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跌荡起伏的独立运动
总督与印度各政党代表的会谈无果而终，使甘地再次面临抉择。早在一年前的加尔各答年会上，甘地曾将尼赫鲁、鲍斯的“独立方案”推迟一年考虑，现在限期届满，而自治领地位仍遥遥无期，甘地不得不改变思想。此时的形势也令甘地感到欣慰，到1929年岁末，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显著扩大，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又吸引了在通过巴多利决议后，曾退出国大党的城乡中小资产阶级分子重新加入国大党队伍。国大党的抵制洋货，反对不可接触制的斗争和争取印度自治的非暴力运动的宣传，甚至深入到还没有国大党员的农村，连过去坚持与政府合作的自治派领袖老尼赫鲁这样一位一切依靠宪法行事，并且惯于讲究法定程序和方法的大律师，在环境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改变了立场。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狂澜席卷欧美宗主国家，印度深受其害。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矛盾尖锐激化的情况下，甘地已不能指望人民群众会满足于自治领地位。
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再度高涨的情况下，1929年12月，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如期开幕。这次大会几乎是一致通过了关于独立问题的主要决议（几千名会议代表中，投反对票的仅20人），宣布这一决议案的时间，特意选在旧的一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的1929年12月31日午夜。决议郑重宣称：印度所争取的乃是完全独立。与此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开展群众性全面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并授权甘地领导。
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奏响了民族独立的号角。1930年1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议规定1月26日为全国支持独立日，全国人民将在这一日宣誓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
1月9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发表他的独立宣言：“在圆满的非暴力气氛与加紧推进建设性工作的前提下，几个月内，我就准备着手领导一次全民不合作运动，作一次成功的斗争。我们深信，享有自由以及经由劳动所获得的果实并保有生活必需品使得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乃是印度人民以及任何人民不可否认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如果有一个政府剥夺其人民的此种权利并予以迫害，则人民就拥有更进一步的权利改造或消灭它。”
1月26日独立日，印度举国欢庆。这天清晨，数千名大学生、职员、商人和知识分子在国大党领导下，走上孟买街头，游行队伍举着“非暴力万岁”的标语，和平示威，后又有10万工人的游行队伍加入了国大党领导的示威游行。除了孟买，全国其他各地，无论城市乡村都举行了庆祝独立日活动，人们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温独立誓词。
1月31日，甘地向欧文总督提出了11点要求。这些要求是：①把卢比的兑换率降低到1先令4便士；②降低田赋50％；③减少军费50％以上；④减少英国官员的薪金50％；⑤实行保护关税率，限制外国布匹与服装进口；⑥给印度船队以内河运输的特权；⑦取消刑事侦缉局或对其确立监督；⑧给印度公民以带武器自卫的权利；⑨废除政府的食盐专营法，取消盐税；⑩禁止出售酒类；⑾释放除“犯杀人罪或教唆杀人罪以外的全部政治犯”。
甘地的11点建议，引起了英国报界的猛烈抨击。国大党内也有很多人以为甘地是在放弃独立的大目标而只注重11点要求。甘地反驳说，独立不是英国人撤走这个形式，而应该是像11点建议这样具体、实在，而又能有益于百姓。
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宣布了他对即将开展的不合作运动的几点指导思想：①一旦他被捕，不要像1922年那样只作静静的消极的抵抗，而当发动最积极的非暴力斗争，以便每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都能尽其最大努力和意愿进行斗争；②这次运动一开始只由真理学院的师生以及那些能够恪守行动纪律的人参加。有了好的开始，全国可群起响应；③必须尽最大可能阻止暴力的发生，但非暴力运动一旦发动，只要有1个人活着，就不应停止。在同一期《青年印度》上，甘地还公布了国大党义务工作队员应遵循的准则，即“不得怀恨，但要忍耐对方的愤怒，不可杀人而且不可报复；对无理的命令不可因畏惧而服从。不可伤害或诅咒他人，但要保护对方使其不受伤害，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不得拒捕或被没收私人财产，但受托管的基金则万万不可交出，即使因此而丧生；一旦被捕入狱应严守狱中规矩；在团体行动中，必须接受上级命令，万一有严重分歧时，则不妨辞职；作为一个义勇工作队队员，别希望组织会照顾其眷属。”
