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邪恶心理学：情境中的性格转换
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John Milton，Paradise Lost）
注视下页那张漂亮的图片一段时间，然后闭上眼睛，试着从记忆中回想它。
你的心灵之眼是否看见纯白的天使们在黑暗的天堂上飞舞？或者你看见许多长角的黑魔鬼占据地狱亮白的天空？在艺术家埃舍尔（M．C．Escher）的创作中，两种视觉效果出现的机会是同等的。但是一旦察觉到善与恶同时并存时，你将再也无法只见其一不闻其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将不会同意你再回头好整以暇地将“善与完美”的一面与“邪恶与败坏”的一面轻易划为黑白两道。在这本书的奇特旅程中，我希望你能一再思考一个问题：“我有可能成为恶魔吗？”
埃舍尔的图呈现了三个心理事实：第一，这世界充斥善与恶，从前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也一定如此：第二，善与恶的分界可以互相渗透且模糊不清，第三，天使可以变成恶魔，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恶魔也可能变为天使。
路西法变成撒旦的例子，或许可以让你更清楚记得这个善恶大逆转。路西法是光之守护者，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直到他挑战上帝的权威，带领一群堕落天使投身地狱。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撒旦自负地说：“在天堂为奴，不如在地狱为王。”在地狱里，路西法撒旦变成一个说谎者，靠着自夸、矛戟、号角与旗帜，成为该处的冒牌顶替者，其作为可媲美现今许多国家元首。在一次魔鬼领袖的会议：中，撒旦得知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再回到天堂，他的亲信别西卜（Beelzebub）于是提出最邪恶的计划，以毁坏上帝最爱的杰作——人类——来报复上帝。但纵使撒旦成功引诱亚当和夏娃忤逆上帝走向罪恶，上帝仍宣称终有一日他们将可获得救赎。然而，上帝却任凭撒旦游走禁制边缘。于是撒旦谋同女巫诱惑人类，女巫因此成为驱魔者的眼中钉。撒旦一族的恐怖手段，孕育出了前所未见的邪恶体系。
路西法的罪孽，被中古世纪思想家认定为“贪爱”。对诗人但丁而言，从“贪爱”涌现之罪恶乃豺狼虎豹之恶，仿佛其精神内部有个深邃的黑洞，用再多权力和金钱都无法满足。沉溺于贪爱的人，不论外在自我价值为何，都为贪爱利用，或用以强化自我。在但丁描写的地狱中，因贪爱而犯罪的恶人要归在第九层地狱，以冰湖冻结。因为他们一生自私地只为自己，所以判处在冰冻的自身中乞求永恒。为了让人们只看见自己，撒旦与他的部署将人类的眼，从所有生物的和谐之爱中移开。
豺狼之恶使人类偏离慈悲，只求自身利益。在第九层地狱中，罪人受制于贪得无厌之心，所以冻结在自我囚禁的监狱里，那里的囚犯与狱卒，全都活在自我中心的现实中。
研究撒旦起源的历史学家伊莱恩·帕格尔斯（Elaine Pagels），以挑衅的论点提出反映真实人性的撒旦心理：
撒旦令人着迷之处在于他异于常人的特质，他唤起贪婪、嫉妒、欲望和愤怒，这些都被视为最坏的冲动，甚至可将人类比喻为禽兽的暴虐……最糟的是，邪恶似乎与超自然能力密切相关——在战果之中我们发现，邪恶正是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描述的上帝【全然他者（wholly other）】颠倒的魔鬼性格。
我们害怕魔鬼，却为之着迷。我们创造魔鬼阴谋的神话，对此信以为真，并且相信自己足以组织力量去反抗。我们排挤“他者”，视之为危险的异己，对非我族类的过度纵欲与道德悖逆感到毛骨悚然，这全是出于对“他者”的无知。研究“邪恶化身”的宗教学教授戴维，法兰克福（David Frankfurter）在妖魔化他者的社会架构下，做出以下说明：
“社会性他者”（social other）好比食人族、魔鬼、巫师、吸血鬼，或是以上综合体，象征一概为对立的邪恶形象。这些社会边缘人的故事，就像一出充斥野蛮行为、淫荡习俗与怪物的剧本。但我们在思忖“差异性”之际惧喜交加的心情——因殖民、传教、军队入侵时残暴行为而产生的伤感情绪——确实会影响我们形成个人层面的幻想。
天使、恶魔，以及其他芸芸众生的转变
我写《路西法效应》是为了试图了解，好人或一般人如何转变为去为非作歹的过程。首先，我们得面对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让人为恶？”我们暂且摒除宗教的善恶二分法，以及先天不良或后天失调的原则。我们将以生活中的真实人们为例子，看他们是如何投入自己的工作，并且在人性混杂的大锅炉中生存下来。换句话说，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性格如何在强大情境压力下产生转变？
让我们为邪恶下一个定义。我的定义十分简单，基于心理学一个原则：邪恶是建立于涉及伤害、虐待、命令、缺乏人性。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或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简而言之，也就是“明知故犯”。
