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一月
托尔斯泰死后，遗下不少未曾发表的作品。其中大部分在他死后已经陆续印行，在比安斯托克氏的法译本（纳尔逊书店丛书版）中合成三卷。另一部更完全的版本，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乔治·特奥斯托亚与居斯塔夫·马松的合译本。巴黎博萨尔书店。这些作品分属于他一生的各个时代。有的还是一八八三年的作品（如《一个疯人的日记》）。有的是他在最后几年中写的。它们的种类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剧本，独白。许多是未完之作。我敢把它们分成两类：一是托尔斯泰依了道德意志而写的，一是依了艺术本能而写的。还有一小部分是这两种趋向融和得非常美满的。
所可惜的，是他对于文学的光荣的淡漠——或者是为了他的禁欲思想——使他不能把应该是作品中最美的一部分杰作继续下去。例如《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老人的遗著——日记》。这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有名的传说，说他决心舍弃一切，托着假名出走，在西伯利亚终老。我们感到托尔斯泰对此题材非常热情，他和他的英雄在思想上结合为一。但这部《日记》只存留了最初几章；即在这残缺的部分中，已可令人看得叙述的紧凑与清新，足和《复活》中最好的部分媲美。在此有多少令人不能遗忘的肖像（如老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尤其是这位神秘的暴烈的俄皇的描绘，他的倨傲的性格，在平静的老人心中还不时地激醒兴奋。
《谢尔盖老人》（一八九一——一九○四）亦是波澜壮阔的托尔斯泰式的作品之一；但故事的叙述被裁剪得太短了。一个老人在孤独与苦行中追求上帝，终于他在为了人群而生活时找到了神。有几处犷野的情调直可令人骇愕。书中的主人翁发现他所爱者的丑恶的那幕描写，（他的未婚妻，为他崇拜如圣女一般的女人，竟是他所敬爱的俄皇的情妇，）真是又质朴又悲壮。即是那个修士在精神狂乱之夜为要重觅和平而所落自己的手指那幕，亦是动人心魂的描写。与这些犷野可怖的穿插对立着的，有书末描述与可怜的童年的女友那段凄恻的谈话，和最后几页的淡漠、清明、急转直下的文字。
《母亲》亦是一部动人之作。一个慈爱的有理性的母亲，四十年中整个的为了她的家人服务，终于孤独着，不活动，亦没有活动的意义，虽然是自由思想者，她竟隐居于一个修院中去写她的日记。但本书只有首部还存留着。
另一组短篇故事，在艺术上是更完满的作品。
《傻瓜阿列克谢》可以归入美丽的通俗故事类，事情是讲一个质直朴讷的人，永远被牺牲，永远甜蜜地感到满足，以至于死。——《舞会之后》（一九○三年八月二十日）是：一个老人讲他曾如何地爱一个青年女郎，如何地突然不爱她，因为他看见女子的父亲，一个当大佐的军官，鞭笞他的兵士之故。这是完满之作，先是少年时代的回忆，美丽动人，接着是十分激动的真切的描写。——《梦中所见》（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是：一个亲王为了他所钟爱的女儿，任人诱惑逃出家庭，而不能宽恕她。但他一看见她时，却是他立到去请求她的宽耍然而（在此可见托尔斯泰的温情与理想主义从来没有枯竭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能克制自己见了女儿的私生子所生的厌恶之情。——《霍登卡》是极短的短篇，叙述一八九三年时，一个年轻的俄国公主，想加入莫斯科的一个平民节庆，突然被人众拥挤得大为狼狈，被人在脚下践踏，人家以为她是死了，一个工人，亦是被人挤得不堪的人，救醒了她。一霎间，友爱的情操把两人联合了。以后他们分别了，从此不复相见。
局面伟大，开始便似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的，有《哈吉·穆拉特》（一九○二年十二月），叙述一八五一年高加索战争时的杂事。托尔斯泰写道，“其中一部分是我亲历的”。在写本书的时候，托尔斯泰正在最能把握他的艺术能力的阶段。视觉（眼睛的与心灵的）是非常完满。但可怪的是人家对于故事并不真正感到兴趣。因为读者觉得托尔斯泰亦并不对此故事真有什么兴趣。在故事中显现的每个人物，正好获得他恰当的同情；而作者对于每个人物，即是在我们眼前显露一下并不有何长久的动作的，亦给他一个完满的肖像描写。但为了要爱全体，他终于没有什么偏爱。他写这作品，似乎并无内心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肉体的需求。如别人需要舒展他的肌肉一般，他需要使用他的智的机能。他需要创作，他便创作了。?
