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上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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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接一电话，上来就问我挣钱不挣，我说你丫没病吧，我知道你谁呀，对方说连我都听不出来，我说听着耳熟，有点儿像给唐老鸦配音的那人，他说我你大哥，我说我还你大爷呢，他又说我找你写过剧本呀，这么快就忘了。哦，原来是那个被王大鹏逮起来的影视公司老板。
我问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说根本就没进去，上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他弟弟，出了事他弟弟顶着，而且合同也是他弟弟签的，所以他至今逍遥法外。他还说最近又成立了一公司，还搞影视，问我想不想入伙，我说上回忙乎了半天，一分钱你也没给我，这种事情你还是找别人吧，他说那件事儿是我不对，不过这次绝对是真的，我要是骗你我就是孙子，你要有兴趣，我们就继续合作。我说，那好吧。
就这样，我又有了工作，跟随一个五人的摄制组拍摄文娱片，制作完成后卖给北京台和各地方台播出，所以我们的名片一律印制“北京电视台编导”的头衔，以便各处招摇撞骗。名片这东西可不就是明着骗。
这里有我两个同校师兄，先我进来一个多月，管技术的，我还他乡遇故知似的没事儿就找他们聊天，可他们对我严冬般寒冷，简直热脸蛋贴到冷屁股上，后来瞧他俩那操行，我也懒得搭理了，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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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老板从哪儿弄了一辆“别克”，每天都是一个人开着它上班工作，回家睡觉，喝酒洗澡。后来不知道他从哪儿挖来一个野模儿，她整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陪伴老板上班工作，回家睡觉，喝酒洗澡。再后来，这个女孩成了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女孩叫阿灿，人漂亮，文化低。一次我们赶了个大早，去某风景秀丽的河畔出外景，摄像机位摆好了，反光板打好了，话筒吊杆也架好了，只要阿灿把几段串场词说下来就OK，可她的表现让我们大失所望，不足百字的台词，反复说不利索。太阳越升越高，我们缩小了摄像机的光圈，阿灿对着摄像机仍然吞吞吐吐，词不达意。吃过午饭，我们继续拍摄，情况如初，太阳慢慢向西边靠拢，我们又增大了光圈，无奈地看着阿灿对着摄像机语无伦次。终于，在深夜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拍摄，幸好出门的时候我们多个心眼，带了照明灯。
老板看了这期节目的样带，并未对内容做出具体修改意见，只是说以后最好白天出外景，别赶在晚上。我们点头说是，有苦难言。老板还说，主持人出镜时一定要打出字幕，让全国人民认识我们的主持人。我心说，主持人是你一个人的，不是我们的。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在拍摄前三天便将台词交给阿灿，台下三天功，台上一分钟，希望她能在拍摄的时候一气呵成，可阿灿根本不往心里去，面对摄像机的表现依旧拙劣。我们不好说她什么，也许她确实繁忙，总被老板使唤，就像我们被老板使唤一样。尽管同为使唤，性质却不一样。
制作节目时，我们自始至终将画面上打上阿灿的名字，老板见有了名字，便不再审查节目质量，我们也算得以过关。
后来公司接了几个广告的活儿，涉及产品从塑身内衣到男士营养液，老板要求一致以阿灿为拍摄主角。我们只好照办，拍内衣广告的时候，让阿灿在不暴露过多风情下，以坐、卧、站、趴等姿势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一番，拍壮阳口服液的时候，把阿灿脸蛋画得红红的，一脸的幸福，旁边一个面黄肌瘦、跟柴鸡似的女人不无羡慕地说，“我老公工作忙、应酬多，到了家就筋疲力尽，哪像你们家那位。”这时阿灿说，“心动不如行动，多亏有了XX口服液，他好我更好！”
这样，当我们的节目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不仅主持人是阿灿，连中间插播的广告都是阿灿拍的，阿灿铺天盖地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为人民所熟知。老板得意地说，要的就是这样。然后和阿灿钻进“别克”，向灯火阑珊处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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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绸道模特公司办了一个全国大赛，阿灿要参加，老板不让，他清楚这里面的暗道玄机，怕她跟别人跑了。但阿灿执意参加，她说你是我什么人，你又不和我结婚，我干嘛要听你的，把老板问卡了壳。他只好说，随便你吧。
比赛那天，阿灿自己花钱买了门票，邀请我们去现场加油，老板找了个借口，没去。
比赛在电视台的演播大厅举行，非现场直播。我们坐在第三排，第一排是评委，第二排是赞助此赛事的各企业老板。
在隆重的音乐声中，女模特出场了，身着晚礼服，仪态端庄，婷婷玉立，台下掌声雷鸣。我们看到阿灿挂着29号牌子款款走来，龇牙咧嘴，倍儿高兴的样子。
