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六章 打开大脑的锁（4）
施瓦兹把这种疗法分成了好几个步骤，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第一步是要让强迫性官能症发作的患者对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改变认识，以便认识到他们所遭遇的并非细菌的侵入、艾滋病的感染或者是电池电解液的沾染，而是强迫性官能症的一个表现。
他应该记住大脑锁发生在大脑的三个部位。作为一位临床医学家，我鼓励强迫性官能症患者来为他们自己做以下的归纳：“是的，我现在真的有问题了。但它不是细菌，而是由于强迫性官能症的发作所引起的。”这种重新认识让他们和压迫内容保持一定距离，并且多少以佛家感悟人生苦厄的方式来看待它：眼看着身心受其煎熬，但却依然能如此超然地置身事外。
强迫性官能症患者也应该提醒他们自己，这种病发作后不会即刻消失的原因在于错误的回路。有些病人可能会发现这样做是有益的：在一次病情发作中，去看看施瓦兹《大脑锁》一书中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异常脑部扫描照片，再跟施瓦兹经过治疗好转病人的正常脑部扫描照片进行比照，从而提醒自己改变大脑回路是有可能的。
施瓦兹正在指导病人对强迫性官能症的普遍形式（侵入到意识当中的焦虑的想法）和强迫的内容（例如危险的细菌）进行区分。病人越是锁定在内容上，那么他们的病情就会变得愈加恶化。
长期以来，临床医学家们也同样锁定在了内容上。强迫性官能症最普遍的疗法称为“暴露和反应阻断疗法”，一种行为治疗形式，尽管这种疗法没有使大部分患者完全好转，但它帮助了大约半数强迫性官能症患者有所好转。如果一个人害怕细菌，就使他逐渐地暴露在更多的细菌当中，力图使他变得麻木起来。临床治疗可能意味着让病人花更多的时间呆在卫生间里。（当我 第一次听说这种疗法的时候，精神病医生正在叫一个男人将脏的内衣裤套在脸上。)不难理解，30％的病人会拒绝使用这种疗法。暴露在细菌之中，目的并非将挡“换”至下一个念头；它导致更多的病人全神贯注于此——至少一会儿。标准行为疗法的第二部分是“反应阻断”，防止病人对这种强迫起反应。
另外一种医疗形式是认知疗法，其前提是基于问题情绪和焦虑状态都是由认知扭曲——不准确或夸大的想法引起的。认知临床医学家们让他们的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写下他们所害怕的事物，然后列出那些他们也不解何义的理由。但在这个医疗过程当中，也让病人沉湎于强迫性官能症的内容里。正如施瓦兹所说的那样，“教一个病人说，‘我的手不脏’，只不过是在重复那些他已经知道的事情……，认知扭曲恰恰不是疾病的内在部分；一个病人基本上知道，今天没有对食品柜中罐头的数量进行统计，将不会真的导致她的母亲今晚死于非命。问题是，她不会那样想。”精神分析师也已经集中于症状的内容上，许多症状涉及性的和攻击性的念头。他们已经发现一种强迫性的想法，例如，“我将伤害我的孩子”，也许对小孩表达的是一种压抑的怨气，并且这种内省方法，在轻度的病例中，足以消除这些困扰。但这种方法对中度和重度强迫性官能症通常不起作用。尽管施瓦兹相信许多强迫症的起源与弗洛伊德强调过的那些有关各种性的冲突、攻击行为以及负罪感有关，但这些冲突解释的仅仅是内容，而不是扭曲的形式。
第二部分 第六章 打开大脑的锁（5）
