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风暴前的权宜山雨欲来
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１日，采访过欧洲主要国家首脑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夫人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就罗斯福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治国者的外貌作了比较。她发现后者为执掌政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张和焦虑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艰难时世令他们面容憔悴，过早衰老；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造成的令其精疲力竭、焦头烂额的时局，他们在嫣然独处时显得疲惫而困惑。而美国的罗斯福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象：总统职务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之少令人惊异，他在愉快而自信的神情背后保持着一份超然的宁静和安祥。“他体重略增，华发少许；几乎就同就职那天一样硬朗健康。他脸色晒得黝黑，眼睛碧蓝明亮；自上次竞选以来度过了极其折磨人的４年时光后，这双眼睛反而比过去更加敏锐、好奇、友好而深不可测了。"
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当然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但其中应该有这样一点，即同为国家首脑，罗斯福的内心世界所观照的外在环境以及正从事的事业迥然有异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且在这方面甚至有着质的不同。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４日罗斯福宣誓就职的次日，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举行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几乎在同时，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即兵临长城脚下，开始攻打长城各要塞。罗斯福的就职演说中只有一小段是讲述对外政策的。当时深重而危急的国内问题迫使他不能，也不便多谈外交政策。睦邻政策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国际关系问题的态度或期望，也基本上反映了罗斯福对美国在国际方面的希望。但是，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国，并没有坐等罗斯福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先去处理好国内问题。当罗斯福把美国青年编组成"造林大军"去中西部山坡植树造林时，希特勒把德国青年编组成"褐衫大军"、党卫队和"冲锋队"；正值"第一个百日"新政刚刚过去时，希特勒把全德国的经济纳入了他的"总体战争经济体制"。希特勒旨在将国内外所有的德意志人重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治欧洲和号令世界的"优等民族"。其手法不外两种：一是如洛克腾堡所言，“以一种魔鬼般的本领离间他的对手并利用他们的弱点和愚行来取利"；二是如丘吉尔所言，"从失败的深渊里召唤出了潜藏在那个欧洲人数最多、最有用、最残忍、最矛盾而又最招致不幸的种族身上的那些阴暗、野蛮的冤魂"。希特勒唯一能够容忍而且仅仅愿意容忍的是其他地区的同他目的相同的那些统治者。这包括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东条英机等其他地区的小独裁者。拉美的一些独裁者和准独裁者们能量有限，但各自扶植了一支对美洲安全具有潜在危害的亲近纳粹的"第五纵队"，这对于罗斯福的睦邻政策而言，显然是不利的。
罗斯福的教养、政治理念、从政经验（尤其是一战中的经历）和禀性都决定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此外，他还具有这样一种情结，即长期萦怀于心而又挥之不去的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他在１９２８年以后的４年里，一直设法避谈对外关系问题，主要是因为面对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为了着眼于１９３２年的大选，他必须要模糊自己的立场。１９３２年大选期间，穷追不舍的孤立主义分子赫斯特一度将罗斯福弄得窘岂不堪。当时罗斯福勉强应付过关，已使国际主义分子大为沮丧。亨利·普林格尔在《民族》杂志上写道："罗斯福扯下了他过去高举的旗帜，但却没有树立新的旗帜。"对此，罗斯福有口难言。
