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五章 午夜复活（6）
将他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塑性基础之上，陶伯发现许多训练原则：如果训练技能跟日常生活越接近，训练就更有效；训练必须循序渐进。
而且训练工作必须在短时间内集中，这种训练技巧陶伯称为“强化训练”，他发现这种方式要远比长时间但是低频率的训练要更为有效得多。
许多这样的规则也同样用在外语学习的“沉浸”法里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多年来一直学习语言课程，却没有到一个国家短时间里将自己“沉浸”在语言里有效？
我们和不说我们母语的人呆在一块儿的时候，强迫我们说他们的语言，这就是“制约”。日常“沉浸”使得我们受到“强化训练”。我们的口音引起别人注意，他们就会使用更简单的语言跟我们交谈；这样我们就能循序渐进地接受到挑战，或者得到塑造。习得性放弃就被限制了，因为我们的生存需要交际。
陶伯还将CI原则用在一系列其他障碍的治疗上。他开始研究患有脑瘫的儿童——一种更为复杂的，更为悲剧性的残疾，可能因为中风、感染、出生时缺氧以及其他的问题所带来的对于发育中大脑的伤害。这些孩子通常不能行走，被终身禁锢在轮椅上，不能清楚说话或者控制自己的行动，通常手臂瘫痪或者不够灵便。在CI疗法之前，在这些孩子中进行的瘫痪手臂的治疗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的。陶伯做了一项试验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一半的儿童进行常规的脑康复，一半进行CI疗法，将他们健康的手固定在一个轻的玻璃纤维套中。CI疗法包括用他们瘫痪的手指来弹肥皂泡，把球推入一个洞中，捡起棋子等等。每次孩子们成
功的时候，他们都会得到表扬，接着，在下一个游戏中，即便在他们非常累的时候，都鼓励他们继续提高准确性、速度和运动的流畅性。在三周的训练期内，这些孩子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好转。有些孩子人生第一次开始爬了。一位18个月大的孩子能够爬上楼梯了，还能第一次用他的手指把食物放到嘴里头去。一位四岁半的男孩，从来没有用过手臂或手掌，开始能玩皮球了。接下来就是弗雷德里克·林肯的故事。
弗雷德里克，当他还在母胎里的时候就患上了大面积严重中风。当他四个半月大的时候，他妈妈就很清楚有些什么不对。“我注意到他在托儿所里跟其他的孩子行为不一样。他们能够坐起来，也可以拿起一些其他孩子都拿得起的东西。他们也能够站起来握住奶瓶，但是我的孩子做不到这些。我注意到有些什么不对劲儿，但是不知道从何做起。”他整个左侧身体都受了影响：他的手臂和腿不能很好的活动。他的眼睛低垂，因为舌头部分瘫痪不能形成语音和话语。弗雷德里克也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爬或者走。他到了三岁才会说话。
当弗雷德里克七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病发作过一次，他的左手臂被拉到胸前。然后就拉不开了。给他做了一次MRI脑部扫描后，医生告诉他的母亲，扫描表明“四分之一的大脑都坏死了，并且他可能再也不能爬，不能走，也不能说话了”。医生认为中风是在怀上弗雷德里克十二周之后出现的。
他被诊断患有脑瘫，左侧身体瘫痪。他那在联邦地方法院工作的母亲辞去工作，全力照料弗雷德里克，造成了家里头严重经济紧张。弗雷德里克的残疾同样也影响了他八岁半大的姐姐。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午夜复活（7）
“我必须跟他姐姐解释，”他的母亲说，“他的小弟弟不能自己照料自己，妈妈就不得不去照料他，而且我们不知道他的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我们甚至不知道弗雷德里克是否从此以后能否自己照顾自己。”当弗雷德里克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听说了陶伯诊所治疗成年人的情况，就询问是否也能给弗雷德里克进行治疗。但那还是在诊所形成儿童治疗项目之前数年的事情。
弗雷德里克四岁的时候去了陶伯诊所。
他使用常规的方法曾经取得一些好转。他能够用脚架走路，并且能够颇为费力地说话，但是他的好转却出现了平台化。他能用左手手臂但却不能用左手手掌。因为他不能形成卧的姿势，并且不能用大拇指接触到他的其他手指，所以他无法捡起皮球，用手掌握住它。他必须用右手掌和他的手臂来夹住皮球。
一开始弗雷德里克不愿意配合陶伯的治疗并且反抗，不想用他的瘫手而只想用那只被套上一个罩子的好手来吃土豆泥。
