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社会动力学调查工：权威、奉守与顺从
我相信，想打入某个核心的渴望及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惧，会占据所有人一生中的某些时期，甚至许多人从婴儿时期到垂垂老矣，终其一生都被这些念头盘据……在所有热情之中，成为圈内人的热情最善于让本质还不坏的人做出罪大恶极的事。
——刘易斯，《核心集团》
（C．S．Lewis，The lnner Ring，1944）
许多平时使我们表现良好的动机与需求，一旦受到情境力量的刺激或被扩大，操纵时，就可能让我们走上歧路，而我们对情境的强大力量可能丝毫无察．这就是为何邪恶如此猖獗的原因。邪恶就像是诱惑你在日常生活轨道上来个小转弯，轻微地绕点远路，或者不过是后照镜上的一个污点，最后却带人走向灾难的下场。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尝试／解斯坦福监狱中善良年轻人的性格转变，我大略提到了在造成人们出现思想，感觉，认知和行为反常的过程中，有许多心理历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想要有归属感，与人联结，以及希望被其他人接受，这些建立社群以及家庭纽带非常重要的基本需求，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却被转化成对不合理规范的服从，因而助长狱卒虐待囚犯的行为。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到，想要在个人态度和公开行为间维持一致性的动机，最后可能会允许自己在意图合理化认知不协调的情况中，运用暴力对付自己的同侪。
我要主张的是，我们并不是通过奇特的影响方式——例如运用催眠、精神药物或所谓“洗脑”——来指导行为的改变及进行“心智控制”。最戏剧性的行为改变反而是因为长期处在受到限制的环境中，受到对人性最通俗层面的系统性操纵而造成。
在这个意义下，我相信英国刘易斯教授提出的看法——当人处在善恶边缘时推人一把、改变行为的强大力量，乃来自人们想成为“圈内人”不愿被排除“在圈外”的渴望。刘易斯的“核心团体”指的是被接纳进某个特殊群体、享有某些特权关系，就像是进入传说中的秘密宫殿般，可以立即提高地位和身份。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股明显存在的诱惑——谁不想成为“圈内人”呢？谁不希望自己通过考验，被认为有资格或有优势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呢？
研究已经确认，来自同侪压力的社会力会让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做出奇怪的事（而且无奇不有），只求被接纳。然而是人的内在滋养及孕育这种寻求进入核心团体的力量，任何同侪压力无不受到自我的推促，而这自我压力来自于——渴望“他们”也需要“你”。这使得人们愿意忍受兄弟会、宗教教派、社交俱乐部或是军中痛苦极具羞辱性的进入仪式，也使得许多人一辈子承受痛苦，就是为了在公司内部往上爬。
这种由动机诱发的力量，又会受到刘易斯所谓“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惧”影响而产生加倍效果。当一个人渴望被接纳时，被拒绝的恐惧会使人失去进取心，并否定个人的自主性。恐惧可能会让热爱社交的人变得害羞内向，被排除于“外团体”的想象，其所具有的威胁性可以让人无所不用其极，只为避免被否决出局。权威者往往并非通过惩罚或酬赏方式来命令他人绝对服从，而是通过两面刃达到目的——一方面已接纳引诱，另一方面以否决威胁。这种人性的动机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当有人承诺与我们分享“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时，即便对方只是个陌生人，也会好比握有了不起的权力。
最近有一个悲惨例子，一名四十岁的女性和五位高中男孩发生性关系，她每周在家里举办性爱派对，提供他们和其他孩子药物和酒精，情况持续了一整年。这名女性因此事的曝光而认罪。她告诉警方，这么做只因为她希望自己是个“很酷的妈妈”。这位别出心裁的“酷妈”在口供中告诉调查员，她在高中时期不太受到同班同学欢迎，可是借助举办宴会，她却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成了这个团体的一分子”。可惜的是，她走错圈子了。
情境力量的真相
关于社会情境的力量以及真实的社会建构，有许多研究都曾揭露过部分真相，斯坦福监狱实验不过是其中一小块拼图。情境力量以不预期的方式形塑着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的研究前后，尚有各式各样的研究从其他面向来阐明这点。
处在群体中时，我们会做出许多自己一个人不会做的事情，但群体的影响常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建立行为的榜样，希望我们能够去模仿和实行。相对地，权威的影响常常是直接而毫不掩饰的指令，像是“照我说的去做”等指令，但也正因为权威的要求如此明目张胆，所以个人可以决定追随领导或不服从。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一个权威角色下令伤害甚至杀害无辜的陌生人，一般善良的人会抗拒还是服从要求？一个针对盲目服从权威的争议性研究，就把这个十分挑衅的问题放到实验里测试。这个经典实验的效果实在太“震撼”了，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好人为何会被诱惑为恶，我们会在下文设法厘清这个实验程序中许多有价值的讯息。我们将在回顾这项经典实验的复制与延伸研究后，再次提出所有这类实验必定会问的问题：实验的外部效度为何？在真实世界中，什么情况可以和实验室示范的权威力量类比？
注意：实验中可能存在自利偏向
在我们进入这个研究的细节之前，我必须事先警告，每个人都可能带着偏见，无法从所读资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大多数人都会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利偏向（self-serving bias），这可以让自己觉得与众不同，处于“一般水平”之上。这样的认知偏向有助于维持尊严和帮助我们抵御生命中的重大打击。我们运用自利偏向替失败找借口，将成功归功于自己，做出错误决策时则用来推卸责任，所认知到的主观世界就像生活在彩虹中一样美好。我举个例子，研究显示有86％的澳大利亚人自我评估工作表现为“水准之上”，而90％的美国企业经理认为自己的工作成果优于某位表现中庸的同侪（我真同情那位可怜的中庸男）。
不过这些偏见也可能造成适应不良，让人看不见自己和其他人的相似性。使人疏远真相。真相是，在某些恶劣的情境里，人们真的是见不得他人好。这样的偏见也意味我们会疏于防备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因为我们总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我们做许多冒险的事，常常从事危险性行为、冒险开车，赌博，甚至拿自己的健康当赌注。最极致的表现就是，大多数人会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不容易受到自利偏误误导，即使我们才刚学到这一课也一样。
这也表示，你在读到斯坦福监狱实验或许多其他研究后，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你不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做出那种事，如果有例外，你当然就是那个例外。而正是因为你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对手，所以这个在统计上显得十分不合理的信念（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甚至会使你更容易受到情境力量影响。你确信自己会是个善良的狱卒、敢于反抗体制的囚犯、反抗者、异议分子、不从俗的人，更是一名英雄。也许的确如此，不过英雄是人类中的稀有品种，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见见其中几位。
所以我现在请各位暂时把偏见搁在一旁，试着想象自己极可能跟实验中大多数人做出一样的行为。或者请你至少认为如果跟一般研究参与者异地而处，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一样轻易被诱惑。我请你回想囚犯克莱416，香肠反抗事件中的英雄，当他与折磨他的狱卒一起接受访问时曾说过的话。当被嘲弄地问道：“如果你站在我的位置，你会是什么样的狱卒呢？”他谦逊地回答：“我真的不知道。”
只有当我们认知到，所有人都不能免于受到人性中这些相似动力的影响。也只有当我们了解，谦逊的态度永远优于毫无理由的骄傲，才有可能承认我们在情境力量底下不堪一击。让我们秉持这样的立场，回想约翰·多恩（John Donne）对人性共通的相关性和依存性提出的有力观点：
所有人都出自同一作者，属于同一本书；一个人的死亡不会让书页成灰，只是被译成更美的语言；没有一页会被遗漏……丧礼的钟声响起，钟声召唤着牧师，也召唤着会众：钟声召唤着所有人……没有人是座孤岛，可以遗世独立……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损，我和人类的命运共存；所以请别再问，丧钟为谁而敲响，丧钟为你敲响。（《冥想》第17篇）