女模特第一轮展示过后，开始男模特亮相，观众纷纷离开座位去上厕所、抽烟、打电话，转眼间所剩无几。男模比赛在冷冷清清的观众和稀稀拉拉的掌声中草草结束，女模泳装大赛开始，观众不知从何处突然冒出，现场再次座无虚席。
女模们穿着比基尼在台上扭腰摆臀地走来走去，光彩夺目，还往腿上抹了油，两条腿又长又白，长得跟等着下锅的油条似的。个别女同志因为臀部丰满或裤衩太小，而露出两侧屁股蛋子上的肉，明晃晃的，其中一个模特一定是大病初愈或带病参赛，我清楚地看到她屁股上还有两个针眼，一边一个。
更绝的是，泳装展示的背景音乐居然用二胡民族小调，多数选手面无表情地在台上走过，腰间挂着自己的号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谁家过不下去了，在卖姑娘。
这一环节阿灿穿了一身火红的比基尼，分外妖娆，表现极为突出，我听见坐在前排的一个老板对评委说：“我去找29号聊聊。”就去了后台。这个老板我们都认识，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是某知名民营企业的老总，曾放话，他的企业在未来五年内将成为国际品牌，登上世界的舞台。
不一会儿，该老板回来了，微笑着说：“搞定了，你们控制一下吧。”然后塞给评委一个挺厚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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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综合素质考察，我们替阿灿捏了一把汗，太清楚她的底子了。但阿灿的表现出乎意料，用口若悬河描述都不为过，让我们惊讶不已。这时候评委回过头向那个老板会心一笑，后者回复了微微一笑，说，非她莫属了吧。
而另几个模特在此环节中的表现都不尽人意，被主持人问得瞠目结舌时，台下居然响起了女观众幸灾乐祸的笑声，评委又回过头跟老板说，没人罩着就是不灵。
本次大赛设立了秀发、肌肤、气质、上镜、网上人气、风度、身材、潜质、亲善、形象、台风等奖项及优秀奖十名，季军三名，亚军两名，冠军一名，所有参赛选手无不手捧奖杯，满载而归，却苦了主持人，一口气要念这么多人名。
阿灿不负众望，拿了冠军，却让我们的老板失望至极。
随后的颁奖仪式，各企业老总走上舞台，满面淫笑地向佳丽们颁发奖品。那个民营企业的老总将金灿灿、看上去沉甸甸的桂冠戴在阿灿的头上，可能是阿灿脸小得可爱，桂冠几次从头上滑落下来，看来冠军不是谁都能当的。但别的不说，至少阿灿有身材有脸蛋，就算对得起观众，不像几家企业的女领导，说不利落“祝本次大赛圆满成功”的话倒也罢了，偏偏还要让模特们簇拥着她风韵不存的身体合影留念，也不嫌砢碜，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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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比赛让阿灿一举成名，人往高处走，阿灿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老板甲，跟了老板乙。她说她也没办法，因为比赛那天，她和那个老板在后台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能保证她获得季军以上的名次，而代价就是三年内的一切行动听从他的指挥。当时阿灿太想获奖了，想都没想，就签了。
告别那天，前老板说我开车再送你一程吧，阿灿说不用了，我的车就在外面，我们送阿灿出来，见一辆火红的“宝马”跑车正停在公司门口。
后来得知，阿灿同我年龄相仿，生活水平却超前我许多，也算自食其力，劳动所得。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仍旧无法彻底平等，只要女人有模样，能比同龄男人至少提前10年实现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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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灿走了，就没了主持人，原节目也换了，被改为演播室的谈话栏目，每期策划一个主题，都是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然后高薪聘请三个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拍完了依然全国播出，节目就叫《三国演义》。
正好这段时间美伊战争打响，于是选题多以此为主，三个四十好几的男人，正经事儿不干，整天没完没了地拿萨达姆开涮，既满足了自己唾液飞溅的欲望，又挣到钱，我算看出来了，凭张嘴就能吃饭的职业有两种，一种是叫花子，一种是主持人。
除此之外，公司还揽点儿广告、专题片一类的屁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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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在机房剪片子，其中一盘外景素材是在东方广场拍的，我在带子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进了大楼。我倒回带子，重放一遍，那个身影再次掠过，太像雷蕾了。我又倒回带子，将画面定格，这只是一个侧面，我不能完全肯定她就是雷蕾，但是，画面中人穿了一双扎眼的黄色运动鞋，这双鞋我见雷蕾穿过，难道就是雷蕾？