为了保证弗雷德里克能接受二十一天不间断的治疗，对他的CI治疗不在陶伯诊所里头进行。“为了给我们方便，”他妈妈说，“这个治疗在托儿所、家中、教堂、他奶奶家以及其他我们可能在的地方进行。治疗师骑车跟我们去教堂，她甚至在车上还对他的手进行了治疗。还要跟他一起去上周日学校。她围绕着我们的计划进行工作。尽管从周一到周五，大量的时间都是呆在弗雷德里克的托儿所里头。他知道我们想让他的‘左撇子’好一些，因为我们这样称他的左手。”
进行治疗仅仅19天，“左撇子”就形成了握的姿势。“现在，”他妈妈说，“他能用左手做任何事情了，但是还是比右手弱一些。他能打开装有拉链的袋子，也能握住棒球棍了。他每天还在继续好转。他的运动技能大大地改善了。这些好转在陶伯的项目期间就开始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除了协助他继续好转外，我也想不到什么能比别的父母更高明的招儿了。”因为弗雷德里克变得更加自立了，他妈妈就能够回去上班。
弗雷德里克现在八岁了，他从来不认为他有残疾。他能跑。他也能进行许多体育运动，包括排球，但他始终深爱的是棒球。所以他就戴着手套玩棒球，他妈妈在里头缝了尼龙搭扣带，这就使得他手臂上戴的一个小小的支架跟搭扣扣紧了。弗雷德里克的好转是显著的。他试着参加正规的棒球队——而不是残疾儿童的棒球队——还被选上了。“他在棒球队里头打得很好，”他妈妈说，“他被教练选入优秀选手队。当他们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哭了两个小时。”弗雷德里克是“右利者”，能够正常握住棒球拍。偶尔他会失去左手的握力，但他的右手现在足够有力，他能够单手挥拍。
“2002年，”她说，“他参加了五到六岁组的棒球比赛，打了五场优秀选手的比赛。在五场比赛中赢了三场——因为他的打点他得了冠军。太棒了。我在电视中看到了。”
第二部分 第六章 打开大脑的锁（1）
——神经塑性疗法对强迫症的治疗
我们每个人都有种种忧虑。我们会担忧是因为我们都是智能生物。智能具有预测性，这是它的本质；同样的，智能可以让我们计划、希望、想象和做出假设，也会使得我们担心、害怕负面的结果。但有些人真是“忧天的杞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忧虑无以复加了。他们的痛苦，虽然都在他们的脑子里面，确切地说，要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经受的痛苦，因为这些痛苦全在脑子里面时刻折磨着他们，使得他们无法逃避。这些人被自己的大脑不断地折磨着，迫使他们常常想要自杀。有一次，一个近乎绝望的大学生，深陷在痛苦忧郁之中不能自拔，于是他把手枪塞入口中，扣动了扳机。这颗子弹射进了他的额叶，医生抢救时，为
了取出弹头，便给他做了脑白质切除术，而这个手术在当时是用来治疗强迫性官能症的。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而且还治好了官能症，并且重返校园继续学习。
烦恼者各种各样，焦虑也形形色色：恐惧症、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以及惊恐发作等等。但最为痛苦的人们是那些患有强迫性官能症（或者叫OCD）的患者，他们惧怕即将来临的或已经发生的伤害，会危及他们自己及所爱的人。尽管他们可能在孩提时代时就已经非常地忧虑了，但是稍后一些，常常是他们刚成年时，他们可能有一次“发作”，使得他们将这种焦虑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一旦他们成年，事事都要自理的时候，他们觉得就像痛苦万状、恐惧万分的小孩子。因为羞于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失控，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忧虑深藏起来，有的在他们寻求帮助之前已达数年之久。最为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好几个月甚至数年，都无法从噩梦中摆脱出来。药物治疗也许能抑制住他们的焦虑，但通常无法根治病症。
强迫性官能症常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从而逐渐地改变大脑结构。患有强迫性官能症的病人也许会通过全神贯注于他所担忧的事情，来获得缓解——确信他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而没有错过任何的可能——然而，他越是想到他的忧虑，他就会越发忧心忡忡，因为患了这种病的人往往会忧上加忧。