别的具有个人气质的作品，往往达到了悲怆的境界。自传式的作品即属此类，如《一个疯人的日记》（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日），追写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精神困乱时最初几夜的恐怖。参看前文中论《安娜·卡列尼娜》章。又如《魔鬼》（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这部最后的最长的短篇小说，好几部分含有一切最优的特点，不幸它的结局极无聊。一个乡下的地主，和他的农人的一个女儿有了关系，却另外结了婚，和乡女离开了。（因为他是诚实的，他又爱他的年轻的妻子。）但这乡女“留在他的血液里”，他见了她不能不生占有她的思念。她追寻他。她终于重新和他结合；他感到自己不复能离开她：他自杀了。书中各个人物的肖像——如男子是一个善良的，懦弱的，壮实的，短视的，聪明的，真诚的，勤奋的，烦闷的人，——他的年轻的妻子是传奇式的，多情的，——美丽的健全的乡女，热烈而不知贞操的，——都是杰作。可惜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的终局放入在实事中没有的道德思想：因为作者实在有过同类的艳史。
五幕剧《黑暗中的光明》，确表现了艺术方面的弱点。但当我们知道了托尔斯泰暮年时的悲剧时，这部在别的人名下隐藏着托尔斯泰及其家人的作品将何等动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林特泽夫和《我们应当做什么？》的作者到了具有同样信心的地步，他试着要把它实行。但这于他是绝端不可能。他的妻子的哭泣（真诚的呢还是假装的？）阻止他离开他的家族。他留在家中，如穷人般过活，作着木工。他的夫人与儿女继续着奢侈的享用与豪华的宴会。虽然他绝对没有参加，人家却指摘他是虚伪。然而，由于他的精神的影响，由于他的人格的光辉，他在周围造成了不少信徒——与不幸者。一个教堂司祭，信服了他的主义，放弃了他的职位。一个世家子弟为了人的主义而拒绝军役，以致被罚入纠正纪律的队伍中。而这可怜的托尔斯泰的化身，萨林特泽夫为怀疑所苦。他是不是犯了错误？他是否无谓地陷别人于痛苦或死地？末了，他对于他的悲苦的解决，惟有让那为他无意中置于绝路的青年的母亲杀死。
在另一短篇《无所谓罪人》（一九一○年九月）中，我们还可找到托尔斯泰最后几年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因了无可自拔的境遇而受苦的人的忏悔录。在闲豫的富人之前，有被压迫的穷人：可是他们双方都不觉察这种社会状态的可怕与不合理。
两部剧本具有真实的价值：一是农村小剧，攻击酒精的为害的：《一切品性之所从来》（很可能是一九一○年作）。人物的个性极强：他们的典型的体格，他们的言语的可笑，都是描绘逼真。那个在末了宽恕他的窃贼的乡人，在他无意识的伟大与天真的自尊心上，是又高尚又滑稽的。——第二部却另有一种重要，是十二景的剧本，名：《活尸》。它表露为社会荒谬的现象所压迫着的善良而懦弱之士。剧中的主人翁费佳为了自己的善性与道德情操而断送了一生，他的这些情操隐藏在放浪不羁的生活之下：他为了人类的卑下与对于自己的蔑视而痛苦到不堪忍受；但他无力反抗。他有一个妻子，爱他，秉性善良，安分守己，极有理性，但“缺少这使苹果汁发沫的一颗小小的葡萄”，缺少这令人遗忘一切的“在生活中的跳跃”。而他正需要遗忘。?
“我们都处于我们的环境中，”他说，“我们前面有三条途径，只有三条。做一个公务员，挣得钱来加增你生活的卑劣。这使我厌恶；也许是我不能这样做……第二条路，是和这卑下奋斗：这必得是一个英雄，我却不是。剩下第三条：忘记自己，喝酒，玩，唱歌；这是我所选择的路，你们看这条路已引我到什么地步……”《活尸》第五幕第一常在另一段中：“我怎样会陷于绝境的呢？第一是酒。并非我感到喝酒的乐趣。但我永远怀着这种情操：在我周围的一切都不应当的，我为此羞耻……至于要成为贵族的领袖，或银行的行长，这是那么可耻，那么可耻！??裙?司疲?颐遣桓锤械叫叱芰恕???遥?衾郑?皇歉杈缁虮炊喾遥?嗌倬?Α??褂忻览龅暮谘劬Γ?⑿Α???庑┒?饔?趋热耍?潞笥?钊诵叱堋??钡谌?坏诙?Ｋ?肟?怂?钠拮樱?蛭??醯盟?恍叶??嗖皇顾?炖帧Ｋ?阉?舾?桓鲇讶耍??????喟???淙幻挥忻餮裕?艺庥讶擞胨?嘤邢嗨浦?ΑＫ?约阂?茉谙虏憬准吨校徽庋??磺卸己茫核?橇礁鍪切腋Ａ耍??兀???∷??艿厥棺约盒腋！５?缁峋?圆辉市砣思也徽髑笏?耐?舛?惺拢凰?科确鸭炎陨保?绻??辉杆?牧轿慌笥驯慌兄鼗樽铩！??獠科嫣氐淖髌罚??心敲瓷羁痰亩砺匏股?剩?从吵鲆话阌判闳耸吭诟锩???璧木薮蟮南Ｍ??б院螅?绾蔚氖??胂?粒?馐且徊科邮滴藁?淖髌贰Ｆ渲械男愿裢耆?钦娴模???模?词谴我?慕巧?嗍侨绱耍海?昵岬拿米佣杂诹蛋?牖橐鑫侍獾牡赖鹿勰睿挥赂业目?心?鹊拿婺浚??睦夏福?Ｊ嘏傻墓笞澹?谘杂锷戏浅Ｇ坑玻?谛形?戏浅Ｇň偷娜耍唬┥踔聊切┚频曛械奈枧??墒Γ?际侨缡涤械娜宋镆话恪?