驱使人类行为的动力为何？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思考和行动？是什么让我们一部分的人道德感深重、正直不阿，而相对地又是什么让人容易抛弃礼规、犯下罪错？我们在回答这些人性问题时，是否都先假设是“内在因素”决定了我们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沦？而都忽略了“外在因素”对于人类思考、感觉及行动的影响？在什么状况下我们会成为情境或群体行为下的产物？有什么事是你自信绝不会在任何胁迫下做出的呢？
因为自我中心的偏见，大多数人都有认为自己是最特的幻觉。这个自利归因的保护罩，让许多人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在许多自陈测验中处于平均值之上。我们往往习惯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以管窥天，却常常忽略了脚下踩踏着滑溜的斜坡。这种情况在强调个人取向的社会中十分常见，例如欧美社会，但较少见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强调群体取向社会。
在我们探索良善与邪恶的旅程中，请你先试着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你真的了解自己多少？你拥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你的自我认知，是来自一个过去曾经出现相同行为的类似情境，还是在一个过去习惯饱受挑战的新情境？根据这个脉络来思考，你究竟有多了解日常生活中与你互动的人们，包括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及情人？
本书其中一项重点就在于强调，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往往来自昔日相同情境下的有限经验，这其中牵涉了规则、法律、政策等各种外在压力。我们上学、度假、聚会，支付账单和税金，日日年年如此，但是当我们暴露在全新、陌生的环境下，过去经验或习惯无法应付时，会是如何呢？开始一个新工作、第一次和网友见面、参加新社团、被警察逮捕、从军当兵、参加某个教派，或自愿担任实验受试者……当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动摇了，你的老方法可能将不如从前一般好用。
现在，我希望你在看见不同形式的恶行时，能不断询问自己：“我也会这么做吗？”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检视“卢旺达屠杀事件”、发生在南美洲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事件、越南的“美莱大屠杀”，骇人的纳粹集中营、全世界军事和警方的严刑拷打、神父性侵教徒事件，以及搜查“安然”和“世界通讯”诈欺案中其公司主管可耻欺瞒行为的有关迹象。最后，我们会看看从这些恐怖事件中得到的线索，能如何解释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我们将会发现这些都与心理学研究所提供的线索环环相扣，特别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紧紧关系着这些残暴事件。
邪恶是“根深蒂固”还是“虚无易变”？
壁垒分明地辨别好人与坏人能让我们感到安心，至少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它建立了一则二分法的定律，在这样的定律之下，邪恶被认定为“天性如此”。大部分人将邪恶视为一种内在不变的特质，也就是说，我们认定有些人性与生俱来，是他人所没有的，因此，坏坯子最后必定依循他们的本性展露邪恶的一面，诸如希特勒、伊迪·阿明（Idi Amin）将军、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这些我们视为恶魔的执行大屠杀的暴君们；然而，我们也无法否认生活之中有更多常见的“恶人”，如：毒贩、强暴者、皮条客、老人诈骗集团，还有那些恃强凌弱摧毁儿童幸福的犯罪者。
其次，维持善恶二分法可令好人“免责”，好人们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维持、延续或姑息以下这些情境——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并且，好人们可能会这么说：“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我们并不能改变什么——至少确定我不能。”
另外一个观点则是将“邪恶”视为“渐进式”，也就是随环境不同，我们都可能为恶；代表任何人可在任何时间，或多或少表现出某项的特质（如聪慧、自傲、诚实或恶毒），而这些特质无论是朝向善或恶的一面，都是可被改变的。渐进式的观点，意味着某项特质的获得是借由经验、专注学习或外界提供犯罪机会的介入而来，简言之，无论遗传、个性或家世背景为何，我们都可以选择学习向善或向恶。
另一种理解：特质、情境、系统
“特质论”之于“渐进论”，正对比于“特质的”之于“情境的”因素会如何影响行为。当面对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一些突发事件或一些反常无理的现象时，传统取向是以某些导致行为的固有特质为了解来源，例如基因、个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倾向，要是论及暴力行为，则研究其凶残的人格特质，要是提及英雄壮举，则搜寻个人利他奉献的基因。