最具权威的罗斯福传记作者弗兰克林·弗雷德尔以其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关于罗斯福的外交思想，"从他任总统期间总是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来看，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从他相信美国的幸福有赖于其他各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保障来看，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事实上，在竞选运动胜利结束以后，罗斯福就立即抛离了他那发表于１９３２年２月２日、旨在回复赫斯特的演说中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他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的一度沉默并不反映他的真实思想。就职前，他两次拒绝同胡佛公开合作以协力解决战债、裁军与召开世界经济会议等外交问题，不是因为他对外交政策漠不关心，而是出于一种要将新政府同胡佛政府划清界线的个人考虑。他任命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经济战的科德尔·赫尔为国务卿，国际主义者威廉·菲利普斯为副国务卿，并同威尔逊总统的首席财政顾问和副国务卿、一位著名的国际主义者诺曼·戴维斯多次商讨解决上述国际问题的办法，随后任命他为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罗斯福让戴维斯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５日向裁军会议代表们声明：倘若和平受到威胁，美国将同其他国家共同商讨对策；一旦出现事实上的侵略，美国将制止企图破坏集体努力的任何行动，以惩罚美国及其他国家一致公认的侵略者。"这项声明在４个星期内使人强烈地感到，罗斯福已经成为一心为促进国际和睦的世界领袖。在国内外人民的心目中，他已成为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倡导者，也是日内瓦谈判的核心人物。"此外，上任伊始的罗斯福还致力于将睦邻政策落到实处，以改变美国长期以来在拉美国家中丑陋的帝国主义形象。他主张推行"集体责任制"，不主张美国独断专行。他放弃了那种以武装干涉为中心的拉美政策。罗斯福还在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７日签署协议，与苏联正式建交，从而结束了自十月革命以来美国拒不承认苏联长达１６年之久的不正常历史。前苏联学者亚·鲍·恰科夫斯基认为，"罗斯福按其教育、生活态度及其倾向性来说，都是一个资本主义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把美苏关系建立在睦邻、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罗斯福不像胡佛那样固守僵硬的意识形态阵地，而是一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者。
长期以来，罗斯福形成了这样两个信念：一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即国家之间为了长期的繁荣与和平而互相信赖；二是一项有效的对外政策需要国内稳定牢靠的支持。换言之，他相信，美国经济的繁荣最终要依靠国外正常经济的恢复——通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主要的贸易强国的共同合作才能实现的恢复。罗斯福清楚，繁荣与和平之间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一方面，他发现世界经济萧条和侵略问题是不易解决的；另一方面，他担心美国严重的困难和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是否允许他在海外作出任何行动。巴黎和会后，他运回到海德公园的那张威尔逊总统用于起草盟约的桌子，成了他上述两个信念不变的象征。
正值欧洲战云密布，世界笼罩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之下时，美国举国上下却生活在一种浓郁的孤立主义氛围之中。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战争的危险、对如何阻止和打击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等这类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倾身心地对付大萧条引起的无穷无尽的个人危难，厌倦和反感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外的劝告。他们反对美国卷入欧洲那似乎是永无尽头的恩怨和纠纷之中。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治·厄尔的主张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心理。他宣称：“让我们把眼睛转向国内。如果世界将变成一个荒芜、仇恨和苦难的原野，那就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守护和保全我们自己的自由绿洲。"
