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3)
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针对的不是阵亡士兵马修，而是军方的同性恋政策。类似抗议行为，已在600场军人葬礼附近发生过，所以，这些抗议应被视为“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此外，抗议者站立的地方，距离葬礼现场有1000英尺，抗议者听从警察指令，既未大声喧哗，也无暴力行为，更没有越界之举。事实上，在葬礼现场，斯奈德虽隐约看到远方有人群聚集，但根本不知道这是针对葬礼的抗议。这也充分说明，死者父亲受到的冒犯，主要来自从电视上目睹的标语内容，而非抗议者对葬礼秩序的直接侵扰。
罗伯茨最后总结道，不能仅仅因为抗议者的言论“对死者不敬，或令人憎恶”，就予以限制。他说：“言论威力无穷，可激发人们各样情绪，或令他们怆然泣下，或令他们喜极而涕，而在本案中，某些言论给死者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为安抚他人伤痛，而令言者有罪。”基于维护言论自由之立国承诺，“为确保政府不压制公共讨论，即使是伤害公众感情的言论，也应当加以保护”。
罗伯茨的判决，延续了最高法院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尽可能保护政治性言论的自由，或者说，保护人民就公共事务开展讨论的自由。这些立场，正是由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
费尔普斯的言论自由固然重要，可是，斯奈德的丧子之痛，与此事给他带来的痛苦煎熬，真的可以忽略不计，甚至让位于抗议者简单、粗暴的“公共讨论”吗？
九位大法官中，惟一持异议意见的小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就认为，费尔普斯的标语完全是一种“挑衅言论”，不应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不是恶毒污蔑的通行证。的确，教会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表达抗议，但是，法律不能允许他们用伤害公民私人感情的方式表达意愿。他说：“就算在一个可以公开、充分讨论公共事务的社会，也不应当让无辜者受到这样的残忍对待。”尽管在最高法院内部，阿利托大法官属于孤独的少数方，可我相信，他的观点，也代表着许多普通人的看法：凭什么言论自由与公民情感冲突时，一定是前者优先？{关于本案详情及对阿利托大法官的异议意见的深入分析，参加林达：“一票反对的意义”，载2011年4月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一百多年来，类似的价值冲突，以案件形式，在最高法院这个大舞台上不断上演。比如：散发反战传单，是否危及前线将士安危？（“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1919年］）穿着写有“操他妈的征兵制度”的外套出现在政府办公楼内，算不算扰乱社会治安？（“科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1971年］）当众焚烧国旗，有没有亵渎人民对国旗的神圣情感？（“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年］）州法官候选人在竞选中宣扬自己的司法立场，是否违反了司法伦理？（“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诉怀特案”，［2002年］）往黑人家里投掷燃烧的十字架，是不是散布“仇恨言论”？（“弗吉尼亚州诉布莱克案”［2003年］）禁止节目嘉宾说粗口，是否侵犯言论自由？（“联邦通讯委员会诉福克斯电视台案”［2009年］） 在这些案件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殚精竭虑，小心翼翼地标定言论自由的尺度，试图通过一系列判例，在宪法条文、社会现实与价值变迁之间，实现微妙的平衡。这其中，“《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在推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尤其是媒体、公民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方面，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