此时甘地已成竹在胸。这一次的不合作运动，他决定拿食盐专营法作文章。在多年的节欲生活中，甘地早已不用食盐，但在气候炎热的印度，盐是每个居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大海赐与人们取之不尽的食盐，然而英国政府却实行食盐专营，借提高盐价和赋税搜刮民财，使千百万印度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甘地认为：“食盐法是最不人道，非人所能忍受的。”所以，破坏这一苛刻的法律必具重要意义，并一定能起到轰动效应。他准备亲自率领一批非暴力信徒从真理学院徒步前往200英里开外的丹地海滩去淘捞海盐，制造贩卖，搬运私盐，以示抵抗决心。同时在沿途进行宣传，教育群众，扩大声势，引导运动发展。
3月2日，甘地托人给总督送去一封信，陈述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造成的灾难及英国顽固不肯改变政策，促使人民群起而要求独立的客观现实，并表明了自己的非暴力立场和行动计划与要求，希望总督提出解决办法。总督的答复简洁明了：“你的行动必然导致暴力破坏法律，恕不考虑。”
这一结局不出甘地所料，甘地深知：“英国乃是一个从不轻易给与，也很不容易悔悟的国家。条约毫无意义，它所知道的只有实力。”甘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深刻用意可能就在于让英国政府公开向世人诏示这一点，使其民心丧尽，让所有印度人清楚这一点，从而义无反顾地投入反英斗争。
为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甘地作了精心部署。甘地打算从真理学院那些训练有素的学员中挑选敢死队，他认为：“如果真理学院办不到这一点，那么15年以来的心血就算白费。”甘地也曾考虑过挑选女志愿队员，但他随后改变了主意，他解释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做法，这一次我们是要受苦受难的，甚至准备接受严刑拷打。假如先头部队中安插女性队员，则政府可能不敢使用原定施展的苦刑。最后经过精心筛选，甘地挑选了78名真理学院中严守纪律，确信非暴力真理，言行相符且绝对遵守院规的学员。这些人祖籍为印度各省区，年龄16—61岁不等，其中穆斯林2人，基督教徒1人，“贱民”2人，其余均为印度教徒。
除极少数妇女儿童作留守人员外，整个真理学院全体动员，准备长征。古吉拉特学院也暂时停课，除16岁以下学生外，其余师生员工准备沿途交替为长征队服务，还临时办了一次两星期的讲习，其中选了20个学生作长征队前锋，提前出发去动员组织沿途居民，当有长征队员被捕，后备人员就替补进去。
3月6日，甘地派出一员虎将帕泰尔动身前往波沙德，准备先行组织民众，以战斗的阵式接应甘地的队伍。但政府很快便将帕泰尔逮捕。
9日，75000名群众聚集在真理学院门前，庄严宣誓：“坚决向着独立的目标前进，不得自由誓不罢休！”“坚决信守真理与非暴力。”10日，甘地对集会群众宣讲了长征的日期，并向群众阐述了采用非暴力方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告诉人们，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哪个国家——无论英国、美国或苏联——会容忍暴力抵抗，但是印度采用的非暴力斗争却使政府无计可施。“只要有了自愿入狱的准备，面对刺刀与炸弹也会无所畏惧，政府便无可奈何。”“假如印度70万个乡村，每一村庄只要有10人自己动手制盐，破坏食盐法，哪怕是最暴虐的魔王，我看他也不能拿大炮来轰击这些徒手的和平民众。假如你们只要少少自制一点食盐。我看政府立刻便会瘫痪。”
甘地每天不厌其烦地给群众灌输这一思想，回答问题，并在早祷和晚祷中发表演讲，鼓舞士气。他要求大家能够前仆后继，破釜沉舟，并坚守非暴力原则。他还特别鼓励妇女可以和男子一样参加斗争。
1930年3月12日清晨6点30分，甘地带领他的78名信徒，离开真理学院，开始向大海进军。群众前呼后拥，各国新闻记者穷追不舍，跟踪采访这支奇异壮观的游行队伍。沿途村庄的人们手捧鲜花，潮水般涌到甘地一行即将通过的路旁。道路被清扫干净，路面撒上了花瓣，而后人们跪立道路两旁，虔诚地等候圣雄从身边走过。甘地手拄拐杖，背部微驼，但却步伐坚定，精力过人。在古吉拉特热浪滚滚的路上，他们日行10公里以上，风餐露宿。甘地沿途不断发表演讲，号召人民停止对政府效忠，不服从食盐专营法。他还照常祈祷、纺纱、写日记，为《青年印度》撰文写稿，向各地发布指示，指导工作。全印各地都关注着甘地的长征，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通栏刊登甘地的照片，各国电影院纷纷上映有关他的活动的新闻纪录片。
1930年4月5日傍晚6点，甘地一行经过24天的长途跋涉，走过了将近241英里的漫长道路，终于抵达离丹地城不远的印度洋海滨。经过一夜祈祷之后，4月6日开始破坏食盐法。这天凌晨，甘地在早祷时向他的信徒们宣布，如果他被捕，就以泰伯咭为领导人，之后依次由奈都夫人补上。随后，他们跳入大海举行宗教洗礼。在万民注目之下，甘地俯身在海滩上淘捞一把海盐，然后将大海恩赐、而殖民当局禁止人民自由享用的白色盐末洒向人群，并当场发表演讲：“就技术或仪式的意义而言，现在已经破坏了食盐法，任何人都可以破坏食盐法。只要不怕坐牢，人人都可以自制食盐。国大党的各地同志，都当告诉周围的人也都这么干，当然也要让他们知道，这是犯法的。”