我找到那天的摄像，问画面上的时间，他说是上周五拍的，大约早上八点半，拍完这个画面后，就去了王府井的小吃街喝豆汁，喝完豆汁他看了看表，八点五十，想想没啥可拍了，就回了公司还机器。
那么雷蕾在这个时间进入这座大厦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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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每天早上八点半不到，我便等候在东方广场的电梯口，目不转睛地在过往的人群中寻找雷蕾的身影，等到八点四十，就坐地铁赶往军博，我的公司在那里，九点钟还要上班。有一天我在门口苦苦等待的时候，居然有人把我当成写字楼的保安，让我去帮他们抬桌子，抬完桌子我差点儿又上班迟到。
这种事情以前也在我身上发生过。和潘娜好的时候，我每天都早早起床，去她家马路对面的早点铺，边吃边等她。自行车铃一响，就代表她来了，听到清脆的响声，我一抬头，便看到她向我招手，于是把剩下的两个包子塞进嘴里，抹把嘴跑出去，和她一同骑车上学。
有些时候不知道谁那么讨厌，好像知道车铃是我们的暗号似的，打这儿经过就按两下，我抬头一看，不是，就低头继续吃，刚吃上一口，车铃又响了，我又抬头一看，还不是，便又低下头喝粥，才把勺拿起来，又听见车铃响了，再抬头一看，依然不是，于是我就不再理会，只顾低头吃自己的，任车铃响遍大街小巷，直到粥足饭饱，才仰起脑袋，看见潘娜背着书包站我面前，怒不可遏：“吃吃吃，就知道吃，我车铃都按坏了！”
还有时候我去的早，而潘娜又磨磨蹭蹭，我吃完了她却迟迟不来，服务员开始撤餐具，边收拾边说：学生，吃完了就走吧，早点儿去学校看看书，别跟这儿耗着，我们这里不宽敞，那边还站俩老头等着喝炒肝呢。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一咬牙：我还没吃饱呢，再来一碗馄饨！
有一次潘娜生病，没来上学，可是我并不知道，左等右等她不来，服务员已经撤了我两遍餐具，但为了能坐着等，我还是叫服务员再上一屉包子，服务员瞪大了眼说：你再吃可就三屉了！我说：您这儿的包子太好吃了，一会我可能还吃第四屉。
吃完这屉包子，我彻底坐不下了，挺着肚子去找潘娜，当得知她发烧今天不去上学后叫苦不迭——三屉包子，一共三十个，还有两碗粥，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晚上回到家，看见妈为我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我直翻白眼，妈以为我病了，得了厌食症，找出山楂丸给我吃，我说我想吃酵母，妈说看来真病了，发烧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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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雷蕾就更辛苦了，不要说边吃边等，连坐的地儿都没有，一次我实在是站累了，就打算坐地上歇会儿，还没等蹲下，就过来一个保安说：要饭一边儿要去，出门左拐，那儿有地下通道。我一听就不高兴了：我哪点儿像要饭的，要饭的有我这样的吗！我指着身上的名牌衣服说。保安说：名牌怎么了，要饭的就不能穿吗？看来责任不在保安，在要饭的身上，你们穿的越来越好，一点儿职业特点都没了，太伤我们自尊了。
东方广场门口倒是有咖啡馆，里面也卖早餐，但不是我消费的地儿，假若我天天泡在这里的话，工资连保证我每天早上吃饱都不够。我可能吃了，特别是早点，通常是一碗豆腐脑，两个茶鸡蛋，三张糖油饼，如果是油条就得六根，这都是潘娜培养出来的。
等了几天，我突然感觉自己很荒唐，有一点足以让我放弃这种做法：如果那天雷蕾仅仅是路过此处呢？
于是，我每天多了二十分钟的睡眠，不再去东单坐地铁上班，改从家直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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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某地自清末明初就是贫困县，每年靠国家救济度日，今年又逢百年不遇的暴雨，水灾严重，国家救济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当地政府想出一计，请来北京媒体，对该情况加以报道，以得首都乃至全国人民的援助。
因为公司刚给当地一家企业拍过广告，赚了一些钱，这次人家打来电话，请我们过去，一切费用对方负责，老板说那就去吧，做人要讲良心，于是我受命扛着摄像机去了机场。
这次行动老板给我指派了一个公司的摄像，我没要，他根本不是摄像的料。上次拍《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女嘉宾，前卫作家，穿了一件薄若蝉翼的衣服，他为了看得更清楚，就把特写镜头推至人家胸口处，倒是真能看清里面胸罩的花边，可是画面没法用，看不见脸，只有一个随呼吸起伏的胸部，白白浪费了两盘带子，他却说没关系，回头卖给哪个AV导演用。
我上了飞机一看，全是脸熟的北京记者，摄像机、照相机，长枪短炮，当地政府真挺下本儿。
下了飞机，欢迎队伍分列两旁，我们踩着泛黒的红地毯，走上大巴，前面警车开路，后面人群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坐了近四个小时的汽车，终于抵达贫困县，一路颠簸，人困马乏。我们被带进县政府宾馆，酒席早已摆好，没看出贫困在哪里。
众人就坐，县长举起酒杯，抑扬顿挫说：“欢迎大家来我县视察工作，鄙县穷山恶水，生活艰难，为表谢意，特备酒席一桌，菜陋饭简，不成敬意，我代表县人民政府、人大常委，敬大家一杯，祝各位身体健康，合家欢乐，事业有成！”然后一仰头，把酒喝了，我也不得不干掉杯中酒，因为刚才县长的义正言辞让人感觉，如果不喝，就是跟政府作对，就是人民的公敌，天理不容，就地正法。
