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考验与挑战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应负起战争责任。
印度的参战完全没有与印度人民磋商，甚至印度立法议会事前也未曾听说，这不能不引起印度舆论的强烈不满，并遭普遍反对。
印度国大党早在战前即已表明它一贯的反战立场。在1936年的竞选宣言中，它表示将坚定不移地“反对印度参加一次帝国主义战争”。1938年初，国大党领导人曾抨击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斥之为对民主的叛卖。1939年春，国大党曾警告说，它不会为别人的利益而战。尼赫鲁更是明确宣告，印度是否参战只能由人民决定，英国强加的任何决定都必将遭到反抗。
印度总督为试探国大党领袖时英国政策的态度，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首先召见甘地，对此广大群众和国大党要人都表示反对，但甘地执意前往总督府。他以个人的名义向总督表示，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不可能支持战争，但出于纯人道的考虑，他同情英法。他还就自己与总督的会谈发表了公开声明。
甘地与总督会谈的声明发表后，引起各方论议和猜疑，甘地为此在9月8日发表了题为《我的同情》一文，解释自己对英法的同情是基于理智，因而希望和他持同一观点的人支持他的看法。
9月10日，大印度教会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英国作战以保卫印度，但盼扩大中央政府，并多征募印度兵员。18日，穆斯林联盟决议，对过去2年的联省自治深表不满，除非能给穆斯林以公平待遇或征询穆联的意见以制定新宪法，否则，任何形式的应变措施均不能获得穆斯林在战争上的支持与合作。
国大党的正式立场由它的领导机构决定。工作委员会于9月8日～14日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一个长篇决议，为国大党拟订了对战争的政策基础。该决议由尼赫鲁起草，经过仔细斟酌，它谴责法西斯主义，谴责德国纳粹政府对波兰的侵略，对那些遭受德国侵略和进行反侵略斗争的人表示同情。但它指出，关于印度战争与和平问题，必须由印度人民决定，如果英国不把印度作为一个平等国家对待，国大党就不可能支持英作战。决议要求英国政府直截了当地说明它在这场战争中的目的，是否包括消灭帝国主义，给战后印度以独立。国大党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战时成立对选举产生的而不是总督委派的中央立法议会负责的印度政府，它还呼吁印度人民停止内部斗争和矛盾，随时戒备，加强团结，表现出一个统一的民族精神，冷静地提出目标，争取印度的自由。这表明国大党准备有条件地支持战争。
对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决议，甘地于9月15日发表了个人声明。声明表示，虽然他发现自己的看法，即“任何对英国的可能援助都应是无条件的，只有在非暴力的基础上才能办到”没有人附议，但他对决议起草人尼赫鲁所采取的原则性立场予以称赞，认为他的声明不仅是对不列颠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同胞，也是对所有像印度一般被压迫民族的宣言。他希望工作委员会的声明能得到党内各方面的支持，也希望其他党派人士尽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要求英国政府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承认印度独立。
总督邀请了50名印度各方领袖，于9月26日赴西姆拉会商，其中包括甘地、卜纳沙德、尼赫鲁、鲍斯、帕迭尔及真纳等人。9月25日，甘地在赴西姆拉会见总督途中，在他主笔的《哈里真报》上发表《甘地的难题》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甘地认为，这场战争比以往那场战争更可怕，虽然他同情盟国，但却不打算像上次那样招募志愿兵参战。他希望印度即使困难再多，但在追求和保证一个完善的民主秩序方面能起积极作用，并尽量使用非暴力。不过甘地表示：“假如我抛弃我最好的同志，因为他们不能追随我扩大使用非暴力，那么我也不能达到非暴力的目的。因此，我仍将维持对他们的信心。他们所采取的暴力手段，将是极其狭窄的、暂时的。”对于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甘地表示，除了奉行非暴力，尚无其他具体方案，一切将相机行事。这些话表明，甘地已公开披露了他与国大党领导机构之间的歧见，但甘地对弥合分歧抱有希望。
同时，甘地对与穆斯林联盟在这关键时刻重修旧好也抱有希望。9月26日，甘地参加了与总督的会谈，返回瓦尔达途中，他撰写《印穆团结》一文。文中他盛赞穆斯林联盟是一伟大的组织，它的主席一度是国大党的杰出人物，是国大党新起的希望。他满怀感情地回顾了昔日他们共同斗争的历史，借以证明印穆之间将会出现实际的永久的团结。
