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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1)

书籍名:《肯尼迪传》    作者:罗伯特·达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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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迪与媒体的紧张关系进而发展到担心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在对出版商发表讲话时,他否认自己的话“是打算审查媒体应当留给任何总统和其家庭的恰当隐私程度”。他做着怪相指出,新闻和摄影记者参加每星期的教堂活动“当然于他们无害”。对于他打破艾森豪威尔允许新闻记者参加他的高尔夫球比赛的做法,他并没有表示歉意。不过与此同时——肯尼迪用人们喜爱的自我贬低方式指出——艾克的高尔夫球成绩并不包括把球击在一名秘密特工头上的事。

  但是,肯尼迪的担心并不在于媒体报道总统家庭和娱乐活动时表现出来的寻常的无孔不入精神。相反,他越来越担心的是大量流传的有关他玩弄女性的细节披露。专栏作家鲍勃·诺瓦克(Bob Novak)说,媒体界里几乎所有人都听说过,或者至少怀疑过他的风流韵事。从他当上总统一开始,一些极右翼报纸以及有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地下市场”便充斥着有关约翰·F·肯尼迪见不得人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故事。但是,主流媒体抵制这种丑闻的传播。比如,林登·约翰逊在国会上的隐蔽办公室——那是他消遣型乱性活动的场所——在他担任副总统期间是个公开的秘密;记者们私下里嬉笑林登·约翰逊的“密室”。但是,主流媒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值得因此写些什么。

  由于这种传言仅限于街头小报之类——他们靠没有根据的流言蜚语讨口饭吃——因而肯尼迪本人在刚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拿这些文章当回事。虽然这种传言——其中大部分是真实的——可能会令杰基不得安宁,但却不足以让他收敛。事实上,这种流言蜚语可能反而很称约翰·F·肯尼迪的心,因为它充实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大丈夫形象,与他那墨守陈规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虽然媒体没有走极端,总统身边的人们却担心他在政敌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而那些政敌可能会试图打破传统,用发表他那些风流韵事的方式令他难看。在肯尼迪担任总统10天后,J·埃德加·胡佛转交了一线特工关于有位女性声称是约翰·F·肯尼迪的情人的报告。“每过2、3个月,类似的公函就会从局长那里转给博比的办公室,这些并不很微妙的信号表明,胡佛正在保存并定时更新总统的一份档案材料。讹诈,”博比·肯尼迪的传记作家埃文·托马斯断定,“是胡佛达到其真实目的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即维护他自己的权力。”这同时也是胡佛博得自己的顶头上司博比欢心的一个途径。他的报告是在表明:我是你的保护者,不断及时地通报你可能需要预先得知的指控和危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关肯尼迪性生活的传言或者这方面的越轨行为本身令他在他的总统任期的头几个月里从重要的工作中分心。在11月和2月期间,他与赫鲁晓夫交换了几次和解信息。2月22日,他表示希望他们也许能够不久见面“进行非正式的意见交换,”从而为“我们两国之间更加和睦的关系”做出贡献。但是,猪湾入侵行动破坏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初步交换意见而产生的任何亲善关系。眼见肯尼迪因为那次令人窘迫的失败而处于被动防守地位,赫鲁晓夫开始了进攻。“所有人都十分清楚,”他写信告诉肯尼迪,“入侵”古巴的“武装匪徒是在美国得到训练、装备和武器的。”他允诺要给予古巴“所有必要的帮助来击退武装进攻”,并警告说,“一个地区的冲突可能会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安定。”

  肯尼迪果敢地回复说,入侵行动表现出勇敢精神的爱国者们决心恢复古巴的自由。他强调说,美国没有在该岛进行军事干预的企图,但有责任“保护这半球免遭外来的侵略”。肯尼迪还告诫不要利用古巴为借口,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煽风点火,从而威胁到全面和平。他要赫鲁晓夫“认识到,世界各个地区自由的人民并不接受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你的政府信仰什么是它自己的事情;它在世界上的行为却是全世界的事情。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决心获得自由的人民的革命。”

  肯尼迪最大的担心是莫斯科可能会利用古巴作为封锁西柏林的借口,而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东德人和其他东欧人士正逃离共产党投奔西柏林。当尼克松敦促约翰·F·肯尼迪找个借口入侵古巴时,肯尼迪回答说,入侵行动将导致与俄罗斯在柏林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危险,而他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世界和平。如果将出现再一次世界大战的话,肯尼迪相信,柏林将是战争的发源地。

  赫鲁晓夫用一封15页纸的信回复肯尼迪,再次强调他对美国干涉古巴的指控,并重申他的警告,即这决不是缓解苏美紧张关系的方式。肯尼迪明智地没有理会赫鲁晓夫的信。尽管如此,由于赫鲁晓夫在避免核冲突方面与肯尼迪一样坚定,因此这位苏联领导人抓住了总统在2月份提出的于6月3-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谈的机会。虽然赫鲁晓夫并没有明说,但肯尼迪十分清楚,被赫鲁晓夫描述成“在欧洲中心部位的一个危险的紧张关系源地”的柏林同样也是他最大的担忧。

  肯尼迪上任后的头3个月已经证明了他的信念,即国际危险应当优先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但是,由于他相信有效的外交政策部分取决于国内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团结,因而他觉得必须在国际和国内举措方面实现某种平衡。在他看来,他的麻烦在于,国内方面的提案与其说促进了国家的团结,倒不如说加剧了国家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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