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
当时，由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打破了英国在工业和对外贸易上的垄断局面，迫使英国工业结构以及对外政策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说以前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致力于争夺和扩大销售市场，那么现在它就被迫改变为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工业资源并在海外建立大型企业的租借地，这必然引起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
十九世纪末，在印度，尤其在殖民当局难以控制的北方地区，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得更快。
这次民族骚乱就发生在该地区马拉坎德出口附近，是一个帕坦人部落举行了反英起义。
英国殖民当局派宾登·布拉德将军率领由三个旅组成的远征军前往该地进行镇压。
丘吉尔为了不错失建功立业、博取名声的良机，在伦敦时就给正在该地组织军事行动的宾登·布拉德将军接连发了好几封电报要求参加军事行动。
随后又赶赴印度的迪普丹尼，在威廉·贝里斯福德勋爵家中会见了这位将军，将军答复说欢迎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如果一旦有人伤亡，或许会让他充实到战斗岗位上去。
丘吉尔先从骠骑兵团里请准假，又在宾登·布拉德将军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
与此同时，珍妮在伦敦也与《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由她的儿子从印度给该报发回战地报道。
马拉坎德野战军对边境地区袭击英军前哨据点的起义的
帕坦人部落，进行了报复性的军事行动。
他们破坏水源，烧毁当地居民的村庄，激起了帕坦人更大的反抗。
山民们不仅使用大刀、长矛，也使用从英军手中缴获的现代化武器，机丘吉尔传动灵活地袭击英军，给丘吉尔跟随的部队带来了很大威胁，以至于布拉德将军在军营中为丘吉尔的到来设晚宴接风洗尘时，为确保安全，有一段时间大家只能熄灯在黑暗中举杯共饮。
由于遭受起义者的袭击，英军伤亡率较大，尤其是军官，更是袭击者射杀的主要对象，因此丘吉尔很快就能补入部队直接参加战斗。
他最初担任布拉德将军参谋部的联络官，骑马奔驰于英军各分遣队之间，往往是一个人单独行动。
但有一次他差一点被当地的山民活捉，此后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便由两名印度骑兵随同保护。
还有一次，他完成联络任务后跟随一支分遣队返回驻地时，在途中遭受到大规模的袭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
在一片寂静的山谷中，突然爆发出枪声和喊杀声，转眼间在嶙峋的山岩之间，奔涌出成群结队的起义者冲向他们。
丘吉尔亲眼看到大片的死伤。
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道：“只见后边的五六个人已经倒下了，两个已死，三人受伤。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还有一位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惨呀，这是多么惊险的一幕啊1他在当时给母亲的信中还写道：这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溃败，被俘获的伤兵让这些野蛮的畜牲凶残地切成肉块”。
丘吉尔开始时只是帮助运送伤员，后来亲身投入了战斗。
他在距敌人约40码的地方，先是用自己佩戴的手枪射击，后来又使用伤员的步枪。
“我虽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我觉得射中了4个敌人。”
后来英国援军赶来了，丘吉尔和这支分遣队才脱离危险。
此时，英军已死伤150余人。
最后，经过战地记者60多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才爬上火车，回到英军老巢。
丘吉尔本人则幸运地未受任何损伤。
对于战争的危险和严酷，丘吉尔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但他毫不畏惧地主动寻求机会投身于其中，绝不是头脑简单的鲁莽行为，而是抱有明确目的的同命运之神的赌博，是为了达到今后更高的人生目标，赢得荣誉和名声所下的巨额赌注。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毫无隐晦地表达出这种想法：“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伏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丘吉尔的勇敢得到了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充分赞赏。
这位将军在给丘吉尔的上司，第四骠骑兵团团长布拉巴松上校的信中说，这位年轻的记者“干起来一个人能顶两个普通的中尉军官”。
他并要求将丘吉尔派往急需军官的第31旁遮普印度步兵团任职。
但是由于印度陆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从班加罗尔调往印度边境地区的调动，不久，丘吉尔就接到重返班加罗尔的命令，回到了第四骠骑兵团。
丘吉尔对于自己在战地采访中的表现自感相当满意，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自信十足地说：“在采取行动这方面，我还没发现过比我更强的人。”
当他得知，军方已决定授予他一枚勋章以及“我想得到的两个勋标”，又听说宾登·布拉德将军在战报上点名表扬了他之后，他更感兴奋，对自己的勇敢有了更充分的自信。