当一个病人已经承认忧虑是强迫性官能症的一个症状时，下一个关键步骤是，一旦他开始意识到强迫性官能症正在发作的这一刻，就要让他重新专注于一项积极的、健康的、理想的并且带来快乐的活动。这个活动可以是栽花种草、演奏乐器、听音乐、计算是投篮或者帮助别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等。有他人参与的活动更能让病人保持专注。如果病人开车时强迫性官能症可能发作，他应该事先做好准备，如一盒有声读物和一个音乐CD什么的。
这样做也许看起来像一个很清楚的动作过程，并且可能听起来很是简单，但对强迫性官能症患者来说却很难做到。施瓦兹使他的病人确信，尽管他们的“手动变速器”是胶着的，但通过努力它是可以改变的，一次以一个努力的念头或者动作来使用大脑皮质进行改变。
当然，“换挡”是一个机器的比喻，并且大脑并不是一台机器，而是塑性的、鲜活的。每次病人试图“换挡”时，他们通过发展新的回路以及改变尾状核来开始安装他们的“变速器”。通过重新聚焦，病人要学习的并非去锁定在强迫症的内容上，而恰恰是要去绕过它。我建议我的那些病人们想想不用则废的原则。他们花在考虑这些症状的每时每刻——认为细菌在威胁着他们的每时每刻——他们都在深化这种强迫性的回路。只要超越它，病人就能走到远离病症的正道上来。患有强迫性官能症的病人，越是多做，越想多做；越是少做，越不想做。
我在参加一位朋友的晚宴，这位朋友我将称她为艾玛；一同赴宴的还有她的作家丈夫西奥多以及其他几位作家。
艾玛现在四十岁上下。她二十三岁时，一次自发的基因突变给她带来一场称为色素性视网膜炎的疾病，这种病导致她的视网膜细胞的死亡。5年前她完全失明了，于是就开始养了一条拉布拉多犬马蒂来导盲。
就在那个晚上，艾玛问了我是否清楚这种老不放心家中物品的毛病。她告诉我她常常出门时有一大堆的麻烦，因为她老要反复的检查炉子和门锁。她上班路上可能又返回，也就是她离开家去上班，走到半路上时，然后又不得不回来看看门锁好没有。等她回到家时，她又要去检查炉子、电器、自来水关好没有。她得走的时候，她又必定要把刚才的整个过程重复好几次，做这些事的时候，她始终都在克制这种老不放心的念头。她告诉我在她成长过程中，她父亲的严厉、专制使得她变得十分焦虑。当她离开家以后，她不再焦虑，但却发现似乎又患上了老不放心的毛病，而且这种毛病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将大脑锁的理论解释给她听。我告诉她通常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电器，但却没有对它真正的集中注意力。所以我建议她检查一次，仔仔细细地，只检查一次。
后来我见到她时，她高兴极了。“我好了”，她说，“现在，我检查一次就动身出门。我仍然有想反复检查的念头，但是我克制它，然后它就消失。随着我练得越来越多，它消失得更快了。”
第三部分 第七章 疼痛（1）
——神经塑性疗法对“幻觉痛”的治疗
当我们希望完善我们的官能时，神经塑性是上天的一种赐福；而当其为疼痛服务，为其推波助澜时，塑性无疑是一种咒语。
拉玛张德兰是一位带领我们研究疼痛的最引人注目的神经塑性学家之一。维拉雅努尔·苏伯拉曼尼安·拉玛张德兰生于印度马德拉斯。他是一位医学博士，一位有印教背景的神经学专家，有着剑桥三一学院心理学博士的学位。而这位19世纪科学传承的代表人物同时也在解决21世纪的难题。我们是在圣地亚哥见面的，他在负责加利福尼亚大学大脑和认知中心。“拉玛”留有黑色的卷发，穿着一件黑皮夹克。他的嗓音比较大。带有英国人的口音，但当兴奋的时候，他说话就像一长串的鼓声，快速而急促。
然而，当许多的神经塑性学家为了帮助人们形成或者恢复技能——阅读、行走或者克服学习障碍而进行研究的时候，拉玛张德兰却在用塑性来重组我们头脑的内容。他表明我们可以使用想象力和理解力通过相对无痛的疗法来重组我们的大脑。
拉玛张德兰取出了一个大的方盒子，内置一面镜子，看起来像一个孩子玩的魔术。通过使用这个盒子以及他对塑性的了解，他对几个世纪以来神秘的幻肢以及它们所造成的慢性疼痛做出了阐释。