为什么美国小石城城郊社区爆发高中生枪械扫射，造成几十名学生和老师死伤？为什么一对英国学生会在购物中心绑架三岁孩童，最后还冷血杀害？为什么无数巴基斯坦和伊拉克青年男女会成为自杀攻击炸弹客？为什么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明明晓得极有可能被纳粹逮捕，危及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仍然选择保护犹太人？为什么许多国家里的“吹哨人”冒着个人损失的风险挺身而出，揭露当局者的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为？
对于以上问题，传统的观点（支持者大多拥有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背景）会试图以病理学及英雄主义来解释。现今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人格与衡鉴心理学皆倾向特质论，而我们大多的体制也基于法律、医学、宗教的立场，认为疾病、罪责、犯法应指向病者和罪者，因此，面对以上这些问题，将以“谁”的问题为出发点来了解这些事件：“谁”该负起责任？“谁”是罪魁祸首？“谁”应受谴责，而“谁”又应得赞扬？
社会心理学家在试图了解非常态的行为原因时，会尽量避免这类针对特质的论断，社会心理学家以自提的问题开始，寻求是“什么”造成结果，在“什么”状况下会造成特定的反应，“什么”事件会引发行为，“什么”情境下最接近当事者状况。社会心理学家会问，何种程度的个体行动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变项和特定安排下的环境历程。
“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举例来说，一个出现学习障碍的孩童，医疗模式会给予许多药物上和行为上的处方来克服这项缺陷。但是从情境取向来看，由许多案例中可以了解，根本问题可能不只如此，尤其是低经济水平这个外在因素。问题可能出自误食家中墙壁剥落的油漆而造成铅中毒，因此，结论就会是因为贫穷而使病情恶化。
从情境取向这种观点来解释问题，并非仅是概念分析上的抽象变化，更提供了解决个人与社会问题极为不同的方式。这样的分析方式有着重要的涵义，并且提供直觉敏锐的心理学家们走人大众的生活，试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这样做事、那样做事，理解该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在个人主义当道的社会中，很少不受特质论所影响的人，每每一发现问题，首要就是观看动机、特征、基因和个人病史。大多数人在理解他人行为时，都倾向高估特质的重要性，而低估情境因素。
在接下来的几章，我将提供一系列真实的证据来对抗特质论，并且扩展焦点显示人们如何沉浸于情境中，因情境释放的力量而改变性格。人和情境常常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纵使认为自己拥有稳定一致的人格，也可能不是真的。独自工作与在团体中的自己可能不同，在浪漫氛围中和在学校环境中不同、和朋友一起与陪伴陌生群众时不同，旅行中或藏身自家小窝中的自己，也都可能不同。
“巫师之锤”和欧洲猎巫行动
《巫师之锤》（也称为“女巫的骨锤”）是首先记载广泛使用“特质论”来理解邪恶的书籍，它后来成为宗教审判的“圣经”，是宗教审判必读的著作。书中内容起于一个亟待解答的谜团：在全善全能的上帝之下，恶魔何以仍旧存在？其中一种解答是，上帝允许它们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接受考验，屈服于淫威之下的就下地狱，能抵抗邪恶者便得以上天堂。然而，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上帝会限制恶魔对人类的直接影响。所以恶魔们以派遣巫师作为中介者为策略，执行恶魔对人类的召唤，导致人们沦丧良知。
于是为了防止邪恶蔓延，处置散布各处的巫师，许多天主教国家以找出并消灭巫师为解决之道。从茫茫人海中找出恶魔的卧底，“识别”是首要工作，然后以各式各样的严厉酷刑逼供，让这些人承认自己的确为“异端”（heresy），接着便歼灭这些“异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猎巫行动）。无法在这样的考验下存活的就如此死去，简单且直接。
就算不提起许多精密规划的恐怖行动、酷刑和数以千计的未知灭族行动所造成的大量死伤数目，光是这种大幅简化复杂议题的概念，就足以教人燃起一把对于宗教审判的无名火。形成“巫师”这样低鄙的类别框架，提供社会快速解决恶魔的方式，只要恶魔使者的身份一被确认，就是实施酷刑、下油锅、上火刑架。
在由男性主导的教会及国家中，我们不难想见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冠上巫师之名。这些“异端”通常会因为几种形式受到威胁：守寡、贫穷，丑陋、畸形，少数几个特别的例子则是太傲慢和太有威权。宗教审判的工具，目前仍现形于世界各处的监狱中，在军事或法律审问中心里更是标准执行程序（等我们拜访阿布格莱布监狱时，会有更多的描述）。