这种病症的首次爆发往往是因为一个情感事件的触发。有人可能会记起他母亲的祭日，听到一个对手出了车祸的消息，感觉他身上疼痛或者是长了肿块，看到食品供应中含有化学物质的报道或者从电影里看到了灼伤的手的画面。然后他开始担心起自己在慢慢接近母亲去世时的年龄，虽然他一般不会迷信，但感觉自己在那天注定要死去；或者担心自己也会像对手一样短命早死；或者害怕发现了自己身上有不治之症的症状；或是担心自己已经中毒了，因为他对饮食并不是很小心。
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些一闪即逝的念头，但是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却锁定了这些忧虑，并且难以自拔。他们的头脑、他们的内心中穿梭着各种恐惧的场景，虽然他们设法阻止自己不去想，但又做不到。这些险象感觉是那样的逼真，使得他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着。
典型的压迫症表现为：害怕得了绝症，害怕受到细菌的感染，害怕药品中毒，害怕电磁辐射，甚至害怕被自己的基因所出卖。有时强迫症患者满脑子想的都是整齐、匀称，他们对于相片挂歪了、自己的牙齿长得不够整齐、或是东西摆得七零八落感到很心烦，并且他们可以花上好几个小时整理。或者他们变得迷信某些数字，并且调闹钟或者调音量大小时，都要调在偶数位置上。性的或者是攻击性的念头——一种认为伤害了亲人的恐惧——可能会闯入他们的脑海，这些念头是从哪来的，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一种典型强迫症念头可能是，“开车时，当我听到砰的一声，意味着我撞倒了某个人。”如果他们是教徒，可能会产生渎神的念头，让他们老觉得有罪而忧心忡忡。许多强迫性官能症患者都有强迫性的疑惑并且他们总是疑神疑鬼：关了炉子吗？锁了门么？或者是否因为自己的疏忽而伤害了别人的感情？
第二部分 第六章 打开大脑的锁（2）
这些担忧可以是稀奇古怪的——都没有任何可以想得到的意义——但是却都无法减轻他们的任何痛苦。一位贤妻良母会担心，“我将要伤害我的宝宝”，或者“在我睡着时会起来，拿一把屠刀刺向熟睡的丈夫胸口？”一位患有强迫症的丈夫认为自己全身布满刀片，所以他不敢碰小孩，或跟妻子*，也没有办法抚摸他的狗。他眼睛虽然看不到刀片，但他心里头坚持认为有。并且他总是问他的妻子来确保他未曾伤到她。
强迫症患者常常由于过去犯了一些错误而害怕未来。但是并非仅仅是这些错误萦绕在他们心头。他们想象可能犯的错误，他们对此的戒备本可当作片刻的放松——作为人来说，最终总是要放松的——同样也造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强迫性焦虑者的痛苦在于，无论倒霉事儿多么的子虚乌有，他们都认为无法避免。
我收治的几个病人，他们强烈地担心他们的健康，以至于他们老觉得自己是在死囚区，每天都在等待死期的降临。但是他们的幻想还没有就此打住。尽管别人告诉他们，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他们也只能感受到一瞬间的轻松，然后他们又苦苦地寻思自己的完全康复，是不“踏实的”——可是通常这种“见识”是在新的伪装下，又一种强迫性的疑神疑鬼。
强迫性的担忧开始后不久，强迫性官能症病人通常的反应是不由自主地做些事情来减轻这种忧虑。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感染了细菌，他们便会从头到脚地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如果这样做还不足于消除这些担忧的话，他们就会把他们所有的衣物、地板、然后是墙壁都统统洗上一遍。如果一个妇女担心自己会把宝宝杀死，她就会把斩骨刀裹起来，装在盒子里，藏入地下室，完了再把地下室的门牢牢地锁上。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分析学家，莱弗雷·M.施瓦兹，曾经说过这样一个人，他害怕被车祸中溢出来的电池电解液所沾染。每天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他都会注意倾听周围是否有发生事故时的警报声。一旦他听到这
种声音，不管是深夜几点钟他都会从床上爬起来，穿上特制的运动鞋，然后匆匆开车前往，直到他找到事故现场。只要警察一离开，他就会一干好几个小时地用刷子擦洗干净柏油路面，完了他才偷偷地溜回家，并且扔掉那双穿出来的鞋子。
强迫性怀疑者常常形成“检查强迫症”。如果他们怀疑自己是否关了炉子或者锁了门时，他们就会回去查了又查，往往查上一百多遍。因为心头的疑虑总是挥之不去，使得出门一趟就得浪费好几个钟头。