10月2日，甘地71岁诞辰。人们聚会庆贺，甘地写了一篇《谢》，呼吁同志们支持他毕生所致力的工作。此时，甘地和工作委员会之间的歧见日趋明显。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英国是否作有利于印度的宣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一旦遭到侵略，国大党将用什么方式进行抵抗。在这个问题上，甘地和工作委员会长谈的结果，是他发现他们对非暴力的估价仅限于用作对抗英国政府的武器，而且并不准备采取非暴力抵抗未来的进攻。甘地在10月10日的社论中说，“我相信，所有国大党的党员们都极欣赏20多年中，运用非暴力与世界最强的帝国主义斗争的合于逻辑的结果，即抵抗敌人进攻的方法应该和赶走敌人的方法相配合，而前者显然比较容易。事实上我们过去所采取的是弱者似的非暴力抵抗，而不是一个强者的非暴力抵抗。因此在这紧要关头，没有人敢响应非暴力的方式。形势如此严重，如果工作委员会决定了采用武装暴力来保卫印度，那么过去20多年国大党所接受的非暴力训练便等于徒劳。而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将印度不曾好好武装的悲剧责任，放在领导非暴力的我的身上。”“我从不会鼓吹或支持武装的训练。相反地，我全力反对这种想法或作法。就是眼前，我也并不反悔过去，我有不变的信心。世界各国中只有印度能学非暴力艺术，哪怕就在今天来考验，我也相信必有成千上万的人，宁死也不会对侵略者以牙还牙”，“印度即便是为了保卫边疆，最好也还是完全放弃暴力，因为印度参加武装竞赛就等于自杀。印度既丧失了非暴力，整个世界便无希望。我必须保持过去半世纪我所坚持的信条，希望最后印度会服从非暴力，保持人类的尊严，不要自己堕落。”
英国的态度却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分歧暂时退居次要。10月17日，林利兹戈再任印度总督。他在伦敦发表《白皮书》，其中重申了不实现“联邦机构”，而在战争结束后召开各政党、宗教团体和王公代表会议来制定印度新宪法的原则立场。同时宣布可以采纳穆盟得以代表印度穆斯林的主张。至于国大党要求立即自治，该声明说，“考虑时局应依世界政治和印度政治的现实，取得进展应以实际可能为前提，试图做成现实政治中未必能成功的事，到头来准是一事无成”。在这里英国政府所作的唯一让步就是放弃实际上早已破产的“联邦机构”计划，没有满足国大党的合理要求。
对此甘地和国大党深感失望。甘地认为这种声明不过是英国传统分而治之策略的翻版，国大党领导机构对此激愤异常，它决定不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并警告英国，国大党将发动群众不合作运动，国大党执政的各省政府辞职将是第一步行动。同时，它又告诫人民，不要匆忙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这实际上是向英国政府施压，想迫使其作出更大让步，结果英国政府没有积极反应。10月27日，从马德拉斯开始，国大党执政的印度8个省的省政府便先后辞职。英国政府曾以扩大总督行政参事会安抚国大党，仍未奏效。11月初，林利兹戈不得不又一次约见甘地进行磋商，陪同甘地的是卜拉沙德，他们两人在讨论中明确表示，除非满足关于澄清战争目的的要求，否则不会考虑任何次要的建议，谈判破裂。
1940年1月10日，林利兹戈在孟买东方俱乐部发表演说，其中指出，英国准备在战后尽可能短时期给印度自治领的地位，但各少数派和印度各王公的合法权益与要求应得到保障，这一让步使国大党中的妥协派看到一线希望。甘地也说：“总督的声明包含着对双方都光荣地解决的萌芽。”于是，国大党和英国政府间又开始接触，林利兹戈会见国大党的议会领袖德赛，德赛表示，他个人同意自治领的地位，认为自治领与独立并无实质性差异，但他无权就此作出决定，总督必须与甘地磋商。2月5日，甘地与总督再次会谈，但英方不肯作出实质性让步，会谈又归失败。28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巴特拉开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严厉控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重申国大党不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决心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并声明在省政府辞职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发动不合作运动，并授权甘地在他认为已准备好时开展运动。同年3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于拉姆加尔召开会议，批准了上述决议。同月，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会议中通过要求成立巴基斯坦的决议。