系统力量由上而下的施压优势
整个社会体制如何像个大机器般地不断创造、转发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它是怎么被更高阶的因素——也就是系统的力量——所创造且塑造。不单只是特质和情境，“系统”也必须纳入复杂行为模式的考虑之中。
当非法或是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像警察、惩治者、士兵等专业的公职人员身上时，这些人通常会被典型地认为是少见的“坏苹果”，意指他们是少数的例外，必须摆在好坏界线的边缘地带。而制订这个界线的人，通常是这整个系统的护卫者，他们希望能隔离问题、转移视听者的焦点，好让注意力和责备都落到督导不周或失职的上级身上。像这种“苹果特质论”，再次忽略了“苹果”间的界线，以及可能的腐败情况对所有苹果的影响。于是，系统分析，应聚焦在有权设定这些界线标记的人物。
这些有权设定这些界线的权势精英，通常就在玻璃帷幕之后规划许多“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境，人们就在他们打造的社会结构下日复一日地生活。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启示我们这个力量的黑洞。这些权势精英所处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轻易胜过我们任何人，他们可以决定许多重要议题并且产生重大的结果。只是，他们关键性的地位，远远比他们所下的决策更有巨大的影响力；错误的行动，远远比错误决策更严重。·他们听从现代社会主要阶级和系统的命令，操纵大型财团法人，运作国家机器并自认有特权，指导军队组织，垄断社会建构的策略命令公告，集中了最有效的手段，享有权力、财富和名声。
当这些各式各样垄断的权力结合起来，他们便开始定义、实现有如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里所预言的我们的生活。这些军事结合宗教的力量是最终的至高系统，它将掌握今日美国生活的资源和品质。
如果一个权力引起了长期的忧虑，就会变成恐惧。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Eric Hoffer，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
创造“敌人”的力量
这种创造“敌人”的力量，通常是不自己做肮脏事，就好像黑手党老大总是把失误丢给小弟承担。系统利用影响和沟通向下（很少向上创造统治性的等级阶层。当权势精英想要摧毁敌国，宣传老手就会施行制造仇恨的计划。让一个社会群体憎恨另一个社会群体，隔离他们，使他们痛苦，甚至杀害他们，这需要通过“敌意想象”这种心理建构，经由宣传深植于人们心中，让他者转变成“敌人”。“敌意想象”是战士最有力的动机，它能让装满仇恨和恐惧的弹药的枪声响起，而这种惧怕敌人的想象，威胁着人们的内心安乐和社会国家的安全，鼓吹父母送孩子上战场，让政府改变优先法案，把犁刀变成刺刀。
这些全可以通过话语和图像达成，海报、电视、杂志封面、电影、网络上的戏剧化视觉影像，伴随着强烈的恐惧和愤恨情绪，“敌意想象”于是刻进人类脑海深处。这个过程起始于创造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先排除对方的人性，认定他人是无价值且邪恶的，是不可解的怪物。深刻的大众恐惧，加上敌人威胁逼近，原本讲道理的人，行为开始变得不理性，思考独立自主的人开始不经意地盲目遵从，爱好和平者变成骁勇善战的战士。
社会哲学家萨姆·基恩（Sam Keen）出色地描述了敌意想象是如何由国家宣传机器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以供战争之需，并揭示了它们所激发出来的力量”。为消灭敌人的欲望辩解，虽然有些事后诸葛，但还是能为官方记录解套，却未针对伤害作批判性的分析。
族群屠杀是敌意想象最极端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如何使用宣传机器，将犹太裔邻居、同事甚至朋友，变成“全民公敌”，并且宣告他们应得“最后的审判”，他们在小学课本中，以图片和文字强调所有犹太人都是可耻、且不值得同情的。
接下来，我会举一些近代的例子，说明种族屠杀者如何使用强暴作为污蔑人性的武器，然后，我会展示当事人的复杂心路历程。这个去人性化的部分，都可以借助实验控制的方式及系统性分析来加以区分，并将关键的部分独立出来。
违背人性的犯罪：种族灭绝。强暴以及恐怖袭击
三千多年来的记载，告诉我们没有人和国家可以免于邪恶势力。在荷马记载中的阿伽门农与特洛伊的战争里，希腊军方的指挥者在进攻敌人之前告诉他的士兵们：“我们要让敌方无一幸免，就连母亲子宫里的孩？也不例外，只要是人，就必须完全去除其存在……”这句可恶的话，竟出自当时最文明的国度的一位贵族之口，那可是哲学、法学，古典戏剧的起源地啊。
同样地，我们生于“大规模谋杀的世纪”。在由政府下达死亡命令，由士兵和市民执行的系统化谋杀下，已超过5000万人因此丧命。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20世纪中纳粹肃清600万犹太人、300万苏联战俘、200万波兰人和成千上万“不受喜欢”的人们：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杀死170万人民，伊拉克萨达姆的复兴党，被指控杀害10万库尔德族人：2006年，种族灭绝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爆发开来。然而，还有更多这样的事件，在世界的角落被我们随意忽略。