我所搁置不论的，是那些道德的与宗教的作用占了首位的作品，在此，作品的自由的生命被阻抑了，虽然这于托尔斯泰心理上的清明状态并无损害：《伪票》：长篇的叙述，差不多是一部长篇小说，它要表现世界上一切行为——不论是善是恶——的连锁。两个中学生犯了一桩伪票罪，由此发现出许多的罪恶，愈来愈可怕，——直到由一个被害的可怜的女人的圣洁的退让，对于凶手发生了影响，更由这凶手一步一步追溯到造成罪恶的最初的人犯。题材是壮丽无比，简直近于史诗一般的题材，作品可以达到古代悲剧中那种定命的伟大。但本书的叙述太冗长了，太琐碎了，没有宏伟的气概；而且虽然每个人物都有特点，他们全体是类似的。
《儿童的智慧》是儿童之间的一组语录，（共有二十一条对白，）题材的范围极广，涉及宗教、艺术、科学、教育、国家等等。辞藻固然极为丰富；但那种方法令人厌倦，同样的意见已经重复说过多少次！
《年轻的俄皇》幻想着他不由自主地所给予人的痛苦，是集子中最弱的一篇作品。
末了，我只列举若干断片的东西：《两个巡礼者》；《祭司瓦西里》；《谁为凶手？》；等等。?
在这些作品的大体上言，我们很感到托尔斯泰直到逝世为止，一直保有他的智的精力。这种精神上的健康，有他的朋友切尔特科夫与他最后病倒时的医生的叙述为证。差不多直到最后，他每天继续写或读出他的日记令人笔录。当他陈述他的社会思想的时候，他显得是徒托空言；但每当他在一件行为，一个生人之前，他的人道主义的幻想消失之时，便只有一副如鹰目般的目光，一下子便参透你的衷心。他从没有丧失这清明境界。我认为他在艺术上惟一的贫弱，是在于热情方面。除了极短暂的时间以外，我们有一种印象，似乎艺术之于托尔斯泰不复是他生命的要素；它是一种必须的消遣，或者是行动的工具。但是他的真正的目的却是行动而非艺术。当他任令这热情的幻想把他激动时，他似乎感到羞惭；他斩钉截铁地结束了，或如《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老人的日记》般，他完全放弃作品，因为它颇有把他重行和艺术结合的危险……正在创造力丰富的时候，他竟为了这创造力而痛苦，终于把它为了上帝而牺牲，这不能不算是一个艺术家的独一无二的例子。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一九一三年四月
在本书最初几版刊行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度量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种子还埋在泥土中。应当等待夏天。
今日，秋收已毕。从托尔斯泰身上长出整个的支裔。他的言语见诸行动。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先驱者圣约翰之后，接踵而来的有印度的救主——圣雄甘地。
人类史上毕竟不乏令人叹赏的事迹，伟大的思想努力虽然表面上是归于消灭了，但它的原素毫未丧失，而种种回响与反应的推移形成了一条长流不尽的潮流，灌溉土地使其肥沃。
一八四七，年轻的托尔斯泰十九岁，卧病在卡赞医院，邻近的病床上，有一个喇嘛僧，面部被强盗刺伤很重，托尔斯泰从他那里第一次获得无抵抗主义的启示，为他将来在一生最后的三十年中奉为圭臬，锲而不舍的。
六十二年之后，一九○九年，年轻的印度人甘地，从垂死的托尔斯泰手中受到这圣洁的光明，为俄罗斯的老使徒把他的爱情与痛苦来培养成的；他把这光明放出鲜明的火焰，照射着印度：它的万丈光芒更遍映于全球各部。
但在涉及甘地与托尔斯泰关系以前，我们愿将托尔斯泰与亚洲的关系大体上说一个梗概；没有这篇论文，一部托尔斯泰传在今日将成为残缺之作。因为托尔斯泰对于欧洲的行动，也许在历史上将较对于亚洲的行动更为重要。他是第一个思想上的“大道”，自东至西，结合古老的大陆上的一切的分子。如今，东西两方的巡礼者，都在这“大道上”来来往往。
此刻我们已具有一切为认识本题所必需的方法：因为托尔斯泰的虔诚的信徒，保尔·比鲁科夫把所有的材料都搜集在《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中。《托尔斯泰与东方：有关托尔斯泰与东方宗教代表人物关系的通信及其他文件》，一九二五年。
东方永远吸引着他。极年轻的时候，在卡赞当大学生，他便选了东方语言科中的阿拉伯－土耳其语言组。在高加索从军的几年中，他和回教文化有过年久的接触，使他获有深刻的印象。一八七○年后，在他所编的《初级学校读本》中，发现不少阿拉伯与印度的童话。他患着宗教苦闷时，《圣经》已不能满足他；他开始参考东方的宗教。他对于此方面的书籍浏览极多。比鲁科夫在他的书末，把托尔斯泰浏览与参考的关于东方的书籍作了一张表。不久，他即有把他的读物介绍给欧洲的思念，《圣贤思想》集便是这个思想的结晶，其中包括着圣经，佛，老子，克里希纳的言论。他早就相信人类一切的宗教都建筑于同一个单位之上。
但他所寻求的，尤其是和亚洲人士的直接的关系。在他一生最后十年中，亚斯纳亚与东方各国间的通信是非常密切的。
