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涯总统大选(3)
肯尼迪气得脸色煞白。他“非常沮丧、伤心，过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来。”他解释说，他更加关心的不是获得南方的选票，而是把约翰逊弄出参议院，因为他在参议院会扰乱肯尼迪政府的立法安排。约翰逊出来后，“我就会让（蒙大拿州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当领袖……，”肯尼迪说，“那是我可以信赖、可以指望的人。”他让奥尼尔将该信息带给劳工领导人和更大范围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跟奥尼尔一样对这一消息感到愤慨。
但是，自由主义者是很难安抚的。当一个劳工组织在11时来到肯尼迪的套间时，博比“非常苦闷，肯?奥唐奈脸色苍白，杰克?肯尼迪非常紧张。”为了解释自己决定的合理性，杰克说，约翰逊“作为多数党领袖太平庸了——所以让他当副总统要好得多，因为这样你就能控制他。”肯尼迪还试图不就这个问题做最终定论，说他看不出“（约翰逊）有任何理由希望得到这个位置。”有个劳工领袖警告说， “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会把一切都搞砸。”他们威胁要在议员席上斗争，阻止约翰逊获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杰克和博比用整个下午的时间试图解决这一难题。博比在下午2点左右与约翰逊见面，以介绍遇到的阻力，并建议他应该当共和党全国主席，而不是副总统。在约翰逊拒绝与博比见面后，他将该信息告诉了萨姆?雷伯恩。雷伯恩“深深地看了”博比“一眼，然后简单地回复道：‘妈的。’”接着，菲尔?格雷厄姆给杰克打电话说，约翰逊只会在肯尼迪“招募”他的情况下接受提名。杰克回答说，“因为有些自由主义者反对林登?约翰逊，所以我现在一切都乱了套。”肯尼迪让格雷厄姆在 3分钟后回电，届时他将结束一个会议并做出决定。在他们再次通话的时候，肯尼迪告诉格雷厄姆，“都定下来了……告诉林登，我要他。”
但是，杰克还在犹豫。他通过雷伯恩传话给约翰逊，说他将于下午3点左右直接给他打电话。见没有来电，雷伯恩便在3:30给杰克打了个电话。虽然肯尼迪答应马上给约翰逊打电话，但“他接着再次提到对林登?约翰逊的反对意见，并询问我的看法。”格雷厄姆预计南方的收益将超过自由主义者方面的损失，便敦促完全维持原计划。下午4点过后不久，约翰逊召见格雷厄姆。格雷厄姆汇报说，博比刚刚回来，并敦促他“为了党的利益撤出。”根据博比的记忆，他当时告诉约翰逊，反对意见很多，而他哥哥“认为他并不想经历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斗争。”因此，杰克希望他执掌党的大权，而他可以安排自己的人进行控制，以便为8年以后竞选总统做准备。博比记得约翰逊看上去仿佛“他已经痛哭失声。我不知道那仅仅是一种表演还是别的什么意思。但他只是颤抖着，眼含热泪说，‘我希望当副总统；如果总统要我，我就和他联手为此而战。’”博比这时口气一转，回答说，“啊，那么，好吧。如果你希望当副总统，他就要你当副总统。”
大惑不解之余，格雷厄姆再次给杰克打电话。为了掩盖自己的踯躅，同时为了让约翰逊放心，肯尼迪告诉格雷厄姆，“博比一直没有参与其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格雷厄姆相信，博比在试图阻止约翰逊加入候选人名单方面是擅自行动。博比驳斥了这种说法：“我和我哥哥关系如此亲密，我不会自己开玩笑似的想看看他是否愿意撤出。”他的解释是事实。杰克的确试图避免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但最终，他更加关心的不是得罪他们，而是迫使约翰逊撤出候选人名单后的损失——眼看着他对他在南方的竞选活动袖手旁观，或者甚至悄悄地反对。
肯尼迪并不是惟一做此盘算的人。比较实际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约翰逊将为总统候选人增添力量，同时不希望分裂党、帮助尼克松获选。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因为约翰逊承诺支持党内的民权纲领，他们反对议会席的斗争。肯尼迪家人在大会上进一步回避了这个问题——就在轮到最可能反对约翰逊的密歇根代表团进行投票时，他们暂时取消了规则，要求采用口头表决方式。虽然“赞成”和“反对”的喊声似乎平分秋色，但大会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勒鲁瓦?柯林斯（LeRoy Collins）参议员却宣称2/3的代表认可，并宣布约翰逊经口头表决获得提名。还记得约翰逊有关肯尼迪的警告的艾森豪威尔告诉新闻记者厄尔?梅佐， “我打开电视机，上面是那个狗娘养的跟随这个‘危险的人物’成了副总统候选人。”
在通过艰苦异常的竞选活动获得了提名并在没有造成严重政治损失的情况下解决了副总统候选人人选的争议之后，肯尼迪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激动心情迎接总统大选。他看到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有无数的政治陷阱需要逾越，但他对竞选活动的核心主题或者说主要方向看得十分清楚。他与大多数评论员和分析家的看法一致，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国家使命感，而20世纪50年代物质上的富卓已经演化成为一个“了无生机、枯燥乏味、安于现状、迂腐平庸”的社会，缺乏应对国内和国际问题所需要的坚毅精神。 “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繁荣是活力和健康的假像，”《评述》（Commentary）编辑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宣称。他抱怨“人们到处能够感觉到的枯燥、迟钝、焦躁、百无聊赖。”文学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将美国人描写成“一个不快乐的民族，一个没有风格的民族，不知道让人心满意足的是什么。”阿德莱?史蒂文森担心，50年代最终会落得像20年代那样的下场——个人的收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然后以灾难结束。史蒂文森问道，“超级市场成了我们的庙宇，妙语连珠的商业广告成了我们的连祷文，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可能用不可阻挡的美国式崇高使命和激励人心的生活方式来照亮全世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