在战斗间隙，丘吉尔抓紧时间给伦敦《每日电讯报》和丘吉尔传印度《加尔各答先驱报》撰写了大量稿件。
在这些战地报道中，丘吉尔站在英国军方的立场上，处理得颇有分寸。
一方面，他以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曾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及时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英印部队军事行动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他有意地回避了一些事实。
他没有报道英印军队受挫溃退，以及落入敌手的伤员遭受骇人听闻的折磨的详情；不愿透露起义者落入英印军队手中也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也未向广大读者泄露英军在镇压起义边民的部队中配备了达姆开花弹的事实。
他曾私下谈到过：“说起这种枪弹的炸裂效果，那真是令人心惊胆颤。”
之所以如此处理，除了他自己身为英国军官这一点外，他还得顾及同意他参于此次军事行动并使他赢得荣誉的布拉德将军，但以后他在私下里曾多次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谈到事实真相，并从心底里对之感到极端厌恶。
还有一点使丘吉尔感到不快的是，这些报道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时，仅署名为“一个年轻军官”，而未署上丘吉尔的大名。
这是他母亲与伦敦的朋友们商议后未经丘吉尔同意就决定的。
因为他们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仍然免不了就英印军事行动论及英国战略和政治问题，免不了说些使他的上司不满的话，这可能使丘吉尔在军队中陷入严重困境。
但这种做法与丘吉尔想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热切渴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这些报道当时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但谁都不知道“一个年轻军官”就是丘吉尔。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在已于《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著书出战地记者版的想法。
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试图“造一个小小的文库”，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他将手稿寄往伦敦，请母亲代为联系出版社。
1898年春，英国朗曼公司出版了这本书。
由于丘吉尔远在印度，不能亲自来看校样，他通过母亲聘请她的妹夫莫尔顿·弗雷温代劳。
但是这位先生的文学修养太差，他在审阅例证、修改词句和标点符号的过程中。
改正的错误还没有他增加的错误多。
以至于英国文学协会的评论说：“这本书在风格上，就好像是迪斯雷利写的书让一个当印刷工的狂妄读者进行了修改似的。”
这当然也有批评丘吉尔本人的成份在内。
但总的说来，这本书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评论家的好评，认为书中许多地方颇类当年伦道夫·丘吉尔的风格。
《泰晤士报》评论说：“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
《旁观者》杂志认为，本书作者显示出“军人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一本专供军官们阅读的刊物《三军联合》杂志认为《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并向英军的每一位军官推荐这本书。
该杂志的编辑还特意邀请丘吉尔为该刊撰写一篇论述边疆政策的专稿，丘吉尔应命很快完成了任务。
在这篇文章中，丘吉尔对英国殖民政策中的陈旧过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由此导致了人力物力上劳民伤财，困难重重。
但这种状况由来已久，马上改变不太可能，也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较为妥当的是要根据边境地区多山、适宜进丘吉尔传行游击战的特点来制定新政策，应限制边疆地区设置要塞的总数，尽量节约开支；调动部队应该谨慎而不是草率从事，更不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这样才能稳步将英国的殖民统治逐渐扩大到阿富汗这样荒芜的边疆地区。
这些看法，其实是他在书中已阐明的各种论点的简明概述。
从当时的情况看，实际上政府已在对老政策进行调整。
但仍有一些人在竭力鼓吹“前进的边疆政策”，甚至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陆军元帅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勋爵。
一个军阶极低的年轻中尉竟敢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说三道四，对驻扎在印度的英军的高级将领提出直率的批评，这的确正像伦道夫·丘吉尔夫人所担心的那样，为丘吉尔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英国军方和驻印英军司令部均感不快。
因此，当丘吉尔于1898年要求再次参加印度北部边疆地区英军的新的军事行动时，理所当然地被干脆拒绝了。
A《萨伏罗拉》丘吉尔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说，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后，他养成了“写作习惯”。