孤立主义情绪是美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若探本溯源，它可上溯到国父华盛顿发表的《中立宣言》和《告别演说》。华盛顿谆谆告诫美国人要信守这样一条准则：即坚决不要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免使美国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华盛顿的遗训被历届国会奉为圭臬。此后的 "门罗主义"实乃其翻版或引申。孤立主义在从华盛顿到罗斯福的近一个半世纪里，含义多变。它在普通国民中也具有广泛的影响。美国与多事的欧陆间隔着大洋。当时没有国际航班，少数美国人出国就坐远洋轮船，从纽约到罗马最快也要１０天，从加州到东京起码需半个月。二战前横渡大洋实属不易，天然的屏障给美国人一种地远心自安的保守、自重心理。
坚决反对美国卷入国际纠纷的言行和阻挠罗斯福可能迎击法西斯势力扩张侵略的活动，主要来自国会、内阁甚至罗斯福身边顾问中的孤立派。它们主要代表中西部和西部的农场主和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它们反对那些与欧洲关系密切的东部大财团和英国的国际金融财团。此外，赫斯特报系、库格林神父、朗、三Ｋ党人、德裔美国人联盟以及少数民族中的法西斯组织等，都是坚决的孤立主义分子。
２０年代的美国历史学家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料的重新发掘与研究，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卑鄙争夺，并与军火的制造和贸易息息相关。新闻界人士声称，美国及仆人民在１９１７年是被"发战争财的人和协约国宣传"两种势力气进了一场毫无价值的战斗事业中去的。舆论界的一些领袖甚至公开为他们在１９１７年把美国带进战争感到内疚，并决心永远不再滥用美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历史学家还论证说，一战和南北战争一样，是个悲剧性的大错。修正论者认为，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他们因此把布赖恩推崇为一战前外交活动的英杰。他们认为威尔逊发表的那些理想主义的声明，掩盖了谋取暴利者们恶劣的贪欲，而且全国都受到协约国巧妙宣传的摆布。参议员威廉·博拉等人则深信国际联盟"不过是欧洲军事机其中的一个齿轮"。还有不少人认为：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应当迁就希特勒，他要求生存空间似乎并非无理，他想把所有德国人联合在一面旗帜之下，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实行民族自决原则，做得比威尔逊在凡尔赛所做到的还要忠实。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人民普遍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感失望。一场以牧师、妇女和大学生为主力军的和平主义运动在３０年代得到了大发展。各级教科书极力贬低尚武的英雄人物，军事史几乎被取消，儿童们被劝告不要去作打仗的游戏。每年的五一劳动节都有数十万大中学生为和平而罢课、游行。不少知名的宗教界领袖加入了反省自己一战"罪行"的行列，他们纷纷在公众面前痛切地忏悔自己曾在某种意义上对一战的支持，并"毫无保留地答应永不重犯那种错误"。有一位评论家指出：所谓"永远不再"的誓言成为３０年代的一种风气，恰如宣布禁酒之前人们纷纷发誓戒酒一样。
国内孤立派对新上任的罗斯福总统戒心极重，因为他们对罗斯福的成长史、背景、从政经历、言论等了如指掌。他们在罗斯福上任不久，就进行了一次有关武器贸易及其在世界政治中有害影响的调查。１９３４年４月，参议院又成立了以著名孤立派北达科他州共和党人杰拉尔德·奈为首的调查军火工业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对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火制造商和银行家。如此重提陈年老帐，目的在于给罗斯福来个"敲山震虎"。该调查委员会得出了令国民震惊的结论：美国在１９１７年参加欧洲战争既非保卫本国的利益；又非捍卫民主制以拯救世界，而是那些军火利益集团和金融家们施展阴谋诡计而招致的结果。该委员会同时发掘了不少耸人听闻的证据材料，以支持、佐证上述结论。这就使美国公众轻易地得出结论，即认为华尔街为牟取暴利而需要战争。《芝加哥论坛报》、赫斯特报系以及一些历史学家和作家顺势推波助澜，使很大一部分公众舆论变成一种极其天真的意见，认为美国上次被怂恿着卷入战争，为的只是让"死亡商人"发财，我们若再干预任何未来的欧洲战争就等于犯罪。
由于受到如此强烈的掣肘，更由于国内大萧条的深重局面等待收拾、整顿，罗斯福在第一个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自主性或可供他发挥的余地。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罗斯福１９３２年竞选胜利所付的部分代价——即无条件地反对美国同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努力进行合作和奉行建立在不卷入国外纠纷基础上的谨慎的中立政策——使他很难立即在当选后回归到真实的自我，充其量只能做一个遮遮掩掩的"私下的国际主义者"。而在表面上，他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１９３２年的惯性下滑。这是一种"在一个没有门的墙上去找一扇门"的景况。于是，在很多公共场合，他合着孤立主义者的调门泛泛而谈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甚至担心，值此政策气候下，外交上的轻举妄动将会损害他那来之不易的政治上所受的拥戴和他那心爱而又优先的国内政策纲领。因此，他对于１９３３年伦敦经济会议的冷漠和打击、他对于胡佛的国联和战争贷款政策的继续贯彻，以及他听任国会通过空前的高额保护关税，都是善于见风使舵的罗斯福总统权衡利弊后不得己而为之的一种结果。从倾向性上看，它们是一种从原有的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退却。总之，这一切，都可概称为"罗斯福的现实主义"。