战局在继续发展。5月10日，希特勒发起对西欧的进攻，英国张伯伦内阁倒台，丘吉尔组成战时政府。在印度，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动荡的时局加剧了国大党的政见分歧，并促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分道扬镳。
德国之占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的投降，都向印度资产阶级表明，法西斯危险威胁印度。国大党的主战派为谋求与英国达成妥协而降低了它的要求。国大党领导机构决定，暂时搁置不合作运动的议论，表示只要英国承认印度自治，战时在中央建立一个临时国民政府，它即愿在战争中给予充分合作。尼赫鲁认为，这是他们经过痛苦的斗争与深思熟虑而作出的抉择。国大党内以鲍斯为首的另一派，则力图迫使甘地采取行动。这年6月，鲍斯会见甘地，呼请他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
甘地本人立场依旧。7月3日，甘地发表了有名的对每一个英国人的公开呼吁。他以一个非暴力信仰者的思维方式对于正在与纳粹浴血奋战的人们说：“我不揣冒昧，向你们建议一种最勇敢的战士使用的著名而勇敢的方法，我想要你们不使用武器与纳粹作战。你们可以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拿走他们所要的你们所有的国土，征服你们称作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踏上你们的美丽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即使要你们的家园也不妨让出，如果他们不让你们安全撤退，就让你们自己和妇女与孩子任他们屠杀，但决不可丧失心志，也不要对他们效忠。”
甘地的立场，纯属无稽之谈。即便在国大党内，甘地的极端非暴力立场也难找到支持者。在国大党可能用什么方式向英国提供战争合作的问题上，甘地一直主张非暴力同样适用于抵御外侮，因而他反对任何形式下的直接参战。但除他以外，几乎所有国大党领导人都主张，只要英国答应印度的民族要求，一切形式的合作均可提供，自然不排除直接参战。
7月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不顾甘地的强烈反对，提出一项新的决议，要求在印度立即建立中央临时政府，与各省政府密切配合，以动员一切力量共起卫国。会议决定不能接受甘地极端非暴力立场，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在会上说，“国大党是个政治组织，誓为国家赢得政治独立，它不是一个争取世界和平的机构。坦白地说，我们无法做到圣雄甘地要我们做的那些。”会后甘地宣布引退。7月底，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浦那开会，会议通过决议，表示有条件地支持战争。条件依然是立即宣布印度独立和建立临时国民政府，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和非暴力抵抗战争的政策。
国大党抛弃自己的领袖是为了与英国人达成妥协，然而正是丘吉尔使甘地与他们又重归于好。丘吉尔政府一贯忠于自己确立的政策，根本无意满足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林利兹戈于8月8日发表声明答复国大党的要求时，依然老调重弹，表示英国政府赞成制订一项印度新宪法，只是在英国正作生死存亡斗争的时候，不宜讨论此事。
英国的态度打破了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幻想。甘地对英国态度也极为不满，8月13日，他向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谈话：“我已退出国大党的实际政治活动，我尽量忍耐不评述总督的声明，但英国及印度若干朋友极盼我能表示一点意见。我认为，总督的声明更加深了印度的混乱，也扩大了国大党所代表的印度与英国之间的距离。即使站在国大党外看，印度也不欢迎这个声明。”9月15日，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要求甘地重新出来领导。大会还确信非暴力政策不仅可用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而且能适用于未来自由的印度。
9月16日，全印委员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请甘地恢复领导国大党。
