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五章 午夜复活（1）
——神经塑性疗法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
医学博士迈克尔·伯恩斯坦，是一位眼科医生，也是一位每周要打六次网球的网球迷，在他得了致残性中风的时候，那时他四十四岁，正当盛年，而且有四个孩子。但他完成了一种新的神经塑性疗法的治疗，完全恢复了。当我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他的办公室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又开始工作了。因为他办公室里有许多的房间，我原本以为有很多医生跟他一起工作。没有，他解释道，他那有很多房间是因为他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病人，他不让他们走动，而是自己过去看他们。
“这些上了年纪的病人当中，有些腿脚不太灵便，他们中风了”。他笑道。
他自己中风的那天上午，伯恩斯坦博士给七个病人做了手术，都是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和屈光手术等——是一些眼内的十分精细的手术。后来，伯恩斯坦博士就奖励自己打了一场网球，打球过程中他的对手告诉他，他有点失去平衡而且打得不像平时那么好。打完网球，他就开车去银行办事，当他试着抬腿从他的底盘很低的跑车中出来，他发现自己抬不起腿来了。回到办公室后，他的秘书也说他看上去脸色不对。他的保健医生，刘易斯博士，在
同一栋办公楼上班。他知道伯恩斯坦博士有轻度的糖尿病，而且有胆固醇的问题，并且他的母亲得了数次中风，所以他也有早期中风的可能性。刘易斯博士给伯恩斯坦博士注射了一剂肝磷脂来防止他的血液凝固，然后让伯恩斯坦的妻子开车把他送到了医院。
在接下来的12到14个小时当中，中风加剧了，并且他的整个左侧身体完全瘫痪，这是他的运动皮质的主要部分被损坏的标志。
核磁共振成像（MRI）脑部扫描确认了诊断——医生们在控制左侧身体运动的大脑右半球中发现了坏损。医院给他做了一周的重病特别护理，在这期间显示了一些恢复的迹象。在医院做了一周的理疗、职业治疗以及言语矫正治疗，他又被转往一个康复机构，在那里呆了两周，就被送回家里。他作为门诊病人接受了三周多的康复治疗，然后就通知他整个治疗结束了。他接受的这种中风后护理是非常典型、非常普遍的。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恢复，仍然需要拄着拐杖走路。他的左手几乎还没有任何功能，不能同时用拇指和食指形成握拳的动作。尽管天生惯用右手，实际上他左右手都很灵巧，在中风之前，他还能够用左手来做白内障手术，现在他却根本用不了左手了。他无法握住餐叉，不能把汤匙送到嘴边，也无法扣上衬衫的扣子。在他康复期间，有一次他被用轮椅推到网球场上，有人把网球拍递给他，看他还能不能握得住。他无法握住，所以他觉得自己再也打不了网球了。虽然大家告诉他不能再开他的保时捷了，他等到没人在家的时候，“我钻进这辆价值50000美金的车中，将它从车库中倒了出来。然后我小心翼翼地开到车道尽头，看着路两边，似乎就像一个偷车的十几岁的小毛孩那样。我开到了街道的尽头，然后车熄火了。钥匙在保时捷的操纵杆的左侧，我没法用左手转动钥匙。我要伸右手过去转动钥匙才能启动汽车，我没办法从车里头走出来，所以我只好打了个电话到家里头，告诉他们过来把我弄出来。当然，因为我左脚不灵活，所以踩离合器也不是那么容易。”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午夜复活（2）
伯恩斯坦博士是第一批到陶伯诊所接受爱德华·陶伯的强制-引导（CI）运动疗法的患者之一，当时这个项目还处在研发阶段当中。他觉得他没什么输不起的。
他使用CI疗法以后，好转得非常快。他是这样说的：“治疗是严格残酷的。他们每天上午8点钟就开始，一刻也不停地到四点半结束。甚至吃午饭的时候还在继续。因为还处于这个疗法的起步阶段，患者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另外一位患者是位护士，比我年轻，大概四十岁左右。她是生了孩子以后中风了。因为某些原因，她还跟我比赛，”——他笑道——“但是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而且我们也相互帮衬着进行治疗。他们让你干许多佣人才做的活儿，比如说将罐头从一个架子抬到另外一个架子。因为她矮，所以我不得不把罐头尽可能举得高一些。”
他们通过洗桌面和擦实验室的玻璃窗来让他们的手臂作循环运动。为了强化他们手部的大脑网络，并且形成控制能力，他们用自己那只瘫手的手指来拉开厚厚的橡皮筋，并张开手指撑住，来抵抗橡皮筋的拉力。“接着我就坐下来开始神经塑性疗法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写字母表，并用我的左手写字。”两周之后，他就学会了写印刷体，接着就开始用他的那只备受折磨的左手写字。到训练结束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玩拼字游戏了，用左手拾起小瓷片，把它放在板上合适的位置上。他的精细运动技能恢复了。回到家以后，他坚持练习，也就继续得以好转。