阿施的顺从研究：从众的需求
社会心理学者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相信美国人的行为独立，即使大多数人对世界的看法都和自己不同时，美国人还是可以有自主的作为。只有当群体挑战了个人的基本观点和信念时，也就是出现指鹿为马，所说的与事实情况根本不符时，才能测试出真正的顺从性。而阿施预测，在这些情况下顺从的人相对上比较少，处于群体极端压力下时，大多数人都可以坚决抗拒如此明显的错误。
那么，当人们面对与他们世界观完全冲突的社会现实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为了一探究竟，我现在希望你试着想象自己正站在典型实验参与者的立场上。
你应征参加一个关于视觉的研究，研究员会要求你估计线段的相对尺寸，他们让你看一些卡片，卡片上面有三条长度不等的线段，然后要你大声说出这三条线段中哪一条的长度和另一张卡片上的线段一样。你的两旁有七位同伴，而你排在第八号。这实验对你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起初你可能会出了点小错（不到1％），但大致上你的答案和其他人都一样。接着有些怪事发生了，有时候其他七位受试者都把最长的那条线要不然就是最短的那条线说成是中间长度。（当然你完全不知情另外七个人都是研究团队里的成员，事先被指示在“关键”题时必须回答错误的答案。）接着，轮到你回答了，其他七位受试者全看着你，你看到的答案明显跟他们不同，但你打算照实说吗？你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说出自认正确的答案吗？或者你会同意其他所有人说的才是对的？在18道测验题中，你将会遇到12个群体压力关·卡。
如果你和实际参加研究的123个人一样，面对关键测验题时将会有70％的几率屈服于群体压力，而30％的原始受试者会在大多数测验题中表现出从众态度，只有约20％的人能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有些人报告他们的确注意到自己的看法和群体共识不一样，但是同意其他人的看法比较容易些。还有一些人认为答案的差异造成他们的内在冲突，解决办法就是去相信群体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所有选择从众的人都低估丁自己的从众程度，他们认为自己的从众程度比实际发生的还要轻微。在他们心中他们仍然是独立的人，但不是表现在行为上。
追踪研究显示，如果只有一个人的估计是错误时，参与者只会稍微感到为难，但还是能够独立判断。但如果有三个人的答案和自己相反，参与者的答错率就会升高到32％。不过阿施在注释中提出较乐观的看法，他找到一个可以改善独立性的方式：只要让参与者有一个和自己立场一致的同伴，从众的力量就会大幅降低。相较于单独一人的情况，有了同伴的支持可以让错误率降低四分之一，即使当同伴离开了，抗拒从众的效果仍然可以持续。
了解这个研究中，造成从众行为的两个基本机制，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人们的顺从行为。第一个机制是“资讯性需求”：其他人的想法、观点和知识常有助于人们探索自己身处的世界。第二个引发从众的机制则是“规范性需求”：当我们同意其他人看法时，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于是因为受到归属感以及希望以相似性取代异质性的强烈需求鼓舞，于是对其他人的观点做出了让步。
盲目服从权威：米尔格伦的震撼性研究
“我正试着想出让阿施的顺从性实验更具人性意义的方法。这个顺从性测试让我很不满，因为它竟然只是叫人判断线段的长短。于是我想，我们是否能让群体压迫个人去做些更具有人性意义的行为，也许是对其他人做出攻击，比方说逐渐提高对他人的惩罚。不过，在研究群体效应之前，必须先确认受试者在没有受到群体压力的情况下会怎么做。刹那间，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决定把焦点放在实验控制上，也就是测试在实验者的指令下，一个人到底可以顺从到什么程度？”
以上这段话出自阿施的研究助理斯坦利·米尔格伦，这位社会心理学者开启了一系列杰出研究，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盲目顺从权威”实验。他对于服从权威问题的研究兴趣来自于深刻的个人关怀，希望了解“二战”大屠杀期间的纳粹党人如何能轻易顺从命令杀害犹太人。
“（我的）实验室典范……是从科学角度对权威表达更普遍的关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暴行迫使着我们这一代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犹太人必须承担起这样的关怀。……大屠杀加诸在我心灵的影响，激发了我对顺从的研究兴趣，并且形塑了用来检验服从的特殊形式。”
在此我先让读者了解这实验计划中自愿者所须面对的情境，接着再进入实验总结，我将概略提出十点可推及日常生活中行为转变情境的重要教训，最后再提供真实生活中的类似案例，以回顾这个实验典范的延伸应用（关于我和米尔格伦的个人交情请参见注释12）。
米尔格伦的服从典范
请想象你在星期天的报纸上看到一份心理学实验征求受试者的广告，而且决定去应征。虽然一开始的原始研究只征求男性受试者，不过后来的研究中也包含了女性，所以我邀请所有读者们参加这个想象的演出。
你走进了耶鲁大学的实验室，这时，一个举止严肃的研究者——他穿着实验室灰袍，看起来正在进行很重要的科学实验——走向前向你和另一位应征者问好。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心理学科学，研究如何通过运用惩罚改善人们的学习和记忆。接待你的人向你说明，这个新研究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实用意义。你的任务很简单明确，你们其中之一要扮演“老师”，另一个人则扮演“学生”，老师要给学生一组单字让他记忆。在测验中，老师说出每个关键词，学生就要回答正确的相关词。答案正确时，老师就给学生口头上的奖赏为鼓励，像是告诉学生“干得好”、“没错，就是这样”。出错时，老师必须按下他前面那个看起来很吓人的电击装置上的杆子，立刻施以电击惩罚。
电击仪上总共有30个按钮，每个按钮都代表一个电力等级，从最低的15伏特开始，以每等级多15伏特的幅度累加。每当学生犯错时，实验者都会提醒你，而你必须按下下一个更高电力等级的按钮。控制板显示每个按钮的电力等级，以及关于该电力等级的描述，比方说第十级（150伏特）的描述是“强力电击”；第十三季（195伏特）是“非常强力电击”；第十七级（255伏特）是“剧烈电击”；第二十一级（315伏特）是“极剧烈电击”；第十五级“375伏特”是“危险，激烈电击”；第二十九和三十级（分别为435伏特和450伏特）时，控制板上除了三个不详的大叉叉之外什么也没标注（这暗示着极端痛苦和极度激烈的电击）。
你和另一位志愿者抽签决定各自扮演的角色，结果由你饰演老师，另一位则扮演学生（抽签过程已经被动过手脚，另一位自愿者实际上是这项实验的同谋，固定会抽到扮演学生角色）。扮演学生的是个举止温和的中年人，你一路陪着他走进了隔壁房间。研究者告诉两位：“好了，现在我们要把仪器接到学生身上，为了接下来方便进行惩罚。”于是学生手臂被捆起来，右手腕上接上一个电极。只要一犯下错误，另一间房间里德电极仪就会通过电极输送电力到学生身上。你和学生间可以通过对讲机沟通，实验者就站在你旁边。你已经体验过45伏特电击的威力，只感到稍微的刺痛，对电力等级已经有了点概念。实验者给了暗号，“记忆力改善”研究开始了。
一开始你的学生表现得还不错，不过很快地开始出错了，所以你也开始按下电击杆。学生抱怨电击弄痛他了，实验者点点头暗示你继续。但当电力等级不断增加到强烈程度时，学生尖叫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你开始犹豫，并询问旁边的实验者是否应该继续，实验者这时告知除了继续没别的选择。
现在学生开始抱怨他的心脏不舒服，你也认为不应该继续下去，但实验者还是坚持进行。因为学生不断犯错，你只好请求你的学生专心，你可不希望他受到非常强力的电击。但你的关心以及鼓励全起不了作用，他还是不断出错。电力等级又往上跳了一级，你听到他哀号：“我快痛死啦，受不了了，让我离开这里！”又跟实验者说：“你根本没有权力把我留在这里，让我出去！”电力再次往上跳级，这次他尖声叫道：“我拒绝再回答任何问题！快把我放出去，你没有权力这么做，我的心脏快不行了！”
现在你完全不想进行实验了，并告诉实验者你拒绝继续。你可没办法用这种方式去伤害别人，这不是你的作风。虽然你想离开，实验者还是坚持实验必须进行下去。他提醒你，你跟他们签过合约，答应过要完成实验。他还说，如果电击造成什么意外，后果由他完全承担。在你压下300伏特的按钮后，你念出了下一个关键词，但学生什么反应也没有。“他没回答。”你告诉实验者，希望他到隔壁房间去确定一下学生的状况。但实验者还是无动于衷，他并不打算这么做，反而告诉你：“如果学生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回答，大约5秒，这时就算他错。”漏答的惩罚方式也跟答错一样——规则就是这么订的。
你继续按下更危险的电力等级按钮，还是没有任何声音从电击室里传出。他可能失去意识甚至死了！你觉得很痛苦，想要离开，整个情况完全出乎意料，可是不管说什么都没办法让你从这个痛苦情境里解脱。你被告知规则怎么订，你就怎么照做。