在亚洲各国中，他感到在思想上与他最接近的是中国。但中国思想却最少表白出来。一八八四年时，他已研究孔子与老子；后者尤为他在古代圣贤中所最爱戴。似乎一部分中国人也承认这类似性。往中国旅行的一个俄国人，于一九二二年时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充满了托氏的思想，而他们的共同的先驱者却是老子。但托尔斯泰一直要等一九○五年方能和老子的国人交换第一次通讯，而且似乎他的中国通信者只有两人。当然他们都是出众的人物。一个是学者ＴｓｉｅｎＨｕａｎｇｔｕｎｇ－’， A此人不知何指。一个是大文豪辜鸿铭，他的名字在欧洲是很熟知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后亡命日本。最近斯托克书店出版了他的《中国民族的精神》的法译本。（一九二七年）在他与这两位中国的优秀之士的通信中，尤其在他致辜鸿铭的长信中，托尔斯泰表示他对于中国民族所感到的爱恋与钦佩。近年来中国人以高贵的温厚态度去忍受欧洲各国对他们所施的暴行这事实尤其加强了托尔斯泰的情操。他鼓励中国坚持它的这种清明的忍耐，预言它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割让给俄国的旅顺这一个例子，（这件事情使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付了极大的代价，）肯定了德国之于胶州湾，英国之于威海卫，必将归于同样的结局。那些盗贼终于要在他们中间互盗。——但当托尔斯泰知道不久以来，暴力与战争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亦觉醒起来时，不禁表示惶虑，他坚求他们要抗拒这种思想。如果他们亦为这种传染病征服了，那么必将临着空前的大劫，不独是在“西方最犷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黄祸这意义上，而尤在人类至高的福利这观点上。因为，古老的中国一旦消灭之后，它的真正的，大众的，和平的，勤勉的，实用的智慧，本应当从中国渐渐地展布到全人类的智慧，必将随之俱灭。托尔斯泰相信必有一日，人类生活将完全改变；而他深信在这递嬗中，中国将在东方各民族之首，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亚洲的任务在于向世界上其余的人类指示一条导向真正的自由的大路，这条路，托尔斯泰说，即是“道”。他尤其希望中国不要依了西方的方案与榜样而改革，——即不要把立宪制度代替它的君主政治，不要建设国家军队与大工业！它得把欧洲作为前车之鉴，那种地狱一般残酷的现状，那些可怜的无产者，那种阶级斗争，无穷尽的军备竞争，他们的殖民地侵夺政策，——整个文明的破产，欧洲是一个先例，——是的！??遣挥Φ弊龅氖虑榈南壤?９倘恢泄?荒艹ご吮３炙?南肿矗?芨髦直┬械那址福??挥幸惶趼酚Φ弊撸罕闶嵌杂谒?恼??胍磺姓??木?缘奈薜挚埂Ｋ?灰?薅?谥缘丶绦???奶铮?环?由竦穆闪睿⊙侵藿?谡馑耐蛲蛉说挠⑿鄣那迕鞯奈薜挚骨懊娼捣?Ｔ谔镆爸衅胶偷毓ぷ鳎?懒酥泄?娜?绦惺拢喝寮遥?倘伺磐驯┝Γ坏澜蹋?倘恕耙阉?挥??鹗┯谌恕保环鸾蹋?蚴俏??氚?喝松?闹腔塾胄腋５拿孛芫∮诖艘印?
在扎尔斯泰的忠告之后，我们试观今日中国所做的事；第一他的博学的通讯者，辜鸿铭，似乎并未如何领悟：因为他的传统主义是很狭隘的，他所提出的补救现代世界狂热的万能药，只是对于由过去造成的法统，加以绝对忠诚的拥护。在致辜鸿铭书中，托尔斯泰猛烈地批评中国的传统教训，服从君主这信念：他认为这和强力是神明的权利一语同样无根据。——但我们不应当以表面的波涛来判断无边的大海。虽然那些旋起旋灭的党争与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中国圣贤的数千年的传统如何一致，然而谁能说中国民族竟不是与托尔斯泰的思想十分接近呢？
日本人，由于他的热狂的生命力，由于他对于世界上一切新事物的饥渴的好奇心，和中国人正相反，他是在全亚洲和托尔斯泰发生关系最早的民族（约于一八九○年左右）。托尔斯泰对之却取着猜疑的态度，他提防他们的国家主义与好战天性的执着，尤其猜疑他们那么柔顺地容纳欧洲文明，而且立刻学全了这种文明的害处。我们不能说他的猜疑是全无根据：因为他和他们的相当密切的通讯使他遭了好几次暗算。如年轻的ＪｏｋａｉＤｉｄａｉｔｓｃｈｏｏｌｕ，－日报主笔，自称为他的信徒，同时又自命为把他的主义与爱国情操联合一致的折衷派，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公然指摘托尔斯泰。更令人失望的是那个青年田村，最初读了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日俄战争的文字，这篇论文载于一九○○年六月《泰晤士报》；田村于十二月中在东京读到它。而感动得下泪，全身颤抖着，大声疾呼地喊说“托尔斯泰是今世惟一的先知者”，几星期之后，当日本海军在对马岛击破了俄国舰队时，一下子卷入爱国狂的漩涡，终于写了一部攻击托尔斯泰的无聊的书。
更为坚实更为真诚的——但与托氏真正的思想距离很远的——是这些日本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的，英雄的奋斗者，阿部畏三，《平民报》经理。在托尔斯泰的复信寄到之前，他们已下狱，报纸也被封了。一九○四年九月致书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复书中感谢他们的盛意，但表示他痛恶战争，同时亦痛恶社会主义。这复信的内容，我在前文中已引述过一段。
可是无论如何，托尔斯泰的精神已深入日本，把它彻底垦殖了。一九○八年，正值他八秩诞辰，他的俄国友人向全世界托尔斯泰的朋友征文，预备印行一部纪念册，加藤寄去一篇颇有意义的论文，指明托尔斯泰给予日本的影响。他的宗教作品，大部分在日本都有译本；这些作品据加藤说在一九○二——一九○三年间，产生了一种精神革命，不独日本的基督徒为然，即是日本的佛教徒亦莫不如此；且由此发生了佛教刷新的运动。宗教素来是一种已成法统，是外界的律令。那时起它才具有内心的性质。“宗教意识”从此成为一个时髦名辞。当然，这“自我”的觉醒并非是全无危险的。它在许多情形中可以引人到达和牺牲与博爱精神全然相反的终局，——如引人入于自私的享乐，麻木，绝望，甚至自杀：这易于震动的民族，在他热情的狂乱之中，往往把一切主义推之极端。但在西京附近，好几个托尔斯泰研究者的团体，竟这样地形成了，他们耕田度日，并宣扬博爱的教义。一九○六年十月三日，德富写信给他道：“你不是孤独的，大师，你可自慰了！你在此有许多思想上的孩子……”以一般情形而言，可说日本的心灵生活，一部分深深地受托尔斯泰的人格的感应。即在今日，日本还有一个“托尔斯泰社”发行一种每期七十面的颇有意义而浸淫甚深的月刊。ＴｏｌｓｔｏｉＫｅｎｋｙｕ（意为托尔斯泰研究）。