强迫性官能症一直以来非常难治。药物治疗和行为疗法对许多这样的患者来说只部分地起作用。莱弗雷·M.施瓦兹已经发明了一种有效的，基于塑性的疗法，不仅仅可以帮助那些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在我们开始情不自禁地担忧即使是自己明知道没有意义的事情时，也可以帮助那些都有很多寻常烦恼的人们。当我们内心对忧虑有所“依附”并牢牢抓住它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被这些不由自主的咬指甲、拉头发、购物、赌博以及吃东西等等“令人讨厌的坏习惯”所强迫、所驱使的时候，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甚至某些形式的强迫性猜忌、吸毒、强迫性性行为以及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形象、身体、自我评价等过分的关注，都可以有所帮助。
第二部分 第六章 打开大脑的锁（3）
施瓦兹通过对患有强迫性官能症和没患这种病的人的脑部扫描进行比较，形成了一种新的诊断方法，利用这种诊断方法研究出一种新形式的疗法——据我所知，运用这种脑部扫描作为表现鉴定试验（PET）来帮助医生既了解一种精神病又为其开发一种精神疗法，这在医学史上还是首次。
然后他通过对他的病人实施心理治疗的前后做脑部扫描，检验了这种新的疗法，并且表明通过治疗以后，他们的大脑已经趋于正常。这又是一个首次——首次表明谈话疗法可以改变大脑。
正常情况下，当我们犯下一个错误的时候，有三桩事情发生。首先，我们会有一种“犯错感”，就是对某件事情做错后的那种挑剔感。其次，我们会变得焦急起来，而这种焦急又会驱使我们去纠正这个错误。最后，当我们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后，我们脑子里的一种自动挡会让我们转移到下一个想法或者下一个活动上。然后错误感和焦虑都消失了。
但是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大脑不会自动转移或者是“向下翻页”。即使他已经纠正了拼写错误，清洗了手上的细菌，为忘记朋友的生日而道过歉了，他依然被困扰着。他的自动挡失灵了，并且错误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变得异常强烈。
通过大脑扫描，我们现在都知道，强迫症涉及到大脑的三个部位。
我们用眼眶额叶皮质来发现错误，它是额叶的一部分，位于大脑的下方，正好在我们眼睛的后侧。通过扫描表明，强迫性症状越明显，眼眶额叶皮质表现得就越活跃。
一旦眼眶额叶皮质激发了“错误感”，它就会向位于皮质最深部位的扣带回发出信号。扣带回触发了可怕的焦虑，认为除非我们纠正错误，否则就有不祥的事情发生，它并且向五脏六腑都发出信号，使得我们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恐怖。
这种“自动挡”，即位于大脑中心底层的尾状核，会让我们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转换。除非，这种尾状核变得非常地“粘滞”时，像强迫性官能症出现的情况那样。
强迫性官能症患者的脑部扫描表明，大脑的三个区域都处于亢奋状态。眼眶额叶皮质和扣带回都变得兴奋起来，但又停滞不前，似乎一起锁定在“接通位置”上——这就是施瓦兹称之为强迫性官能症“大脑锁”的原因之一。因为尾状核不自动“换挡”，所以眼眶额叶皮质和扣带回继续发出信号，不断地强化错误感和焦虑。因为这个患者已经纠正了错误，所以这些信号显然是些错误的警报。失灵的尾状核胶滞住了，仍然充满从眼眶额叶皮质发来的信号，所以它很可能过度活跃。
造成严重强迫性官能症大脑锁的原因多种多样。多数情况下，这种病症是家族史或者可能是遗传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感染后，尾状核肿大而引起的。并且，正如我们会明白的那样，学习在其发展中也同样起了作用。
施瓦兹通过解开眼眶额叶皮质和扣带回之间的连锁以及让尾状核恢复正常功能的途径，他着手开发一种能够改变强迫性官能症回路的疗法。施瓦兹想知道病人是否可以通过持续的、努力的关注以及主动锁定某些忧虑之外的事物，比如说，一项未曾参加过且令人愉快的活动，以此来“手动”将尾状核换挡。这个方法具有塑性意义，因为它促使了一个新的大脑回路的形成，这种回路带来愉悦并且触发多巴胺的释放，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多巴胺释放对这种新的活动进行了奖励，并且巩固、增加了新的神经连接。这种新的回路最终可以跟之前那个进行竞争，并且根据不用则废的原则，病态的回路网络将会削弱。运用这种疗法后，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去“破除”坏习惯，比如用更好的行为去取代不好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