为了寻找受试者来测试他的镜像盒，拉玛张德兰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古怪的广告，写道“诚征截肢者”，于是“菲力普·马丁尼兹”就来应征了。
大约10年前，菲力普从以时速四十五英里疾驰的摩托车上甩了出来。这次事故导致从他的左手掌到胳膊一直到他的脊髓的所有神经都被撕掉了。他的胳膊仍然附在身体上，但没有功能神经从脊柱向胳膊发送信号，也没有神经进入到他的脊髓向大脑发送信号了。菲力普的胳膊除了毫无用处之外，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得不用吊带吊着这样一个无法活动的“包袱”，他最终还是选择截除了这只手臂。但是在他的幻肘上却留下了可怕的幻觉痛。在幻臂上同时也感觉到了瘫痪，并且他有种感觉，只有他多少能设法活动它一下，他才可能减轻这种疼痛。这种困境让他如此的沮丧，使得他想要自杀。
当菲力普把他好的胳膊伸入了镜像盒里头时，他不仅仅开始“看到”他的“幻影”在活动，而且这是他首次感觉到它在活动。这使得菲力普大为吃惊，而且非常地高兴，他说他感觉他的幻臂好像“重新接通电源了”一样。
然而一旦他停止看镜像或者是闭上眼睛，幻影也就立刻又凝固了。拉玛张德兰给了菲力普这个盒子，让他带回家去训练，希望菲力普通过刺激能重接大脑图谱的塑性变化，最终忘却他的幻影瘫痪。菲力普每天用这个盒子训练十分钟，但仍然只有当他睁开眼睛，看着好手的镜像时，它才能起到作用。
接着四周之后，拉玛张德兰便接到了菲力普的电话，电话中他非常地兴奋。他的幻臂不但不凝固了，而且永远地消失了——即使是当他不使用这个盒子的时候。他的幻肘以及这种折磨人的疼痛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不会感觉疼痛的幻指了，仍在他的肩膀上悬吊着。
拉玛张德兰，这位神经学上的魔术师，成了第一位执行一个似乎不可能的手术的医生：成功的幻肢截除手术。
第三部分 第七章 疼痛（2）
拉玛张德兰用他的盒子治疗了许多患者，他们当中大约一半的人不再有幻觉痛了，他们的幻影也不再凝固了，并且开始感觉到可以控制住它们了。其他的科学家也发现用镜像盒训练过的患者有所好转了。fMRI脑部扫描表明当这些患者有所好转时，他们的幻影运动图谱也扩大了，因截肢而带来的图谱收缩也逆转过来了，并且感觉和运动图谱也正常化了。
镜像盒似乎是通过改变患者体像的知觉来治疗疼痛。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它既解释了我们的心智是如何运转的，又解释了我们如何经历疼痛。
疼痛和体像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经历疼痛的时候，疼痛总是投射在身体上。当你伸腰的时候，你会说，“我的腰，痛死我了！”而不会说，“我的痛觉系统，痛死我了”。但是正如幻影所表现的那样，我们不需要一处身体部位，或者甚至不需要痛觉感受器来感觉疼痛。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体像，由我们的大脑图谱产生的体像。有真实肢体的人们通常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肢体的体像完全地投射到了我们真实的肢体上，这样就不可能将我们的体像和我们的身体区别开来。“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幻影”，拉玛张德兰说，“它是一个你的大脑纯粹为了方便所构造好了的幻影。”
