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涉及不少法律争议。比如，对某一政府部门的批评，是否“指涉且关系到”主管该部门的官员？相关官员能否以个人名义，提起诽谤之诉？对于这类诉讼，法院是否应作为一般侵权案件裁判？媒体行使监督权、批评权时，如果掺杂了不实报道，应如何承担责任？
认真对照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我们会发现，这些争议和问题，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比如，近年频繁发生的“诽谤”官员案件中，许多地方官员面对媒体或网络上的负面言论，表现出的常常是反戈一击的迅猛，跨省追捕的“豪情”，而非理性宽容与沉稳回应，甚至令“跨省”二字，都成为官员打压网络舆论的代名词。{单是最近几年，较著名案件的就有：重庆彭水县秦中飞案（又称“彭水诗案”，2006年）、山西稷山县薛志敏案（2007年）、内蒙古吴保全案（2007年）、陕西志丹县“短信诽谤案”（2007年）、辽宁西丰县“进京抓记者案”（2008年）、河南灵宝市王帅案（2009年）、山东曹县段磊案（2009年）、宁夏吴忠市王鹏案（2010年），等等。详细统计可参见雷丽莉：“从20起诽谤案件看公权力追究公民言论责任的路径”，载《法治新闻传播》2010年第5辑，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42 46页。} 以至于公安部不得不在2009年4月下发通知，强调侮辱、诽谤案件一般属于自诉案件，应当由公民个人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只有在侮辱、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公安机关才能按照公诉程序立案侦查。{《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指出：“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一些群众从不同角度提出批评、建议，是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部分群众对一些社会消极现象发牢骚、吐怨气，甚至发表一些偏激言论，在所难免。如果将群众的批评、牢骚以及一些偏激言论视作侮辱、诽谤，使用刑罚或治安处罚的方式解决，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可能激化矛盾，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借机攻击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司法制度，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至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办理的侮辱、诽谤案件包括：（一） 因侮辱、诽谤行为导致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二） 因侮辱、诽谤外交使节、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人员，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三） 因侮辱、诽谤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其他情形。}诽谤公诉屡禁不止，民事侵权诉讼亦屡见不鲜。这其中，既有官员的个人起诉，也有国家机构的单位行为。比如，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就曾因《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一则报道，以侵犯法院名誉权为由，起诉了这家杂志社，并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胜诉。{参见“中国新闻侵权案例精选与评析”课题组：《中国新闻（媒体）侵权案件精选与评析50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冷静：“从法院状告新闻媒体谈起：一起名誉侵权官司引发的思考”，载《北大法律评论》（第二卷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根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对210起媒体侵犯名誉权判例的统计，在这类案件中，如果原告是政府官员，媒体败诉率高达71.39%，远远高于原告是普通民众的案件。{参见陈志武：《媒体、法律与市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最近几年，国内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言论自由理论的译著、专著已有不少。{与言论自由相关的主要译著包括：〔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欧文?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刘擎、殷莹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美〕凯瑟琳?麦金农：《言词而已》，王笑红译，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