9月27日和30日，甘地两度与总督林利兹戈在西姆拉会谈，总督直接了当地告诉甘地，“你是全心全意的反对履行作战义务，并且曾公开表示过，但我不能让你向任何人包括战士或军火厂的工人等，进行任何反战的宣传，削弱民心士气。因为说反战而不危害印度利益，包括你们所要求的言论自由在内都是不可能的。”甘地反驳：“你和印度殖民事务大臣都说我们是自愿支持作战的，这一点必须弄清楚。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民对这一战争毫无兴趣，人民不愿支持一个为帝国主义而战的战争。老实说，印度人民更反对纳粹得胜，不过他们不以参战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看不出纳粹主义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任何区别，如果政府承认了印度所要求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可以说是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主战与非战者之间，本可立于平等地位，只要他们相互之间不使用暴力。”
10月5日，甘地宣告与总督谈判破裂。13日，甘地在瓦尔达向工作委员会宣布了他的行动方案，2天后通告全国。这个行动方案称为“个人的萨蒂亚格拉哈”，目的是争取言论自由，参加者须经甘地挑选，逐个地投入运动，而且和以往一样，一切活动均公开，关于何时何地由谁举行象征性抵抗均一一告之政府。甘地挑选的第一个人是维诺巴·巴维，一个早年就追随甘地的梵文学者，非暴力主义的忠实信徒，也是一位反战斗士。10月17日，巴维在华达附近的波拉村发表反战演说，宣称出钱出力帮助英国人作战是错误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遵循非暴力途径反战。此后三天，巴维徒步在乡村作同样的演讲。21日，他被判三个月的监禁。随即政府实行严厉新闻封锁，不准发表巴维演讲与活动的新闻，严禁登载反战消息。18日，甘地主持的《哈里真报》和其他两个姊妹刊，也接到政府通知。24日，甘地发表声明：“如我必须将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文字都送往新德里审查，我将不能自由执行编者任务。我所主编的3个周刊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单为了某一方面的利益。显然，如果稿件随时受到事先审查，当然并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新闻自由乃是我们所珍爱的特权，与民事反抗无关。所以我对政府实施新闻检查的命令，不能保持沉默。”
11月10日，《哈里真》周刊及其他两刊终于向读者告别停刊。
个别民事反抗仍在继续，继巴维之后是尼赫鲁。他原被指定是在11月7日发表反战演讲，但在10月31日他就被逮捕，被判4年徒刑。11月7日顶替尼赫鲁演讲的是布拉姆·道塔，他在演讲时当场被捕，判刑半年。
11月中旬，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被称为代表性的非暴力运动。抵抗代表从个别改为团体。由甘地指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印委员会、中央及地方议会中的国大党藉议员集体发表反战演讲。过去在各省担任部长级职务的党员也纷纷到街头巷尾，高呼反战口号。其中第一个发难者是帕迭尔，他在11月17日被捕，许多高级领袖等也被关进监狱。到1940年底，计有11个中央常务委员，176个中央执行委员，29个以前的部长，400个民意代表都被捕下狱。甘地随即下令从12月24日到第二年1月4日暂停非暴力抵抗14天，以表示对耶稣圣诞的善意。
1941年1月5日，开始了甘地所组织的第3阶段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规模扩大。这一次的抵抗代表由各级党部推选名单，送由甘地批准并亲自派遣任务。这些非暴力抵抗者一经出发便决不回头，直到被捕为止。他们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呼着反战口号，召集群众大会。到1月底陆续被捕的达2250人。
时至4月，运动发展到第4阶段。所有各级党部的中下级干部均报名参加为志愿队员，进行反战宣传，让政府逮捕。非暴力抵抗人数超过2万，入狱的人也是成千成万，他们准备长期住进监狱。如果不是甘地加以限制，入狱的人还会更多。
这次运动看起来松散而缺乏活力，和20—30年代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相比大为逊色。甘地这种作法在当时也遭到批评，有人认为这并不能削弱英国的战斗力，但甘地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非暴力抵抗本身就是一种道义的抵制，是3亿5千万印度人民非暴力组织的一种争取自由的斗争，谁也不能让它停止。
由于国大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相继入狱，运动不久就很难开展，同时，国际局势也在急剧变化，使国大党再次面临考验。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德军以强大攻势向苏联腹地推进，日本也在全力鼓噪南进，英国政府预感到日本即将参战，故印度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军事上急需全面动员印度的战争资源。1941年12月3日，印度政府决定将参加非暴力抵抗而被捕的人，包括尼赫鲁与阿扎德在内全部释放。