有一个插曲似乎说明罗斯福并未甘心一味地退却。当他根据一份详细的调查得知，将有大约２／３以上的议员赞成美国参加国际法庭时，他立即在１９３５年１月要求参议院批准该法案。可是，他的要求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以库格林神父和赫斯特报系为首的孤立主义势力大造舆论攻势，把国际法庭说成是与国际联盟一样的可怕的组织，是国际银行家和财阀的罪恶工具，恪守传统准则的美国万万不可进入这间房子。这种煽动立竿见影，全国各地的抗议信件、电报如同雪片般飞向国会，邮差用手推车把它们不断地送到参议院办公室。同时，强大的院外集团成员在为反对此法案通过而四处活动。这样，参议员中的反对派由最初的１０名增加到３６名。罗斯福的情报失灵了。该法案以７票之差未获２／３多数。罗斯福又一次地领教了孤立主义势力的厉害。这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总统，他在外交事务中暂时还不能随意行动。他只能在斡旋中等待，或者在适宜的时候进行解释和引导。
罗伯特·达莱克认为，孤立主义者反对参加国际法庭的呼声拨动了当时美国国内几根绷得最紧的琴弦：它有力地奏出了美国对欧洲赖帐不还的行径的满腔怒气；奏出了唯恐欧洲不顾美国利益把它拖入又一次战争的忧虑；奏出了奈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揭露的事实真相使人们产生的信念；奏出了对战争将令人不能容忍地把美国的民主制度最后拖垮的担心。不久，沃尔特·米利斯撰写的《通向战争之路：１９１４—１９１７年的美国》一书出版并迅速风行全国。该书是一部具有强烈的历史借鉴意义的战争警世录，人们不难从中认识到：美国本来是可以避免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如果当初有一部严格的中立法案的话。无疑，该书无异于给业已高涨的孤立主义情绪火上浇油，致使"群众情绪如此强烈，某种中立法已不可避免；剩下的问题只是国会要不要把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从总统手里夺过来。"
同时，欧洲局势的日趋恶化使孤立主义者顿生一种紧迫感，即立即制定一项中立法案或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避免美国卷入战争。１９３５年３月，纳粹德国不顾任何方面的反对，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在和平时期建立拥有３６个师、约５０万人的正规军。希特勒政府还正式宣布，德国在军备方面将不再受《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对此，英法政府只能在形式上表示抗议和遗憾。是年，德军举行了以进军莱因区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其国防军司令部制订了代号为"红色"的对法作战方案和入侵奥地利的"奥托方案"，以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而信奉"做羊百日，不如当狮一天"的墨索里尼则通过苏伊士运河源源不断地向东非集结军队，这年１０月３日，意大利法西斯不宣而战，越过马雷布河边界，从南北两方大举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日本法西斯在这年的４月以后，紧锣密鼓地制造了旨在侵吞中国华北５省的"华北事变"。
国会加紧了行动。它不仅没有给罗斯福自主行事的权力（这使罗斯福在这年春夏试图采取集体行动的希望迅速化为泡影），而且，由于报纸头条新闻充斥着埃塞俄比亚战争动向的消息，国会不捆住总统的手就不休会。议员们向国会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主张严守中立的运动开始活跃起来。罗斯福气初试图把决定中立的问题从外交委员会那里夺过来，以防止国会通过一项无区别对待的严守中立法案，但此举立即引起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４月初，杰拉尔德·奈通知罗斯福说，负责调查军火贸易的特别委员会将把中立问题交给外交委员会去处理。于是，罗斯福又设法采取其他行动以阻止国会。他虽然认为有区别对待的灵活的中立法是上策，但他意识到要让国会通过这样的提案是不可能的奢望。因此，他要求参议员皮特曼把提交外交委员会的全部中立法案搁置起来。
然而，全国上下都极其担心日趋恶化的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的紧张局势会成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因此，要求制定中立法的压力继续增大。全国各类和平运动组织和反战组织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要求制订严守中立法案的运动。这种情势已迫使国会领导人发现，国会再也不能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了。