卢旺达强暴事件
位于非洲中心的卢旺达，爱好和平的图西族学到一件事情，即使只是简单的大砍刀，也可以造成大规模的摧毁。胡图族人从1994年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几个月内就遍及全国，军队用砍刀和狼牙棒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男人、女人、孩童。联合国统计，约有80万到100万卢旺达人民在三个月内被谋害，是有史以来最凶恶残暴的大屠杀，消灭了四分之三的图西族人口。一个受害者回忆当时伤害他的人所说过的话：“我们要杀光所有的图西族，然后有一天，胡图族的孩子们会问：‘图西族的小孩长什么样子？”’
屠杀从前的朋友、隔壁的好邻居，都只是“奉命行事”。一位胡图族的屠杀者在十年后的一个访谈中提道：“杀害自己的邻居是再糟不过的事情，我们曾经一起喝酒，他的牛会在我的土地上吃草，他就好比是我的亲戚。”一个胡图族的母亲叙述她是如何活活打死一名邻居的小孩，这个小孩又是怎么带着惊讶，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友人、邻居夺走他的生命。她说，一名政府人员告诉他们图西族是他们的敌人，而且给了她一根狼牙棒，再给她丈夫一把砍刀，用来对抗敌人。她辩称这是“帮”那孩子的忙，因为他的双亲已在先前的谋杀中过世，这可以避免让他成为可怜的孤儿。
直到最近，世人才开始注意被大规模强暴的卢旺达妇女。对她们来说，那是骇人的恐怖攻击，更是精神上的羞辱。经由一些记录发现，这事件起于胡图族领导者西尔韦斯特市长（Silvester Cacumbibi），他偕众轮暴了昔日好友的女儿，受害者表示，他在犯下恶行时告诉她：“我们不会浪费任何一颗子弹在你身上，我们将强暴你，让你生不如死！”
在南京大屠杀中妇女受日军侵犯事件（后面还会提到）中，因为早期调查的错误，也因为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而隐瞒、模糊了事实，以至于我们对南京受害妇女的心理历程的了解，并不如卢旺达事件妇女更了然。
当布塔雷（Butare）这个村庄的人民在边界奋力抵抗胡图敌军的同时，临时政府派遣了一个特殊人士去处理这个被看作“叛变”的事件。她是家庭及女性事务部的部长，也是在布塔雷村备受欢迎的政治宠儿，更在此处出生、长大。波利娜（Pauline Nyiramasuhuko）是图西人，也曾经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开授过女性赋权的课程，是这个村庄的唯一希望。但是希望马上就落空，因为她竟然策划了一个可怕的陷阱，承诺族人红十字人员将在村里的体育场提供食物和避难所，但实际上胡图族的武装暴民早已埋伏在那里，最后几乎谋害了所有寻求庇护的村民。他们在暗处上膛开枪，丢出手榴弹，少数幸存者则被千刀万剐、切成碎片。
波利娜还下了一道命令：“杀女人之前，必须先强暴她。”她还下令要另一组暴民从她车上拿汽油，浇上70位妇人与女孩，监视她们活生生被大火烧死。在杀死她们之前，她还征求暴民强暴这些受难者。一个年轻人告诉翻译他没办法强暴她们，因为他们“杀了一天的人已经非常累了”！
罗丝，曾遭到波利娜的儿子沙朗强暴的一名年轻女子，她是唯一被允许活下来的图西人，于是她能定期向上帝报告她在这次屠杀中见到的一切。她曾被迫看着母亲被强暴，以及目击20位亲戚被杀害。
一份联合国报告估计，至少有20万女性在这短短时间内被强暴后杀害。她们被尖矛、子弹、酒瓶或香蕉树的雄蕊刺人身体，性器官被砍刀切割，浇以滚水或强酸，乳房被切除。更可怕的是，这些由男性犯下的强暴罪刑，常常伴随其他形式的生理酷刑并被当成公开表演，通过这样的公开方式，促进胡图人的社会联结关系。他们更通过轮暴，共享患的友爱和忠诚。加倍显露其恐怖和堕落之处。
这种去人性化是没有界线的。一名胡图族民兵拿着斧头抵着一名十二岁孩童的喉咙，强迫他在父亲及其他五名被强迫打开大腿的姊妹面前，强暴自己的母亲。艾滋病在幸存的受害者间传染开来，持续扩大卢旺达的浩劫。纽约约翰杰伊学院（John Jay College）研究犯罪正义的历史系教授查尔斯·斯特罗奇尔（Charles Strozier）认为，“以疾病、瘟疫为‘天启’（apocalypse）的恐怖行动，就像生化战的武器，歼灭生育者，导致一个族群的灭亡。”
我们该如何理解是什么力量促使波利娜犯下“一个女人对付敌方女人”的特殊罪行？综合历史和社会心理学，可以提供建立于“权力和地位差异”的解释框架。首先，她受到一种普遍观念影响，比起图西女性的美丽和傲慢，胡图女性的地位较低。图西女性较高挑儿、白皙，并有较多白种人的特征，让图西女性比胡图女性更受男性喜爱。
这个被武断归类的种族，来自比利时人和德国人殖民后的婚姻混血，他们说同样的语言，信仰同一个宗教。殖民者强迫所有卢旺达人民佩戴辨识证，以分辨哪些是多数的胡图人而哪些是少数的图西人，后者则获得较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会。这或许成为波利娜被压抑的复仇欲望。而她处在一个男性优势威权之下，必须证实她的忠诚、顺从、爱国，通过热心于精心策划犯罪、效忠上级监督者，永远不在犯罪之前用女人的身份对抗敌人，这让鼓励大规模犯罪和强暴女性变得更容易，将受害者变成一个抽象概念，甚至给他们一个贬低的名称：“蟑螂”——必须被消灭的物种。有一个更写实的说法是，想象用讨厌的色彩涂抹在敌人脸上，然后摧毁“画布”。
