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镇英雄
1978年11月18日，圭亚那的琼斯镇发生一场大规模的自杀及谋杀事件，在那次悲剧当中共有913位美国人罹难，而其中戴比·莱顿（Debbie Layton）和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幸存了下来。戴比来自加州奥克兰市一个相对富裕、受过教育的白人家庭，理查德则来自旧金山，出身于密西西比州一个贫微的非裔美国人家庭。他们逃离琼斯镇的可怕梦魇，抵达旧金山湾区后，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两位都够格称为英雄，尽管方式不同；戴比扮演吹哨人，理查德则是个好心的见义勇为者。
戴比在十八岁那年加入牧师吉姆·琼斯创立的宗教团体“人民圣殿”。许多年来，她一直是个忠诚的信徒，最后还成了神殿的财务干事。也因为职务的关系，她被委托从琼斯镇转出数百万美元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中。她的母亲和兄长拉里也都是神殿的成员。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她逐渐了解到，比起琼斯向信众们许诺的种族和谐共处、生活自给自足的乌托邦，琼斯镇更像个集中营。近一千名的忠实信徒被迫从事沉重的劳动工作，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并受到身体和性方面的虐待。他们身边被武装警卫包围，间谍渗透进生活中。琼斯甚至强迫他们固定做自杀操演，称之为“白夜”计划：这也让戴比心生恐惧，并且开始了解到，他做这些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准备让信徒们集体自杀。
在受到人身安全的极大威胁下，戴比决定逃离琼斯镇，并将那里潜在的毁灭力告知担心他们安危的亲人及政府。她甚至无法将她的潜逃计划事先让母亲知道，只因为担心抱病中母亲的情绪反应会让琼斯得知她的计划。戴比终于运用了种种复杂策略逃离了琼斯镇，她立即尽她所能通知当局琼斯镇中的虐待情形，并警告他们，她相信一场悲剧已经迫在眉睫。
1978年6月，她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宣誓文件，警告可能将有一场集体自杀行动。这份宣誓文件中包含了37个详细要点，一开始即指出，“关于，人民圣殿成员集体自杀之威胁及可能性，我戴比·莱顿·布莱基（Deborah Layton Blakey）以下所言句句属实，如有造假愿受伪证罪处罚：这份宣誓书的目的是为唤起美国政府注意一个已存在的情况，该情况已威胁到生活于圭亚那琼斯镇之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六个月后，她的灾难性预言竟恐怖地应验了。悲哀的是她呼吁援助的请求遇上多疑的政府官员，他们拒绝接受如此怪异的故事是真的。尽管如此，某些忧心的家属确实相信她的话，促使加州国会议员里奥·瑞安（Leo Ryan）展开调查，陪同瑞安前往圭亚那的还有一位记者、一位摄影师及一些家属。当瑞安被欺骗相信那里是理想生活环境，并准备带着正面评价回到美国时，有几个决定在他保护下脱逃的家庭加入了瑞安一行人。不过为时已晚，当时琼斯已深陷进偏执妄想中，认为叛逃者一定会将琼斯镇的真实情况泄露给外界。于是琼斯指使人谋杀了国会议员及一些随行人员，接着下令将掺人氰化物的含糖饮料发给厌倦而疲惫不堪的信徒。我在 第十二章中摘录过他恶名昭彰的最后一小时演说，完整版本的演说可上网至琼斯镇网站上查询。
戴比·莱顿曾写过一本十分有说服力的书，说明为什么她和这么多人会受到这恶魔般的传教士劝诱与蛊惑而掉人他的陷阱。吉姆·琼斯如何从一个善意的神职人员变成了死亡天使，这令人不寒而栗的路西法式转变过程在其书《诱人之毒》（Seductive Poison）中有完整呈现。我曾在别处主张，琼斯运用的心智控制策略和乔治·奥韦尔的经典小说《一九八四》中描绘的策略明显相似，这使得琼斯镇成为研究田野，而琼斯镇现象则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最极端心智控制手法的一场实验——也许甚至受到美国中情局赞助。
理奎德是个单纯，实际的人，他虽然说话温吞，却对于人群和地方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曾说，当他一抵达琼斯镇时，就察觉到有某些事情非常不对劲。在这个许诺之地里，没有一个人的脸上带着笑容，在这个想象中应该十分富足的地方，每个人都在挨饿。人们窃窃私语，从不高声谈笑，游戏前不但得先工作，甚至除了工作外根本没有时间玩乐。不分昼夜都听得到琼斯的声音在耳边嗡嗡作响，他不是亲自发表演说，就是通过录音带放送谈话。男女分别住在不同营房内，已经结婚的夫妇们若没有经过琼斯允许，甚至也不能行房。没有人有办法离开，除非他们能够在离家几千英里外的异国丛林里找到出路。