形势发展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矛盾重新突出。刑满出狱和提前释放的国大党人眼见抵抗运动大势已去，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更使他们不满于老一套的作法，在世界人民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印度前途命运攸关之际，他们不希望置身事外。这些人在党内逐步聚成一股势力，强烈要求甘地改变计划，放弃不合作运动，重管各省行政权。但甘地寸步不让，他认为参加运动人数的多少无关紧要，哪怕只有10个人，甚至只有2个人，却仍然代表国大党。他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努力推进，以支持个别民事反抗运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日本迅速占领印度支那、马来亚、新加坡，战火直逼印度国门。对此严峻形势，国大党工作委员会12月23日开会，声明国大党同情遭受侵略的，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各国人民，同意与他们努力合作以制止侵略。甘地则固执己见，认为这显然违背非暴力信条，他致函阿扎德，重申反对参加战争。甘地在信中说：“我确实相信，只有非暴力才能使印度和世界免于灭绝。正因为如此，我必须继续完成我的使命，不论我是否孤立，是否遭到个人或组织的攻击，故请你解除孟买决议所托付给我的责任。”
工作委员会讨论了甘地的信，不能赞同甘地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因此通过一项补充决议，免除甘地的职务。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建议尼赫鲁作为他的继承人。
亚洲战局的剧变使英国处境极为不利，它急切希望印度在人力、物力与道义上给英国以最大限度的支持，这一需要迫使英国当局考虑采取措施，团结印度，为盟国的作战努力服务。
英国保守党首相，英帝国利益最顽固的维护者丘吉尔在华盛顿方面及其亲近同僚的敦促下，最终同意对国大党作出让步。3月11日，丘吉尔在下院宣布将派战时内阁阁员、掌玺大臣克里浦斯前往印度。克里浦斯为英国工党要人，被认为是同情印度的自由派人士，据说还与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私交甚笃。他性格温和，办事老练，此次受命赴印谈判，当然是最佳人选。
3月22日，克里浦斯抵达新德里，29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从英国带来的计划草案，这就是所谓的“克里浦斯方案”。
克里浦斯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各点：
1．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并将给予它以自治领地位。
2．军事行动结束后，将成立省和土邦的代表会议来制定新宪法。各省将举行立法会议的选举，并由立法会议从自己的议员中选出各省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各土邦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应由王公指派。
3．不愿加入印联邦的那些省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国旧有的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
4．在战时，对印度的统治将不做任何变更，印度各政党应帮助政府作战，全部国防责任应由英国政府担任，它只允许在总督以下设立的执行委员会里加入一名军事顾问来监督作战的物质供应。
克里浦斯到德里第3天，即约见国大党主席阿萨德，说明方案全部内容。阿萨德立即召开工作委员会加以研究。
此时，甘地虽已被免职，但他的态度对国大党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深知其中奥妙的克里浦斯转而请求与甘地会晤，双方会晤长达2小时，克里浦斯力图说服甘地，但甘地态度非常明确。他毫不客气地告诉谈判对手：“假如你的提议不过如此，何苦劳神费力从伦敦来到新德里。老实说，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方案，我劝你还是趁早搭下一班飞机回去。”