现在尽可能地想象，扮演老师角色的你会如何。我确定你会说：“我绝不可能乖乖照做！”显然你一定会提出抗议，然后一走了之，绝不会为了区区几块臭钱出卖自己的良知！不过假如有人一路按下第三十个电击按钮，那时候实验者还会坚持继续测验，直到另外再按两次为止，他会说这是为了方便取得测量数据。对走到这一步的人来说，痛苦的事实摆在眼前，想忘都忘不了。所以呢，你预测你在离开实验前会进行到哪一级？在这个小地方，一般人遇到这样情境时又会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专家的预测结果
米尔格伦把他的实验告诉约四十名精神医学专家，然后要求他们估计有多少比例的美国公民会从头到尾完成三十个等级的电击实验。他们平均预测只有不到1％的人会坚持到最后，认为只有虐待狂才干得出这么残酷的事，而且估计绝大部分人在150伏特电力的第三级就会撒手不干。但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人类行为专家之所以会错得离谱，原因有二，首先是他们忽略了情境决定因素，因为埋藏在实验程序性说明当中的情境决定因素会影响人的行为。其次是他们受到传统精神医学训练，使得他们过于依赖从天性观点来解读异常行为，而忽略了情境因素。也因此他们全犯了基本归因谬误！
令人震撼的结果
事实上，在米尔格伦的实验中，大约每三个自愿者里头就有两位（65％）一路进行实验直到最高450伏特的电击程度为止。扮演老师角色时，大多数人会无视于“学生”的苦苦求饶而一再施以电击。
现在我请读者再试着猜一猜：当电力程度达到330伏特，电击室里已经不再传出声音，在这种能够合理推断扮演学生的人已经失去意识时，有多少比例的人会在这时喊停？谁会在那样的情况下继续实验？难道不是每个明理的人都会拒绝实验者的要求，离开实验不再继续吗？
某位“老师”陈述自己当时的反应：“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啥鸟事，我当时想说，你知道的，他该不会是被我电死了吧。我跟实验者说，继续下去要是发生什么事我可不负责。”不过当实验者向他保证出事有人顶着之后，这位担心的老师仍顺从了指示，一直进行到最后。
几乎每个从头到尾完成实验的人，反应都跟以上这位一样。也许你会好奇，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不过请想一想，如果已经做到了这地步，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到最后呢？也许这跟扮演老师的人不知道如何从情境里脱身有关，而不是因为对权威的盲目顺从。在实验过程中，大多数的参与者都不断表示疑虑和反对，也说了他们不愿意继续下去，可是实验者却不放他们走，他不断告诉他们一堆必须留下的理由，催促他们继续为那些痛苦的学生施测。在一般情况中，这样的抗议可能生效，抗议可以让人们从不愉快的情境中脱身，可是在这个实验中，不管你说什么，实验者都不为所动，他只会坚持你留下来电击犯错的学生。于是你看着控制板然后明白，最快脱身的方式就是赶快进行实验，直到最高电力等级的按钮被按下为止。只要再多按几次按钮就可以出去，再也不必听见实验者的啰嗦说教，以及学生的呻吟。答案出现了。只要450伏特就可以让你离开这里，不需要跟权威面对面冲突，也不必费力衡量已经造成的伤害和额外的痛苦该如何取舍，出去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提高电击。
以服从为主题的实验
在一年之内，米尔格伦执行了十九次不同的服从实验，这些实验都跟基本典范的组成元素：实验者、老师、学生、记忆力测验∕错误电击有部分不同。他会更动其中一个社会心理变项，然后观察这个变动会使得受试者在电击“学生”（受害者）时，不正义权威的顺从度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些变动包括，他在其中一个研究中加入了女性受试者；在另一些实验中，他会变动实验者与老师间或老师与学生间的相对位置，调整为较近或较远；或者是让学生先做出反叛或顺从的态度等诸如此类。
米尔格伦希望通过其中一组实验证明，他的研究结果不是来自于耶鲁大学的权威性——耶鲁几乎是整个纽黑文市（New Haven）的代名词。于是他在下城的桥港区一栋年久失修的办公大楼里设了一个实验室，然后表面上以和耶鲁大学没有明显关系的一个私人研究机构名字再次进行了实验。但仍是出现相同的结果，参与者还是受到同样的情境力量附身。
研究数据显示，人性具有极大地弹性，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现极端顺从以及抵抗权威这两种态度。一切只关乎他们所经验到的情境变量。米尔格伦的实验告诉我们，比例最高的时候可以有90％的人继续进行实验，直到按下最高电力伏特按钮，但只要加人区区一个关键性的变项到情境中，驯服的比例却可降到不到10％。
想得到最高服从度的话，只要让受试者成为“教学小组”的一员，惩罚任务交给另一位小组成员（实验同谋），而受试者则负责协助其他测验程序，通过这样的安排就可以轻易达成目的。如果希望人们反抗权威，只需有个反抗权威的同侪做角色样板即可。即使学生表现出被虐狂的姿态要求电击处罚时，受试者也会拒绝下手，因为他们并不想成为虐待狂。而当实验者以学生身份下场进行实验时，受试者较不愿意施予较强的电击处罚。另外，相较于学生就在自己附近，当学生处在偏远位置时，人们较可能施予电击。出现在不同实验版本中的受试者都是普通的美国人，各种年龄、职业背景，两种性别都有，而只要稍微摆弄情境的控制开关，研究者就可以从所有实验中由低至高地导引出各种不同顺服变——好像只是在他们心灵转盘上按下“人性代码”一样轻松简单。从背景各异的实验中累计了上千名样本，对象都是些一般老百姓，这使得米尔格伦对服从议题的研究在社会科学中取得极大的概化能力。
思考漫长而晦暗的人类历史，你会发现，当人类打着服从的旗子时，犯下的骇人罪行远多于以叛乱之名。
——C．P．斯诺，《非此即彼》（C.P.Snow，Either-or，1961）
邪恶陷阱：米尔格伦实验中学到的十堂课
以下我将概略叙述在这个实验典范中，导引许多普通人做出明显伤害他人行为的做法。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与真实情境中，比较由“说服专家”如推销员、狂热教派及自愿役招募人员、媒体广告专家等人所运用的顺从策略。基于此，我们从米尔格伦的实验中选录了十种方法：
（1）预先以书面或口头方式约定执行契约性的义务，创造出一种拟法律情境，借以控制个人行为（米尔格伦的做法是让受试者公开同意接受实验的任务及做法）。
（2）让受试者扮演有意义的角色。如“老师”、“学生”，这些角色可让扮演者自觉具有正面价值，并自动以符合角色内涵的方式回应。
（3）要求受试者遵守在派上用场前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使用时却变得武断且缺乏人性的基本规则，以此来正当化愚蠢的顺从行为。同样地，系统也可以创造一些含混不清且随时改变的规则，却坚持“规则就是规则”，没有通融的余地，以达成控制人们的目的（如米尔格伦实验中穿上实验大褂的研究者，或者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狱卒强迫克莱416吃掉发臭食物时的做法）。
（4）改变行为、行动者和行动的语义内涵。（把“伤害他人”的行为说成是“帮实验者一个忙”，把惩罚行为说成是为了科学发现的崇高目的。）也就是用漂亮的修辞技巧来包装恶劣的现实，替真实景象化装。（我们可以看见同样的语义塑造技巧运用于广告中，例如把味道很糟的漱口水塑造成有益健康的形象，让消费者会因为漱口水具有杀菌效果而预期它的味道跟药水一样。）
（5）替受试者创造出分散责任或是推卸负面结果责任的机会。譬如告诉他们有别人会负责，或没有人会认为他们需要为此负责（米尔格伦的实验中，当任何一个“老师”有疑问时，权威人士形象的实验者都会告诉他们“学生”出的一切事情由他负责）。
（6）极端恶行是由看似不起眼的小举动开启。刚开始只是稍微把脚打湿，但随着顺从压力逐渐增大，既然做了过河卒子也就不得不尽力向前了。（比方说在服从研究中，一开始不过是15伏特的电击。）这也是让好孩子堕落成药物上瘾者的基本步骤，只是好玩吸个一口的结果却是步向沉沦。
（7）小步伐循序渐进。目的是让人们很难注意到前一个行动跟自己正在做的有什么不同，不过“多一点而已”。（在米尔格伦实验中，对人的侵略度是以15伏特一级，共分三十级渐进递增，在实验开始阶段，受试者根本注意不到伤害程度有什么显著差别。）
（8）逐渐改变权威人士（在米尔格伦实验中是以研究者的身份出现）的形象性质。从开始的“公正”、讲理形象，渐渐变成“不公正”、苛求，甚至毫不讲理。这种技巧会让受试者先愿意服从，但接着因为对权威者和朋友前后一致的期待落空而感到困惑不已。转变结果就是让人们糊里糊涂地服从一切指令（许多“约会强暴”案例中都有这样的情节，也是受虐妇女留在施虐配偶身边的原因之一）。
（9）让“离开一切的代价”变得高昂，或是借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这会让人们觉得安心点）但同时不断坚持服从，而提高离开过程的困难度。
（10）用意识形态或是美好的空话捏造一个看似令人憧憬的根本性目标，以正当化达成目标必须运用的任何手段。（米尔格伦研究的做法是提供可接受的正当理由，例如这门科学是希望借由明智的奖惩机制帮助人们改善记忆力，借此让人们做出不乐意做的行为。）在社会心理学实验中，这种手法被称为“幌子主题”（coverstory），用来遮掩随后实验步骤的一套幌子，因为本身站不住脚，所以很可能被拆穿。在真实世界中，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大多数的国家在发动战争或是镇压政治异议人士之前，都仰赖意识形态以正当化其暴行，“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即是这类意识形态中的典型。当人们恐惧自己国家的安全陷入威胁时，就会愿意把自己的基本自由权交出给政府以换取安全。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逃避自由》中的经典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交易也曾被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用来攫取及维持权力：也就是说，独裁者宣称他们将提供安全以交换人民放弃自由，理由是这样他们才更好控制局面。