甘地在丹地破坏食盐法，是全国人民等待已久的战斗号令，整个印度半岛沸腾起来。在大陆沿海各地，甘地的支持者们淘制海盐，分发给群众，全国各地到处是告诉人们如何提炼海盐的传单和小册子，私盐在各地公开销售，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国大党趁此东风，号召所有各大城市和乡村在4月中旬举行一天罢工和群众性反政府示威游行，庆祝不合作运动开始。4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地方委员会发出指示，要他们普遍组织纠查队，不让人走进酒铺和出售英国货的商店及开展其他形式的不合作运动。
各阶层踊跃响应，集会、罢工风起云涌。甘地夫人身先士卒，带着真理学院女性学员出门查酒。帕迭尔辞去议长职务，并写信给总督，“10万人准备牺牲，100万人准备入狱”。
国大党基层组织常常直接组织抗议性示威。作家、诗人、新闻记者、教师、大学生在举行公民不服从运动时，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工作。他们用英文和当地文字印行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和反英小册子以及传单到处流行，宣传队深入各地，直到田间地头，鼓舞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人民不仅充分动员起来了，而且充分觉醒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洪流，英国殖民当局报以残酷镇压。
4月16日，尼赫鲁被捕，被判6个月徒刑，老尼赫鲁代理国大党主席。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都发生枪击群众事件，集会游行也被禁止。运动的参加者一般遵照甘地的号召，通常不积极抵抗警察，而自然走进监狱。但是，警察蓄意挑衅，百般侮辱，甚至连甘地最忠实的信徒也忍无可忍。和平示威也往往演变成与警察的冲突，甚至武装暴动。如4月18日，群众袭击了吉大港警察署，23日发生了白沙瓦起义，印籍士兵拒绝向群众开枪，甚至把武器交给群众。虽然起义者最后都惨遭镇压，但群众运动仍轰轰烈烈。
对于运动中的暴力行为与政府的镇压行为，甘地一并斥责。他呼吁“迷信暴力的人们，不要妨碍我们非暴力运动的自由”。
这一时期，总督还接连颁布了各式各样的禁令。禁令也只能更加扩大非暴力抵抗的范围。因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专做政府所禁止做的事情。政府每颁布一个新法令，国大党就会通过一个新的决议案，告诉人们如何去对付这个法令。政府逮捕了许多国大党的委员，但新委员又替代他的工作，工作委员会照常运转。全国一律执行来自国大党的指示。
5月1日，甘地就暴政问题写道：“死算不了什么，人民的义务很明白，他们必须用最大的受苦，来对抗有组织的迫害。”他自己则通知总督：“假如不废止盐税和撤回对人民制盐的禁令，他将前往达沙拉盐场领导一场更大规模的破坏食盐法运动。”
总督的“答复”很快来了。5月4日午夜时分，一位区长带着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官和30名武装警察偷偷摸进了距丹地城3英里的甘地住处，以1827年的防叛乱法所定的叛乱罪将甘地逮捕，押往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被捕，全印震怒，人民报之以更大规模的斗争。全国市商决定抵制英国布，一次10万人的游行使警察束手无策，孟买5万工人罢工，甘地囚居的浦那地区，社会名流相继辞去名誉职位。而警方则疯狂报复，在加尔各答，警察对群众开枪，并大肆搜捕。甘地被捕当天，军队包围了白沙瓦，国大党支部领袖均遭逮捕。军队、飞机、坦克在西北边省大肆调动，开火。6日，有500吨炸弹倾泄到帕萨族人居住地。可是枪林弹雨却压不垮向上的民心。似乎一夜之间，红衫党由800人发展到8万人。旁遮普的高压，压出一个激进的阿亥拉党。
甘地被捕了，但后继有人。甘地之后，泰伯咭又在卡底准备食盐长征。5月12日，他们上路不久便遭逮捕。21日，泰伯咭的继任人夸都夫人又率2000名志愿队员，整装上路。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甘地一马当先，前往距孟买150英里的达沙拉盐场抢盐。
盐仓外已掘好壕沟，布满铁丝网。24名英国警官指挥着400名警察，个个手执带钢尖的木棍或手枪，随时准备砸向敢越雷池者。
在离盐仓100码处，队员们重新编组。第一组涉水过沟，走向铁丝网。警察用木棍狠击队员头部，一个个应声倒下，血流如注。第二队队员又踏着鲜血补上，警察照行其事。队员们没有反击，没有搏斗，甚至没有听到愤怒的咒骂，只传来低微的呻吟。
队员们改变战术，他们25人一组，走到壕沟前就坐着不动了，警察照打不误，已被打倒的人还要补上几棍，鲜血从头上的伤口往外冒。一批又一批的队员前进，坐下，被打倒，躺下，没有一人还手。也许警察对这些毫不还手的非暴力抵抗者打得手软，他们改用脚踢，用手拖，将他们拖到水沟处抛下，再补上几棍。暴行持续了很长时间，被暴打的队员一批又一批躺下，直到所有志愿者被打倒，领导人奈都夫人、曼尼拉尔·甘地被捕。时近中午，已有320人受伤，2人死亡。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密勒说：“在过去18年中，我到过20个国家采访，我目击过无数的暴动、巷战与暴乱，但从没有看到过像达沙拉这次的恐怖与残忍。”他写下了这一罕见的暴行过程并躲过英国政府的截留，由美联社发出，在美国1350家报纸上披露，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震惊。