由于他未能获准参加新的远征军，他决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小说创作。
从当时直到后来他在政坛失利后的蛰伏岁月，丘吉尔虽然从事了大量的写作工作，却从来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写作领域，更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有着更为宏大的理想抱负。
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文学与政治并不是毫无联战地记者系的；有时文学还可以作为政治的进身之阶。
比如，一度成为保守党人崇拜偶像的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就是以写小说起家并从文学领域走向政治生涯的。
而迪斯雷利的“民主托利主义”思想，最初也是通过文学著作阐述出来并影响民众的。
这或许是丘吉尔打算在文学创作上一试身手的主要动机之一。
事实上，在这部丘吉尔写作生涯中唯一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无疑写出了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特点。
作者在描写主人公对待政治问题的看法时，所表述出来的也不折不扣是丘吉尔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观点。
所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萨伏罗拉》叙述的是一个虚构的、位于地中海上的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故事。
“劳拉尼亚”这一国名，据信是仿照1894年出版的安东尼·霍普所著《赞达战俘》一书中的“罗里塔尼亚”一词而来。
书中描写了劳拉尼亚人民开展的争取人民解放的运动，成功地推翻了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可是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又受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
除了这一主线外，作为文学作品，书中当然也少不了爱情故事的描写来丰富作品内容，展示人物丰富的性格内涵。
有意思的是，由于丘吉尔一直是在学校和军队的严格纪律约束下成长起来，缺乏爱情生活的经历，因此在描写爱情情节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据说连爱情故事这条副线也是他的一位女亲戚帮他编出来的。
在不多的对女主角的描写中，伦道夫·丘吉尔夫人还作了一些指点。
“萨伏罗拉”既是小说的，也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
这是丘吉尔传一位年轻的政治领袖，在他身上集中了丘吉尔所赞赏的一切优秀品格。
他英勇机智、博学善辩，不仅对“人间的一切乐趣有鉴赏力”，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和系统的理念。
他领导着反对党在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着推翻反动的军事独裁政权的解放斗争。
书中的女主角是独裁者的妻子露西尔，她是一位“容貌美丽”、见识过人的女英雄，她的沙龙中“挤满了来自各国的最著名的人物，……温文尔雅的使节们向她提出了一系列微妙的暗示性问题，她都非正式地一一作了答复”。
她暗中同情萨伏罗拉的斗争，在她的丈夫派遣她到萨伏罗拉那里去打探起义计划时，她与萨伏罗拉一见钟情，两人的关系急剧发展。
由于丘吉尔本身经历的缺乏，他曾请班加罗尔一位要好的军官朋友在两人的爱情描写上给予帮助，但结果并无多大改进，于是他明智地尽量回避这方面的情节描写。
至于在书中占据大部分篇幅的内战情节的叙述，丘吉尔写起来则十分轻松、驾轻就熟。
值得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丘吉尔在场景描写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和对其内心世界的揭示。
书中描述了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场景，紧接着又以深入细腻的笔触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
丘吉尔写道：“不久前他目睹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不能不激发他的火一样的热情。压抑只能使他内心的火越烧越旺。值得那样干吗？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他理解并珍惜一个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美好事物的喜战地记者悦，也理解并珍惜一个运动员从自己的活动中得到欢快的乐趣。生活在寂静之中，像艺术和书本描述的那样，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住无前。”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这段心理描述勾画出了丘吉尔的完整形象，他在23岁写作《萨伏罗拉》时是这样，他在半个世纪之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也是这样。
萨伏罗拉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虚荣心，舍弃了生活的欢乐，准备踏着最艰难的道路勇往直前。
正是这种虚荣心成了丘吉尔一生的推动力。