体像扭曲很是普遍，表明了体像和身体本身之间就有区别。当厌食者们饿得不成样子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的体形肥胖；有人觉得自己的体像扭曲，这种症状称为“躯体变形障碍”；他们把依照正常标准其实十分完美的身体部位却看成是有缺陷的。他们认为他们的耳朵、鼻子、嘴唇、乳房、*、*，或者是大腿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或者就是长得“不是地方”，然后他们就感觉非常的羞愧。玛丽莲·梦露一直认为自己有许多的身体缺陷。这种人通常会去做各种整形外科手术，但是术后他们仍然感觉自己是畸形的。其实他们必须做的反而是“神经整形手术”，以此来改变他们的体像。
当轻伤、擦伤、毒虫咬伤指头，使得整个肢体疼痛不堪，身体的“保护机制”会阻止患者活动肢体时，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在受伤之后，这种症状会持续很久，而且通常会变成慢性的，在轻微擦伤或皮肤划破之后，皮肤就伴有灼痛、不适。拉玛张德兰认为大脑重组自身的塑性能力带来了身体防护机制的病态形式。
当我们自我保护时，我们不让肌肉活动，以免加重受伤的程度。如果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动，我们就会变得精疲力竭，而且跌倒，伤着自己，感觉疼痛。拉玛张德兰想，现在假定在运动发生之前，大脑通过触发痛觉避免了错误的运动，而运动是在运动中枢发出运动指令之后和运动被执行之前产生的。大脑是否有比确认运动指令本身触发痛觉更好的方法来阻止运动呢？拉玛张德兰开始认为在这些慢性疼痛患者身上，运动指令连在了痛觉系统上，这样，即便手臂已经治好，可是当大脑发出一个运动指令来活动手臂时，它仍然会触发痛觉。
拉玛张德兰称之为“习得性疼痛”，并且想知道是否镜像盒可以帮助缓解这种疼痛。所有传统的疗法都已经在这些患者身上试过了——阻断连到痛觉区域的神经、物理疗法、镇痛剂、针灸，以及按摩——都毫无效果。在帕特里克·沃尔参加的一个团队所做的一项研究中，要求患者坐下来，将双手都放入镜像盒中，他只能看见他的好手以及好手在镜子里头的影子。接着患者在镜像盒里头随意地移动他的好手（可能的话也移动他的病手）十分钟，每日数次，坚持训练几周。或许未经运动指令引起就产生的活动的镜像，让患者的大脑以为他的患手现在能够毫无疼痛地、自在地活动了，或许是这项训练使得大脑知道已经不需要身体的防护机制了，这样它就切断了活动手臂的运动指令和痛觉系统之间的神经连接。
患有两个月痛觉综合症的病人好转了。第一天疼痛就减轻了，甚至在镜像训练期结束之后，缓解仍在持续。一个月之后，他们不再有任何疼痛了。患有5个月到1年症状的患者不能很好地恢复，但是他们的手脚不再那么僵硬了，而且能重新工作。患有超过2年疼痛的那些患者则无法恢复。
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长期的患者这么长时间没有活动他们的患肢，以至于患肢的运动图谱都开始弱化了——这又是不用则废的例子。剩下的图谱全部是当这个幻肢最后一次使用时所残余的最为活跃的少量的连接，不幸的是，这些连接却连在了痛觉系统上，正如截肢前打了石膏的患者形成幻影，恰好在他们手臂截除之前所“固着”下来的幻影痛一样。
一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摩斯利，认为他也许能帮助这些患者，这些患者使用镜像盒没有好转，通常是因为他们的疼痛是如此的强烈，使得他们在镜像疗法中无法活动他们的肢体。摩斯利认为用心智练习建立患肢的运动图谱也许神经塑性疗法对可以触发塑性的变化。为了激活患者大脑的运动网络，他要求他们仅仅去想象活动他们的痛肢，而无须进行真正的活动。患者们也看各种手部图片，来确定哪只是左手，哪只是右手，直到他们能够迅速而准确地辨认出来——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激活运动皮质的技巧。在他们面前显示处于各种姿势的手，并且叫他们对其想象十五分钟，一天三次。在这种视觉训练之后，他们就做镜像疗法，经过12周的治疗以后，他们当中有些人疼痛已经减轻了，其中半数人的疼痛消失了。