这些日本信徒中最可爱的模范，是年轻的德富健次郎，他亦参加一九○八年的祝寿文集，一九○六年初，他自东京写了一封热烈的信致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立刻答复了他。但德富健次郎等不得收到复信，便搭了最近期出口的船去访他。他不懂一句俄文，连英文也懂得极少。七月中他到了亚斯纳亚，住了五天，托尔斯泰以父辈的慈爱接待他，他回到日本，这一星期的回忆与老人的光辉四射的微笑，使他终身不能忘怀。
他在一九○八年的祝寿文中提起此事，他的单纯洁白的心倾诉着：“在别后七百三十日与距离一万里的雾氛中间，我还依稀看到他的微笑。”
“现在我和妻和犬生活在小小的乡间，在一座简陋的房屋中。我种着蔬菜，刈着滋生不已的败草。我的精力与我的光阴完全消磨在刈草，刈草，刈草，……也许这是我的思想的本质使然，也许是这困阢的时代使然。但我很幸福……只是个人在这情境中只能提笔弄文，亦是太可怜了！??闭飧鋈毡厩嗄辏?谒?谋拔⒋科有腋５纳?钭刺?希?谒?娜松?闹腔塾肭诶偷墓ぷ魃希?现畈斡胱Ｊ傥募?囊磺型惺系男磐蕉几?苁迪滞惺系睦硐耄??ゼ巴惺系哪谛摹５赂患堑靡痪拧鹆?晔蓖卸?固┪仕?溃骸澳阒?牢业哪昙兔矗俊薄捌呤?怂辍！蔽一卮稹！安唬???怂辍！蔽宜妓髁艘换崴档溃骸鞍。∈堑模?幽愠晌?氯说哪翘焖闫稹！彼?ナ壮剖恰?
俄罗斯帝国的回教徒共有二百万人，故托尔斯泰在他俄国人的地位上，颇有认识他们的机会。而他们在他的通信中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在一九○一年前，这种通信尚属少见。是年春天，托尔斯泰的被除教籍与致神圣宗教会议书感服了他们。卓越的坚决的言辞对于回教徒们不啻是古犹太先知爱里升天时的嘱言。俄罗斯的巴什基尔人，印度的回教僧侣，君士坦丁堡的回教徒写信给他，说他们读到他斥责整个基督教的宣言，使他们“快乐至于流泪”；他们祝贺他从“三位一体的黑暗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他们称他为他们的“弟兄”，竭力使他改宗。一个印度回教僧，竟天真地告诉他说一个新的救世主（名叫哈兹拉特·米尔扎·古拉姆·阿赫迈德）方在克什米尔觅得耶稣的坟墓，打破了基督教中“复活”的谎言；他并且寄给他一张所谓耶稣墓的照相，和这所谓新救世主的肖像。
托尔斯泰对于这些奇特的友谊，怎样地报以可爱的镇静，几乎没有讥讽（或悲哀）的表示，这是我们难以想像的。不曾看到托尔斯泰在这些论辩中所取的态度的人，不能知道他刚愎的天性，涵养到如何绝端温和的地步。他从来不放弃他的殷勤的情意与好意的镇静。倒是那些与他通讯的回教徒愤愤然斥他为“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偏见的余孽”。阿芬迪阿尔·沃伊索夫在君士坦丁堡。或是那个因为托尔斯泰不承认他的新的回教救主，以种种说话威吓他，说这位圣人将把受着真理的光辉的人分作三类：“……有些人靠了他们自己的理智而受到的。有些人由于有形的信号与奇迹而受到的。第三种人是由于剑的力量而受到的。（例如法老，摩西逼得要使他喝尽了红海的水方能使他信仰上帝。）因为上帝所遣的先知者应当教导全人类……”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穆罕默德·萨迪克书。
托尔斯泰从不以斗争的态度对付他的含有挑战性的通讯者。他的高贵的原则是无论何人，受了真理，永远不可把各种宗教的不同与缺点作准，而是应当注意沟通各种宗教与造成宗教的价值的特点。——“我对于一切宗教，努力抱着这种态度，尤其是对于回教。”一九○八年六月十日埃尔基巴热夫书。——他对于那个暴怒的回教僧，只答道：“一个具有真正宗教情操的人的责任，在于以身作则，实践道德。”我们所需要的尽在于此。一九○三年八月二十日致穆罕默德·萨迪克书。他佩服穆罕默德，他的若干言论使他感服。托尔斯泰极佩服穆罕默德关于贫穷的祈祷：“吾主，使我在贫穷中生存，在贫穷中死去！”但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人，如基督一样。欲使穆罕默德主义与基督主义成为一种正当的宗教，必须放弃对于一个人或一部书的盲目的信仰；只要他们容纳一切与全部人类的良心与理智符合的东西。——即在包容他的思想的适当的形式中，托尔斯泰也永远留神着不拂逆他的对手的信仰：“如果我得罪你，那么请你原谅我。我们不能说一半的真理，应当说全部，或者完全不说。”一九○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致阿芬迪阿尔·沃伊索大书。
他的丝毫不能说服他的质问者。自是毋容提及的事。
至少，他遇到别的回教徒，明白的，自由的，和他表示完满的同情：——第一流中有著名的宗教改革者，埃及的大教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一九○四年四月八日从开罗写信给他，祝贺他的被除教籍：因为这是贤圣之士的神明的报酬。他说托尔斯泰的光辉温暖了聚合了一切真理的探求者，他们的心永远期待着他的作品。托尔斯泰诚恳地答复了他。——他又受到驻君士坦丁堡波斯大使米尔扎·里扎·钱亲王（一九○一年海牙和平会议波斯首席代表）的敬礼。?