米尔格伦服从模式的复制与延伸研究
基础的米尔格伦服从实验具有结构化设计且规则详尽，因此吸引许多国家的独立研究者投入复制实验。而最近一份比较性分析研究的依据即是来自在美国进行的八个研究，以及欧、非、亚洲等地的九个复制实验结果。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研究中的自愿参与者中显示出相对较高的服从度。美国的复制实验结果发现，平均有61％的受试者出现服从效应，这个数字和所有其他国家样本中的66％的服从比例相符。在美国的研究中，服从比例最低为31％，最高则为91％，而在跨国的实验复制经验中，最低及最高的服从比例分别是28％（澳大利亚）及88％（南非）。随着时空的变迁，服从比例的稳定度始终维持良好，服从比例和执行实验的时间（1963—1985）两者间无法找出关联。”
虐待患者的不对等医护权力
如果师生间的关系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威关系，医生与护士之间是否更是如此？在明知是错的情况下，护士要违抗来自医生有力权威的指令会有多困难？为了找出上述问题的解答，一个由医生与护士所组成的团队在他们的权威系统中进行了一项服从测验，目的是想要了解在真实医院的环境中，护士们是否会遵从不知名医生所下达的不合理要求。
研究是这样进行的。一名医院的医生成员分别打电话给二十二名护士，这些护土从未见过这位医生。他在电话中告诉护士必须立刻为某位患者投予药物，以便他到医院时药效已经开始发挥，而到时他会在药物处方单上签名。他指示护士开给患者20毫克的某药，但该药的容器标签上却写着一般用量为5毫克，并警告最大用量为10毫克，他的指示是最大用量的两倍。
于是，以照顾患者为责的护士脑海中出现了天人交战；该听从一个不熟的人的电话指示让患者服用过高剂量的药物；还是遵守标准的医学作业程序，拒绝没有经过授权的指令？当研究者以假设情境的设问方式询问该医院的22名护士如何应对这个两难时，有十人认为自己会拒绝服从。可是在医生马上就要到医院（而且如果不听从他的指令他很可能会发怒）的情况下，其他护士们的反应却是屈服于权威，几乎没有例外。在实际测验中，22名护士里只有一位没有听命行事，其他人全都按照医生的指示剂量让患者服用该药（实际为安慰剂），直到研究者出现阻止他们为止。真该把那位唯一没听话的护士升等、颁发荣誉勋章才对。
这个戏剧性结果绝不是绝无仅有。最近一个针对有执照护士的大样奉调查研究，同样发现到对医生权威的高度盲从现象。有将近一半（46％）的护士表示他们回想起自己曾经“在你认为有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执行医生的指令”。选择听从不适当指示的护士们把责任多半推给医生，比较少归咎自己。此外，他们也指出医生的社会权力是建立在“合法权力”上，也就是说，他们对患者的照护有全权处置权。他们只是听从他们认为的合法指示——只不过那个患者后来死了。每年有数千位住院患者枉死于各种医护人员的疏失之下，而我认为，其中有一些案例足死于护士及医技人员对于医生错误指令的盲从。
服从管理的权威
在现代社会中，位居权威地位的人很少像米尔格伦的实验典范中那样以体罚方式惩罚他人。更常见的情形是运用间接暴力，也就是将指令转给手下执行，或者是以言语暴力削弱权力弱势者的尊严及人格。权威者也会采取具有惩罚效果的行动，而这些行动的结果无法直接观察到。例如，明知会影响其表现并因此降低得到工作机会而以敌意的言语批评某人，即构成社会性的间接暴力。
一群来自荷兰的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极巧妙的实验，目的是评估在上述情境中的各种服从权威形态，他们自1982年起至1985年为止，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进行了25项个别研究，共有将近五百名参与者参与实验。在他们的“管理服从实验典范”中，实验者告诉扮演管理人身份的参与者，他们必须对在隔壁房间的求职者（一位受过训练的实验同谋）做出15个“压力评语”。具体的做法是受试者被指示对求职者实施测验，如果求职者通过考试就可以得到工作，否则是继续失业。
他们被指示要在实施测验时扰乱求职者，给他压力。而这15个等级不同的评语是对求职者测验表现的批评，同时也有贬低人格的效果，“你真是够笨的。”即是其中之—。当扮演管理人角色的实验参与者用十分不友善的评语批评求职者时，他们“让求职者蒙受极强烈的心理压力，以至于无法有充分表现，因而无法取得工作”。此外研究者也告诉受试者，不管求职者提出什么样的抗议，都要继续毫不留情地批评。反之，来自实验参与者的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实验者挡下来，最多四次，直到他们态度坚定地表示要中止实验才能停止。最重要的是，受试者被告知在压力下的工作能力并不是这份工作的基本要求，不过为了协助实验者的研究进行，他们还是必须遵守规则，该研究的主题正是压力如何影响测验表现。相较于研究者的资料搜集，造成别人的痛苦并影响他们的工作机会并不是重点。而控制组中的受试者则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停止做出苛刻的评语。
当要求一组可与实验组比较的荷兰人预测他们是否会在这些情境下全部做出压力评语时，有90％的人回答他们不会顺从。但“局外人的观点”又再一次与事实相违背，因为有整整叭％的受试者服从了专横的实验指示，直到最后的底线为止。即使以人事管理者为受试者，此一极端服从的比例仍旧没有下滑，显示他们不顾专业伦理的规范。就算在实验进行前几个礼拜就把相关讯息先行寄到受试者手上，好让他们有时间可以好好想想自己角色所具有的潜在敌意，服从比例还是维持不变。
该如何在这个情境中激发出“拒绝服从”的行为呢？有几个做法可以考虑，你可采取米尔格伦的研究，在受试者开始进行实验前，先安排几个参与实验的同伴进行反抗。或是告诉受试者，如果受害人的求职者受到伤害并因此对学校提出控诉，他们就得负起法律责任。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排除要求必须完成整个实验的权威性压力，正如这个研究中的控制组，最后根本没有人完全服从指示。
性的服从：裸检的骗局
全美国许多快餐连锁餐馆都曾经遇过“裸检的骗局”（stip-searchscam）。这个现象说明，服从于匿名但似乎十分有力的权威人士是多么普遍的事。犯罪者的惯用伎俩是由一名男性打电话给一家餐馆的副经理，随便说个比如“斯科特”这样的名字，然后自称警察。他会告诉这家餐馆的副经理，他们餐馆的雇员中有个小偷，因此需要他紧急配合调查。在对话中，这名男子会坚持被称为“警官”。犯罪者早已搜集了该餐馆作业方式的内部情报和只有工作人员才会知道的细节，知道如何用技巧性的引导发问来套取想要的信息，就像是舞台表演的魔术师或是擅长“误心术”的人一样，是个高超的骗子。
“斯科特”警官最后会从餐馆副经理口中套取一名年轻有魅力的女性新员工的名字，他声称她偷了店里的东西，赃物现在正在她身上。骗子要求副经理，希望在他或他的下属来接她前，先把这名女雇员单独关在后面的房间里。这名女雇员于是被扣留下来，“警察先生”会用电话跟她对话，然后给她几个选择，要不就答应马上由其他员工原地搜身，要不就是被带到警察局由警察搜身。女雇员毫无例外地会倾向选择当场搜身，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没有什么好隐藏。电话中的人接着会指示餐馆副经理对女员工进行裸检，连肛门和阴道都不放过，以查明她是否偷窃金钱或藏匿禁药。来电的骗徒会坚持餐馆副经理仔细描述过程，同时监视摄影机也会全程拍下。对无辜的年轻女雇员而言，这只是噩梦的开始，但对电话中的窥淫狂而言，却充满了性及权力享受的刺激感。
我曾担任其中一次骗局的专家证人，一位吓坏的十八岁高中女生被刚才我所描述的剧本骗得团团转，配合做出了一系列难堪且充满性贬抑意味的行为。这名一丝不挂的女学生被迫做出跳上跳下及转圈动作。电话里的骗子叫餐馆副经理找来年纪较大的男性员工负责限制受害人行动，而副经理则回去工作岗位。接下来的情节变得越来越不堪，原以为男员工只是负责在警察前往餐馆的途中把女员工留住，谁知道诈骗者竟叫女学生自慰和帮这名男员工口交。在等待警察前来的过程中，这些性活动持续丁数小时之久，而警察最后当然没来。
这个诡异的不在场权威人士诱使许多人在当时情境下做出违背店规甚至想必是违背自身道德伦理原则的事，而以性行为方式猥亵、羞辱一位诚实、信仰虔诚的年轻女孩。最后，那位店员被开除了，一些人则被判刑，店家挨告，受害人则陷入极端痛苦中，而犯下这桩案件及其他类似骗局的加害者（一个前任狱警）则被绳之以法。
一般人在得知这桩骗局时会出现一个合理的反应，也就是把焦点放在受害人和袭击者的性格上，认为他们可能是天真、无知、好骗或者是行径诡异。然而当我们发现，这个骗局竟然已经在32个州的68家快餐馆中得逞，受害范围涉及六个不同连锁餐馆，诈骗对象包括全美许多餐馆的副经理，而受害人男女皆有，那么我们就不应一味责怪受害人，而必须转移焦点，确认出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是什么样的情境力量在作祟，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权威人士”的力量可以使人服从到什么程度、做出什么难以想象的事。
唐纳·萨默斯（Donna Summers）是肯塔基州华圣顿山一家麦当劳的副经理，他因参与这桩权威人士电话诈骗案而被公司开除，他的话说明了本书中不断谈到的情境力量，“当知道这件事时你会说，如果是我才不会这样做，可是除非你那时候身在其中，否则怎么会知道自己会怎么做，这是重点。”