理查德·克拉克构想了一个计划。他自愿担任没人愿意接下的“猪圈”工作，那是个臭味四溢的地方，独立位于琼斯镇的不规则院区中，但对理查德而言是个理想地方，他可以从这里逃离琼斯令人头脑发昏的演讲轰炸，从丛林中找出通往自由之路。当他开始缓慢、谨慎地进行脱逃计划时，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黛安娜，并说等到时机成熟，他们两个人就可以一起离开。为了挑战琼斯布下的大量眼线，理查德做出十分危险的决定，把他的计划告诉极少数家庭的成员。
11月8日星期天早晨，琼斯下令所有人都放一天假，以便庆祝瑞安参议员带着在这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中看到的美好成果信息归国。这正是理查德的脱逃信号。他召集了八名同伙假装要出去野餐，然后带着他们逃出丛林到达安全的地方。当他们抵达圭亚那的首都乔治敦时，他们所有亲朋好友都已命丧黄泉。
理查德·克拉克最近因自然原因过世，他一直知道，相信自己的直觉，街头智慧以及自己对“不一致性的察觉力”是个正确决定。最重要的是，他欣慰自己拯救了跟随他逃离黑暗之心的人：理查德·克拉克，一位平凡的英雄人物。
拯救犹太儿童逃出纳粹毒手的英雄
波兰妇女伊雷妮·森德勒（Irene Sendler）曾拯救了近2500名原本必死无疑的犹太儿童逃出纳粹魔手，她与二十名波兰天主教徒组织成个团体，协助将住在华沙犹太区的犹太儿童们装在篮子或救护车里偷渡出去。虽然她明知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任何帮助犹太人的人被逮到，就可能会连同家庭成员一起枪杀。森德勒最后在1943年被纳粹逮捕，尽管一再受到刑求折磨，却始终拒绝透露安置在非犹太家庭中的孩子姓名。她最近因为她的英雄行为得到波兰参议院表扬，但高龄九十七岁的她已经虚弱得无法亲自参与颁奖典礼。不过森德勒曾经寄了一封信给她所拯救的其中一位孩子，她在信中说道：“我和那些如今已不在人世的伟大秘密信差们一起拯救的每个孩子，都是我存在的理由，而不是光荣的头衔。”
英雄行为的四维坐标模型
以勇气的概念以及这里所举的英雄式行为例子为根据，我制作了一个英雄式行为的基本模型。在某个特殊个人的总体动机架构中，英雄式行为可被描绘入三维模型：风险／牺牲类型、参与形式或方式、追寻目标。在“风险／牺牲类型”的横轴上，一端可固定为人身危险，另一端则是社会牺牲。同样地，在“参与形式或方式”的纵轴上，一端固定为采取主动（英勇特质），另一端则是采取被动（坚毅特质）。而在第三个维度上，“追寻目标”则可以用以保全性命还是坚持理想为目的来形容。尽管这两个目标在某些方面是同样的意思——顾全性命也是个高贵的想法，不过在这个背景中，此一区分还是重要。下页描绘了英雄式行为的三维坐标模型。
本模型中要加入的第四个维度为时间性（chronicity）。英雄可以是在立即作为下产生，也可能要随着时间积累才能看出他们的伟业。在战争的背景下，在单一行为中展现的英雄作为会被形容为勇敢之举——在单场战斗中表现出勇气的行为。对比之下，慢性的英雄式行为则叫做卓绝之举，是在长期抗战中所表现出的勇气。还没有对应的词可用来指称持久的平民英雄作为，也许是因为在民间领域里，在险境中表现英雄之举的戏剧性特质不是那么容易辨认的缘故。
英雄的对照：非凡与平凡
贪生怕死的土壤上孕育不出盛名之木。
——约翰·弥尔顿
传统概念中，英雄是优异卓越的人种，现在我们要加入一个相反的观点——有些英雄只是做出非凡之举的平凡人。第一种英雄的形象比较浪漫，也比较受到古代神话和现代媒体的欢迎和喜爱。这种观点认为英雄做的事情是平凡人异地而处时不会做，或是做不到的。这些超级明星一定是生来就带着英雄的基因，英雄不是常规，是异例。
第二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为“规则就是例外”，这种想法导引我们去检视情境和人之间的互动，检视在特殊时间和空间中推动人做出英雄之举的动态。情境的作用或许是激发行动的催化剂，也可能是扮演降低行动阻碍的角色，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就是其中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例子中，参与英雄式行动的人都一再拒绝被冠以英雄美誉，正如克里斯蒂娜的案例。
这些行英雄事迹的人认为他们只是采取在那时候看似必要的行动而已。他们相信任何人都会做出一样的举动，要不然会难以理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这么做。曼德拉曾说过：“我不是圣人，我只是因为处于非比寻常的环境中，所以变成领袖的平凡人。”我们常从做出英雄之举的人们口中听到这类话，这些人来自社会各阶层，他们会说“这没什么”、“我做了我该做的”。这些是“平凡”或日常生活中的勇士们的谦抑之词，是我们的“平庸英雄”。接下来让我们将正面的平庸性和汉娜·阿伦特教给我们的所谓“邪恶的平庸性”做个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