随后，县长边给众人倒五粮液，边倾诉苦衷，山珍海味络绎不绝地端上来，在这里，我吃到许多平生第一次吃的东西。
这哪儿是扶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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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众人对饭菜的兴趣远胜于县长的讲话，县长知趣地闭上嘴，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咀嚼，直到盘干碗净。然后，县长邀请我们出去坐坐，说下面还有节目，几个记者立马来了精神，眼睛开始放光。坐了一天的飞机和汽车，齁累的，我早没了闲情逸致，就提前告辞，回屋睡觉了。
房间是早已准备好的，为了方便，还是一个人一屋，想的够周全，其实大可不必。进了屋，见桌上摆了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烟酒茶糖还有招商项目指南和投资手册各一本，明显是让我们带走的。
可是到了离开的那天，为了轻便，我还是将两本书放回桌上，也不知哪里来的兴致，还在墙上题诗一首：《意思》
烟酒茶糖
我带走
意思领了
剩下的两本书
就不拿了
千万别说我
不够意思
的确，这样做挺对不住人家的，不过，我估计大伙都这样。除了给收破烂的，否则这两本书永远送不出去。
后来，临上飞机，我看有人拎着手提袋去了小摊儿，把东西换成了人民币，说是拿着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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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洗去一路的风尘仆仆，我躺在床上刚打开电视，电话就响了。这种时候打来的电话一般都是挣钱的，我考虑是否接听。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我拿起话筒。
“先生，需要小姐服务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听着像东北的。
我问：“都有什么服务？”
“啥都有。”果真是东北的。
“那就聊聊天吧。”我说。
“行，我上去找你。”对方已经迫不及待。
“不用了，就电话里聊吧，姑娘，多大了？”我说。
“大哥，别耽误我挣钱，完了事儿你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倒是直接。
我说：“这么着吧，你先问问别的屋，如果实在没买卖，你就给我打电话，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聊聊天。”
姑娘说：“光聊天哪过瘾呀，大哥不远千里到了这儿，还不高兴一把，让我上去帮你放松放松。”
我说：“你要是免费放松就上来，我没钱。”
姑娘说：“大哥真会开玩笑，没钱还能住酒店？”
我说：“不是自己花钱。”
姑娘说：“真羡慕你呦，有吃有喝，还能报销。”
我说：“我们是报销，可也不是什么都报。”
姑娘一笑：“你能报销我也没有发票。”
我说：“你怎么干上这行了。”
姑娘说：“我家在农村，从小就坎柴、喂猪、做饭，没钱也没时间上学，现在家里把这些繁重的事物教给我妹去做了，我有了时间但还是没有文化，找不到工作，就趁着还不老出来挣点儿钱，养活父母。”
我说：“那就不耽误你挣钱了，你先忙，没事儿再聊。”
姑娘失望地挂了电话，再也没打来。兴许是做成一桩买卖，不知道该不该祝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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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这里是一个鸟都拉不出屎的地方，但第二天我还是大便告捷，在这一点上，我老是这么规规矩矩，有条不紊。
在县长的指挥下，我们跟着几个民兵上救生艇，准备深入水灾实地拍摄考察。几个记者说晕船，不上去了，就在岸上扫扫外围吧。县长语重心长地说，我县人民的未来就在各位的手中，然后给大伙鞠了一个躬，率先走上皮艇。毕竟吃人嘴短，昨晚那么丰盛的款待，不是白享受的，一县之长又已做出表率，还有什么可说的，硬着头皮上吧。
经过近两个小时有惊无险的漂流，终于安全靠岸。原来总说自己不容易，现在见了灾区人民，才知道何谓真的不容易，回北京后我一定要好好写写，一个记者如是说。县长说，谢谢各位，酒宴已经备好，给大伙压惊。
又是一顿饕餮大餐。
饭后，本次行程即将结束，欢送仪式异常热烈，鞭炮齐放，礼花纷呈（尽管在白天），跑旱船、耍狮子，好生热闹。
我们与当地人民依依惜别，坐上去机场的长途车。登机一个半小时后，飞机渐渐驶出一片蔚蓝，天空愈发阴霾，北京快到了。
有人开始唱：“北京的天是不晴朗的天，北京的人民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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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飞机，我扛着摄像机回公司交差，正好赶上发钱。
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我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感受：钱拿在手里的感觉真好，这东西太神奇了，当你把鼓鼓囊囊的钱包放进牛仔裤的屁股兜里时，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收腹撅臀，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屁股有多他妈的性感。跟谁也不能跟钱过不去。