抢盐行动仍在继续，镇压亦在加强。5月18日，470名志愿队员，出发往孟买城边的瓦达拉盐场，中途即遭被捕。其中10人偷偷前往，也遭逮捕。3天以后，第二次进攻，250人被捕，多人受伤。25日，第三次进攻，100名志愿队员和2000名助威者决心攻夺盐仓，军警开枪阻击。6月1日清晨，1500名志愿队员和旁观者大举进攻，群众突破了警察的防守圈，进到盐仓，抢走了一部分盐，政府立即调集骑兵来驱打群众。同样的行动在卡拉塔尔与沙利卡塔也展开了。
此时的国大党也不退缩。6月5日，国大党阿拉哈巴德会议制定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方案，包括完全抵制洋布，发动不纳税运动，每周破坏食盐法，抵制英国的银行、保险、航运和其他业务，同时继续查酒。工作委员会还呼吁印藉军警要像印度其他同胞一样，为了争取印度的自由而共同奋斗。
6月5日被定为甘地日。这一天孟买举行了盛大游行，65000名工人自动停工参加游行，有妇女、帕西族、锡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伐表参加游行的队伍长达1英里。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接受鞭打与被捕入狱已成光荣与时髦，示威群众常整夜不散与警察周旋，抵制英国货的斗争也全面展开。
政府已丧心病狂。6月30日，国大党代理主席老尼赫鲁被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千人。为让出监狱关押政治犯，政府大量释放刑事犯，但监狱依然人满为患。至7月间，有67家报社、55家印刷所被查封。白色恐怖之下，《青年印度》只得游动出版。
6月间，英国政府的西蒙委员会的报告书出笼。其建议甚至没有超过总督早已发表过的那一套空洞的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的说法，他们主张酌情开放省的自治权，但必须强化中央的统治，主张采取保留选举制，并扩大中央对土邦的管辖权，尤其是对军队方面的所谓改革，他们认为印度的国防力量不可能不保留相当数量的英国军队，而由总督以总司令的身份直接统率。
上述报告使对英帝国仍抱幻想的一些政党、人士大失所望，连自由主义分子玛拉维亚等人也转而与国大党合作，这种变化使英殖民政府很感意外。眼见民心丧失，7月9日，总督表示准备召开圆桌会议，并且保证自治领地位仍是追求的目标。没有变更。1星期后，立法会议中的民族党、独立党及少数王公们共约40人开会，决议授权贾雅卡促成国大党与政府间的协商。总督也同意贾雅卡及沙甫诺前往狱中会晤甘地及尼赫鲁父子，以便使之回到谈判桌上。
7月23日及24日，贾雅卡前往耶拉伏达监狱与甘地长谈。之后，甘地给尼赫鲁父子一封长信，表明了他的态度：可以接受和谈，但条件是必须释放政治犯。当然，他表示自己没有发言权，尼赫鲁的意见才具有决定作用。
27日，斯康比卒等前往内尼监狱与尼赫鲁父子进行了2天长谈。尼赫鲁父子拒绝在未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商前，特别是在未征得甘地同意以前发表任何意见。他们也给甘地写了封信。
8月1日，甘地向贾雅卡提出了他的修正意见，即假如不给予印度在适当时机脱离英帝国的权利，或印度不能自行处理关于前述11项要求的问题，则任何宪治都是不能接受的。
10日，政府只得把尼赫鲁父子送到耶拉伏达监狱，以便他们能和甘地一起代表国大党与政府特使谈判。但直到13日上午，沙甫诺爵士和贾雅卡来后，尼赫鲁父子才得以与甘地及同囚于此的奈都夫人会面，并一同与政府代表谈判。谈判持续了3天，甘地、尼赫鲁等共同签署了一份公开信，提出了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低条件，即：承认印度有自由脱离英国的权利；同意印度建立对人民负责的、完全的责任政府；印度有权在必要时把国民政府认为不合理或不符合印度人民利益的英国人的要求、特权等提交独立的法院处理等。
总督断然拒绝甘地、尼赫鲁父子等提出的条件，同时加紧镇压。主要的国大党领袖都被投入监狱，国大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
但白色恐怖之下的运动并未停止发展。文件仍秘密印行，标语一夜之间又满街都是，群众集会有时突然一轰而起，靠刺刀维持的政府威信扫地，除少数效忠和归顺者外，人民多以沉默和冷脸与政府对抗。在各大城市中产阶级的罢工业已困难重重之时，农民的抗税运动又异军突起，给这一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往往运动从一地转到另一处，此伏彼起，令政府焦头烂额。
高压政策显然也难以奏效。欧文总督不得不承认：“不管我们如何谴责不合作运动，但假如我们低估了今天印度的民族意识，我们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错误。一味采用高压，不可能从根本上和永久地解决问题。”
英国政府决定不管国大党态度如何，将召开圆桌会议。第一次圆桌会议于1930年11月12日——1931年1月19日在伦敦举行。大会由英王亲自主持，名义上有英国3个政党和除国大党外的印度各团体代表参加。会议原则上同意建立有各土邦参加的全印联邦，由印度人负责执政，但防务、对外关系与财政仍由英国人控制。当然，圆桌会议的意见仅供政府参考，没有多大发言权，而且它始终受到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派势力的顽固抵制。