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查尔斯·狄尔克曾说，他所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人是十九世纪末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
几年以后狄尔克又补充道：“自那时以来我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还有温斯顿·丘吉尔。”
还有传记作家在丘吉尔的传记中，曾引用了一个当年广为流传的笑话。
据说在《萨伏罗拉》问世50年之后，一次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尔走进下院的吸烟室，坐在一位新当选的议员旁边，向那位议员问道：“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鬼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
那位年轻的议员回答说，当然想知道。
丘吉尔对他说：“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1这个笑话可能不具备生活的真实性，但传记作家之所以丘吉尔传引用它，或许是认为它多少包含着一定的艺术真实，对于读者理解丘吉尔的性格具有典型意义。应当肯定地说，上述传记作家的说法都不无一定道理。但若是将丘吉尔一生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内在动力主要归因于他的赤裸裸的虚荣心，则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这种状况是由于这些传记作家囿于政治的或党派之争的偏见而形成的。如果说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那么在书中的几个次要人物身上，则反映出与年轻的丘吉尔生活经历的紧密联系。书中有一位名叫贝蒂妮的老保姆，“她从萨伏罗拉出生之日起就忠心耿耿地细心照料着他，一直未曾间断过”。
这与当年爱维莉丝特太太照料小温斯顿的情况何其相似！
还有一位名叫狄洛的中尉，他渴望参加战斗以赢得勋章，爱好打马球，忠于自己的信念。
人们认为这个人物是处于早年军队生涯的丘吉尔的化身。
萨伏罗拉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品格与才能，不仅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理想化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与他对父亲的回忆分不开的。
比如以下一段描写：“他希望得到不朽的功名，却又冷静等待着毁灭的到来。在这当中，生活会赋与他什么样的责任，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他生前进行了多次演讲，并且总是告诫说，世上没有一件好东西不是经过努力就能获得的。这些即席演讲的技巧存留在听众的心中，这种修辞之花培植于温室之中。”
我们从上面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见伦道夫勋爵的影子。
书中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有对共产主义者的丑化和对英国
战地记者
政府的贬损。
在《萨伏罗拉》中描写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最丑恶的特征。
这反映了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而产生的强烈憎恶情绪。
而书中有一处情节，叙述了英国政府在接到劳拉尼亚政府义正辞严的照会之后，派遣“侵略者”号军舰去进攻这个国家。
“侵略者”号这个军舰名称显然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
英国的御用评论家们曾为这个舰名而感到难堪，为了解嘲，他们杜撰说，在丘吉尔写这部小说时，“侵略者”一词可能还没有现在那种令人反感的含意。
丘吉尔这部两个月写成的小说，首先在伦敦《麦克米伦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
由于读者反应较好，于1900年2月，由朗曼公司出版了单行本。
丘吉尔虽感高兴，但在这方面却又有些信心不足。
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现在我以极其惶恐不安的心情将此书公诸于众，以求得公众对它的评论或给予宽容。”
评论界对于《萨伏罗拉》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当然也不乏一些批评。
《学院》杂志认为这本书是“一部令人惬意的和振奋的作品”；《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该书“充满生气和活力”；《展望》杂志评论道，该书至少是“有趣的，给人们的闲暇时间增添了色彩”；《星期六评论》认为：“他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而他刻划的人物则是抽象的”；《泰晤士报》评论说：“在萨伏罗拉身上体现出来的好的方面，本质上都是与战地通讯相关的”。
或许《旁观者》杂志给予的评价最高：“如果说他没有安东尼·霍普先生所具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则他却展示了在文字表达上的修辞天才。他笔下丘吉尔传的人物刻划得粗犷有力，事件描写也十分恰当……，这部小说的份量不在于传统上对角色的塑造，更多地在于它在政治上的讽刺性——劳拉尼亚出版物的价值确实在吸引着人们——它充满活力的修辞、打动人心的力量；当然，未必能构成独树一帜的警句。”
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此书“十分明显只不过是一位业余作者的作品”，“并不是一部优秀作品”，但这本书仍然在后来几次再版。