罗斯福当然希望获得总统灵活应对的外交权限，以惩罚意大利，并向德日两国示威，表示美国将同其他民主国家一道反对任何地区的侵略。但他深知，国会和美国人民无意在国外采取大胆行动。如果他坚持推行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话，就会影响１９３５年夏"第二次百日新政"期间他正在设法使国会通过的部分立法计划。事实正朝罗斯福所担忧的局面发展。８月２０日，以参议员博恩、克拉克、奈、朗和范登堡为首的孤立主义者开始阻挠任何议案的通过，"他们发誓要这样做，直到参议院通过一项强制性的严守中立法案为止。"
这样，参议院在次日仅仅经过２５分钟的讨论，就一致投普通过了由皮特曼提出的一项妥协法案。它规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但它授权总统确定哪些属于军需品和什么时候实施禁运；它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军火；它授权总统不保护乘坐交战国轮船旅行的美国人；它规定建立一个军火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从美国运出的武器。８月３１日，罗斯福总统予以签署。曾两度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的加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兴奋异常，他说："今天就是所谓孤立主义者胜利之日，今天也记下了国际派的垮台。"
其实，这项中立法是无论哪一方都不满意的决议，它通过折衷后规定的有效期仅为半年（到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９日终止）。其意图十分明显，即主要地用来在国会休会期间约束总统。舍伍德指出，罗斯福"勉强"签署了这个纯属追溯性的法律。它的制订是出于一种信念，似乎美国能靠立法手续来避免战争。它与禁酒法差不多，是一种"动机高尚"，但后果极坏的试验。１９３６年２月，国会将１９３５年的中立法延长１年。由于仍居优势的孤立主义者内部也有分裂，所以１９３５年中立法未能更进一步地修改为真正严格的中立法。它除了重申原来的规定外，还禁止给交战国贷款；对新加入战争行列的国家，总统不能行使自由处置权，而应执行强制性武器禁运。这两个中立法都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
１９３６年大选前几个月的罗斯福显然不能逆流而上。８月１４日，他在纽约肖托夸夏季讲学中心发表了"我痛恨战争"的演说。他首次公开承认，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个人对国际状况比对当前国内前景更为关注，而且更不乐观。他表示自己把每天２４小时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研究外交关系。随后他向听众保证："我们避免承担可能使我们卷入国外战争的政治义务；我们回避同国际联盟的政治活动发生联系。……为了思考和筹划如何使我国不至卷入战争，我已经用了不知多少时间，而且还要继续使用不知多少时间。我但愿能使所有的国家都不受战争之苦；然而那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我至少可以确保：美国的任何行动都不至于引起或促成战争。"罗斯福还以令听者为之动容的语言追述了自己在一战中那不堪回首的经历和见闻，随即发出了"我憎恨战争"的话语。演说经过媒体的传播，立即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这年７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法西斯公开进行武装干涉，以帮助佛朗哥击败共和国军和建立法西斯政权。罗斯福政府于８月７日发表了不干涉西班牙的声明。罗斯福这时的表现一度比某些鼓吹中立法的人更带有孤立主义色彩。他接受了英、法的观点，即只有严格的不干涉，才有希望使西班牙战争局部化，从而避免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他对帮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摆脱法西斯统治已兴趣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兴趣了。和伦敦一样，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避免使西班牙战争发展成全面的欧洲战争。"他主动向国会提议修改中立法，把武器禁运扩大到适用于发生内战的国家。国会遂于１９３７年１月正式通过了补充中立法，对西班牙内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这就等于把西班牙的内战看成仿佛是两个有同等权利的外国的冲突，而不是一场反对公认的政府（并且是与美国早就有外交关系的民主政府）的暴乱。当泽西城的一位出口商运送一批飞机和军火给忠于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组织时，罗斯福严厉地斥责了他，说他"完全没有爱国心"。此时正值１９３６年大选的最后紧要关头，罗斯福更加急于赢得和平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天主教徒的支持。他甚至写信给美国驻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员，要求他们回国为这次大选出力。