他又接受了另一个治疗，在他手臂上进行电刺激来使神经元兴奋起来。他现在又重新开始经营他繁忙的诊所了。他一周仍然打三天网球，跑起步来他仍然有一些麻烦，也正在逐步地强化他在陶伯诊所没有治好的左腿——从那以后开始有了一些专门治疗腿部瘫痪的项目。
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发现他的左手臂还是有点不太正常，这是经过CI疗法之后出现的典型情况。恢复了功能，但是不能恢复到恰如从前的水平。但是我请他用左手写一下字母表的时候，他写得挺好看的，好得我根本猜不到他曾经中风过或者他不是左撇子。
尽管他通过大脑重接好转了，而且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做手术了，他还是决定不做了。但只是因为，如果有人要起诉他治疗不当的话，律师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中风过，不应该做手术了。谁会相信伯恩斯坦博士能恢复得这么彻底呢？
中风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打击。大脑从里边受到了重重一击。大脑动脉的血凝或者出血切断了大脑组织的供氧，致使它们坏死。最严重的中风受害者最终结果就是不太可能还能像中风以前那样生活了。他们常常是被关在冰冷的福利院里头，身体受到限制，像婴儿一样要人家喂东西，生活无法自理，也不能走动、说话。中风是导致成年人残疾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中风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影响老年人的，但是在四十岁或者四十岁之前的人当中也可能出现。急救室的医生们通过清除凝块或者止住出血可以预防中风恶化。但一旦伤害已经造成，现代医学——至少是在爱德华·陶伯发明他的塑性疗法之前，差不多也就无能为力了。直到CI疗法之前，对于手臂瘫痪的慢性中风病人，人们都认为现有的疗法都是无效的。很少再见到像保罗·巴赫-伊-里塔的父亲那样，完全从中风中得以康复的轶事式的报告。有些人们依靠他们自己取得了自发性的恢复，但是一旦他们停止好转，传统的疗法也就难以提供更多的帮助。通过帮助中风患者重接他们的大脑，陶伯的疗法改变了这一切。瘫痪多年并且得知再也不能好转的患者也开始重新好转了。有些人恢复了说话的能力、患有脑瘫的儿童恢复了控制行动的能力。这个疗法也同样给那些脊髓受伤、帕金森氏症、多发性硬化甚至关节炎患者以治愈的希望。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午夜复活（3）
但是所取得的好转却能够像伯恩斯坦博士一样显著——或者像尼科尔·冯·鲁登，一位不是遭受中风而是其他类型脑损伤的折磨的妇女一样显著。
有人告诉我，尼科尔·冯·鲁登是一进屋子就满室生辉的那种人。她生于1967年，曾经做过小学老师，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电视节目《今晚娱乐》的制片人。她还在一所盲人学校做过志愿工作，还帮助过那些患有癌症或者因为被奸污或者因为母婴传播而感染艾滋病的孩子。她是勇敢活跃的。她喜欢冲浪和骑山地车，跑过马拉松，还到秘鲁探访过印加人的行踪。
她在三十三岁那年，已经订婚准备结婚的时候，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雪儿海滩，有一天她去找眼科大夫治疗已经困扰她好几个月的复视，医生高度警觉，同一天就让她去做了核磁共振成像（MRI）扫描。扫描结果出来以后，她就被收治入院了。第二天，2000年1月19日的早上，她被告知患有一种罕见的不宜手术的脑瘤，叫做神经胶质瘤，在脑干上，这是控制呼吸的一个狭小的区域，这样她只能活3—9个月。
尼科尔的父母立即将她转往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医院。那天晚上，神经外科的主任告诉她，她唯一生存的希望就是做大剂量的放射治疗。在那个小小的区域要动手术刀会让她丧命。1月21日的早上，她进行了第一次放射治疗，之后在接下来的六个礼拜内接受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最大剂量的放射，多得使她不能再接受放射治疗了。她还服用了高剂量的类固醇来减少脑干的膨胀，这也一样是致命的。