为缓和矛盾，1月25日，欧文总督下令释放甘地以及国大党所有中常委，并撤消对国大党集会的禁令。
1月26日，印度独立节。甘地及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于这一天获释，给全国人民的庆祝节日以巨大鼓舞。这一天，全国各地举行庆祝集会，重温独立宣言。甘地参加了孟买的纪念会，在这里，甘地向新闻界发表个人立场：“我个人认为，仅仅释放中常委，无补于现状。政府当局显然尚未觉察此一运动已遍及所有群众，故其领袖们虽拥有声望，却决不能随意篡改行动的方向。”
随后，甘地赶往阿拉哈巴德，探望病笃的老尼赫鲁。国大党中常委也陆续赶到那里，向这位为印度民族振兴事业已心力交瘁的伟人致敬。
1931年2月6日，老尼赫鲁逝世。在他弥留之际，甘地一直守候在身边，葬礼及善后事宜也由甘地一手操办。甘地虽然和尼赫鲁父子观点常有分歧，但他与尼赫鲁家却有深厚的友情，他对老尼赫鲁这位不屈不挠的斗士极为尊敬。葬礼之后，甘地对报界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就在老尼赫鲁逝世的当日，一大批自由主义分子随着其他出席圆桌会议的代表在孟买抵岸。他们立即发表声明，称印度获得自治领地位已有保障。2月8日到14日，这批人的代表沙甫诺前来阿拉哈巴德与甘地会商，但甘地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东西，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建议甘地直接去与欧文总督谈判。
甘地一向愿意主动地和他的对手见面讨论任何问题，他具有充分的自信，相信自己不仅能从理智上说服对方，而且能找到引起别人善意和高尚情感的途径。
甘地很快给总督拍去长电，提议和谈，总督同意。16日，甘地便动身前往德里。几天后，国大党中常委也跟到德里。17日，甘地与总督开始正式谈判。国大党的和平条款是大赦，立即停止迫害，发还被没收的财产，撤销基于政治立场给予公务员的惩罚。准许自制食盐，禁酒与洋布，调查警察暴行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虽尊重和信任甘地，但对条件一点也不肯放松。政府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其强大压力主要来自丘吉尔为代表的强硬派。丘吉尔认为丧失印度，将是对英国的致命打击，将使之从此堕落为小国。他对甘地极力鄙薄，在一次演讲中出语惊人，他说：“瞧那位伦敦大学法学院出身的长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身子，居然大踏步地走进副王府，在那儿一边与我们的皇帝的代表呷茶交涉，一边还在继续煽动非暴力抵抗。”
和谈就在双方紧张的对峙中艰难进行，整个谈判时断时续，常常因微小的细节乃至措辞问题陷入僵局。如关于非暴力抵抗“中止”一词，甘地一贯表示，非暴力抵抗不能完全停止或放弃，因为它是人民手中唯一的武器，然而它可以暂停。欧文总督反对，要求使用含有终结意义的字眼，甘地不同意，经过艰难的磋商，最后决定采用“停止进行”。每遇问题卡壳或取得一些进展，总督与甘地都要停下来去征询各自代表的机构的意见。直到月底，双方谈判仍举步艰难。
为打破僵局，沙斯迭里劝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只要大原则确定，不必太拘泥于细节。最后，工作委员会接受此建议，对条件作了若干修改。同时，沙甫诺与贾雅卡也劝总督不能断然拒绝国大党所要求的调查警察失职事件，总督也表示认可。双方作了让步后，谈判才有所进展。
直到3月5日下午，甘地和欧文才在总督府签署了和谈协议。这次持续3个星期，经过8个回合，共用去24小时的谈判总算有了结果。甘地和欧文经过这场漫长而令人疲劳的谈判后，都似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欧文提议以茶代酒，举杯庆贺，甘地赞成，但他自己的杯里只要了一点柠檬水、一点盐。他们在一起轻松地谈论着丘吉尔那些讽刺甘地的话题。末了，甘地起身告辞，却忘了土布披巾。欧文为他拾起来，说到：“甘地先生，您知道，您身上本来就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您乐意，当然也可以连这条披巾也留下来。”
甘地—欧文协议的内容是：民事反抗停止进行，今后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社会活动。英印政府答应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政治犯。政府拒绝修改食盐法，但准许人民自采自制并在居住范围内使用。此外，还有包括撤销若干法令与特别限制，合法处置国大党活动程序，罚金的安排，财产的没收，辞职与解职人员的复职以及撤除军警监视等许多细目。