国大党领导机构一开始对克里浦斯的使命抱有希望，但仔细研究英国方面的建议后，他们又一次失望了。这不仅因为方案本身没有答应在战时建立责任政府，而且更由于其中包括一些国大党极不赞同的条款，如允许印度各省和土邦有权不加入联邦，特别是其中规定英国仍将掌管、统治和指挥印度国防一条最难令人接受。4月2日，国大党通知克里浦斯，表示不能接受方案。虽然克里浦斯又提出关于国防问题的另一方案，扩大其中印度人的权利，并且有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翰逊从中斡旋，但由于甘地的态度坚决，加以英国政府始终不肯作出重大让步，4月1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发表正式拒绝接受方案的公报。
克里浦斯调查团并没有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奠定基础，局势的发展使甘地产生了要英国退出印度的设想。甘地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同盟国将难以抵抗日本的攻势，英国没有力量守住印度。而如果英国退出，独立的印度将用它全部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4月，甘地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坚定看法是英国现在就应有秩序地退出印度”。甘地在接受美国记者路易·费舍尔的谈话中详细说明了国大党对克里浦斯建议的观点，并声明，英国人应放弃印度，只有那时的印度才能捍卫自己，并帮助中国、俄国。而且印度抗击日本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的唯一武器乃是非暴力。甘地想象将有一排排印度人，纪律严明，手无寸铁，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冲去，他们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直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敌人心慈手软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希望落空之后，1942年7月6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尔达召开会议，经过9天讨论，通过了甘地起草的“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宣称“本党鉴于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印度人民的切身经验，确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须立即结束”。“本党主张英国撤出印度，并无意和英国为难，妨碍联合国家正在进行的战争，更非鼓励侵略者来到印度，或增加日本对中国的压力……本党更不想削弱盟国的防御力量。因此，本党同意盟军在印度驻防，倘有此需要，为抵抗日本及其他方面的侵略，以保障援助中国。”“如果这一要求不被接受，本党将不惜一切牺牲，运用一切非暴力的力量来达到目的。由于事关重大，本会特决议此项建议提交于1942年8月7日在孟买召开的中执会（全印委员会）作最后决议”。这实际上是给殖民当局提出最后通牒，但却留有余地。事实上，当时无论是国大党的领导机构，还是甘地本人都没有明确的计划和具体行动，这显然只是在施加压力。
面对这一信号，英国殖民当局无动于衷。国大党就这样等待、观望、请求、宣传，又拖了很长时间，最后全印工作委员会于8月7日在孟买召开会议，审批工作委员会决议草案。次日，会议通过了决议，重申“英国政权从印度撤退，任何未来的承诺或保证都已无济于事，唯有得到自由才能使人民乐于发挥潜力，勇于战斗。印度宣布独立后，自由的印度将组成临时政府，与联合国家为友，分担争取自由斗争的义务”。决议要求全体同胞，面对艰危，奋勇前进，在甘地领导之下，奉行命令，严守纪律，为印度的自由而奋斗，而且必须恪守非暴力原则。
8月8日子夜时分，甘地袒胸赤足，在孟买一间空气闷热的大厅里向全国发出呼吁。他讲话的声音平静而庄重，但却饱含着异乎寻常的激动和兴奋：“我要求立即获得自由，为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神圣而极为简单的办法：或者行动起来，或者走向死亡。我们将解救印度，或许我们将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奴隶制度继续存在下去。”
黎明来临时刻，甘地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幽暗的牢房。英国人经过精心策划，一举将甘地和出席孟买会议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全国委员会成员以及各省市组织负责人悉数逮捕，国大党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
