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体制
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两年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幽默地对记者们说，自１９３３年以来，"新政大夫"这个内科专家把美国的急性内科病医治好了。可这个康复了的病人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因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新政大夫"于是就把病人让给"胜利大夫"这个外科专家。
战争使美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其全面性和深远的意义，直到战后才被美国人逐渐体会到。它无微不至地、不可抗拒地延展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一切的运转围绕着赢得战争胜利这一中轴。总动员开始了。观察家们发现，罗斯福"表现了掌握和控制十分紧迫的事态的高超才干，而这正是一位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特点"。他"显得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心情愉快，神态庄重，不知疲倦而又满怀信心。"孤立主义势力已烟消云散，从前处处与他作梗的人也大大地收敛了敌意。另一方面，罗斯福本人也注意到要维护国内的安定团结。他认为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利己政治"是万恶之首，于是他立即暂停那些存在着分歧和极易导致分歧的国内政治活动，尤其是"新政"式的改革和党派政治活动。不过，罗斯福仅仅是强调了战争与内政之间的轻重缓急，"在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他并没有将两者截然割裂，而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强调两者在终极意义上的基本统一性——都是为了拯救人类文明或民主政治。珍珠港事件激起全国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保证了人民自愿入伍、配给供应和经济统制，罗斯福在这种情势下更能显示出战时统帅的作用。同时，这种情势也使罗斯福更自然地把人民的战争观同新政的自由民主价值联系起来。乔纳森·凡尼尔斯写道："在他那个时代里，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在美国人惊惧之时，能唤起美国人的内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国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者期望美国人拿出勇气来的时候从来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美国宣战后立即展开了规模浩大的重整军备运动。国会迅速废止了禁止将应征入伍者派赴西半球以外的规定，并规定服役期延长到战争结束后６个月。新兵役法还规定所有２０岁至４４岁的男子进行兵役登记，年龄在４５岁至６５岁的男①子进行后备劳务登记。这样在征兵局登记者共达３１００万人，其中１０００万人经严格的体格和智力检查而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在各种武装部队中服役的人数，共达１５００多万（含志愿兵），其中计有陆军１０００万人，海军和海岸警卫队４００万人，海军陆战队６０万人，妇女服军役者约２１．６万，黑人入伍者１１７万。空军力量也急剧地得到增强，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陆军航空队不足３０万人，能适应作战的飞机不过１５００架，而大战结束时在陆军航空队服役的人员高达２３０万，飞机７万架。海军也迅速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者，海军在编人员在４年不到的时间内增加了１０倍，它所拥有的各类舰船增加到①１９４２年国会又把义务兵役的应征年龄降低到１８岁。９１０００艘，为１９４１年底的２０倍。