在德里那段难捱的日子里，甘地经常和他嘱意而又常常与他意见相左的国大党年轻领导人尼赫鲁交流思想。他们在一起散步并谈论一些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话题。甘地常对尼赫鲁说：“独立以后，如果国大党想继续存在，就必须通过一项自我约束。所有党员不得在国家机关中接受一个有报酬的职务，否则就劝其退党，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其纯洁性。”他这时也很爱谈民主，但他的民主与众不同。“我认为假如一个人能够同人类最贫苦的人们融为一体，渴望自己不比他们生活得更好，并且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这种水平的时候，便有资格自称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腐败和虚伪不应该再像今天那样不容质疑地成为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不应该将大多数作为衡量民主政治的真正标准。如果少数人能代表他们想要代表的那部分人的精神、希望和志愿的话，那么这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并不矛盾。我认为不能使用强迫的方式去开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精神，不能从外界强加给人们，而必须来自内部。”
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对甘地—欧文协定极为不满，但经过痛苦抉择，还是予以通过，并责令各级党部开始执行。至于最终能不能为全体国大党人接受，尚待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决定。
而政府方面却根本无意履行协议。根据协定，非暴力政治犯必须释放，但一些地方政府态度消极，以致释放过程拖得很长。除这些政治犯之外，还有成千上万政治犯被关在牢中，这些人有的被判暴力罪，有的根本未经控告、审讯、判罪就被囚禁，而且一关就是好多年。甘地在会谈过程中，多次吁请政府也考虑释放这些政治犯，以缓和政治紧张局势，但政府不予理睬，特别在对印度爱国志士巴格特·辛格等3位政治犯的处置问题上，政府根本不顾甘地再三要求减免其死刑的请求，于3月23日晚，将3人执行绞刑。这一事件引起公愤，24日，拉合尔举行群众集会，与警察冲突，死141人，伤586人，另有341人被捕。而在孟加拉、联合省及西北边省，不仅旧的政治犯未予释放，新的逮捕仍在以各种名义进行，警察和当局往往利用对待恐怖分子的特别法律和法令，来对待国大党员、工人、农民以及当局对其行为不满的其他人士。在联合省的农村，形势日益恶化，甘地—欧文协议将这一难题交给省政府解决，但省政府对此问题敷衍塞责，拖延减租减税决定，还开始强迫征收，造成大规模驱赶农民和扣押财产的状态。
这一切表明，德里协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暂停不合作运动的目的远未达到，但甘地本人却信守不渝。他认为假如国大党能坚守诺言，则其声望必会大增，同时可以使政府相信他们有维持和平的力量，亦如他们在不合作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力量一样。
为了说服满怀疑虑的国大党领导和群众，甘地利用各种场合解释他自己对协议的看法和理解，并规劝人们履行协议。3月6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人们对“协议是否与拉合尔大会关于独立决议相悖”的疑问时说，“我不以为我违约背信，没有人阻止未来的卡拉奇会议中重申拉合尔大会决议的原则。同时未来的圆桌会议中也会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我在拉合尔大会当初提出争取完全独立的提案时，我就已经讲得很清楚，独立并非完全与英国脱离关系，假如我们是在从事一场暴力的战争，其结果当然是一胜一负或两败俱伤。但我们所从事的是寻求协议的非暴力的战争，我们确定了，而且也发动了。我对欧文总督所写的信，所包含的整个就是这个精神。现在的临时协议，正是我们争取我们所要求的一个开端。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我有义务寻找这样的开端。”此外他还先后赴德里、孟买各地旅行演讲，反复说明除了使用非暴力抵抗、争取自治外，也应试一试经过谈判并履行协定以求自治。他还在《青年印度》上不断著文解释纪律和服从纪律的重要性。
甘地因此而遭致许多群众乃至他的追随者的不满。有群众示威游行，并当面指责他的协议是卑鄙的，出卖工人利益的。还有人举黑旗喊“打倒甘地”，骂他是“独裁者”。但他的威望，他的善于变通与极强的宣传说服力，往往多次使他摆脱困境，化险为夷，这一次也不例外。许多国大党领袖人物尽管心有未甘，但对甘地还是不能不服，再说，在英国政府严酷的镇压下，运动事实上已锐气大挫，而和谈又转移了人民斗争的视线，已很难立刻重振；尼赫鲁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不希望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继续在监狱里备受煎熬与折磨，不希望在持续3个星期的谈判之后得到一个谈判破裂的结果，而让人民失望，他们更不想让他们的领袖为之呕心沥血换来的一点“成果”化为乌有。
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1931年3月29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卡拉奇召开大会，会议审阅并批准了甘地—欧文协议；同时也郑重宣布国大党所奋斗的完全自治目标并未改变；如果可能，国大党也将出席任何会议与英国代表协商争取由印度控制自己的国防、外交、财政等权利，大会授权甘地为出席圆桌会议的首席代表。
卡拉奇会议后，国大党基层组织以惊人的纪律接受了这一新指示，停止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则积极准备与英国在伦敦圆桌会议上再度谈判。但甘地认为，他的伦敦之行取决于两点：即休战协议的顺利执行与教派问题的解决。可以说，甘地通往伦敦的道路充满重重障碍。