如同我们无法想象的，有一些人会刻意鼓舞这些像魔鬼一样的恶行。妮科尔·贝热万（Nicole Bergevin），也就是波利娜的律师，在波利娜的种族屠杀审判中提醒我们：“当你进行谋杀罪审判时，你将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而你是连做梦也不会承认这些行为，但是你开始了解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这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我女儿身上，也可能是你身上。”
要更清楚了解本书中这其一的主要论点，可以参考艾莉森·德福尔热（Alison Des Forges）这位人权守护者的看法。她曾经调查过很多类似的粗暴罪行，通过下面这段残暴的行为描写，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自己的反射：
这个行为就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表面之下，简化种族屠杀，让我们能轻易拉开自己与加害者之间的距离。他们是如此邪恶，我们不曾也不会做出同样可恶的事情。但如果思考一下，真正了解到那些人是身处于一个严重的压力情境下，而你却武断地质疑那就是他们的人性，这是令人担忧的。当你被强迫去面临这个情境，而自问：“我会怎么做？”有时候答案就不如我们所愿了。
法国的新闻记者琼·哈茨菲尔德（Jean Hatzfeld）访问了十位因砍死数千名图西人而正在坐牢的胡图部队成员。这些寻常百姓过去大都是农夫、爱去教堂的人，甚至是老师，但他们的证词让人心寒，他们的言辞一再挑战我们无法置信的事情：人类能够因为愚蠢的意识形态就放弃人性，追随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权威者所下的命令，消灭所有被标示为“敌人”者。让我们仔细思考这些价值，并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做对照。
“杀人杀多了，对我而言就没有意义了，我只想要确定，从杀害第一位男士一直到最后一位，我都不会对任何一位感到抱歉。”
“我们只不过奉命行事，在每个人的热诚之下整队，在足球场上成群结队，出去猎杀如同有血缘的灵魂。”
“杀人的时候，如果有人因为悲伤的感觉而迟疑了，绝对必须小心他的嘴巴，不要说出自己犹豫的理由，害怕被控诉和敌人有串供关系。”
“我们杀掉纸上的人，没有理由选择、预期或特别害怕，我们是熟人的刽子手、邻居的刽子手，只是计划的刽子手。”
“我们的图西邻居，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做坏事、没有罪，但是我们认为所有的图西人给我们长期以来添的麻烦就是不对。我们不再是一个一个的看着他们，我们不再停下来辨识他们以前的样子，甚不再想和他们共事。和过去相处的经验比起来，他们已经变成很大的威胁，让我们无法再用共同体来看待。这就是我们杀他们的原因。”
“把图西人逼上绝境的时候，我们不再把他们当成人类。我的意思是指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共享相同的想法和感觉。猎杀是残暴的，猎人是残暴的，牺牲者是残暴的——残暴占据了我们的心。”
这些残忍的杀害和强暴，表达出一个我们会一再提到的主题。存活下来的图西妇女贝尔特（Berthe）说：
以前我就知道一个人可以杀另一个人，因为那常常发生。现在我知道，即使你和另一个人共享食物或睡在同一张床上，甚至和他没有任何过节，他也可以杀害你。最亲近的邻居可以用他突然产生的力量杀害你，这是我从种族屠杀中学到的，我眼睛里看见的已不再是这世界原本的面貌。
曾经逼迫联合国指挥官对卢旺达施展援助任务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罗密欧·达拉莱尔（Romeo Dallaire）将军，虽然通过他英雄的壮举，将他的经验编写成一部有力量的声明书籍《与魔鬼握手》以拯救数千人，但是这位指挥官因为无力唤起联合国更多的援助，无法预防更多的残暴行为而感到心力交瘁。他后来得了严重的创伤后压力征候，成为这场大屠杀中的心理受害者。
中国的南京大屠杀
令人惊恐但也很容易想象的是，强暴的概念其实一直被用来带出其他无法想象的战争暴行。日本军人在1937年的几个月里，血淋淋地屠杀约26万至35万名中国人民。这个数字，远比日本原子弹爆炸所造成死亡人数和欧洲所有国家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民死亡人数都多。
重点不在于中国被屠杀的人数有多少，而是让我们认清，加害人设计出“具创造性的邪恶”的方式，让置他人于死地本身更令人向往。根据张纯如的调查报告，这个恐怖事件起于中国男人被当作练习佩刀斩首的竞赛，许多日本军人更在强暴妇女之前先去除她们的内脏、切除乳房、活生生地将她们钉在墙上，当着其他家庭成员的面，父亲被迫强暴他们的女儿，儿子强暴母亲。
战争产生了残酷和野蛮行为，以对抗任何被去人性、恶魔化的敌人。生动可怕的细节让南京强暴事件恶名昭彰，军人残害手无寸铁的无辜人民，但这只是用不人道对待老百姓（或者可称为“异己者”）的人类历史事件中的一环。英国军队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强暴人民，苏维埃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1945年至1948年间，强暴了约10万柏林女性，1968年的美军屠杀除了强暴和谋杀超过500位人民，最近五角大楼公布的秘密证据，更详细描述了高达320起美国人对越南人和柬埔寨人民的残暴事件。