放射治疗救了她的命，但却是一个新的悲剧的开始。“大约两到三周的治疗以后，”尼科尔说，“我的右脚就开始发麻。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发麻的感觉逐渐爬到了我的右侧身体，从膝盖、臀部、躯干、一直到了手臂，最后到了我的脸上。”她不久就瘫痪了，整个右侧身子都失去了知觉。她习惯用右手，所以，失去那只手对她来说可谓事关重大。“情况变得这么糟糕，”她说，“我没办法站起来。甚至翻不了身。我的脚似乎像睡着了一样，已经不能靠它站起来,它完全不中用了。”医生不久就确诊不是中风，而是一种罕见的严重的放射副作用损坏了她的大脑。“是生活跟我开的小小玩笑之一，”她说。
从医院出来她被带回了父母家中。“我不得不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从床上被拉起来，背到轮椅上或者又从轮椅上背起来。”她能用左手吃东西，但只能在她父母用被单把她绑在椅子上的时候——这特别危险，因为她手臂无法伸出来以防止摔跤。因为长时间的不动和大剂量的类固醇影响，她从一百二十五磅增到了一百九十磅，脸胖得像个大南瓜。放射同样让她大片大片的头发都脱落了。
她精神上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而且特别害怕现在的症状会导致其他的疾病。六个月来，尼科尔变得如此沮丧，她不肯说话了，甚至不肯起床了。“我记得那段时间，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只得看着钟等着时间过去，或是起来吃饭，因为我的父母是如此的不依不饶，他们坚持让我每天都要起来吃三餐饭。”
她父母曾经在和平工作队工作过，有一种诚挚、热忱的生活态度。她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医生，不顾女儿的反对辞去工作呆在家里照顾她。他们带她去电影院，或者推着轮椅带她到海边走一走，保持她生命的延续。“他们告诉我，我能好起来的。”她说：“慢慢走下去，会过去的。”同时她的家人和朋友到处打听，为她寻医问药。其中一位告诉尼科尔关于陶伯诊所的情况，于是她决定接受CI治疗。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午夜复活（4）
在那里她被要求戴上手套，这样她就不能使用她的左手了，她发现陶伯诊所的职员在这点上是不依不饶的。她笑着说，“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做了件好笑的事儿。”当她和母亲住的旅馆的电话铃响第一声的时候，尼科尔立刻扔掉手套拿起了电话。“我立刻就遭到了我的治疗师的责骂。她正在给我做检查，知道如果我在第一声铃响的时候就立刻接电话，那我肯定就不可能再用我那瘫痪的手臂。我一下子就被她慑服了。”她不仅仅要戴上手套，“因为我喜欢比划着手势交谈，而且我又喜欢讲故事，他们不得不用‘维可牢’尼龙布搭扣把我戴手套的手绑在腿上，我觉得非常好玩。那种情形下你肯定打不起什么兴致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被指派了一名治疗师。派给我的是克利斯廷。这是一种一对一的服务。”因为好手被套住了，尼科尔不久就试着用她那只瘫痪的手在木板上写字或者敲键盘。另外一项练习是要将麦片倒入一个很大的麦片罐里面。一周后她就能够把碎麦片从一个小缝倒入一个网球筒里了。她不断地将小孩子玩的七彩串珠串在一根小木棍上，将衣服夹子夹在一把尺子上，或者试着用叉子叉起一块橡皮泥并且把它放到嘴边。刚开始工作人员帮助她。后来她做这些练习时，克利斯廷就用跑表给她计时。每次尼科尔完成一项练习时都会说：“这是我做的最好的一次了。”克利斯廷却总说：“不，不是的”。
尼科尔说：“简直不敢相信，五分钟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好转!接着两个星期后更是惊天动地了。他们不让你说‘不能’那个词，克利斯廷把它称为四个字母的忌讳词。对于我来说扣纽扣是最难受的了。仅仅一粒纽扣看起来都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星期后，当我能快速扣上和解开在实验室里穿的制服的纽扣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能做到的这些，可以说对我整个的精神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治疗期间第二周的一个晚上，所有的病人都到旅馆去吃饭。
我们真的在桌子上弄成一团糟。餐馆的侍者曾经见过陶伯诊所的患者，他们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形。菜在四处飞，因为我们大家都试着用受伤的手臂来吃饭。我们一共有16个人,真是好玩极了。在第二周结束时，我已经真的能用那只瘫痪的手来做咖啡了。如果我想喝咖啡，他们说，“什么呀？咖啡？你自己动手做吧。”我就用手挖出咖啡，倒在机器上，再加上水。这所有的事情都是用我的瘫手做的。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喝。我问她离开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完全恢复了，心理上生理上都恢复了，甚至心理上的恢复还要多于身体的恢复。它给了我好转的希望，让我的生活恢复了常态。”三年来她从来没有用她那瘫痪的手拥抱过别人，但现在她能够这样做了。“我知道我现在握手还没力气，但我坚持和别人握手。我不能用那只手臂投标枪，但是我可以用它打开冰箱门，关灯或者关水龙头，往头上抹香波。”这些小小的改变让她能单独生活，用两只手握着方向盘开车去工作。她开始游泳，而且她和我交谈的前一个礼拜，她已经去了犹他州参加不用撑杆的滑雪活动。