维持教派分歧是英国实行分而治之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拟议召开的圆桌会议中，它同样被英国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性。圆桌会议的代表几乎全部由政府指派，政府遴选他们主要是为了强调教派的和局部的利益，着重于这些分歧而不是共同利益。政府甚至公然挑衅似地拒绝指派任何民族主义的穆斯林领袖。甘地认为如果英国一开始就在教派问题上纠缠不清，那么真正的政治经济问题将不会得到适当考虑。因此他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出：只有在有关各方之间事先对教派问题达成某种谅解，他才能去伦敦。
为促进教派团结，甘地从新德里到阿姆利则，从阿赫米达巴德再到孟买，忙个不停，但所有这些努力，不过是甘地的一厢情愿，教派之争愈演愈烈。
政府方面对协议的态度也令甘地头痛。4月18日，甘地曾与即将离任的欧文总督交涉，希望其能履行诺言，对欠税的农民宽大为怀。5月中旬，他又造访新任总督威灵顿勋爵，向他报告各地政府不履行协议的严重情形，但新任总督看起来比前任似乎更为冷酷而顽固。
鉴于国内形势，6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提议在上述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不愿赴伦敦。提议遭到否决。
7月中旬，印度人民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7月底，孟买省代理省督遇刺，险些丧命，刺客为一学生。5天以后，亚里坡地方法院院长又被刺身亡，英国舆论认为是国大党所主使的，英国人纷纷集会，请求政府采取行动。甘地指出政府绝不可再滥施高压，如果没有决心和勇气来应付，不妨让国民自决。同时，甘地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谴责暗杀行为。
8月8日，甘地再次就伦敦之行发表意见：“如果缺乏必要的气氛，此行毫无意义。如果印度教徒、穆斯林与锡克教徒不能和睦相处，我便不能前往伦敦；如果像现在这样，依协定本该释放的人还关在狱中，新的拘捕还在进行，农民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我就不能赴伦敦。”谈及这些问题，甘地忧伤无比，几次泣不成声。
14日，沙甫诺与贾雅卡等人已与甘地辞行，前往伦敦。玛拉维亚、奈都夫人和帕塔里则退掉船票，留下来等甘地。随着会期逼近，甘地与政府之间加紧争议，但双方均未真正关闭谈判大门。甘地发表声明，一旦问题得到解决，他当即赴往伦敦。同日，甘地致书威灵顿总督，想弄清楚国大党如不出席圆桌会议，临时协定是否继续有效，并表明不管政府怎样破坏协定，国大党均将信守不渝。总督立即答复甘地，指责国大党不守信用，但表示政府仍准备采取和缓措施，一切视国大党态度而定。
随后甘地又给总督去电，要求会晤，总督应允。8月25日，甘地、帕迭尔、尼赫鲁、迦法罕等前往西姆拉与总督会晤，28日谈判结果公布，称第二次协定。协定规定甘地应出席圆桌会议，政府立即调查巴多里事件，其他类似事件，则由正常方式提出。国大党如认为政府故意采取高压手段，有权恢复不合作运动。这样，直到最后一刻，甘地才下决心从西姆拉搭乘特别专列赶上了29日开往伦敦的邮船，开始了他的伦敦之行。
1931年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开幕那一天，正逢星期一，是甘地的静默日。甘地初立誓言时就曾自订守则，如遇本人或旁人紧急危难必须讲话时或应总督与高级官员的约见而不能保持缄默时，虽在静默日，还是可以讲话。因此，这一天甘地还是代表国大党发了言。他表明自己是抱着合作的态度与谋取协议的精神而前来伦敦的，他希望会议闭幕时，能带着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离开英国。
可是他很快发现，会议的气氛与他的期望相去太远。英国的政策是拖延对基本问题的考虑，而把时间或多或少地消耗在次要和无关主旨的问题上。会议中大多数印度成员对英方的政策亦步亦趋，说得确切些，这些人代表着印度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和英帝国主义相勾结，并且希望从英国那里得到发展和保护。至于那些来自教派问题上的各种“少数”和“多数”集团，更是以彼此之间不能取得一致而闻名。英国政府正是看中这一点而把他们请到圆桌会议上来的。
在这样一个集会上，甘地企图接触民族的自治与发展问题，显得可怜而又可笑。甘地的不修边幅与这富丽堂皇的会议大厦和衣冠楚楚的与会代表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很多时候，甘地往往孤零零地坐着，一言不发，只是他仍以惊人的耐心坚持他的努力。在少数委员会中，他以整整一周的时间忙于召集并主持多次非正式会议，试图解决教派问题，但宣告失败。随后他建议，在事先不达成教派协议的情况下，完成制宪工作。这一建议也遭到少数党的拒绝。甘地则拒绝在中央实施两头政治，并反对延期建立中央与各省的责任政府。
他所主张的印度自治就是要由印度人独立地管理印度的财政、国防和外交。