加拿大籍社会学者埃斯特尔·赖特（Ester Reiter）在《快餐业幕后》（Making Fast Food：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ryer）——书中做出一个结论，对权威的服从乃是快餐业员：工址被重视的特质，她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说道，“快餐生产线的流程以蓄意的方式夺走了员工的思想和自主判断力。员工成了机器的附属品。”而退休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殊情报员丹·贾布隆斯基曾担任私家侦探，针对这类骗局进行调查，他说，“我们可以跷着二郎腿评论这些人的是非，说他们都是些大傻瓜。但他们的训练不鼓励他们运用常识判断，他们脑袋里唯—能想的只有：‘先生小姐，请问您要点几号餐？’”
纳粹种族大屠杀可能发生在你身边？
我们曾提到，米尔格伦此研究计划的动机是希望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善良的”德国人涉及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野蛮行为。米尔格伦不是去找出德国民族性中的性格因素来解释种族灭绝的邪恶犯行，而是相信情境特质才是里面的关键因素——服从权威是启动肆无忌惮谋杀行为的装置。研究完成后，米尔格伦从他的科学结沦导出一个戏剧性预测，针对阴险的服从力量是否会让美国平民变成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共犯，他说：“如果死亡集中营的系统设在美国，就像我们在德国纳粹看到的一样，在任何—个不大不小的乡镇里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人来担任集中营的工作人员。”
针对纳粹与自愿参与对抗“国家公敌”的平民百姓的关联，有五个不同的极佳研究有助我们思考。前两个是由富有创造力的老师和高中及小学生在教室中实地演出。第三个是由我以前的一个研究生进行，他认为只要有某个权威人士提供做这件事的足够理由，美国大学生绝对会为种族屠杀的“最终解决方案”签字背书。最后两个则是直接以纳粹党卫军以及德国警察为对象进行的研究。
在美国教室里制造纳粹分子
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一所高中世界历史课堂上的学生就跟我们一样，无法理解泯灭人性的纳粹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这样一个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社会运动是如何热烈展开，而这些平民百姓又是如何无知或无视于他们对犹太人造成的苦难？针对这些困惑，他们深具创意和启发力的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决定改变教学方式，以便让这些不相信的学生能够学习到这段历史的真正意涵。于是他抛弃了平常的训导式教学法，采取了实验性的学习模式。
他一开始就告诉班上学生，他们将要在接下来一个礼拜模拟德国的种族屠杀历史经验。尽管已经有了事前警告，接下来五天在角色扮演“实验”中所发生的事，还是给学生上了严肃的一课，这些事也震撼了他们的老师，更不用说是校长和学生家长。这些学生们创造了一个教条及高压控制的中央极权体制，与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形态非常相似，使得模拟与真实几乎难以分辨。
首先，琼斯建立了严格的课堂规矩，学生只能服从不能有质疑。针对任何问题，学生必须恭敬地起立回答，最多只能用三个字，而且还必须先尊称“琼斯大人”才行。这些武断独裁的规定竟没有任何人反对，于是课堂气氛改变了。口才较好、较聪明的学生很快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声望，而口才较差、行为较武断的学生则开始得势。这个教室里发生的运动被他们称为“第三波”，他们设计一些用来致敬的口号，只要一声令下就必须齐声喊出，而且每天推陈出新，例如“有纪律才有力量”、“合群才有力量”、“行动才有力量”以及“自傲才有力量”等，只要实验继续，口号永远不缺。他们也创造了用来辨识圈内人的秘密握手方式，任何批评都会被当成“背叛”呈报给组织。除了口头喊喊标语之外，他们还从事各类行动，如制作横幅悬挂在学校里、招募新成员、教导其他学生应该要有的坐姿等。
由20位上历史课学生起头的核心团体，迅速扩张成拥有百位热心的“第三波行动者”团体。接着连指定作业的权力都被学生接管，他们发放特殊的会员卡，这群新的权威核心团体甚至把最聪明的同学从教室里叫出去，然后兴高采烈地虐待。
琼斯接着向他的追随者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他们是一个全国性运动的一分子，运动的目的是要发掘愿意为政治变革而战斗的学生。他说他们是“一群被挑选出来协助实现这项宗旨的年轻人”。而一位总统候选人即将莅临隔天进行的集会活动，他会在电视上宣布成立新的“ 第三波青年行动方案”。于是有超过两百名学生挤满了丘伯里中学（Cubberly High School）的大礼堂，热切期待这项方案的宣布。这些兴奋的第三波行动成员穿着白色的制服衬衫，佩戴着亲手缝制的臂章，在会堂周围挂上他们的横幅标语。而体格健壮的学生们则站在门边充当保镖，冒充成记者和摄影师的琼斯友人则在这群“真正的信徒”中来回传递消息。电视打开了，每个人都屏息等待他们的下一位呆头鹅领导人步向台前宣布这项重大消息，他们一直等着。然后他们高喊口号“有纪律才有力量”。
然而琼斯却放了一段纽伦堡大审判的影片，纳粹第三帝国的历史仿佛幽灵似的出现在屏幕上，“每个人都要接受谴责，没有人能宣称自己置身其外。”这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同时也是模拟实验的结束。琼斯向所有参与集会的学生解释这次模拟的理由，他们的表现已超出他当时的意图所能预期。他告诉学生，他们必须把“了解才有力量”当成是他们的新标语来自我提醒，并且做了结论，“你们都被操纵了，你们是被自身的欲望驱使，于是来到现在所在的地方。”
罗恩·琼斯的处理方式让他陷入了麻烦，因为被抵制的学生家长抱怨他们的孩子受到新体制的纠缠与威胁。不过他最后还是认为许多孩子通过个人亲身体验，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处于法西斯极权主义的背景之下，对于有力权威唯命是从可以轻易使人的行为出现剧烈变化。在他最后一篇关于这项“实验”的短文中，琼斯提到，“我在丘伯里中学任教的四年期间，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曾参与第三波行动集会，这是一件人人都希望遗忘的事。”【离开该学校数年后，琼斯开始在旧金山与特殊教育学生一起工作。针对纳粹模拟事件，一部以实事为本的电视剧《波潮汹涌》（The Wave）记录了好孩子成为伪纳粹青年军的转变历程。】
如何把小学生变成野兽
权威人士有能力指挥跟随者，让他们变成极端的服从者，但这还不足以说明权威的力量，他们还能重新定义现实，改变人们的习惯的思维及行动模式。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案例是发生在一所小学，琼·艾略特是在爱荷华州莱斯城的一个小型乡村小镇任教的三年级老师，十分受到学生欢迎。她遇到了一个挑战：怎样教导一群出身自少数族裔人数稀少的农业小镇的白人孩子了解“同胞爱”及“包容”的真义。于是她决定让他们亲身体验由于偏见造成的受迫害者及压迫者的感受。
她先武断地把班上学生分为两群，一群是上等人一群是下等人，而区分方式是用眼珠的颜色。然后告诉学生蓝眼珠比棕眼珠的人高人一等，接着提供各种证据支持她的说法。
事情就这样迅速展开了，蓝眼的学生是特别优越者，而棕眼的人则属于下等人。艾略特小姐给了据称比较聪明的蓝眼学生许多特权，而属于劣等的棕眼学生则必须服从于强迫他们屈居二等地位的规定，像是他们得戴上项圈，让别人一眼就能从远处认出他们的地位较低。
于是本来很友善的蓝眼珠孩子开始不跟棕眼珠的坏孩子一起玩，还建议学校职员要公开宣布棕眼珠的孩子可能会偷东西。很快地，孩子们开始在下课时间拳头相向，一个孩子承认自己痛打另一个孩子，原因是“他叫我‘棕眼人’，好像我是黑人，好像我是个黑鬼”。一天之内，棕眼珠孩子的课业表现开始下滑，他们的作业做得比较差，觉得痛苦、忧郁、愤怒。他们说自己很“难过”，用“差劲”、“很笨”、“卑鄙’来形容自己。但隔天一切就逆转了，艾略特老师告诉全班同学说她弄错了，其实棕眼珠的孩子才比较优越，而蓝眼人是劣等人，然后她又提供孩子们一些看起来很像回事的新证据来支持她的理论。于是本来说自己“很快乐”、“很乖”、“很可爱”、“人很好”的蓝眼珠学生开始给自己贴上自我贬抑的标签，就如同棕眼学生前一天的感受。孩子们之间原本的友谊互动暂时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两群人之间的敌意，直到实验结束，孩子们也接受了完整仔细的减压解说程序，教室里才重新充满孩子们的欢笑。
让这位老师十分惊讶的是，她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学生，却有这么多孩子在这过程中性格大变。她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原本乐于合作体贴人意的孩子们转眼变成下流、恶毒、充满歧视的小学生……真是糟透了！”
最终解决方案：将不适生存者赶尽杀绝