在她患病期间，她在CNN和《今晚娱乐》的老板和同事一直都在关注她的病情，在经济上资助她。娱乐节目《CNN纽约》提供了一份自由撰稿人的工作，她就接受了下来。到九月份她就开始全职工作了。2001年9月11日，她正在办公室望着窗外，她看见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在这场灾难中她被指派到新闻编辑室去撰稿，在别的地方，也许人们会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而不让她参加，但他们没有。他们的看法是"你脑子好得很，用它吧。“这个，她说"对于我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午夜复活（5）
当这项工作结束时尼科尔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在一个小学教书。孩子们立刻就围在了她身边。他们甚至有一个“尼科尔·冯·鲁登小姐日”孩子们从校车上走下来，戴着做饭的手套，就像在陶伯诊所整天戴的那样。他们拿她写的字和她那脆弱的右手开玩笑，这样她就让他们用那只很少用的手来写字。“并且”，尼科尔说他们也不允许使用“不能”这个词。“我确实有一些小小治疗师。我的一年级的学生让我把手举过头顶，然后给我计时。每天我都要举得更高一些。他们是很严厉的。”
尼科尔现在做全职的《今晚娱乐》的制片人。她的工作包括底本写作、事实核对，拍摄协调等等。她负责了迈克尔·杰克逊审判的整个过程（一位不能在床上翻身的女子现在能够每天五点起来工作，一周工作五十个小时以上）她回到了原来的126磅重。她仍然有一些残留的麻木感，她身体的右侧还很虚弱，但是她能够用右手拿东西，举东西，穿衣服和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了。她还又去帮助那些患有艾滋病的人。
强制引导疗法的原理，被德国福利尔德曼·普尔佛尔穆提勒博士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所利用，他和陶伯一起帮助布洛卡区受损，失去了言语能力的中风患者。大约40%左右脑中风的病人都患有失语症。有一些患者像布洛卡著名的失语症病人“覃”那样只能使用一个字；其他病人好一些，能使用多一些的词，但通常极其有限。有一些能自动好转，或者重新恢复一些语言能力。但是通常认为如果一年之内不能好转的话就永远不能好转了。
什么东西等同于在嘴巴上蒙手套，或者往语言上拴吊带呢？患有失语症的病神经塑性疗法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人，像其他手臂瘫痪的病人一样，也往往使用和他们手臂一样类似的东西，他们使用打手势或画画来表达。如果他们能说话也往往一遍遍地重复那些简单的话语。
对于失语症患者的“制约”不是物质的但却是真实的：制定一系列的语言规则。因为行为必须被塑造，这些规则就慢慢地引进来。病人玩一种进行治疗的纸牌游戏。四个人玩三十二张由十六种不同画面组成的图片，每个画面都有同样的两张。一个病人拿到有像一块岩石一样的图片必须问其他病人要同样的图片。起先唯一的条件是他们不能指向那张卡片，以免他们养成放弃的习惯。允许他们使用任何迂回的表达，只要是言语的表达即可。如果他们要找一张有太阳的图片，而找不到的话，允许他们说“在白天让你感到热的东西”，而得到那张卡片。一旦他们得到同一种类的两张纸牌他们就可以甩掉它，谁最先甩掉那两张牌谁就是赢家。
下一阶段就是正确地说出物体的名称。现在他们必须准确的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可以要那张有狗的牌吗？”接下来他们必须加上人名和一个礼貌用语：“施密特先生，我可以要一张有太阳的纸牌吗？”随着训练的进行使用越来越复杂的纸牌。颜色和数字也被引进来——比如说三只蓝色袜子和两座山的纸牌。一开始病人完成简单的任务就会得到表扬；随着他们的进步就要完成更难的任务才会得到表扬。
德国团队找了一批平均都在8年以前患有中风的病人，他们大多放弃了治疗，很具有挑战性。德国团队研究了17位病人。在对比组中有7个人接受常规治疗，简单地重复单词；另外十个人接受CI治疗必须遵守语言游戏规则，每天三小时，为期10天。两组花了一样的时间，然后给他们进行语言测试。在十天的治疗期间，仅仅三十二小时以后CI组在语言交流上提高了30%，而常规组却毫无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