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3)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北京。（CFP图片）
台里给了我们五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五针被安排到当晚八点打，过后失效。
'要么六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各个电话争取，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录音刘昶一边听着，说了句：'别球争了。'七点半，他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这样他安心。 '
我们五个回来的时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着，一边给他的录音杆弄土法消毒--罩个女式黑丝袜在杆头的绒上，一根烟斜衔在嘴角，眼睛在烟雾里眯起来：'没事儿，该死屌朝上。 '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急救中心，摄像小鹏每天去找漂亮的护士消毒。他最喜欢一个叫'钢丝眼'的，因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线钢丝。他老站在远处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钢丝眼呵斥他：'过来！消毒！ '
他说：'我不怕死。 '钢丝眼冷笑一声：'不怕死的多了，前几天我拉的那
两个比你还不怕呢，已经死了。 '他立刻凑过去了：'多给点儿。 '钢丝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给他倒消毒液。'要不要头上也来点儿？'他嬉皮笑脸指着自己的
光头。姑娘拿起就倒。他服了。混在他们当中，我迅速变得粗野了，车在空无一人
的长安街上，他们递给我根糙烟，说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饭，饭馆大都关了，就一家湖南小馆子彪悍地开着，几个服务员大红袄小绿裤，闲来无客在门口空地上抡大绳钻圈，见我们车来，一笑收绳，上几锅最辣的干锅驴肉，颤巍巍地堆成尖儿。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红辣椒圈儿，一碗碧绿的蒜苗段，齐投进去，滚烫得直溅猩红的泡，往米饭里浇一大勺，再拿冰矿泉水一浸，把头栽进去吃，几只光头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务员说：'给我一万张餐巾纸。 '
他们吃完一锅，也给我倒一杯白酒放着，讲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阳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他就是这么个人，拍人物采访时，常是大特写，有时镜头里只剩一双眼睛：'看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诚。 '
我说不上的跟这些人亲。
我们拍过的从人民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进来的身形，边喘边笑：'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 '
问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头：'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风筝。 '
小鹏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她情况怎么样？'女医生四十多岁，笑起来像春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这么着就垮了。我说给我三天，我一定让你好。 '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这个病区里的人，连带我们这几位蛮汉，看着孟医生的眼神，都带点孩子式的仰赖。告别时她对我说了句：'医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 '
'你有么？'
'我有。'她为我们拉开了玻璃门。
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时候，天贺拿只小 DV，突然问我：'你害怕非典吗？'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头就走。
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着湿黑的老榆树，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西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干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青腥野蛮的潮气。远远听见琴声，顺声望，只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剥落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认识这么多人，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五点七四，意思是超过七千万人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
小鹏看了一会儿手机，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么？'
陈虻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 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 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 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 '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五月二十七日，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 '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
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来，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着
存折的密码。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小鹏瞪
我一眼，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我没办法。他没有告诉孩子。女儿大宝才六岁，细软的短发，
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
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说：'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的时候，她坐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叠，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一。她叠得很慢，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我看着，想找句话说，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心里'轰'一下：她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
出来后，车开在二环上，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一车的人，谁也不说话。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 '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
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我们几个坐在车里，等了半小时，一开始还打着岔，嘻嘻哈哈，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出来啦？……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
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
节目都播完了。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谁也没有散的意思，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张洁说：'你想去哪儿？'我说无所谓，去哪儿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 Skinny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插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
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 '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
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结束了。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钱老师说：'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