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涡孟的中国学生
那年涡孟的外国学生中有一个叫酆裕坤的人，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学习了6个星期的暑期特别课程“警察组织和管理”，然后在秋季进了密执安大学。他是那里15个被中国派来学习市政管理的学生之一。1930年11月，酆从安阿博（Ann Arbor）给奥古斯特·涡孟写信说，他对“发现犯罪原因和预防方法”感兴趣，而且他希望在著名犯罪学家瑞蒙·富思第克（Rayomnd Fosdick）的文章所提供的美国数据的基础上，做一个犯罪统计的比较研究。在接下来的1931—1932学年里，酆上了加州柏克莱大学的犯罪学课程，次年夏天他回到中国，用涡孟犯罪学的科学方法帮助他的同胞们改革警察体系。
作为一个归国留学生，接受过最先进的警法训练，酆裕坤不可能默默无闻。他立刻在1932年7月应邀拜见南京的警察局长陈焯将军。不久以后，他受到蒋介石的接见。他向蒋递交了两份中文报告：一份是“世界警察力量现状”，另一份是关于研究“中国所有警察力量状况”的计划。这以后，他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南京交通处处长，改革了城市交通规章制度。1933年3月，酆第二次到了陈局长的办公室，当了他保安处的一个“特别秘书”。他马上翻译了一篇关于警察专业化的文章，刊登在《刑法和犯罪学杂志》上，并在大学里讲授被他的美国教授推崇的警察工作的“科学基础”，推广涡孟的观点。当然，他也力图寻求涡孟的帮助，效仿柏克莱警察署的通讯系统，在南京装起了直线报话机，以引进最先进的刑警技术。
1934年3月酆裕坤受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邀请，去杭州当警察训练部主任。浙江警察学校是新国民党政府培养干部的主要机构之一。它在北伐刚结束时由朱家骅领导建立，朱在1926年是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头目，协助戴季陶在学校中进行对左翼分子的大清洗。次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他是在这个职位上建立浙江警校的。作为“地方自治专修学校”的校长，朱家骅保证了警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当他于1930年离开省政府的职务时，他确保了该学校掌握在他所信任的人手中，此人便是史承志。不过，史承志担任警校校长的时间并没有超出1932年：王固磐于1933年接替了他，而赵龙文又在1934年成了该校校长。
酆裕坤是被任命在警校担任要职的回国留学生之一。另一个在国外受训的警察专家是梁帆（音）博士，他原是学农业的，也是一个秘密特工，在里昂警察实验所当过法国法医学家洛咖（Locard）博士的助理梁从里昂结束学习回国时，身边有两个法国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侦探，她后来当了浙江警校女警察的头儿。他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整套警察实验室技术设备，包括发射学、毒品学、手迹分析以及指纹调查所需要的所有器具和化学材料。这些设备形成了中国在上海国际租界警察部门以外的第一个法医实验所的基础。尽管后来梁作为法医学家的能力受到怀疑，但他当时立刻在警校里开起了警察实验最新技术的课程。
第三个重要的回国留学生是涡孟的另一个弟子，叫余秀豪（Frank Yee）。余是广东人，在旧金山的中国人圈子里很有名气，他请涡孟在这个警察名牌学校给他推荐工作。于是涡孟给酆裕坤写信谈了余秀豪的事。当余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远洋轮到达上海时，酆裕坤与他的“许多表兄弟们”一起在码头上迎接他。适应期过后，他在浙江警察学校得到一个位置。他后来发现，这位置是“全中国这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而且即使在蒋介石眼里也是“所有这类警察学校”里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