这或许是丘吉尔成为伟大人物后的名人效应。
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则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这本书的独特价值，认为它对于理解青年丘吉尔的内心世界是不可多得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A《河上的战争》尽管丘吉尔已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连出了两本书，但他仍然有着一种紧迫感，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这是一个上进的年代，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推进之。”
1898年夏天，他又获得例行休假，便立即赶回伦敦，请求母亲设法帮他尽快调往英军驻埃及的部队，他渴望参加对苏丹的战争。
19世纪70年代，英国侵占埃及之后，又占领了苏丹。
1881年苏丹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
起义，起义军连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1885年喀士穆战役中，还击毙了曾经加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焚烧和抢劫圆明园、后来任苏丹总督的英军中将戈登。
英国用了很长时战地记者间准备“为戈登复仇”的行动，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
丘吉尔为了赶上1898年对苏丹军队的决战，已预先雇好了仆役，收拾好行装。
但他的请求却遭到了英军驻埃及部队司令基奇纳将军的拒绝。
丘吉尔“感到埃及军队司令赫伯特·基奇纳爵士毫不掩饰地和我作对，对我怀有敌意”。
他在回忆那一时期的经历时写道：“现在我明白了，那时有很多不了解我和对我不友好的人，他们不赞成我的举动。他们大概是这样说的：‘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混进各种各样的远征队里去的？他为什么又给报社写文章，又当军官？为什么一个低级军官竟敢称赞或者批评长官？为什么他能常常离开团队去休假？’另一些人索性骂起我来。他们骂我‘追求奖章’、‘自我吹嘘’。”
虽然基奇纳将军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伦道夫·丘吉尔夫人通过社交密友杰妮小姐，找到基奇纳的副手伊夫林·伍德爵士从中斡旋也无济于事，但丘吉尔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他直接求助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首相则请英国驻埃
及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帮忙。
由于基奇纳要依靠克罗默勋爵的密切配合，同时他需要将第21轻骑兵团作紧急调动，于是同意给丘吉尔以新的任命。
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
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由他给该报撰写苏丹战争的战地通讯。
丘吉尔加入第21轻骑兵团后，随部队向南推进，在沙漠里长途跋涉，一天得走30英里左右。
许多士兵因受不了干渴和酷热而中暑病倒。
丘吉尔身体状况较好，在艰苦条件下仍能挺祝甚至有一次因为追赶部队时天黑迷了路，他“被困在茫茫的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也没有倒下。
但他担心的是在战斗中受伤；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请求道：“一旦我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不久，恩图曼战役打响了。
丘吉尔随部队向喀士穆挺进。
9月2日清晨，丘吉尔在执行巡逻任务时，第一个发现大约有4万名托钵僧正准备向英军发起袭击。
经过激烈交战后，他所在的团队顺利撤离了战常此后，第21轻骑兵团作为后备队，从侧翼迂回冲向敌人，陷入了苏丹军队设下的埋伏。
后来丘吉尔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次战斗：“在我对面，大约有四排狡猾的敌人……，我方有人跌下马来，身体当即被砍成几段。还有五六匹马也被间接攻击所打伤，再就没有其他什么损失了。后来我们又冲进溃败敌人的阵地，展开了短兵相接。队伍被冲散了，人员不见踪影。我策马跑了一程，与敌人遭遇时就用手枪瞄准面部射击，打倒了几个，其中有三个肯定是死了，有两个是否打死还无把握，有一个就更说不准了。”
1898年9月的决战，以英军的胜利而告终。
此时起义者的首领马赫迪已死，人数众多的苏丹军队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统领。
尽管他们作战英勇，但装备和战术水平都还停留在中世纪，因而终于败在大英帝国新式武装的镇压下。
苏丹军队在恩图曼战役中被击溃，获胜的英军几次横扫战场，把托钵僧伤兵全部打死。
丘吉尔把这种惨状比作十字军东征时的战地记者大屠杀，他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极为气愤，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在这次战争中，丘吉尔给《晨邮报》写了不少稿件并陆续发表。
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写书出版。
他已经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仅在一个月里从苏丹发给《晨邮报》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