但领了几次，我又产生了这般感受：暂且不论钱的多少，每月这般周而复始地工作、领工资、再花掉，有什么意思，难道生活就这么乏味吗。
待业的时候，每天在家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情，物质匮乏，精神却充裕。上班以后，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完全解决，精神却饥渴起来。
平心而论，我确实为每月领工资的生活兴奋了些日子，特别是发钱当天，喜悦是按捺不住的，但经历了几次后便感觉无聊，生活的意义仅在于此吗。有了钱又有什么用，况且这点儿钱还远没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即便钱真多到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程度，那花钱还有什么意思。当然，此话为时尚早，或者就是天方夜谈，但生活的无趣，我已深有体会。
现在的工资是我当学生时候生活费的几倍，那时几百块钱就能让我过得倍儿开心，如今钱多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意思不是说钱多得花不出去，在北京有多少钱都不够花的，我的意思是我花了钱却买不来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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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各个时代的同学中，最有钱的居然是一个连大学都没考上的傻逼，高中时候没有人瞧得起他，长得贼眉鼠眼，肥头大耳，一脸淫荡相，上面都是包，一看就是色憋的，说话娘们儿腔，上黑板做题的时候拿粉笔都是莲花指，还爱招猫逗狗，一副欠揍的样儿。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成为我们班挣钱最多的。据说因为他在家看了几年CHINA DAILY，没事儿就对着镜子用英文自言自语，平时在中关村给人打工，然后就顺利进入国外某著名电脑公司，任技术维护，主要工作就是接听客户电话，为对方排疑解难，如果碰上他也不会的情况，就拿着听筒冲对方喊：“喂，请大声一点，我听不太清楚，请再大声一点，我还是听不清楚！”然后就挂了电话。如果你遇上这种情况，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接电话的那孙子就是他。
该同学活儿虽然糙，但收入丰厚，经常拿着存折去迪厅找姑娘，看见顺眼的，就对人家说：“姑娘，跟我回家吧。”姑娘瞟他一眼说：“德行。”他不慌不忙，将拿着存折的那只手放到姑娘胸脯上说：“跟我走就告诉你密码。”姑娘接过存折，看看里面的数字，说：“帅哥，今晚我是你的。”
我们无论谁提到他，气都不打一处来，认为苍天对自己极其不公平，或者说对他太照顾了。后来听说这个同学得了性病，他还引以为荣四处炫耀，以此证明自己威风八面，见多识广。
说实话，如果这个同学混得不像现在这么耀武扬威，而是被车撞了或者去要了饭，我们对他的感情不会如此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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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存折，我也有一个，刚上大学的时候父母给的，里面存着人民币若干，够我每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有计划地花才够）。开学初的时候，里面的数额比较可观，可到了期末考试，有时甚至期中考试刚过，里面便会空空如也。那时候我在银行的交易窗口经常是绿单子（取款单）进去，人民币出来。
每当我把绿单子递进交易窗口，听到营业员在窗口那边“唰唰”的数钱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递出来的时候，便心旌飘荡起来——一会儿就可以用这些钱换取欢乐了。
现在自己也挣了钱，虽然不多，却想把它（们）存入银行，并希望这个数字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雪球并没有越滚越大，经常是红单子（存款单）进去没两天，绿单子又进去了，还有时候入不敷出，拆了东墙补西墙，所以雪球总是大一公分又融化十毫米，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只有碰上意外之财（揽点儿私活，或者路边捡个三块五块的），才能让红单子进去后绿单子不跟进去。后来我发现，挣我这么多钱还存，简直多此一举。
虽然这样稀稀拉拉挣到的也是钱，但我认为钱不是这样挣来的，怎么挣的，我还没发现，但我必须发现，因为男人挣钱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理所应当。