想想这有多么的了不起——对于最折磨人的慢性疼痛，一个全新的疗法，只使用想象和幻觉来塑性地重建大脑图谱，而不需要使用任何药物、针管或者是电击。
第三部分 第八章 想象力
——神经塑性疗法对帮助增强记忆力和学习力的效能
当我们为了考试背诵答案，为演戏准备台词，或者对各种表演人的智力就会突飞猛进的增强发言进行彩排时，我们都在做科学家所谓的心智实践或者心智演练。但是因为很少人做得系统、严密，所以我们低估了它的效用。有些运动员和音乐家用它来为表演做准备，当钢琴演奏家格伦·戈尔德要录制音乐的时候，他毕生都主要依靠心智实践来为自己做准备。
心智实践的一个最高级的形式是不用棋盘也不用棋子的“盲棋”。棋手想象出棋盘和棋局，始终记住每一着的变化。阿纳托利·沙兰斯基，苏联的*活动分子，曾用下盲棋来度过狱中岁月。1977年，犹太裔的计算机专家沙兰斯基被错误地指控为美国的间谍，于是在狱中度过了9年岁月，在冰冷黑暗，只有五六英尺的、坚固的牢房中，熬了四百多个日日夜夜。被单独监禁的*通常都会精神崩溃，因为不用则废的大脑需要外部刺激来保持它的图谱。在这种知觉剥夺的漫长岁月里，沙兰斯基连续数月的下盲棋，这可能帮助了他，使他的大脑免于退化。他一个人自己跟自己下，从正反两方的角度，将棋局记在脑子里——这是对大脑的一个非同寻常的挑战。沙兰斯基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他当时下棋是想着利用这个机会，说不定有朝一日能成为世界冠军。他放出来以后，在西方舆论的施压下，他去了以色列，成为了一名内阁部长。当世界冠军加利·卡斯帕罗夫和首相以及内阁部长下棋的时候，只有沙兰斯基未被他击败。
我们从那些做过大量心智实践者的脑部扫描可以知道，沙兰斯基在狱中的时候，他的大脑里头可能发生了些什么。再来看看鲁迪戈尔·甘姆的事例吧，甘姆是一个智力正常的德国年轻人，但他却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数学奇迹，成了一台肉身计算机。尽管甘姆生来没有什么数学天赋，但他现在能心算一个数字的九次方或者五次方根，并且能在五秒之内解决像“68乘76等于多少”这样的问题。在银行工作的甘姆，二十岁时就开始每天做四小时的心算训练。到二十六岁时，他已经成为心算天才，能够以在电视上表演为生了。当他心算时，有人用正电子X射线层析术对他进行大脑扫描后发现，他能比“正常人”多用五个以上的脑区来做计算。心理学家安德斯·艾立逊，一位技能发展方面的专家，表明像甘姆这样的人是依靠长期记忆来帮助他解决数学问题的，但其他人只会依靠短期记忆。专家脑子里头并不存贮答案，但存贮的是帮助他们找到答案的关键事实和策略，然后他们能很快地找到答案，尽管这些答案也存在短期记忆中。使用长期记忆来解决问题，这在大多数领域的专家们当中是相当普遍的，艾立逊发现在多数领域要成为专家，通常要经过10年左右的不懈努力。
我们能够仅仅通过想象就改变我们大脑的一个原因是，从神经科学的观点看来，想象一个动作和实际上做这个动作并没有像他们看起来的那样不同。一旦闭上眼睛，并且想象一个简单的物体，比方说，字母a，那么主要的视觉皮质就会活跃起来。就像受试者真正看到字母“a”时一样。脑部扫描表明在动作和想象过程中有许多相同的大脑部位被激活了，这就是为什么想象能够提高表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