而且钱还是次要的；新闻报道和出版著作已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响亮的名声，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进取的有力手段。
他对政治的热望和他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他产生了脱离
军队的想法。
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他在军队里一直干下去，永远也不会达到自己的理想。
要取得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权力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必须经历多年刻板、艰苦的军人生活。
况且自己在新闻报道、文章和专著中对军方高级将领们颇多批评，早已引起了他们的不快，将军们显然不会让这个自负高傲、乱发议论的年轻中尉得到迅速提升。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
在结束军旅生活之前，丘吉尔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属的第四骠骑兵团的驻扎地印度的班加罗尔，重温了过去的时光。
他仍然热爱打马球运动，并在军人马球锦标赛上卖力地为本团赢得了胜利。
运动和军务之余，他仍然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写作。
1899年3月，在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时，他已写完了全书23章中的18章。
返回英国途中，他还在开罗作了短暂丘吉尔传停留，从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和一些英国以及埃及的官员那里，得到了大量他所需要的包括英国与苏丹早期关系方面的资料。
回到英国后他很快便完成了此书。
1899年10月，他这部名为《河上的战争》的书分两卷出版了。
由于丘吉尔不再是军人，因此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他对基奇纳将军的不满。
他在书中批评道：“这位将军律己很严，对别人都漠不关心”；“在他所指挥的部队各单位里，有一个遭到极度忽视的机构，那就是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
他尤其对基奇纳侮辱马赫迪陵墓和遗骨的行为感到愤慨。
丘吉尔写道：“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任何一个重视老自由党光荣传统的人，任何一个同情进步托利主义思想的人，都不会赞成这种行为。”
丘吉尔不仅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基奇纳将军个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苏丹起义者的同情，与此同时尖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卑劣和伪善，从根本上批评了英国对苏丹的战争政策。
他写道：“在英国，大概还有其他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没有确信敌人是极端的、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之前，似乎还不能采取战争行动去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于是，他们便对苦行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战地记者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也许这样做对英国的慈善家们来说是十分方便的，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苦行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不用说，这些论述必然会引起英国官方的愤怒。
不久，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是有些过分。
出于将来在政治上发展的考虑，他本来不愿与政治领袖们发生龃龉，后来此书再版时，他对上述批评及类似的言论作了大量的删减。
这部著作首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南非战争的爆发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但它在评论界却赢得了较高的评价。
与丘吉尔保持友好关系的《三军联合杂志》认为：“毫无疑问，这本书是迄今描写这一题材最好和内容最全面的书籍。”
《蓓尔美尔杂志》也认为：“……这是描写苏丹战争的第一部长篇作品。”
《展望》杂志赞扬说：“丘吉尔对苏丹极有研究，就像金累克①对克里米亚有研究一样。”
《曼彻斯特卫报》评论说：该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丘吉尔先生对敌人所具有的骑士气概”。
也有些评论批评丘吉尔“采取了自以为是的专横态度”，“给人一种带有个人反感的印象”。
①，1809—1891)英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
1854年曾去金累克(Kinglake克里米亚旅行，著有《克里米亚战争史》8卷。
总的说来，评论界公认《河上的战争》一书是年轻的丘吉尔取得的巨大成就。
由于作者搜集资料丰富，构思精巧，叙述准确，鲜明生动，行文富有逻辑性，写出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