但他尤其受着巴布主义运动的吸引，他常和这派人物通声气。其中如神秘的加布里埃勒·塞西于一九○一年自埃及致书于他，这是一个阿拉伯人，改信了基督教以后又转入波斯的巴布主义。塞西向托尔斯泰陈述他的主张。托尔斯泰答言（一九○一年八月十日）“长久以来巴布主义已使他感到兴趣，关于本问题的书籍，他已读过不少”；他对于它的神秘的根据及其理论认为毫无重要，但他相信在东方可以成为重要的道德律：“巴布主义迟早将和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融和。”他曾写信给一个寄给他一部巴布主义书的俄国人，说他确信“从现在各种教派——婆罗门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中产生的一切合理化的宗教箴规必能获得胜利”。他看到它们全体的倾向是“会合到普遍地合于人间性的惟一的宗教”方面去。——他得悉巴布主义流入俄国感染了卡赞地方的鞑靼人，大为喜悦，他邀请他们的领袖沃伊索夫到他家里和他谈了很久，这件事故有古谢夫的记载（一九○九年二月）可考。
一九○八年底祝寿文集中，一个加尔各答地方的法学家，名叫阿卜杜拉－阿勒－边蒙－苏赫拉瓦尔迪，代表了回教国，作了一篇称颂备至的纪念文。他称他为尤吉， A此系印度的苦修士。他承认他的无抵抗主义并不与穆罕默德的主义相抵触；但“应当如托尔斯泰读《圣经》一般，在真理的光辉中而非在迷信的云雾中读《可兰经》”。他称颂托尔斯泰之不为超人，而是大家的兄弟，不是西方或东方的光明，而是神的光明，大众的光明。随后他预言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与“印度圣哲的教训混合之后，或能为我们这时代产生出若干新的救世主”。
这确是在印度出现了托尔斯泰所预告的活动的人格。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印度是在完全警醒的状态中。除了一部分博学之士——他们是不以向大众传布他们的学问为急务的，他们只醉心于他们的语言学中，自以为与众隔绝，除了极少的例外，如马克斯·缪勒那大思想家，心地宏伟的人。——以外，欧洲尚未认识这种状态，它亦毫没想到在一八三○年发端的印度民族心魂在一九○○年竟有如此庄严伟大的开展。这是一切在精神领域中突然发生的繁荣。在艺术上，科学上，思想上，无处不显出这灿烂的光华。只要一个泰戈尔的名字，便在他的光荣的星座下，照耀着全世界。差不多在同时，吠檀多派教义受过雅利安社（一八七五）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辈的改革，盖沙布·钱德尔·森并把梵社作为一种社会改革的工具，藉为调和基督教思想与东方思想的出发点。但印度的宗教界上，尤其照耀着两颗光芒万丈的巨星，突然显现的——或如印度的说法，是隔了数世纪而重新显现的——两件思想界的奇迹：一个是罗摩克里希纳（一八三六——一八八六），在他的热爱中抓住了一切神明的形体，一个是他的信徒辨喜（一八六三——一九○二），比他的宗师尤为强毅，对于他的疲惫已久的民众唤醒了那个行动的神，ＧｉｔａD的神。
托尔斯泰的广博的知识自然知道他们。他读过达耶难陀的论文。一八九六年始，他已醉心辨喜的作品，体味罗摩克里希纳的语录。辨喜于一九○○年漫游欧洲的时候没有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真是人类的大不幸。作者对于这两个欧亚二洲的伟大的宗教心魂没有尽联合之责，认为是一件无可补赎的憾事。
如印度的斯瓦米一样，托尔斯泰受过“爱之主”克利希纳的熏陶，且在印度不少人敬礼他如同一个“圣者”，如一个再生的古哲人。《新改革》杂志的经理戈帕尔·切蒂在印度是一个崇奉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他在一九○八年的祝寿文集中把托氏和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相比；且说如果托尔斯泰生于印度，他定能被视为一个Ａｖａｔａｒａ（毗湿奴的化身），一个Ｐｕ Bｒｕｓｈａ（宇宙心魂的化身），一个斯里－克里希纳。
但是历史的无可移易的潮流已把托尔斯泰从苦修士对于神的梦想中转移到辨喜，或甘地的伟大的行动中了。
命运的奇特的迂回！第一个导引托尔斯泰到这方面去，而以后又成为印度圣雄的左右手的人，这时候当和去大马士革以前的圣保罗一般，是反对托氏思想最猛烈的一员，他是达斯，达斯最近已经去世。他成为甘地的好友，印度和平抵抗运动的首领。我们能否假想是托尔斯泰的呼声，把他引入他的真正的使命？——一九○八年终，达斯处在革命的立场上。他写信给托尔斯泰，毫不隐蔽他的强项的信心；他公然指摘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可是他向他要求为他的报纸《自由印度斯坦》作同情的表示。托尔斯泰答了一封长信给他，差不多是一篇论文，在《致一个印度人书》（一九○八年二十月十四日）的题目下，散布于全世界。他坚决地宣传他的无抵抗主义与博爱主义，每一部分都引用克里希纳的言论作为他的论证。他对于科学的新迷信和对于古代的宗教迷信同样痛加抨击。他责备印度人，不应当否认他古代的智慧而去承袭西方的错误。