这一切注定了甘地的这次伦敦之行必以无结果告终。11月28日，新任首相麦克唐纳在他亲自主持圆桌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拟议中的印度政府乃是联邦制，议会享有部分权利，若干权利仍由殖民政府把持，以及未来在印度的选举中将采取依宗教划分的保留制等。这一切令甘地无比义愤，他即席发言，毫无掩饰地表明了他的观点：“我想印度大陆争取自由的伟业，也不是唇齿之争可以解决的。但只要野草之中尚有一寸土，我还是要来解释国大党的立场。假如大家真能了解印度是无论如何也要获得自由的，我想你们便会发现我常常有着可以协商的余地。你可以手拈一朵玫瑰，随意欣赏，可是一定要是真玫瑰，而不是纸花。我所争的不是赶尽杀绝任何人……而是要使我的国家能由奴隶的地位得到自由。”
12月1日，第二次圆桌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实际上未达成任何协议。圆桌会议进行期间，英王曾召见圆桌会议代表。事先有人提出：甘地这种苦行僧的装束入宫觐见，不合定规。甘地表示如果要他换装，他宁可不见英王。结果甘地还是腰缠一块土布，身披一块土布，衣不蔽体地走进了白金汉宫，引起舆论哗然。当甘地被问及穿这身衣服是否合适时，他诡谲地答道：“国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供我们俩人享用。”
虽然谈判失败，但借这次欧洲之行，甘地却给欧洲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奇异的装束、独特的饮食习惯，令人难忘。他拒绝到豪华宾馆下榻，情愿到伦敦东区贫民窟投宿，他会见矿工、孩子，还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萧伯纳、路易·乔治、拉斯基教授、林赛博士、欧文爵士、查理·卓别林等广泛接触，均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甘地旅欧期间，正值英国经济危机积重难返、失业剧增、世风日下之时。对英国人来说，甘地既富魅力，同时又令人不安。在人们怀疑与困惑、甚至怨艾的氛围中，他向世人宣传他的令人迷惑的主张：“因为我们为争取自由，选择了独一无二的途径……整个世界厌恶地看到鲜血流淌，它为此正在寻找出路。我可以自信地说，唯有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可以为渴望和平的世人指引一条道路。”欧洲人虽然对他的学说付之一笑，然而甘地动身返回之时，数千名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聚集在通往布林迪西港口的铁路沿线两侧，渴望一睹站在三等车厢玻璃窗下的瘦弱身影。
在巴黎，欢迎的人群把整个巴黎北部挤得水泄不通。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前来欢迎他的人发表讲话。在瑞士，他受到挚友、作家罗曼·罗兰的款待。在罗马，他警告法西斯主义将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旅欧期间，甘地对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经济危机发表了看法。当时美国汽车大王福特认为危机是暂时现象，甘地曾就此问题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他毫不掩饰地表示：“我不相信这套理论。福特的看法，含有幻想。假如不注意平均分配的问题，大量生产的结果将是世界的悲剧。如果每一国家都大量生产，市场便发生问题。眼前机器也许可以供给人们的需要，但毕竟集中在少数地区，势必要设法注意分配问题。除非能使落后的地区都能解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否则便难免不发生极大麻烦。”谈到印度的未来生产计划，他肯定印度今后也是要大量生产的。但不是以暴力为基础，也不是由少数工人操作复杂机器来进行，而是在每一个劳动者家里进行，使用的机器也是最简单的机器。他否认他从根本上痛恨机器，他反对的只是集中生产的大机器，凡是不能为大众共享的东西，他都反对，尤其厌恶特权与垄断。
1931年12月18日，甘地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印度。更让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在他出国期间，政府不仅未遵守他与总督的停战协议，而且还在加紧镇压活动，一切和平已成泡影。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
然而为时已晚。由于对政府的妥协转移了群众斗争的视线，在印度造成了失望、消沉与屈辱感，主动权已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大大便利了它对运动的扼杀。1月4日，甘地和当时的国大党主席被关进监狱，大规模的搜捕在全国展开，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随之一切和它联盟或同情它的、或进步的组织，如农民协会、青年团、学生联谊会等数千个社团组织统统被宣布为非法。新闻、报纸、通讯受检查，言论自由被取消，房产、财物等均遭没收。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对国大党和进步力量磨刀霍霍的同时，英国也在形式上准备扩大地方自治的基础，给一些效忠政府的势力施以小惠。“分而治之”的一贯政策得以贯彻，依照麦克唐纳的“宪治方案”，少数派将实现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又进入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