美国在参战的同时又兼充"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军火装备和后勤物资的需求量激增。国民经济迅速被纳入战时生产的轨道，无数民用工厂改装为生产军需物资的工厂。从巨大的集团工业到乡村的简易车间，一切可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都转向军工生产。汽车工业几乎全都改为制造飞机、坦克、卡车、吉汽车，其他轻工企业则制造机关枪、步枪、雷管、炮弹，化工企业则生产炸药和梯恩梯。日夜运转的生产线吸纳了更多的就业者，自大萧条以来的顽症之一——失业现象几乎完全消失了。失业者从１９４０年的９００万下降到１９４４年的６７万，而这６７万人大多是因极特殊的条件限制不能工作的。不仅如此，"兵工场"还吸纳了大量中学生和原已退休的老工人。罗斯福授权战时人力委员会负责人力总动员和就业协调工作。
１９４２年１月６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现代战争的方式更迫切地要求劳动和生产，他要求国会同意他列举的生产指标：（１）飞机——１９４２年为６万架，１９４３年为１２．５万架；（２）坦克——１９４２年为４．５万辆，１９４３年为７．５万辆；（３）防空火炮——１９４２年为２万门，１９４３年为３．５万门；（４）船舶——１９４２年总数为６００万吨位，１９４３年建造１０００万吨位。他强调，"民用生产将不得不进一步地削减，再削减，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完全取消。"为了便于统管战时经济，罗斯福政府建立了一系列调节和管理经济的临时机构，这是一批让人们应接不暇的以大写英文字母缩写为代称的机构。
其实早在欧洲战争爆发的一周后，即罗斯福颁布"全国有限紧急状态"宣言的９月８日，罗斯福就把原属财政部的预算局改为总统直属机构，它负责向总统汇报政府各机构活动的进展，并可前往各部门和各个战场为总统收集准确材料，使总统了解经费使用的前因后果及规模。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后，罗斯福成立了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它下辖的主要机构有生产管理局和物价管理局，此外还有民防局、国防运输局、租借管理局、科学研究和发展局、全国战时劳工局、经济作战局和战时航运局。１９４１年９月，罗斯福又成立供应、优先调拨和分配局，它掌握国防生产、民用经济以及对英、苏物资供应和分配的权力。
现在，罗斯福依据国会新近赋予他的权力——根据作战需要建立任何新机构在经济范围内优先配置资源——建立了战时生产局，作为最高战时机构。他慎重地物色了３个月的局长人选，最后选中了唐纳德·纳尔逊。战时生产局担负起生产管理局和供应、优先调拨和分配局的职责。罗斯福又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建立经济稳定局，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贝尔纳斯为该局局长，并授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最高指挥权，有权管辖战时生产局。１９４３年５月成立战时动员局，仍由贝尔纳斯领导。这使得他实际上成为有权协调一切战时计划和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的总统助理。通过这些机构，政府控制了全国经济。
战时经济体制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全国经济中国家投资的急剧增加。骤然铺开的如此壮观的军火生产规模，其所需要的资金缺口太大。联邦政府运用多种方式筹集经费，主要有：加强同包括银行在内的经济生活各部门的联系；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使支出下降，并使消费者有更多的余钱投向数目激增的政府公债，于是政府便能把这些公债以较低利率售出；扩大征税的范围和方式，使国内税收在几年间增加了８倍多。即令如此，由于战费支出过于庞大，初期即达每天１亿左右，这就使得联邦政府在有效实行了上述措施后，仍感入不敷出，只得走凯恩斯式的赤字预算的道路。联邦政府从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５财政年度的预算支出，总计约为３１７６亿美元，其中２８１５亿用于战争，占总数的８８．６％。１９４１年的国债为５６３亿美元，１９４５年上升到２５２５亿。在上述用于战争的２８１５亿美元中，大约有４３％来自这段时期的税收和其他非借贷来源。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私人垄断资本家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拒绝出资扩大军事生产组织，不得已的联邦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军事工业建设。政府在这５年间共投入美国所有各生产领域的资金共有４６２亿美元，占了这期间所有投资的２３以上。这样，到战争结束时，联邦政府已拥有B全部原子能工业、生产合成橡胶企业的９６％、生产飞机和引擎的７１％、生产金属镁企业的９０％。政府还建成了钢铁厂、造船厂、军火工厂、发电站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国民财富中的比重上升了５个百分点。