实验室里的去人性与道德背离
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有道德的动物。但是道德可好比汽车排挡，平常打到空挡的时候，道德会在，但如果汽车停在斜坡，汽车和驾驶就会缓缓向下滑动。这个时候，自然情境就会决定结果，而不是驾驶者的技巧或意图。这个简单的类比理论，可以捕捉道德背离理论的中心主旨，是我的斯坦福心理系同事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n Bandura）发展出来的。下一章我们会回顾他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好人可以被引导去做邪恶的事情。
我们首先回到班杜拉和他的助理所执行的实验性研究，说明道德如何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技巧来羞辱潜在的受害者，而道德的沦丧竟可以那么轻易。一个精简的描述，就可以展现去人性化的力量，单一个字便可以增加对目标的攻击性。先来看看，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
想象你是一名大学生，志愿参加一个问题解决团体的研究，团体共有三人，都是来自相同学校的学生。你的任务是帮助其他学校的学生改善他们的问题，策略则是惩罚错误。惩罚方式是执行电击，并且在连续的试验中增加电击的强度。记录你的名字和其他团体成员的名字之后，助理便离开，告诉实验者研究可以开始进行。你将会有十次尝试，可以自行决定对另一个房间里的其他学生团体使用何种程度的电击惩罚。
偶然你会通过对讲机听到助理对实验者抱怨另一群学生“感觉很像动物”，你并不知道这也是实验脚本的一部分。而你也不知道，在另外两个情境中，其他两组和你一样的学生都已经被随机分配，由助理描述其他学生是“和善的人”，还是不下评语。
如此简单的评语会产生任何影响吗？一开始似乎没有。在第一次的尝试里，所有的团体都只使用低度的电击，大约是第二级。但在听到他人评语之后，每个团体的反应就不同了。对其他人一无所知的人，会给予平均第五级的电击：以为其他人是“和善的人”，就会比较仁慈，给予显著较少的电击，大约第三级；然而，想象其他人“很像动物”的这一组人，便会停止对他们的同情，只要犯错就会换来持续增强的电击，而且明显高过其他情境，增加到最高的第八级。
请仔细想想，这些简单的评语在你心中运作的心理历程。只是无意中听到一个人的评语，一个没见过面的权威者告诉你，那个跟你一样的大学生看起来像动物，这些单一的描述，就可以改变你对这些人的心理架构，会让你对理应和你相似的友善大学生的印象变得疏远。新的心智状态对你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对于为何会给“像动物”的学生这么多电击，这些实验学生事后解释是为了要“给他们好好上一课”。这个例子使用实验性的控制方法，研究发生在真实世界中会导致暴力原因的基本心理历程，这将会在 第12章和第13章有延伸的探讨，也就是针对邪恶，行为科学家如何研究各种不同面向的心理学。
选择是否让道德标准参与其中的能力……帮助解释人们为何可以在前一秒野蛮残酷，而下一秒却有同情心。
——阿尔伯特·班杜拉
可怕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景像
本书背后驱使的动力，是为了了解美军如何及为何会对位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犯人做出生理和心理的虐待行为。这些虐待影像证据于2004年5月在全世界爆发，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鲜明的历史记录：年轻的美国男性和女性，用令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虐待他们应该保卫的人民。这些军人在施展暴力行为时，甚至还以数字影像捕捉受害人遭受的痛苦。
为什么要留下这些一旦公开就会让他们陷入麻烦的影像证据？在这些如战利品般的照片里，他们就像猎人展示猎物般骄傲，我们看到微笑的男人和女人在虐待卑微的动物。这些影像有拳击、掴耳光、踢犯人，跳到犯人的脚上，强迫他们赤裸，给他们戴上动物的毛和角锥。强迫赤裸的犯人在头上戴女性内衣，强迫男性犯人在拍照或摄影时对微笑的女军人手淫或口交。甚至把犯人挂在屋椽一段时间，用约束带绑着犯人的颈子拖行，用没有戴嘴套的恶犬吓这些犯人。
“三角人”是其中一张从地牢跳射到全世界角落的人像照片：戴头巾的囚犯站在街道的箱子上，囚犯的手从一件布满电线的毯子下伸出来，电线装在囚犯的手指上。囚犯被告知要是力气用尽而掉出箱子，就会被活活电死。虽然实际上没有通电，但囚犯相信这个谎言，想必是承受极大压力。有更多残酷的照片没有被公开，理由是会对美国军方和布什总统的指挥执行能力造成公信力和道德的伤害。我曾经看过的那几百张照片，都非常令人触目惊心。
这些照片让我相当难过，我在里面看到了傲慢、对这些无助的囚犯强加羞辱的冷漠。一名才刚满二十一岁的女军官形容虐待是好玩的游戏，更让人深感惊讶。