“我们可以希望，”他说，“在这佛教与孔子主义的广大的世界内，这新的科学偏见将无立足之地，而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彻悟了承认暴力的宗教谎言之后，立刻可具有爱的律令的概念，适合于人类的，为东方的大师以那么雄伟的力宣示于世界的。但科学的迷信代替了宗教迷信来慢慢地侵吞东方诸民族了，它已征服日本，为它摆布着最不幸的前途。在中国，在印度，一般自命为民众领袖的人全受了科学迷信的魅惑。你在你的报纸上提出你所认为应当指导印度的动向的基本原则如下：“抵抗暴力不单是合理的，且是必需的；不抵抗既无补于自私主义亦有害于利他主义。”
“……什么！你，宗教情绪最深刻的民族的一员，竟相信了你的科学教育而敢把你的民族自远古以来即已主张的爱的律令，遽行弃绝么？暴力的首领，真理的敌人，最初是神学的囚犯，继而是科学的奴隶，——你的欧罗巴老师，感应给你那些荒谬的言论，你竟反复地说个不厌吗？
“你说英国人的制服印度，是因为印度不以武力来抵抗暴行？——但这完全是相反！英国人所以制服印度人，正因为印度人曾承认而现在还承认武力是他们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之故；依了这个原则，他们服从他们各邦的君主；依了这个原则，他们向这些君主，向欧洲人，向英国人争斗……一个商务公司——三万人，而且是最无用的人——竟制服了二千万人的一个民族！把这个情形说给一个毫无成见的人听罢！他将不能懂得这些说话的意义……依数字而论，制服印度人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印度人自己，这论断岂非是很明白确切的么？……“印度人所以被暴力所制服，即因为他们就生存于暴力之中，现在还是依了暴力生活而不认识切合人类的永恒的爱的律令。
“凡是追寻他的所有物而不知他已占有的人，是愚昧而值得怜悯的！是的，不认识包围着他们的，所给予他们的爱的福利的人是愚昧而可怜的！（克里希纳言）“人只要度着与爱的律令协和的生活，这是切合他的良心而含有无抵抗与不参加暴力的原则的。那么，不独一百人不能制服数百万人，即使数百万人也不能制服一个人。不要抵抗恶，不参加恶，不加入行政司法，纳税，尤其是军队！??鞘保?蘼酆挝铮?蘼酆稳艘膊荒苤品?懔耍 ?
一段克里希纳名言的申引，结束了这俄国教导印度的无抵抗主义宣道：“孩子们，把你们被蒙蔽的目光望着更高远之处罢，一个新的世界，充满着欢乐与爱的世界将在你们面前显现，一个理智的世界，为‘我的智慧’所创造的，惟一的实在的世界。那么，你们会认识爱对于你们的赐与，爱向你们提出的条件。”
托尔斯泰此书落到一个年轻的印度人手里，他在南非洲约翰内斯堡地方当律师。他名叫甘地。他被这封书大大地感动了。一九○九年终，他致书托尔斯泰。他告诉他，十年以来，他在托尔斯泰的宗教精神中所作的奋斗。他请求他允许他把他的致达斯书译成印度文。
托尔斯泰对于他的“温和与强暴之战，谦卑与博爱和骄傲与暴力之战”表示祝福。他读到了《印度自治》的英文本，为甘地寄给他的；他立刻领悟这种宗教的与社会的经验的价值：“你所讨论的，和平抵抗这问题，具有最高的价值，不独对于印度，且对于全人类亦是如此。”他读了约瑟夫·多克著的甘地传，为之神往。虽然病着，他还是写了几行动人的言辞寄给他（一九一○年五月八日），当他病愈时，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科特谢特——他出家逃亡以至病殁前一个月，——他又写给他一封长信，这封信是那么重要，虽然冗长，我决意把它差不多全部附录在本文后面。它是，它将是，在未来人士的眼中，是无抵抗主义的经典，托尔斯泰思想上的遗嘱。南非洲的印度人于一九一四年在《印度评论》金刊上发表了，那是一册研究南非洲和平抵抗运动的杂志。它的成功同时亦是无抵抗政策的首次胜利。
同时，欧罗巴大战爆发了，互相屠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对照。
但当暴风雨过去，野蛮的骚扰渐渐地平息时，在废墟残迹之外，人们听到甘地的精纯坚决的呼声，如一头云雀一般。这声音，在一个更响亮更和谐的音调上，重新说出了托尔斯泰的名言，表明新时代人类希望的颂曲。
托尔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书一九二七年五月致南非洲约翰内斯堡，德兰士瓦省，Ｍ．．甘地：Ｋ我接到你的《印度评论》报，读悉关于绝对无抵抗主义的论见，不胜欣慰。我不禁要表示我的读后感。
我阅世愈久，——尤其在此刻我明白感到日近死亡的时候——我愈需要表白我心中最强烈的感触，我认为重要无比的东西：这是说无抵抗主义，实在只是爱的法则的教训，尚未被骗人的诠释所变形的学说。爱，或者以别的名辞来沟通人类心魂的渴望，是人生的惟一的、最高的法则。……这是每个人知道，在心底里感到的。（在儿童心中尤其明显。）他只要没有受世俗思想的谎言所蒙蔽，他便会知道这点。