战时经济体制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联邦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行政管理手段，并且有赖于这种运用的得法和得力。这些经济杠杆主要是工资、物价、房租、税收、公债等。罗斯福在美国参战前后就作了几次稳定物价的尝试，均效果不佳。国会便于１９４２年１月通过了物价控制紧急法令，授权物价管理署控制物价和房租，并规定对违章者特别处罚。由于战时政府和消费者都在大量购买，造成很多商品供不应求，供需状况刺激了物价上扬，又由于农产评价格长期未得到控制，所以战时通货膨胀一直成为战时经济体制的副产品，它既困扰着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又困扰着中下层收入者的日常生活，这成为共和党在１９４２年中期选举中大获进展的重要原因。可见，物价问题已成为战时经济体制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症结问题。
罗斯福在１９４２年底加大了反通货膨胀的力度。他要求国会授予他调整农产评价格的全权，这项要求连同稳定工资和薪金的权利，都得到了批准。罗斯福随即下达行政指令，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临时机构对诸如工资、薪金、零售物价和批发价、房租、农产评价格进行严格的限定。为了对这些管制事项加以监督，罗斯福成立了经济稳定局（即战时动员局的前身）。次年４月，罗斯福发出"坚守阵地"的著名命令，对所有影响生活费用的所有商品规定了最高限价。当上述举措仍不足以解决通货膨胀这个战时顽症时，罗斯福下令对轮胎、汽油、食糖、咖啡、牛油、酒、烟等商其实行定量配给。同时又对囤积居奇和黑市交易进行惩治。不久，市场上厨具、餐具、玩具、学习用具等日常用具，甚至如发夹、痰盂、照相机、尿布等都告脱销。到１９４３年，政府对９５％的食品类商其实行定量配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一是民用品业的转向导致生活资料的生产锐减；二是战火破坏了上述诸多商品的原料供给线；三是政府大量订货、采购并运往战场。还在１９４２年底，军队和租借法案就吸收了全国所生产食品的１／４，这其中特别包括罐装的、冷冻的、脱水的食品。这种少有的情况引起国内人民生活的困难和不便，罗斯福便在"炉边谈话"中对同胞们进行耐心的说理和教育。他强调，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会动摇整个战时经济体制，以致威胁整个决定战局命运的生产计划。他吁请同胞们凭着伟大的理解力和坚贞的爱国心作出必要的"牺牲"，他说，为了文明必须付出艰苦工作、悲伤和流血的代价。
罗斯福以身作则，带头购买了第一张Ｅ类公债。他不独呼吁国内人民要克制自己的生活，把省吃俭用的钱用来购买战时公债，而且让白宫首先符合这一要求。此后，极不讲究且无甚特色的白宫膳食成了白宫的一大特色，使许多原先无事常来揩油的人望而却步，也使得白宫勤杂人员和工作人员总在盼望英王或类似的贵宾驾到，因为那时白宫的生活要弄得丰盛和得体一些。榜样的效应立竿见影，各地常出现这样的情景：朔风中竖起衣领的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公债销售点开门营业。财政部为筹措战费共出售了７次战时公债和最后的胜利公债，共约１５６９亿美元，其中１／３被个人认购。当时政府的宣传工作也确实到家：有幅公债广告上画着一个垂死的美国士兵，标题是："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过是把钱借给国家。"站在这样的广告牌下，有谁还会不热血沸腾呢？
罗斯福和他的政府在统制或驾驭战时经济体制方面，也显示出了独特、果敢乃至高超的行政管理技巧。罗斯福利用战时非常时期的情势，利用国会两度授予总统的战时权力法，利用对这种权力法最充分最宽泛的解释，利用战时行政部门在管理行为上的直接性和近便性，打破了很多美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成文规定或惯例，开创了许多时人闻所未闻的先例，尤其是他那罗斯福风格的管理方式更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而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罗斯福建立起来的战时体制及其管理方法不仅有效地决定了战争目标的实现，而且深刻地变革了美国政治制度本身，它们中的许多内容固化为战后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美国国会在１９４５年，第一次对自身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检查后，认识到若想赶上权力膨胀、行为逼人的行政部门，就需要使自身机器和运行方法现代化以适应现代条件。