我的存折上面的数字始终没有超过五位，最悲惨的时候，加上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有效数字才勉强够四位。我不渴望成为百万富翁，只想先当个万元户过过瘾，但连这一愿望都难以实现。如今这个“万元不是户，十万不算富，百万刚起步，千万才算数”的时代，我想滥竽充数都这么难。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花时才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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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的时候和先于我工作的中学同学吃饭，他们在饭桌上只提两件事情，女人和钱。我对前者倒饶有兴趣，因为年龄到这了，身不由己，而后者在当时并未对我产生吸引力，我自恃清高，认为他们俗不可耐，可现在当他们再约我吃饭的时候，我往往为挣钱（虽说是工作，但要是不给钱就让我干活，打死我我也不干）而忙得不亦乐乎，没空儿，他们就说，你丫现在怎么比我们还现实。
至今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如何完成由一名慵懒的学生到金钱爱好者的转型的，好像就在一夜之间，我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找寻致使自己如此的原因，突然发现，身边的所有人，除了小学生们正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外，芸芸众生无不在好好挣钱天天向上。
记得我直到高二的时候才知道学习是要用脑子的，老师和家长欣喜若狂地夸我开了学习的窍；而现在，我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是否算开了生活的窍，领悟到其中的真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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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么说，但我远没到那种为了钱能抛头颅、洒热血，不惜将尊严、人格踩在脚下去获得的程度。没了钱我还能活，活着不是为了钱。
人的欲望无外乎两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具化为金钱，后者能进一步抽象为理想，尽管有些人的理想就是赚钱，但在我身上，两者还是分开的，若干年前，我非常倾向于后者，现在两者出现了对峙，我深信，若干年后或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前者，而现在，我能做到的就是将这件事情延期发生，或索性立即发生。
难以想象，我失去其一，或只拥有其一会是什么样子。假如人类满是欲望，世界将会怎样；假如人类失去欲望，世界又会怎样。
欲望就像发面，时间越长，膨胀得越厉害，因而对我们而言，难的不是改变命运，却是安心满足现状。
当听说有人比自己挣钱多，我心里就开始忿忿不平，决心换工作或要求涨工资；而当听说有更多人挣得比自己还少的时候，涨工资、跳槽的愿望便不再强烈。人就是这么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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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不久，公司就没了业务。北京出现非典，为了减少传染和被传染的几率，电视台每天不再制作和播出新节目，只找些老掉牙但被誉为经典的电视剧打发观众。
没有活儿干，自然就没有钱挣。老板说事已至此，他也没辙，人算不如天算，不想干了，可以回家，要是还想干，就每天准时上下班，只发五百块钱基本工资，他相信SARS终将被人类战胜，到那时候，公司必会财源广进。
北京各行业受SARS影响，普遍萎靡，躲人还躲不及呢，更不会招聘新人，这时候离开公司不是明智选择。五百块钱是太少了点儿，但面临一场不知何时才能被征服的疾病，与其在家一个人无聊，不如去公司让大伙陪着一块无聊，钱不钱的先放一边。
公交车是不敢坐了，又新买辆自行车，排了老半天队。每天带着口罩骑车上班，一看见路边的宣传栏上写着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手挽手，我就心头一惊，这样抗非典，不传染等什么呢。
北京市民戴口罩总动员开始，你戴我也戴，戴了口罩，大街上的每个姑娘看起来都美若天仙，无论鼻梁有多塌、牙有多黄、几个鼻孔、长没长胡子，凡是口罩之内的部位，多丑陋也被美化了，只要眼睛不小得眯成一条直线，都能赢得极高的回头率，对一些女性而言，这在平时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口罩在北京早已脱销，老歪和白玥没买到，但为了防患于未然，就自己动手，将胸罩改了口罩。白玥的内衣多以红黑为主，戴着太张扬，因此她又现买了几个白色胸罩，把背带剪去，将剩余部分从中间一分为二，一副胸罩够两个人防非典用，他俩单独行动的时候，旁人不留意倒看不出什么，但同时出现就显得很滑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捧腹大笑。面子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为了健康地活下去，他们不顾外人耻笑，我行我素地戴着胸罩做买卖。可胸罩的海绵层太厚，而天气又日渐炎热，老歪戴一会儿就喘不上气来，额头直冒汗，白玥又特意为他买来超薄型胸罩，一百多一件，看着老歪一剪子下去，白玥心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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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利用坐班的八小时，我在网上下载了一部《水浒》，每天看十章。也不错，有书看，偶尔整理一下片子，还发工资，就是上下班的路上辛苦点儿，可我认为值，在家一天我真不见得能看十章。但时间久了，我又烦了。