请想象你就读于夏威夷大学马诺亚（Moano）校区，你是选读该校开设的数门夜间心理学课的570位学生之一。今天晚上，你那位说话带着丹麦口音的老师并未进行平常的演讲课，而是在课堂上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人口爆炸（20世纪70年代的热门议题）危机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根据这位权威人士的说明，正浮现中的社会威胁是因为身心不合格人口快速增加所致。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这个问题可通过由科学家签字背书的高尚科学计划来解决。接着你被邀请参与这个计划，协助“应用科学方法排除心智及情绪未达适当标准者”。这位教授更进一步提出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他将这计划和以死刑遏阻暴力犯罪做类比。他告诉你们，由于你和在这里的其他人同属于聪明、受过高等教育且道德标准较高的族群，因此你们的意见将被征询。一想到自己是被精挑细选过的一群就让人觉得沾沾自喜（请回想刘易斯曾提过的进入“核心圈”的诱惑力），为了避免任何疑虑，他又保证，在采取任何行动对付这群不合格的人类生物前，都会进行审慎的研究。
在此时此刻，他只需要你们在讲堂上完成一份简单的问卷调查，提供你们的意见、批评或个人观点。你被说服这是个新的重要议题，而你的意见相当重要，于是你开始回答问卷中的问题。你十分费心地一一回答这七个问题，并且发现你的答案竟然和其他群体成员十分一致。
你们之中有90％的人都同意，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适于生存，这是一直存在的现象。关于杀害不适生存者：79％的人希望有—个人负起杀人责任，而另一个人则负责执行。64％的人宁愿选择让按下死亡执行按钮的人保持匿名，尽管有许多人是被迫这么做。89％的人则认为，不会造成痛苦的药物是最有效也最人性的行刑方式。如果法律要求必须协助进行，有89％的人希望担任协助决策的人，而9％的人则偏向执行杀人行动或两者皆可。只有6％的学生拒绝作答。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作答的学生当中竟有91％的人同意问卷中的结论：“当情况出现极端发展时，消灭人类整体福祉的最大危害者乃是完全正当的做法！”
最后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是，即使这个“最终解决方案”必须用在对付自己家人，仍有29％的人支持！
也就是说，这些美国大学生（夜间部学生，所以比一般生年龄大些）愿意认可一份死亡计划，它的目的是杀害被权威人士判定为比他们更不适合生存的所有其他人，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教授——权威者刚才做了一段简短报告。现在我们可以了解那些平凡甚至是天资聪颖的德国人是如何欣然赞同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而德国教育体制以及系统性的政府宣传更从各方面强化加深了他们的认可动机。
平民百姓变成超级杀手
我研究的是如何使寻常人做出与他们过去经历及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恶行，在多份相关研究中，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杰出研究是对此主题最为清楚的说明之一。在这份研究中，他告诉我们在1942年的3月，80％的纳粹种族屠杀受害者仍存活于世，但仅仅11个月后，将近80％的人都死了。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中，纳粹启动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以便强力执行在波兰的大规模屠杀行动。这项种族屠杀行动必须调动大型的杀人机器，但在这同时，正在节节败退的俄国前线则殷切需求体格健壮的军人。因为大多数波兰犹太人都居住在小村庄而非大城里，因此布朗宁对德国最高指挥部的决策提出一个问题：“在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的这一年，他们到哪里找到人力完成如此惊人的后勤任务以执行大规模屠杀？”
他从纳粹的战争犯罪档案中找到了答案，这些档案是关于101后备队（Reserve Battalion l01）的行动记录，这是—支由来自德国汉堡的五百名男性所组成的军伍。他们都是年龄较大的一般百姓，阅为年纪大的关系所以没有被征召入伍，多半来自工人阶级和低阶中产阶级，也不乏有从事军警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不足的新兵在被送到波兰执勤前，不曾接到任何事前通知也没有受过训练，而他们的秘密任务便是把居住在波兰偏远村庄里的所有犹太人全部消灭。但是在四个月内，他们就以近距离直射的方式杀害了至少3．8万名犹太人，并且将另外4．5万人放逐到位于特累布林卡（Treblinka）的集中营。
他们的指挥官一开始跟他们说，这是一项后备军人必须服从的困难任务，但又告诉他们，任何人都可以拒绝处决这些男女老幼。记录显示，刚开始有一半的人拒绝接受这项任务，而是让其他后备宪兵动手杀人，可是时间久了，社会形塑过程开始发挥作用，执行枪决任务者对其动之以情，使他们产生了罪恶感，再加上平时对“别的同袍会用什么眼光看我”感到从众压力，到最后，竟有90％的10l后备队员盲目服从军中指挥的指令，亲自参与了枪决行动。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摄影记者前骄傲地摆出了近距离枪杀犹太人的姿势，就像在阿布格莱市监狱中的军人拍下的虐囚照片一样，这些人在他们的“胜利纪念写真”中摆出—副犹太威胁摧毁者的得意姿态。
布朗宁清楚点出这些人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特殊挑选，也不是出于自愿选择或由于职业或兴趣使然才做出这样的行为，因此这些并不是理由，相反地，在他们被放进这个新情境中、受到“官方”许可及鼓励而对被武断贴上“敌人”标签的弱者做出残酷的暴行之前，他们是彻彻底底的平凡人，布朗宁分析这些日常的人类恶行，在他深具洞察力的分析中指出最为明显的一件事情是，这些寻常人乃是—个强有力权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警察国家以意识形态正当化灭犹暴行，将纪律、对国家尽忠职守的道德律令强力灌输到人民脑海中，而这些人正属于其中一员。。
有趣的是，我一直主张实验研究拥有和真实世界的相关性，而布朗宁则将许久以前曾在那块偏远土地上运作的潜在机制和米尔格伦服从研究以及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心理过程做了比较。这位作者接着指出，“津巴多研究中的种种狱卒行为和101后备队中出现的各类行为模式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性。”（第168页）他描述一些人如何成为“残酷无情’的冷血杀手而享受着杀人的快感，而另一些人又是怎样变成·强硬但行事公正”的规则执行者，以及少数可以有资格称为“好狱卒”的人，他们拒绝执行杀人任务，偶尔也会对犹太人施点小惠。
心理学者埃尔温·施陶布（Erving Staub，孩童时期在纳粹占领下的匈牙利长大，因居住于“庇护之家”而生还）也赞同，处在特殊环境下时，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对人类做出极端暴力甚至是谋杀行为。施陶布尝试去解世界各地的种族屠杀和集体暴力的邪恶根源，最后他开始相信，“邪恶从平凡思维中滋长并由普通人付诸实行，这是通则，而不是例外……而滋生极端之邪恶的寻常心理过程，往往是随着破坏程度的进化而逐渐形成。”他强调，当普通人陷入高阶权威系统要求他们做出邪恶行为的情境时，“成为系统的一部分会塑造人的观点，它会奖励人信奉支配观点，并增加偏差行为的心理考验和困难度。”
从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恐怖生涯生还之后，约翰·施泰纳（John Steiner，我亲爱的朋友及社会学同事）重返德国，在数十年间访谈过数百名职阶从士兵到将领的前纳粹党卫军。他必须知道是什么因素让这些人日复一日怀抱这段难以言说的邪恶过去。施泰纳发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权威性格量表中分数都相当高，这使得他们很容易被纳粹党卫军的暴力次文化吸引。他把他们称为“睡人”，他们有某种潜在特质，除非处在特殊情境中，否则可能永远不会出现暴力倾向。他做出一个结论，“情境可能是纳粹党卫军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情境会唤醒这些“睡人”，让他们成为活跃的杀人狂。然而施泰纳也从他的大规模访谈资料中发现，这些人除了在集中营情境中度过了充满暴力的岁月之外，在这时期前后都过着正常（也就是没有暴力行为）的生活。
施泰纳与许多纳粹党卫军在个人或学术方面的大量互动经验，使得他针对制度性力量和角色内涵赋予的残暴性，进一步提出两个重要结论，“对于暴力角色的制度性支持远比一般认为的效果更强大，特别是明显的社会认可支持着这类角色时，受到这些角色吸引的人可能不只是从他们的工作性质获得满足，而在情感上和行动上都成了半个刽子手。
