有增加的必要，则可再建造4艘。
其后不久即有情报说，除德国外，其盟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在建造“无畏号”型战列舰。
在这种情势下，争论的双方都同意建造8艘了。
身为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根据新情况，提出了增加海军经费和社会改革拨款的财政计划。
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对财产，尤其是对地产征收新税的问题，并特别提出养老金不应具有捐助的性质，故而引起了富有的权贵们的不安，并对这项计划提出了批评。
但劳合—乔治的计划赢得了自由党内多数人的支持，起到了促使该党主要力量恢复团结的作用，令自由党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生机。
丘吉尔自始至终与劳合—乔治站在一起。
劳合—乔治的计划中的有些内容，比如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以便为周期性经济萧条时期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就与丘吉尔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计划完全一致。
显然他们曾就丘吉尔传此交换过意见。
同年10月，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演说，提出设立“平衡机构”来调节劳动力市场，这就将劳合—乔治的计划阐述得更为具体清楚了。
保守党在下院春末和夏天的会期中，逐条批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计划。
11月，他们凭借在上院的多数地位，否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
但是保守党的这一做法极不明智，因为在英国的政治传统中，长期以来上下两院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上院不得否决下院已经通过的财政预算。
保守党的行为，打破了250年来的英国政治传统，自由党人认为这是对英国立宪准则和立宪传统的破坏，这将使自由党在未来的大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利用“贵族反对平民”这一口号来争取选民们的支持。
1909年12月，下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上院破坏宪法并篡夺了下院的权利。
紧接着，政府解散了下院，定于1910年1月举行大眩但是，这一次却轮到自由党人犯错误地判断形势的过失了。
本来，自由党完全可以依靠在下院的多数来开展反对上院的斗争，但他们却希望通过大选得到选民们的肯定，而选民们则判定自由党人失败。
1910年2月9日的大选结果表明，自由党在大选中失去了不少席位，由原来的400多席减少到275席，而保守党则由原来的157席上升为273席。
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82席，工党获40席。
自由党在下院失去了多数地位，政府依靠爱尔兰人和工党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生存。
丘吉尔在丹迪市的竞选中获得了成功。
他与工党议会党团领袖亚历山大·威尔基结成竞选联盟，共同对付两名保守年轻大臣党人。
丘吉尔仍然像往常一样，极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讲，搜集和选择大量的材料和数字支持自己的论点，并能准确地抓住保守党的弱点进行攻击。
为了保证兰开夏郡和柴郡的选民们不致于倒向保守党营垒，丘吉尔受自由党领导人的委托，在丹迪市之外的利物浦、曼彻斯特和英国西北部的其他几个城市也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说。
他抨击保守党的政策，说“贸易保护制度，对兰开夏说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还是致命的，他们所发明的任何关税，没有不沉重打击棉纺织业的”。
当他的竞选对手、保守党下院议员寇松勋爵在对奥德姆的选民演讲中发表“所有的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的论点后，他反唇相讥道：“奥德姆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
身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丘吉尔竟然对英国贵族以及由英国的“伟大家族”的代表组成的上院大肆攻击，这种行为既是异乎寻常的，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尽管亲朋们与他疏远，人们指责他“玷污门庭”，但丘吉尔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英国的未来是属于下院的。
保守党的领袖们对丘吉尔的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深感
忧虑。
保守党前座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巴尔弗的秘书桑达斯的信中说：“温斯顿对工人说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
而首相阿斯奎斯则对丘吉尔的竞选活动深表满意。
给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丘吉尔演讲次数那么多，内容却很少重复，效果又至为显著，因此他请丘吉尔传丘吉尔到自己的选区东法夫发表演说。
在竞选期间丘吉尔发表的大量演说被汇集起来，编辑成书，很快付印，赶在1910年1月竞选结束前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
这本书实际上成了自由党人的竞选手册。
最后，丘吉尔以10747票当选；落选的两名保守党人以及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等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总数还不如丘吉尔一个人的得票多。
选举之后，阿斯奎斯对内阁成员作了某些调整。
由于丘吉尔在政治斗争和竞选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他在自由党内以及政府中的份量更重了。
首相希望他在日显其重要的爱尔兰问题或者内政问题上发挥才干；经过考虑，丘吉尔放弃了爱尔兰事务大臣职位，选择了内政大臣要职。
至于他出掌海军部的愿望，只能留待不远的将来再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