这条法则曾被人间一切圣哲之士宣扬过：印度人，中国人，希伯莱人，希腊人，罗马人。基督尤其把它表白得明显，他以确切的辞句说这条法则包括一切法则与一切先知者。而且，基督预料到这条法则有被变形的可能，故他特别暴露那种危险，说那些生活在物质的利益中的人要改变它的性质。所谓危险者，是那些人自以为应以暴力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或如他们的说法，以暴力来夺回被人以暴力夺去的一切。基督知道（好似一切有理性的人所知道的一般）暴力的运用，与人生最高的法则，爱，是不相容的。他知道只要在一种情境中容受了暴力，这法则便全盘摧毁了。全部的基督教文明，在表面上虽然似乎非常灿烂，其实它时常在推进这种显而易见的、奇特的矛盾与误会，有时是故意的，但多半是无意识的。
实际上，只要武力抵抗被容受，爱的法则便没有价值而且也不能有价值了。如果爱的法则没有价值，那么除了强权之外，任何法则都无价值了。十九个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即是如此。而且，在一切时间内，人类常把力作为主持社会组织的原则。基督教国家与别的国家中间的异点便是在基督教中，爱的法则是表白得很明显确切的，为任何宗教所不及；而基督徒们虽然把暴力的运用认为是合法的，把他们的生活建立于暴力之上，但他们仍旧庄严地接受这法则。因此，基督教民族的生活是他们的信仰与生活基础之间的矛盾，是应当成为行动的法则的爱，与在种种形式下的暴力之间的矛盾。（所谓暴力的种种形式是：政府，法院，军队，被认为必需而受人拥护的机关。）这矛盾随了内生活的开展而增强，在最近以来达到了顶点。
今日，问题是这样：是或否；应当选择其一！或者我们否定一切宗教的与道德的教训而在立身处世之中任令强权支使我们。或者把一切强迫的纳税，司法与警务权，尤其是军队，加以摧毁。
本年春天，莫斯科某女校举行宗教试验，那时除了宗教科教员之外，还有主教也亲自参与；他们考问女学生，关于十诫的问题，尤皆是第五诫：“戒杀！”当学生的答语正确的时候，主教往往追问另外一句：“依了上帝的律令，是否在无论何种情形下永远禁止杀戮？”可怜的女郎为教员们预先教唆好了的，应当答道：“不，不永远如此。因为在战争与死刑中，杀戮是允许的。”——但其中一个不幸的女郎（这是由一个在场目睹的证人讲给我听的）听到这照例的问句“杀人永远是一件罪恶么？”之后，红着脸，感动着，下了决心，答道：“永远是的！”对于主教的一切诡辩，年轻的女郎毫不动心地回答，说在无论何种情形中，杀戮是永远禁止的，而这在《旧约》中已经如此：至于基督，他不独禁止杀戮，并且禁止加害他的邻人。虽然主教是那么庄严，那么善于说辞，他终竟辞穷，为少女战败了。
是的，我们尽可在我们的报纸上唠叨着谈航空进步，外交阴谋，俱乐部，新发现，和自称为艺术品等等的问题，而对于这少女所说的缄口不言！但我们决不能就此阻塞了思想，因为一切基督徒如这女郎一样地感觉到，虽然感觉的程度或有明晦之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救世军，日有增加的罪案，失业，富人们的穷奢极侈天天在膨胀，穷人们的可怕的灾祸，惊人地增多的自杀事件，这一切情形证明了内心的矛盾，应当解决而将会解决的矛盾。承认爱的法则，排斥一切暴力的运用。这是近似的解决方法。因此，你在德兰士瓦的活动，于你似乎显得限于世界的一隅，而实在是处于我们的利益的中心；它是今日世界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不独是基督教民族，世界上一切的民族都将参预。
在俄罗斯，也有同样的运动在迅速地发展，拒绝军役的事件一年一年的增加，这个消息定会使你快慰。虽然你们的无抵抗主义者与我们的拒绝军役者的数目是那么少，他们毕竟可以说：‘神和我们一起，而神是比人更强。”
在基督教信仰的宣传中，即在人们教给我们的变形的基督教义形式中，即在同时相信战时屠杀的军备与军队是必须的情形中，也存在着一种那么剧烈的矛盾，迟早会，很可能是极早地，赤裸裸地表白出来。那么，我们必得或者消灭基督教，——可是没有它，国家的权威是无从维持的，——或者是消灭军队，放弃武力，——这对于国家亦是同样重要的。这矛盾已为一切政府所感到，尤其是你们的不列颠政府与我们的俄罗斯政府；而由于一种保守的思想，他们处罚一切揭破这矛盾的人，比着对于国家的其他的敌人，处置得更严厉。在俄国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各国政府明知威胁他们的最严重的危险之由来，他们所极力护卫的亦不止是他们的利益。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了生或死而奋斗。
列夫·托尔斯泰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于科特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