施泰纳继续描述角色如何战胜性格特质，“‘事实’变得很明显，并不是每个扮演残暴角色的人都有嗜虐的性格。那些继续扮演着与本身人格并不相近的角色的人，经常是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才做得到（也就是倾向于去适应角色的期待）。有些党卫军成员很清楚地认同并享受自己的地位。但也有人对被指派的任务感到厌恶反感，他们尝试弥补的方式是尽可能帮助集中营的囚犯（作者曾在几个场合中被党卫军所救）。”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纳粹种族屠杀中成为邪恶加害者的成千上万德国人并不只是因为服从权威者指令才干下恶性。权威系统许可并奖励杀害犹太人，但对权威系统的服从乃建立在强烈的反闪族情绪上，这普遍存在当时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而历史学者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则认为，通过德国对一般老百姓的连串动员，使得他们成为“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因而得到纾解的出口。
尽管注意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大屠杀事件中扮演的激化角色，戈尔德哈根的分析仍然出现两个缺失。首先，历史证据显示从19世纪早期开始，德国的反战情绪就一直比法国和波兰等邻近国家更高涨。其次是他也错误地笑看了希特勒权威系统的影响力，这个权威系统构成的网络，美化了种族主义狂热以及由权威人士所创造出的特殊情境，如推动执行集体屠杀的集中营。德国人身上的个人变因以及走火入魔的偏见情绪所提供的情境机会，两者结合才造成这么多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国献身，成为死刑执行者。
平庸的邪恶
1963年，社会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endt）发表了日后成为当代经典名著的《艾希曼受审于耶路撒冷：关于邪恶的平庸性的一份报告》。她在这本书中仔细分析了对阿尔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这位纳粹名人亲自筹划谋杀数百万犹太人。艾希曼对自己行为的辩护词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出一辙，“我只是听命行事”。正如阿伦特所指出，“艾希曼记得非常清楚，在当时，如果说他会觉得良心不安的话，唯一的原因只会是因为他没有服从指令——以极度的热诚和一丝不苟的手法将数百万的老弱妇孺送上断魂路。”（第25页）……肮脏下流的勾当，因此我和我的同僚推论，他们正是彰显了天性之恶。
我们一开始先将焦点放在刑求者身上，试着去了解他们的心理，以及环境对他们的后天形塑，但接着就得延伸分析范围，以涵盖选择或者被指派另一种暴力性工作的人，也就是行刑队的处决者。这些刑求者和处决者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无分男女老幼，尽管身为同胞甚至是近邻，只要“系统”宣称他们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是敌人——例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些人有的必须马上消灭，有的因握有秘密情报，所以必须用严刑拷打逼他吐实，等取得自白后再处决。
刑求设备与技术经过天主教宗教裁判所以及之后的许多民族国家数世纪来不断精益求精，已成了刑求者执行任务时可依赖的“有创意的邪恶工具”。尽管如此，当面对特别顽韧的敌人时，他们还是需要即兴发明一些手段才能对付。其中有些人会坚称无辜，拒绝认罪，有的人甚至棘手到连最凶恶的逼供技巧也无法让他们心生畏惧。看穿人性的弱点除了需要时间磨炼，也需要有洞察力，刑求者必须具有上述资格才能成为娴熟的好手。相对地，行刑队的任务就简单多了。他们可以戴上头套保持匿名，佩枪而且群体行动，三两下就轻松完成对国家的任务，而且不必背负个人的包袱，反正“只是工作而已”。但刑求者的任务可就不只是一份工作这么简单了。刑求总是会涉及个人关系，基本上他必须了解要在特定时间、对特定者运用何种强度的何种手段。时间不对、药下得不够猛，自白就出不来。药下得太重，自白还没出来受害者就先死了。这两种情形下，刑求者不仅交不了差，还会惹得上级长官发火，但只要学着掌握正确的刑求手段和程度以逼出想要的情报，就可以从上级长官那里得到丰厚的报酬和赞赏。
什么样的人可以从事这样的差事呢？他们必须残酷成性，或是曾有过一段反社会的荒唐过去，才有办法日复一日折磨拷打自己同胞的血肉之躯？这些暴力工作者难道是跟其他人类完全不同的品种、是天生的坏坯子？如果说他们只是一般人，被一些相同、反复的训练计划训练来执行可悲肮脏的差事，我们就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吗？我们能够确认出一组形塑出刑求、处决者的外在条件跟情境变项吗？如果他们的恶行没办法归咎于内在缺陷，而是因为外在力量——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及警察训练的经验——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就能够进行跨文化、环境的概化归纳，发现是哪些操作性原则造成这样惊人的人性转变。
巴西籍社会学者马莎·哈金斯（Martha Huggins）、希腊心理学者暨刑求专家米卡·哈里托斯一法图罗斯（Mika Haritos-Fatouros）和我曾在巴西不同审判所对数十位暴力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关于我们使用的方法以及对这群人的详尽调查结果，请参见我们三人所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在此之前，米卡曾经针对希腊军政府训练出来的刑求者进行过类似研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和她的之间有许多一致处。我们发现，训练者会从训练过程中淘汰掉虐待倾向的人，因为他们会无法自拔地享受施虐的快感，所以无法专注在套取自白的刑求目标。根据我们能够搜集的所有证据显示，在扮演这个新角色前，刑求者和死刑执行者并没有任何特别不同或偏差之处，而在他们接下现任工作后这些年，他们之中也没有人出现任何持续的偏差倾向或变态行为。因此他们的行为转变完全可以从种种情境和系统性因素来解释，例如他们在扮演新角色前所接受的训练、同袍之间的情义、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洗脑、还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作为国家公敌的习得信念等。而形塑新行为形态的其他情境力还包括：相较于其他公务员同侪，他们因为自己的特殊任务而受到奖赏，因而更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有优越感；工作十分机密，只有少数共同工作的战友才知情；无论是否疲倦或个人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持续处在必须交出成果的压力下。
我们已经报告过许多详细的个案研究，这些人受到政府许可，而在美苏冷战期间（1964—1985）美国中情局为对付苏维埃共产主义也秘密支持他们执行这些最下流肮脏的任务，这些研究记录却说明这些人其实平凡无奇。在由巴西圣保罗大主教教区出版的《巴西酷刑报告》（Torturein Brazil）书中，提供了详尽资料说明美国中情局干员大量参与巴西警察的酷刑训练。这类讯息也和已知“美洲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所扮演的角色相符，后者为来自各国的间谍提供系统性的拷问及酷刑训练，以共同对付共产主义敌人。
尽管如此，我和研究伙伴仍认为，当人们执迷于相信国家安全威胁的存在时，这样的事情随时可能在任何国家上演。最近“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口号引发了许多恐惧与暴行，然而在这之前，许多都会中心几，乎不曾中断过“对抗犯罪的战争”。所谓对抗犯罪之战孕育了纽约市警局成立“NYPD突击小组”。只要情况需要，这个独立的警察小组可以追缉声称中的强暴犯、强盗和抢匪，完全不受任何辖制。他们穿着印有他们座右铭的T恤“最伟大的狩猎是猎人”（There is no hunting like the hunting of man．），而他们的战斗口号是“黑夜是我们的天下”（We own the night．）。这个专业化的警察文化可和我们研究的巴西拷问警察文化相较。突击小组最知名的残暴行为之一就是谋杀一名非洲移民【来自几内亚的阿马杜·迪亚洛（Amadou Diallo）】，当他想要掏出皮夹向他们亮出身份证时，他们开了四十几枪枪杀他。有时候你可以说“倒霉事就是会发生”，但我们却往往可以辨识出导致这类事情的情境和系统性力量。
自杀炸弹客：完美的军人、普通小伙子
最后还有两个关于大规模谋杀者的“平庸性”例子值得一提。第一个例子来自于一份对美国“9．11”劫机事件的深度研究，事件当中的自杀恐怖分子攻击纽约和华盛顿首府特区，并造成将近三千条无辜人命丧生。第二个例子则是来自英国警方对嫌疑自杀炸弹客的报告，他们在伦敦地下铁爆炸事件及2005年6月多辆双层巴士的爆炸事件中造成了严重伤亡。