媒体和全世界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这七名男性和女性可以做出这种邪恶的行为，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监狱能让原先状态良好的军人做出恶行。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些恶行进行了情境分析，这并非要为他们辩解或让他们的行为合乎道德，而是要找出这个疯狂行为的起因，我想要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转变，做出这些令人难以想象的行为。
阿布格莱布监狱对比斯坦福监狱
阿布格莱布监狱所发生的景象和故事，之所以让我震惊但不觉得意外，原因是我曾经看过类似的情况。30年前，我曾经在我自行指导设计的计划中看过类似的恐怖景象：赤裸、戴上镣铐的犯人头上套着袋子、俯卧撑时狱卒踩着他们的背、用性暗示羞辱他们，让犯人承受极端的苦痛压力。不管是我的实验或遥远的伊拉克监狱，特别是恶名昭彰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这些景象都可以相互呼应。
1971年夏天，在斯坦福大学里，一些大学生在一个模拟监狱里进行了一个实验。我们将一切正常、健康、聪明的大学生随机分派，让他们在真实的监狱场景里扮演狱卒或囚犯角色，必须在监狱里生活和工作几个礼拜。我的研究助理，克雷格·黑尼（Craig Haney）、科特·班克斯（Curt Banks）、戴维·贾菲（David Jaffe）和我，都想了解监禁下心理动力运作的情形。
平常的人如适应这些制度、场景？警卫和犯人的权力差异，如何终止他们正常的生活互动？把一个好人放到坏地方，这个人究竟是能战胜环境还是让环境影响他？或者，暴力只是真实监狱里常见的情况，反之在充满良善的中产阶级监狱里，这样的情况就会消失？这是我们亟待详细研究的议题，而一切就由简单的监狱生活研究开始。
探索人类本质的黑暗面
这本书的旅程，就像诗人米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带领我们看清邪恶，藉由对于邪恶的定义，衍生出许多意义。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
我将邀请你用他们的观点看穿他们的眼，让你可以用当事人的观点来看邪恶。有时候，这些观点可能是很丑陋且肮脏的，但唯有通过检视和了解罪恶的原因，我们才能经由正确的决定，创造共同的行动来改变、包容、转化罪恶。
我将用斯坦福大学乔登大楼的地下室来帮助你了解，在这个特殊背景中，犯人、狱卒及警务长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这个研究已通过媒体和研究机构发表而广为人知，但是完整的故事并没有详细发表过。我将会逐一叙述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第一人称、现在式的形式加以说明。在我们看完斯坦福监狱实验蕴涵的伦理、理论和实践之后，就可以扩展心理学对邪恶的研究基础，通过探索大实验的范围和心理学家的领域研究，阐明情境力量和个人行为的相对关系。我们将会检视一些主题，诸如顺从、服从、去个人化、去人性化、道德背离及姑息的罪恶。
“人类不是命运的囚犯，而是他们心灵的囚犯。”这句话出自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口。无论单就字面上或是象征性的意义，监狱都是限制自由的好隐喻。斯坦福监狱实验从一开始的象征性监狱，直到人类心理上的改变，成为完全真实的监狱情境。精神官能症、低自尊、害羞、偏见、羞愧和过度害怕恐怖主义这些虚构的怪物，如何限制了我们自由、快乐的可能性，并且建构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评价？
让我们细心体会在一个监狱里当警卫，或在一个恐怖、会虐待人的监狱里头当犯人。我会带领你到一个宪兵队的军事法庭，我们也将会见正这些军人行为的负面附带效果。
最后一章的第一部分会提供一些指导方针，教导你如何对抗有害的社会影响，如何抵抗专家的诱惑。我们想要了解如何对抗那些用心灵控制让人遵从、顺从、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及放弃选择自由的策略。虽然我鼓吹情境的力量，但是我也认同人类警觉、审慎的行动力，一些了解情况的人会坚持他们的行为，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借助了解社会影响的运作，明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因为它弥漫渗透的力量而易受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变成聪明且狡猾的消费者，不容易受到权威、团体动力、诉诸说服、顺从策略所影响的人。
在书中的最后，与其思考自己是否可能为恶，也将请你思考自己是否能成为英雄。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英雄，虽然可能会有个人的风险和牺牲，也能在对的情境时机做对的决定以帮助其他人。
在抵达令人开心的结论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旅程要走，所以先来一杯吧！
权力对世界说：“你是我的”
世界将权力囚禁于她宝座之旁
爱对世界说：“我就是你”
这世界予爱出入她家居的自由
——泰戈尔，《飞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