战时，罗斯福要处理的事务既多又杂，其中突发性的居多。表面上看，他应对这些事务时杂乱无章，且略显被动。实际上，他不独重视眼前的细节和具体的战术，并且喜欢凡事从大处着手，高屋建瓴地概括出行动计划的目标。尔后，他就让属下的人绘制精致的组织图表，但它往往在实施过程中很少发挥参考价值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许只在于显示总统对该事务和负责规划的人的重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雷厉风行、忠实于他，并且效率很高的人，而这时这个人主管的机构则是次要的。在战时，人们时常抱怨记不住罗斯福那层出不穷的代称各种临时机构的英文缩写字母，这些机构出台的随意性及其职责权限上的含混、重叠或交叉，也时常引起共和党对手的抨击。事实上，这正是罗斯福式的管理方式的有效和高明之处。
罗斯福本来似乎可以不必设那么多管制战时体制和处理战时事务的临时机构的，因为依政治传统沿袭下来的华盛顿的那些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其他常设机构，都有能力或余地担负起这些使命来，必要时把它们充实或调整一下就行。并且以前的总统们也正是这样作的。但是，罗斯福从来就对固定组织所形成的框架结构不感兴趣，他不愿意过分强调一种严密而规范的行政节制系统，认为这将窒息他所喜爱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局面，并且认为依照机械原则建立的固定组织结构无法适应战时变幻无常的事态，更无法预测和控制未来。相反，富于想象力的试验和灵活的临时机构恰能作到这一点，因为未来是从趋势、可能性、偶发事件和机遇中产生的，它甚至是可以被影响的。
这样，罗斯福就侧重于从人而非物的角度来看待行政管理。这就决定了他授权的方式。情况往往是这样进行的：理直气壮地要求国会通过他提出的法令草案，这在战时要平时容易的多；然后，依照法案的精神给将要设置的临时机构规定一个框架性的职责和权限，随即就任命经过他反复筛选、再三斟酌甚至痛苦地取舍的人选，来全权负责该机构的工作。至于该机构的具体活动他一概不管，除非它们同罗斯福的情趣相关或者他极熟悉企业务（譬如海军、船舶方面的），这时他刻意展示其特长——对技术性细节的洞悉和枯躁数据的熟识——往往起到崇敬权威的轰动效应。他敢于放手领导，却从不最终对他们许下诺言。他让他们尽情尽兴地发挥其个性特长，而以高度的自尊保持一种明确的超然态度，与这些事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需要的话，他又能迅速了解到其中有用的信息）。由于这些机构都直属于总统管辖，他就很自然地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领袖的超凡魅力。并且使他们感到只有总统才是所有不断发展着的事态的中心。
罗斯福往往让周围人都知道了将有某个机构要设置，而自己则不动声色地开始物色人选。过程中，他对谁都不明确许诺，也尽量掩饰自己的思想过程，但一般是霍普金斯除外。而有趣的是，总有几个人认为自己就是当然的候选人。任命总在最后一刻宣布，他乐意较长时间地控制任免权，以此作为增强对总统向心力的工具。他曾经多次把个性、政见和才能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个机构里，或者让他们同做或先后做一件事。如他让威廉·努森这个产业界巨子和西德尼·希尔曼这个工会领袖共同领导生产管理局，任务是配合总统推动和控制战时生产。这样做符合罗斯福的个性，他不喜欢完全信赖某一个人，即使对霍普金斯也是这样。他喜欢自己是注意的中心，这套让手下人互不相容、互相牵制的机制使他更安稳地居中操纵，并轻易地使自己成为每个官员必需的盟友和伙伴。同时，这也减少了临时机构自我扩张或趋向衙门化的倾向，防止了任何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可能性。
罗斯福在战时设置这些临时机构时，还总给人以授权含混、职能重叠的印象，这主要是从纵向考察得来的印象。在控制战时经济方面，罗斯福先是于１９４１年１月成立生产管理局。１年后又成立战时生产局，实际上已架空了前者。深孚众望的努森不愿在纳尔逊手下工作，气愤地扬言要回家不干了。罗斯福在众人劝说下仍不改初衷，而是约见努森来白宫共进午餐，努森罗列的数据表明他任内的工作无懈可击，但罗斯福仍和蔼地漫谈其他的事，其实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午餐结束时，努森愿意继续效劳，并接受了总统授予的陆军中将的任命，实际上仍在同一个机构里主管生产。穿上军装的努森总让人觉得别扭甚至滑稽。可是９个月后，罗斯福又在当初规定为最高战时机构的战时生产局的上面，设置了有权管辖它的经济稳定局。于是纳尔逊又面临着努森当时的难堪境地，当初纳尔逊这个位置人人想坐，甚至包括副总统华莱士。这些时隐时显的机构及其职能权限的重叠，不可避免地引起浪费、推诿、扯皮和延误工作。这些机构都直接对总统负责，他花在这方面的精力也显得太多了些。他麾下的预算局局长哈罗德·史密斯曾感慨道，总统是位反复无常的行政长官，也是历史上伟大的行政天才。总体而言，"以这些公平和他们的贡献来衡量罗斯福，他作为一名政府首脑是名副其实的。"