在《完美军人》（Perfect Soldiers）一书中，特里·麦克德莫特（Terry Mc Dermot）对于“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式描绘，他的研究结果强调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普通。这使他导出一个不祥的结论，在世界各地“很可能存在非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关于这本书的一篇评论使我们回到阿伦特“邪恶的平庸性”议题上，在全球恐怖主义猖獗的新年代，邪恶的平庸概念也获得了更新。《纽约时报》评论家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提供了惊骇的见解，“在‘9·11’事件描绘者笔下，这些行凶者寻常得令人吃惊，他们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是飞机上的邻座。通过这些描写，讽刺漫画里的大‘魔头’或是‘眼神疯狂的狂热分子’已经被完美的军人形象取代。”
这个骇人情节接着在伦敦大众运输系统真实上演，一个自杀炸弹客团体策划执行接连几起攻击行动，不着痕迹地搭乘地下铁或巴士，他的真实身份却是“看似普通的谋杀者”。对他们居住在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Leeds）的亲朋好友而言，这些年轻的穆斯林只是些“普通的英国小伙子”。在他们过去的经历中，没有任何记录可以显示他们有危险性，甚至可以说，所有事情都显示这些“普通小伙子”与他们居住的城镇、工作紧密融合。他们之中有人是板球好手，为了过更虔诚的生活而戒酒，远离女色。还有人家里在当地做生意，父亲在卖炸鱼条跟薯片。另—位是咨询师，他的工作有效率地帮助了残障儿童，最近才刚当了爸爸并且搬了新家。他们不像“9．11”事件中的劫机者，外国人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多少会启人疑窦：这些年轻人都是当地在地人，他们在任何警察侦搜网下都是嫌疑度很低的一群。“这完全不像他们做得出来的。一定有人把他们洗脑了，然后叫他们去做这些事。”这群人的一名友人这样想。
“自杀炸弹客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们完完全全就跟平常人一样。”这方面的专家安德鲁·西尔克（Andrew Silke）下了结论。他指出，根据死亡自杀炸弹客尸体的法医鉴证报告结果，没有人有任何吸毒或嗑药的迹象。他们是在神智清楚的状态下怀抱着献身精神执行任务。
正如我们看到的，每当有学生在校园里大开杀戒时，就像美国科伦拜中学（Columbine High School）枪杀事件一样，那些自以为了解行凶者的人总是会这么说，“他是一个好孩子，出身受人尊敬的家庭……真不敢相信他会这么做。”这个说法又回应了我在本书 第一章中提出的观点——“我们真的了解其他人到什么程度？”以及由这个观点可以推论出——我们了解自己到什么程度？我们有多确定当自己处在新情境下受到来自情境的强烈压力时会怎么做？
盲目服从权威的最终试炼：奉命杀死亲生孩子
邪恶的社会心理学里最后一个延伸案例，离开了人造的实验室情境，进入到真实世界；在圭亚那丛林里，有一位美国宗教领袖说服了超过九百名的追随者自杀，或者是由亲人或朋友杀害，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11月28日。“人民圣殿”教派在旧金山和洛杉矶聚会所的牧师吉姆·琼斯为了在南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号召信众集体移民到圭亚那。在他所想象的乌托邦中不存在着他厌恶的美国的唯物主义和种族歧视，人们友爱、宽容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随着时间和地点改变，琼斯自己也变了。他从大型新教教派的领导者、慈爱的精神之父变成一位死神——货真价实的人性邪恶面戏剧性转变。在这里，我的意图是将这个集体自杀事件与顺从权威的行为模式彼此联结，在米尔格伦位在美国纽黑文市地下实验室和南美圭亚那丛林杀戮战场间找出一条相通的路径。
对于“人民圣殿”的许多贫穷信徒而言，在乌托邦中过着美好新生活的梦想在他们来到圭亚那之后就逐渐破灭了，琼斯订立于强制劳动的规定，成立武装警卫，全面限制所有公民自由，伙食吃不饱，凡是违反琼斯订立的一大堆规则，即便是最轻微的也要受到接近酷刑的惩罚，而惩罚违规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这些人的亲人最后说服了一位国会议员前往调查这个集体农场，随行的还有一个记者团，而琼斯却在他们离开圭亚那时谋杀了这些人。接着他把农场里的信众成员都聚集起来，发表了一个冗长演说，他在演讲中敦促鼓励他们喝下含有氰化物的含糖饮料结束生命。拒绝的人被守卫逼着喝下毒药，或是在试着逃跑的途中遭到枪杀，然而迹象显示，大部分的人都服从了领导的命令。
琼斯显然是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他为他所有的演讲和宣言，甚至是他出席酷刑集会的过程，包括最后的自杀操演都留下录音带记录。在这份最后的录音带中，我们发现琼斯扭曲了现实，他用谎言、恳求、不伦不类的类比、意识形态、超越现状的未来生活等迷惑信众，并当众要求他们服从命令，而在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十分有效率地对超过九百名聚集的信众发放毒药。从录音带的一些摘录中可看出，琼斯运用了一些杀人技巧以诱使信众彻底服从他——一个疯狂的权威人物：
让我们吃点药吧，这很容易，非常容易。这些药不会让人抽搐（当然会，小孩子尤其会有抽搐现象）……不要害怕死亡。你们就要看到，有些人会来到我们的农场，他们会虐待我们的孩子、折磨我们。他们会折磨老人家。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拜托，可不可以快一点？快点把药吃下去好吗？你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试着……拜托你们。看在神的份儿上，让我们把事情办好吧。我们活过了，我们活过也爱过，跟其他人没两样。我们受够了这世界，你们也快要一样了。让我们跟这世界道别吧。跟这世界的痛苦告别。（掌声）……想跟孩子们一起离开的人有权利带着孩子离开。我想这是人性的做法。我也想走——我也想看到你们离开，但……死亡没什么好怕，一点也不可怕，它是我们的朋友，一个朋友……你们坐在这里，这表现出你们对其他人的爱。我们上路吧，上路吧，走吧。（孩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尊严地放弃你们的生命，而不是由泪水和痛苦相伴。死亡不算什么……死亡只是换搭另一班飞机而已。别这样，停止这些歇斯底里的反应吧……我们唯一的死法，就是得死得有尊严。我们得死得有尊严。我们之后将没得选择，但现在，死让我们有了选择……孩子们看，那就像帮助你入睡的东西。喔，神呀。（孩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求求你、拜托你、恳求你。不要这样——停止哭喊吧。不要向母亲哀求。跟你的孩子一起放弃生命吧。
于是信徒们真的这么做了，为他们叫做“老爸”的人而死。像吉姆·琼斯和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型的魅力型专制领导者的影响力极为巨大，即便对信徒做出极可怕的事情后仍然存在，甚至在他们死后仍可维持不坠。不管他们从前曾经做过的善举有多么微不足道，在他们忠实信徒心目中都远超乎他们邪恶所作所为所遗留下来的祸害。让我们思考一下加里·斯科特（Gary Scott）这个年轻人的例子，斯科特曾跟着他的父亲加入“人民圣殿”教派，但因不服从命令而被驱逐。他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制作的节目《父的慈爱：琼斯镇末日》（Father Cares：The Last of Jones town）播出后，打电话到随后播出的全国热线电话，他描述自己如何因为违反规定而受到惩罚。他被揍、被鞭子抽打，遭受性虐待，而且被恐吓如果再不乖就会受到他最害怕的惩罚——让一条大蟒蛇在他身上到处爬。但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听他陈述这些痛苦带来的持久影响时，我们会想问：他恨吉姆·琼斯吗？答案却是一点也不恨。他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信徒”，“忠诚的追随者”。尽管他的父亲在那次毒药事件中死于琼斯镇，而他自己也曾遭受野蛮的折磨和羞辱，加里还是公开表示他欣赏甚至钟爱他的“老爸”，也就是吉姆·琼斯。连乔治·奥韦尔在《一九八四》书中构想的无所不能的党，也做不到如此彻底的洗脑。
现在我们必须超越顺从和服从权威的议题做进一步思考。即便这两者的力量如此强大，但它们只不过是负责启动而已。在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对抗关系中——如狱卒和囚犯、拷问者和被拷问者、自杀炸弹课和平民遇害者之间——会由于一些过程作用而改变两者之一的心理构成。例如去个性化过程使得加害者得以保持匿名，因而降低了个人行为的可说明性、责任感和自我监控能力。而去人性化过程则夺走了潜在被害人的人性，使得他们变得跟动物一样，甚至什么都不是。我们也调查了一些让旁观者面对邪恶时成为被动观察者而非主动介入、协助或检举者的情境。不为的邪恶实际上是邪恶的基石，因为它让加害者相信，那些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的沉默正表示他们接受并允许这些恶行。
哈佛心理学者马沙林·巴纳吉（Mahzarin Banaji）所说的话正适合作为这一章的结语：
对于了解人性，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在于它发现有些远超出我们自身的力量决定了我们的心智与行动，而在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情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