逮捕甘地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国大党基层组织领导了群众反英斗争，斗争方式既有和平示威抗议，也有武装暴动，双方冲突与流血事件不断。到1942年底，全国约有250个火车站被毁，500个邮电局受袭击，150个警察局被攻打。政府采取高压手段控制了局势，从8月至11月，据官方统计，死亡群众近千人，被拘押者超过6万。殖民当局还大造舆论，把暴力斗争的责任完全加在甘地身上。
以往数度入狱，甘地都有心理准备，且都欣然就范，政府也都煞有介事的进行君子式审判。可这一次入狱出乎甘地意料，就在他被捕前1小时，他还在对秘书说：“我昨晚讲话后，他们就不会逮捕我了。”更可气的是，政府不由分说就将他关押起来，而且准备一直关到大战结束。对于这种蛮不讲理的行为，甘地深感愤怒。他在狱中不断给政府当局写信，表示抗议，政府根本不予理睬。
1943年2月8日，在被囚的第5个月，为了抗议政府的镇压行动和歪曲宣传，甘地对外宣布，决定从2月10日开始绝食21天。但英国政府执意不肯让步，丘吉尔在致总督的信中指示，如果甘地打算绝食至死，也随他的便。
2月10日，甘地绝食开始之日，政府即颁布一项长达数千字的公报，称甘地坚持在狱中绝食3周，这不是政府的过失。
此时甘地已是74岁高龄，又经过了长时间的监禁，长达3周的绝食对他是严峻考验。绝食进入第4天，他便不能起床，心脏益见衰弱，8天之内，体重减轻了14磅，性命已有不保之虞，12天以后，甘地已进入了弥留阶段，只有一息尚存。印度乃至全世界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关注着这位垂危老人的微弱心跳。眼看这位终身为印度民族事业奋斗的老人的生命即将逝去，全印度人民及各派领袖与中美等国报界纷纷呼吁英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然而英国政府却无动于衷，甚至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心态暗中为他准备后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似乎有着神奇的力量，他居然再一次躲过了死神之手，从第13天开始，他的神志又渐渐清醒，3月3日上午9时，他顽强地挺过了21天绝食。
对于一个无视生命和道义的政府，甘地已不再呼吁、呐喊、抗议，他准备以监狱作为自己永久的归宿。他恢复了惯有的平静心态，并以书为友，打发着漫无天日的狱中生活。宗教书籍仍是他的必读之物，从那里面，他似乎找到尘世之外的无限慰藉；莎士比亚、白朗宁、萧伯纳的选集他也爱不释手；在狱中，他还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狱中的这段日子也是甘地同夫人患难与共的最后日子。甘地夫人是在甘地入狱后的第2天被捕的。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已共同走过了人生的一程又一程。在甘地的辅导下，嘉斯杜白这位当年目不识丁的女子，现在不仅能读会写，而且成为英勇不屈的非暴力抵抗战士。现在她又一次与甘地生死与共，栖身囚室。面对两鬓斑白、老态龙钟的妻子，甘地百感交集，他替夫人编写简易读物，教她史地与诗歌。可惜甘地夫人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眼下更是每况愈下，竟至一病不起。
1944年1月27日，甘地写信给政府，希望能准许孟买的马太医生前来狱中为夫人治病，让他的侄孙女摩奴来狱中看护病人和允许他们的儿子常来狱中探视。
政府不仅不理会甘地的请求，而且对前来狱中探访的亲人也严加限制。2月16日，甘地再次要求政府派一位印度医生看护病人，如果政府不同意，就请立即释放病人出狱，如果二者均得不到批准，那么他本人要求另到他处接受监禁，因他不忍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在痛苦中毫无照顾，但这一请求仍然得不到回音。
1944年2月22日，这对早已弃绝世俗欲念，却依然终身厮守的患难夫妻在一起走过了64载风雨人生后，终于永别，嘉斯杜白偎在甘地怀中，安详地与世长辞。
对于夫人的遗体安葬，甘地恳请政府最好能不予干涉，交由他的儿子和亲友们公开安葬，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就请亲友们到狱中送葬。一再不肯对甘地夫人施以人道救助的政府这回总算答应了甘地的要求，2月23日，150名亲友前来狱中为甘地夫人送葬，陷入极度悲伤的甘地守在夫人的遗体旁，神思恍惚地对前来的亲友点头致意。
在鲜花簇拥的灵床上，甘地夫人身着甘地亲手纺制的洁白土布纱丽，身上覆盖着一床囚犯用的床单，额上点着吉祥点，像是沉睡在甜美的梦乡。嘉斯杜白一生以丈夫的事业为己任，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牺牲了作为一般女人所希望拥有的一切，如金银首饰、荣华富贵、安逸享乐，这种牺牲虽算不上惊天动地，但却是甘地生活与事业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甘地夫人的葬礼简单而隆重。在囚禁他们的阿格罕内搭了一处临时火化场，颂完几段《薄伽梵歌》与《可兰经》后，遗体便被放上支架，点燃了檀香木，火花一点点吞噬了她圣洁的躯体。望着老伴在如炽的烈火中渐渐消逝，甘地老泪纵横。整整6个小时，他扶着一根棍子倚在火前，不肯移动半步，老人的心久久沉浸在生离死别的极大悲哀之中。