罗斯福在１９３６年与孤立主义者的"握手言欢"具有多重意义。表面上看来，它似乎主要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竞选策略，是一种似乎有违罗斯福真实意愿的实用易行的权宜之策。罗斯福也乐意被人这样看待，他甚至乐意宣称目前他的外交政策是他更大、更深远的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或必需的阶段。实际上，它是罗斯福一贯具有的政治起格的又一次体现，他从来不肯公然将自己安排到易受攻击的阵营分明的地带。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肯暴露自己，这是他"如狐狸般狡猾的一面"。他发现这样做，其政治上的好处要大于不这样做，更远远大于反其道而行之。赫尔国务卿后来承认："这一次，我们的立场对于明显对立的孤立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来说，似乎是都能接受的。孤立主义者赞成我们，是因为我们避开了战争；国际主义者赞成我们，是因为我们同英法合作。"此外，１９３６年的罗斯福还希望通过接受甚至主动要求修订中立法这些举动，来消除全国对总统拥有过大的控制权而日益增长的忧虑。总统的权力随着新政纲领的实施而不断扩大，人们认为只有严格限制总统的决定权，才能避免再次发生上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事件。现在他主张对西班牙实施禁运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制止一场欧洲战争。由于为和平而作的这一点努力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所以在国内也几乎完全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罗伯特·达莱克揣摸着处于大选冲刺阶段的罗斯福，一定会为这种何乐而不为的做法感到得意。１９３６年的大选似乎证实罗斯福的策略是有效的。他比对手多出１１００万张选票数，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由于他对外交事务即和平问题的处理，大大增加了他的选票数。充其量是因为他确保了一些在国内问题上支持他的人，在担心卷入未来战争的问题上没有背其他，从而抵消了一个潜在的爆炸性问题。
至于经罗斯福提议而于１９３７年１月通过的补充中立法，对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一方而言，最起码是无害的。因为支持佛朗哥的德意法西斯国家仍可由美国购买军火，罗斯福自己也承认：“佛朗哥的飞机在巴塞罗那平民的头上投下了美国制造的炸弹。这些炸弹是由美国厂商卖给德国政府或德国公民（这是合法的）而运往德国，然后又转运去西班牙给佛朗哥的。"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一方则不能从美国购买军火了，它只能有限地从俄国和法国那里得到援助，但为时不久。佛朗哥本人夸奖罗斯福"总统的行为像一个真正的君子，他的中立法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姿态。"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绥靖主义的效果，它有利于佛朗哥势力的壮大，也有利于德意法西斯实施其战争意图。
按说罗斯福在竞选连任获胜后，会矫正自己在１９３６年的外交事务上的行为。但事实是，直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为止，他基本上表现得同１９３６年没有什么两样，或者说起色不大。从再次就任总统到１０月份，罗斯福致力于他那蓄谋已久的"改造法院"的计划的实施，随即陷入了几乎无法自拔的斗争和泥淖之中。他认为，维护被最高法院陆续否决的新政立法，就是在防止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可能出现，就是在拯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就是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因为他坚信有效的对外政策需要国内稳定可靠的支持。但是，张伯伦在１９３７年３月致小亨利·摩根索说："英王陛下政府……完全相信，美国在当前能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修订现行的中立法……。目前这个中立法对侵略者包含着间接的和潜在的鼓励。因此，人们殷切希望能想办法授予总统足够的处置权，以便总统对每件事酌情处理。"罗斯福对张伯伦的说法极为敏感，此时他不能也不便在国会通过的法案之外要求更多的东西。因为此刻正值他竭尽全力"艰苦地"进行改组最高法院的斗争时期，庞杂的反对派称他为破坏宪法和法院的"冷酷独裁者"，故处于不利地位的罗斯福难以开口要求给予政府更多的外交控制权。海勒姆·约翰逊在谈到中立法时声称：“我要设法防止总统阴谋夺取……制造战争的权力……既然他已经把手伸到了最高法院，……他实际上已使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的独裁者。"确实，总统手脚有些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