罗斯福这样作还有另一层隐衷。自１９３７年贸然改造高等法院以来，他一直被几个方面的人指责为独裁野心膨胀的人，国会对他的警觉和戒备增加了。为了获得战时的权力，除了理直气壮地陈述其必然性和紧迫性之外，就是用临时机构这个招牌来打动国会。言下之意是，由应急的临时机构行使国会赋予他的权力，不久就将回归国会，不会造成稳定的权力倾斜的结构。不少议员也正是这样考虑的。
在罗斯福总统与他的政府内阁之间，还横亘着一个"小内阁"，它主要由罗森曼、伯恩斯将军、霍普金斯和总统的私人参谋长（私人总管）威廉·Ｄ·李海上将等组成。"小内阁"在大战中日益得到总统的倚重，它经常出面平息各机构间的纷争。但就是在大战中隐然成为美国政府第二号人物的霍普金斯，也没有得到国会法令的正式认可。他忠诚于总统，能充分领会总统的意图；罗斯福需要一个既有理解能力、又守职本分的可靠的倾听者。霍普金斯在辞去商业部长的官职后，角色界定不明，他是总统顾问，又是总统私人特使，又有点类似于内阁的不管部长。他没有自己的办公桌，但在白宫二楼南边有一套自己的起居室。这就是罗斯福的领导风格。
战时体制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战时军事指挥体制。根据美国宪法第２条第２款，美国总统是合众国陆海军以及现役各州民兵的总司令。美国参战后２个月，华盛顿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乔治·马歇尔将军、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和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将军组成。它是陆、海、空三军的主要协调机构，直属于总司令。它随时向总司令报告军事战略事宜、武装部队人员需要、军用物资弹药的生产和分配情况及所有三军共存的政策问题。它下设几个重要的附属机构：副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秘书处、参谋长联合计划署（含作战计划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含经济作战局）、心理战联合委员会，其他还有如野战运输、通讯、后勤、气象、军需分配等附属机构。疑难问题一般由这些下属机构解决，专家们常被派往前线出任某一战区指挥官的高级参谋。
罗斯福统领全局，主要精力用于全球战略的筹划、与盟国协调关系以及制定战时外交政策并构想战后世界格局。重大战役的制订也要与罗斯福密切磋商，由他审定总政策和总目标后，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运输供应、装备分配和兵力配置，具体作战方案一般均由当地司令官制定。鉴于总统本人涉事太多，精力有限，罗斯福特任命李海海军上将为总司令的参谋长，实即由李海充当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间的中介。罗斯福很喜欢直接去白宫里警戒最森严的地方——白宫地图室，以详细了解战争进程的最新情况。一批才识过人的年轻军官日夜轮流在这里工作，把接收到的军事电讯及时反映在各类地图上。为便于罗斯福坐在轮椅上查看，地图室的地图悬挂得很低，不同颜色的小旗和指示针标识出美国三军在全球的位置以及变幻莫测的战局。在地图室里，罗斯福就可以把命令经五角大楼联络中心发布到世界各地。
对于分布在各战区的美军司令官，罗斯福作为总司令有权直接任免或调换。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常向他举荐一些有潜质的军官和军功卓著的老将军，前者如５０岁的德怀特·Ｄ·艾森豪威尔，后者如乔治·Ｓ·巴顿，都是由马歇尔陆军参谋长建议起用的。至于骄纵自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现代美军发展史上的特殊人物，自一战以来在军内就享有独特的地位，战前任菲律宾军事顾问，在珍珠港事件的前４个半月时出任美国陆军远东司令部司令。