两个多星期后，一百二十回的《水浒》看完了，我又下了一部《金瓶梅》，没几天又看完了，后来索性把网上名为《银瓶梅》、《铜瓶梅》、《铁瓶梅》、《铝瓶梅》的文章都看了，只有看看这些，消磨时间，否则就无事可做。这一时期，与我打交道最多的女性就是潘金莲。
从小到大，各类型女人在各个时期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先是《西游记》中女妖怪，妖娆美丽，本领高强，有杀人不眨眼的，有肚脐眼吐丝的，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极深的印记，但那部戏好像除了火了六小龄童，其余人都销声匿迹了，特别是那些饰演艳丽妖精的女演员，难道她们真的成为妖精，在人间蒸发了？
后来一个日本演员，叫内田有纪，我因为看过她演的一部名为《热力17岁》的电视剧而对其情有独钟，那年我14岁，梦中情人就是她那样儿。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对白领女性萌生兴趣，当时理想中的女子是：长发细腰，却不一定丰乳肥臀，出了门，往大街上一站，看见红色就招手，打开车门就上，管丫夏利还是富康，上车后一句哪哪哪，然后摇下车窗，兀自点上一根烟卷，对司机的搭讪不予理睬，当司机从反光镜里偷看的时候，提醒他不要东张西望，注意前面过马路的老太太，到了地方，留下相应数目人民币，不索要发票，下车熟练，“砰”地将车门撞上，扬长而去。
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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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上学期间打工的经历计算在内，这已经是我的第五份工作，可无论在哪里，做什么事情，我总有一种虚度光阴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在为自己忙碌，而是在出卖劳动力，以此换得生活所需。
事实就是如此，无论做什么，当我们刨根问底追问“为什么”的时候，会倏忽发现，一切行为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
做什么才不算浪费时间呢，睡觉，只有觉是给自己睡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把睡觉看成最讨厌的事情，可能是他咖啡或茶喝多了吧。
这就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我相信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不同的认识。就好像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如果砸到我的脑袋，我会扬起头骂一句操你妈的，然后捡起苹果擦擦吃掉，心满意足地离开；如果砸到某个农民兄弟，我想他会赶来马车，不等熟了，把苹果全部摘掉，然后驱车前往农贸市场；幸好这个苹果砸到的是牛顿，也算长了眼睛。
每当工作时候感觉空虚，我就听见尼采说：“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不喜欢‘职业’，正是因为他懂得召唤自己。”我想说的是，尼采，你丫别再害我了。
我就不信我不能呆在一个地方踏下心来干个不说三年五载，一年半载总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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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旗帜，挂在旗杆上才会迎风飘扬，那么人类生活的支柱是什么：拼命挣钱，养家糊口，封妻荫子，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还是沽名钓誉，活出个人模狗样，让万人瞩目？或者回报辛勤耕耘、忍受分娩之巨痛而生育了我们的父母，是他们一把屎一把尿将我们拉扯大，为我们换洗尿布，供我们吃穿，接受文化教育，母亲安慰女儿初潮别紧张，父亲告诉儿子遗精很正常，我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有爸妈撑腰，但这些我们一辈子也偿还不清，顶多给点利息。这些都不是我生活的动力，我的生活没有支柱，我是一面无杆可挂的旗子，只能任风摆布。
这段时间，我的幸福就是周五下班路上花5块钱买本小说，回到家不紧不慢地吃完饭，再看会儿电视后，把窗帘拉上，台灯打开，该撒的尿撒了，然后钻进被窝看小说，看困了算，一觉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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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总抱怨工作没劲，爸说你才上了几天班就烦了，我和你妈工作了一辈子都没抱怨过，你现在回家吃现成的，我那时候还要负责做一大家子的饭，你们现在有电脑了，可以玩游戏、上网，我们那时候有个屁，除了桌椅板凳，就是一杯茶水和两张报纸，三十多年了，我们还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是呀，他们那时候没有网络，每天都是怎么过来的，坐着发呆，站着唠嗑，还是尽心社会主义建设？真是一代人一个活法儿。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一天的生活从早上睁开眼去上厕所开始，到睡前再上趟厕所结束。