夫人逝世的伤痛尚未抚平，新的灾难降临到甘地头上。4月初，甘地身染虐疾与阿米巴痢疾，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生命危在旦夕。16日，政府首次对外披露甘地的健康状况，此时已度过危机的丘吉尔政府不希望他在战争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死在自己的监狱里，5月5日，监狱长前来通知甘地，政府将于次日上午8点无条件释放甘地和与他同囚的人。
第2天早上，钟声敲过8响，甘地手拄拐杖，获准走出了囚禁他1年9个月又15天的监狱，结束了甘地一生中最后一次囚徒生涯。截止当时为止，他已在狱中整整渡过6个春秋，共计2338天，其中249天在南非，2089天在印度。然而这一次的出狱，他的心情异常沉重，夫人生前一直盼着早日出狱，然而她将永远留在这里了。但他认为，夫人死得其所，因为她是为争取自由而死，虽死犹生。
甘地出狱后，前往孟买，住在一位富有的支持者的别墅里，身体渐渐康复，进而又开始投身火热的政治斗争。
印度的革命形势在甘地及国大党领袖被捕入狱后，虽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政府凭借武力很快控制了局势，国大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几乎完全停止了活动。在这个时候，穆斯林联盟实力增强，关于建立巴基斯坦主权国家的态度也日趋坚决。自由党人此时也积极开展活动。他们力图充当英印政府同国大党领导之间的调解人，主张用立宪手段解决“印度问题”，根据这个计划，英国人必须给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而不应把它分成两个国家。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妄想，因为当时英帝国主义根本无意对印度资产阶级作出让步。
国大党的许多领袖1944年初相继获释和5月6日甘地的出狱给印度政治生活注入了活力。
是年夏天，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通过沙甫诺和前马德拉斯省省督拉贾戈帕拉戛查理进行了谈判。谈判的目的在国大党领导方面是为了吸引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参加争取立即成立印度责任政府的斗争，因为英国当局反对成立这种政府的主要口实是穆斯林联盟不参加这个政府。但谈判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1944年9月4日～27日，甘地和真纳在孟买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谈判以极秘密的通讯方式进行。由于真纳坚持要在举行公民投票前国大党就应同意穆斯林联盟建立巴基斯坦的计划，因而谈判失败。国大党和穆盟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对印度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即将胜利，印度反英情绪高涨，印度各阶层人民要求完全摆脱英国统治的愿望更趋强烈，反帝群众运动也日趋激进。此时，国大党在建设性工作与议会斗争方面均趋活跃，它已放弃抵制中央议会策略转而与其他党派合作，多次击败政府所提出的法案。国大党的势力和影响上升。与此同时，为在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中获得有利地位，英国忙于粉饰太平。为使印度有资格在联合国中取得一席之地，英国政府准备指派印度代表参与会议。
甘地表示抗议。4月18日，他在孟买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和平不可分的前提之一乃是印度必须脱离外国统治，得到完全的自由。”“和平的真义如果为大国所接受，则大英帝国主义者所指定的代表就不应为国际间所承认。这比没有代表更坏。在未来的旧金山会议中，印度必须自选代表出席，否则便不参加。”
此时，有关甘地及其与国大党关系的流言，又多了起来。5月4日，针对有人提出甘地是亲日派，主张释放尼赫鲁来代替甘地的领导的说法，甘地发表声明予以回击：“我坚持印度的真正独立，当然不会对日本或其他与英国作战的国家示弱。我的目的是经由不合作与非暴力结束英国或任何外人在印度的统治。”至于他与尼赫鲁的关系，他说：“应当知道我曾指定尼赫鲁作我的继承人，他毋需走到前台来，他已经在前台上了。政府不允许他做他要做的工作。他和我是朋友，不是政敌，对于独立的观点我们没有分歧。我们是携手合作的兄弟，是忘年交。当然，政府释放尼赫鲁和其他政治犯，我们非常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