在整个大战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责权限一直没有明确地规定下来。李海将军经常代表罗斯福出席联席会议，于是当然地主持会议，制定议程，签署主要文件和决议。李海在其回忆录里指出：由于缺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职权范围的明文规定，这就使得这一组织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根据战争情况变化的需要而变更其活动范围，这种变更往往同总统的想法有关，总统足智多谋，实际上通过这个机构直接指挥着这场战争。
另外，前所未有的大战为罗斯福扩大总统作为总司令的职能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如他广泛而极限地行使总司令的职能，绕过国会以超龄军舰换取英国海军基地，允许美军开往格陵兰和冰岛，以总司令的身份加强和监控战时生产，发布行政命令划定"军事区"，将１０多万日侨和日裔美国公民强行送进"集中营"。
由于盟国联合作战的需要，罗斯福与丘吉尔于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３日共同创建了联合参谋长会议，以密切协调英美军事行动。美方成员主要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三人和李海将军，英方成员有英国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及其代表、海军大臣庞德爵士及其代表、空军上将波特尔爵士及其代表、国防大臣丘吉尔等。李海强调："我们只是工匠，只是根据各自总司令交给我们的总计划制订出具体而明确的战略方针而已。"罗斯福自１９４３年起，俨然就是盟国陆海军司令，他"愈益成为全球战争的中心人物"。大多数职业军人都钦服他的领袖才能。史汀生认为美国陆军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统帅。艾森豪威尔写道："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远不会赞成的。但是他是战时国家统帅，我完全是从他这个身份认识他的——而且从这个身份来看，我觉得他完全满足了大家对他的期望。"
战时经济体制给美国带来了战时繁荣。自大萧条以来长期难以整治的经济顽症在一一消失。原来国内经济捉襟见肘，现在出现了大量游资。１９３９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９１０亿美元，１９４５年则高达２１５０亿美元。失业这个顽症消失了，工人参军留下的空额吸收了大量适龄青年、退休老工人和家庭妇女，就业人数从４５００万增加到６６００万。股市行情终于看好，１９４３年公司的利润超过了１９２９年。从事农业的人也在战争景其中兴旺发达起来，罗斯福说服农场主们放手生产，让美国成为战时世界粮食的主要供应者。农业科技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自美国参战以来，美国人每周平均收入几乎增长了１倍。《时代》周刊称，"美国骤然富起来了——似乎全国各地一下子富起来。"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比战前有了明显好转。这种情形相对于整个欧洲国家，简直是天壤之别。
由罗斯福政府创建并控制的战时经济体制使美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前提作用。美国在防御准备和实际参战的５年期间（１９４０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７月），用于军火生产的支出为１８６０亿美元。各类"兵工厂"制造了８６３３８辆坦克，２９．７万架飞机，１７４０万支枪枝，大量的大炮装备和军火，６４５００艘登陆艇，以及数千艘军舰、货船和运输舰。这些军火物资并非完全用于美国。从１９４１年３月到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按照租借法案转运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约达４９１亿美元。其中大约６０％给英国，２２％给苏联。
罗斯福在１９４３年初坦率地向国会承认："第一次处理这样大的事情总需要一个试验摸索的过程，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我们取得了经验，这就使我们今年能够改善战时经济管制的必要机构，能够简化行政手续。"情况表明正是如此，战时体制在经历了开头两年在所难免的某些被动、凌乱和浪费之后，渐入佳境，几乎没有了一丝希特勒所嘲笑的"没落而效率低的民主国家"的那种特征。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福自觉地负起了医治由于他的行政管理方法而造成的伤痛的责任。尽管他有自己所了解的弱点，但他能应付总统这一职务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