一个周末，在家呆得甚是无聊，好不容易熬到了吃晚饭，吃完后爸点上一根烟说：一会儿你把碗刷了。我撸起袖子，走进厨房，看着眼前的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心想，真他妈没劲，但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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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肆虐，患者有增无减，人心惶惶，天下大乱。
老板终于实行了人性化的弹性工作制度，每人每周值班两天，其余时间呆在家中，不准乱跑，咳嗽发烧立即拨打120。
我心中窃喜：一周歇五天干两天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饭馆取消了四人以上的大餐桌，毕业生们无心再吃散伙饭，幸好我不是今年毕业，否则该多郁闷。毕业本是一次生离死别的过程，许多人这辈子难得再相见，即便上学时候形影不离，好在我们毕业那年可以大吃大喝，肆无忌惮地抱头痛哭，现在除了豁出命去，散伙饭的壮观景象已难得一见，大家总不能带着口罩，吃着泡面，端起一杯板蓝根互相干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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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严重，闹得我哪儿也不敢去，闷在家里混日子。我又在网上碰到茶杯里的叶子。
她：好久不见，我以为你得非典了。
我：你就不能盼我点儿好吗。
她：最近忙什么？
我：忙着生活。
她：同志辛苦了。
我：你的生活好像挺滋润，傍了大款吧。
她：蒙对了。
我：真的？
她：骗你干嘛，我现在养尊处优。
我：我们劳动人民和你不是一个阶级。
她：有工作了？不是社会寄生虫了？
我：瞎干呗。
她问我在什么公司，我如实回答，反正公司这么多人，她知道我是谁。她问我上班都干什么，我就把公司网址发给她，说这里面涉及到的我们都干。过了一会儿，她说在网站上看见公司的全家福了，问哪个是我。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这张照片上，拍摄的时候，我正好去了湖北那个发大水的县城。
我故意把照片上最丑的男人说成就是我，这样见面后才不会让她失望，果然引来她的诧异：啊，你长这样呀！
我说其实我本人比照片上帅多了，她说甭解释，照片上的形象已经比她预想的好许多了，我说，靠，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我问她长什么样，她说你想知道可以和我见面呀。我正求之不得，早就想看看能傍上大款的姑娘长什么样了，万一哪天我成大款了，也有个思想准备。
我说你不怕传染非典吗，她说你要怕那就算了，我说我不怕，我戴口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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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约好在北太平庄的一家茶馆见面，标志是我把一包中南海放在桌上，而她的面前会摆上一杯白水，里面没有茶叶。
大家都不敢出门，街上没有几辆车，交通顺畅，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到了茶馆，北京如果老这样就好了。
为谨慎起见，进了茶馆我依然没有摘掉口罩，也没有把中南海放在桌上，而是随手从书架上抄了一本旅游杂志，心不在焉地翻看。茶馆里还有几个人，但一定不是她，这几个人都是男的，岁数都不小了。
时间快到了，我开始留意每个进入茶馆的客人。有人进来，有人出去，但没有她。幸好几个单身男士也在等人，我可以夹在他们中间滥竽充数，也幸好没人桌上放着中南海，要不她一会没准儿就张冠李戴了。
这时，进来一个穿T恤衫的女孩，戴着口罩，举目四望，像在找人，我赶忙装作看书的样子，用余光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看了一圈，没有发现要找的人，便在我斜前方坐下，与我面对面，仅从眉宇间看，她的模样还不错。服务员拿着茶单走过来：小姐，您喝点儿什么茶？她说：一杯白水。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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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上来了，她并没有摘掉口罩，只是看了一眼表，或许在埋怨我不守时。其实我早到了，你要是摘去口罩，露出真面目，样子不太难看的话，我就跟你打招呼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表现出不耐烦，我也等不住了，心想把烟掏出来算了，但就在这时，她摘掉口罩，喝了一口水，我发现她居然是潘娜。
我不相信会有如此巧合，就掏出手机，拨打了茶杯里的叶子在网上留给我的电话，同一时间，潘娜的手机响了，她接听：你怎么还没到，我已经在茶馆里了。
声音从我的斜前方和手机中分别传入我的耳朵，真真切切。
北京，这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还是太小了。
我挂掉电话，掏出中南海放在桌上，摘掉了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