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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严歌苓:躲在文字背后的胆略

书籍名:《严歌苓其人其文》    作者: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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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之后,旅美女作家严歌苓日前推出最新作品《寄居者》,这次她将目光对准了1942年的上海。这部长篇小说以爱情故事为核心,抗战年代作为小人物命运的宏大背景,读来叫人坐立不安地期待,让人无法克制地心疼……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


记:《寄居者》初看是个爱情故事,一如您之前的很多小说,带着女人独到的爱情感受,只是背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而且最终出现了“报业大亨”杰克布·艾德勒这个角色,从虚幻走向现实了。怎么想到把他设立为小说的线索人物?是什么给了您写这个故事的灵感?


严:我的小说故事都是听来的,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过我们的想像,刻意去找戏剧性和刻意避开戏剧性一样,都没有必要。


《寄居者》这个故事的原型来自柏林墙。一九九三年,我和先生去柏林旅游,发现许许多多的故事都写在柏林墙的一个展览馆里。有一个故事简直就像一篇小说,说的是一个小伙子跟一个女孩子在东柏林订了婚,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爱着他的未婚妻,在几年后还无法忘怀。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在欧洲见到一个女孩子,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带到东柏林,偷了她的护照,让他的未婚妻假冒那个欧洲女孩,用欧洲女孩的护照过了关。


一九三七年,纳粹开始迫害、驱赶犹太人的时候,上海是唯一对他们敞开的海港,先后接纳了三万多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在上海沦陷前后的生活,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表现过,但他的侧重不是中国人与中国事件的关系。我突然想到,可以借用这个故事来作为串联大背景,只是在这个小说里,我把主人公变成了一个中国女孩。


记:《寄居者》是自述方式,其中的女主角MAY也在美国旅居,她的身上有您的影子吗?


严:我跟May都有寄居者的身份认同危机感,在寄居国如此,在自己的祖国亦如此。犹太人是永远的寄居者,作为本身有寄居者感情的女主人公,容易对寄居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产生同情。


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无论怎样,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学习来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感到他们的文化优越感,或者说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导致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基督教文化是强势意识形态,它的救世思想使它总是君临其他信仰、意识形态。而我回到自己的祖国也是一个边缘人,祖国在我缺席的二十年里,发展了语言,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所以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


每个女主人公都有一点我的影子


记:May的角色和您以前书中的角色相比而言,有什么共通和不同?您小说中的女主角,谁是您最钟爱的角色?谁最像您的影子?


严:May是一个知识女性,新女性。独立自主,敢爱敢恨,有时顽皮,属于行动派。我这些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里,她最年轻,阅历却非常丰富,虽然只有二十岁出头,但已经有一点玩世不恭。我的女主人公里面,玩世不恭的不多。每一个女主人公都有一丁点儿我自己吧,至少有一些我的闪念,比如说她们都比较勤劳,因为我就闲不住,精力旺盛,不写进去一点儿自己,似乎缺乏参照,不好写。


记:《一个女人的史诗》您选了赵薇做女主角,是不是编剧在选演员方面权力很大呢?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从幕后走到台前,比如做导演、做演员?


严:我又不喜欢权力。而且我谁也管不了。做导演是另外一种天才,我不具备,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作家身份非常满足。我哪儿能做演员啊?年轻时都没想过。在美国演讲了几次,还得吃抗舞台恐惧症的药呢。我只适合干幕后的事,或者躲在自己文字后面。


记:您写《寄居者》的时候,想到男主角彼得更像谁?最适合谁演?


严:我没有想过谁来演两个男主角。我虽然看电影很多,但好莱坞演员的名字倒是记不住几个,只记得他们在电影里的角色。我最喜欢的男演员是拉塞尔·克劳。我在他早期的电影里就很注意他。他有一种悲剧的浪漫气质,我特别喜欢。


我的上海不是张爱玲的上海


记:作为知名的华语女作家之一,经常会有人把您和其他女作家做比较,《寄居者》将镜头转向上海,更让人忍不住联想到张爱玲,您觉得您会成为下一个张爱玲吗?


严:张爱玲只会有一个。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特别是在我写的那个时期,尤其是宏观地看它。以后我还会写上海,那也还是我的上海,而不是张爱玲的。张爱玲伟大就是她把上海写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纳把他的小镇写成了福克纳的,马尔克斯把他的小城写成了马尔克斯的。我怎么可能和张爱玲像呢?我的经历是前半生戎马,后半生寄居海外各国。特别是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军队生活给我的烙印最深,因为那是人生在形成世界观的时候。我身上军人的气质还是很明显的。


都市白领的生活我写不了


记:调查显示,现在中国人的平均读书量非常低,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您是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的读书环境的?


严:我的童年好友一个都不读书,也不读我的书。有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记得她那时还跟我争谁先读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现在很少读书了。国内的生活压力太大,大家错过了很多年建设自身生活的时间,现在再迎头赶上,每个人都在尽全力地提供给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一样优越的生活,攀比好厉害。所以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有的人连电影都不看,更别说读书了。还有就是媒体泛滥,手机也提供了娱乐,电脑可以充实一切业余空间,我爸爸整天还是在读书,但他晚上的时间有时候献给了电视剧,尽管一边看一边骂,大概也是恼火他自己的无聊吧。


记:您平时写作时的状态是怎样的?对您而言,什么样的小说最难写?


严:对我来说,都市小说最难写。除了写都市里的漂流人口。我跟一些来北京打工的女孩子交谈,他们的生活有意思。都市白领的生活我写不了,首先得承认,我没有认真做过研究,像我做其他研究那样,一做好几年。


记:您会给那些想做作家的年轻人什么忠告吗?


严:在邻居和同事或者同学的价值观成为普遍价值观的时候,别信它,别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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