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4）
这段大约是实写，因为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再一次提到：“她们学校省在浴室上，就地取材，用深绿色大荷花缸做浴缸，上面装水龙头，近缸口腻着一圈白色污垢，她永远看了恶心，再也无法习惯。都是枣红漆板壁隔出的小间，厕所两长排……”
同一场景在不同作品里出现两次，这于张爱玲是不多见的。她出国时并未带出几部旧作，《送花楼会》又是她较不喜欢的一篇，当然不会带在身边，那么这段描写便不是参照旧作，而是少年记忆于老年时再度重播。两部小说中间隔了50年，半个世纪之久，而描写仍然酷似至此，可见女校在她心中的印象之深。
有人以为《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张爱玲自传，是以她与炎樱的交往为蓝本，所以认为那学校指的是香港大学；然而“殷宝滟”一文写于1944年11月，那时她还没念港大呢。由此可以佐证这写的确是圣玛利亚女校。
《同学》一文中且透露出，女校当时同性恋风气鼎盛，流行“拖朋友”的游戏，看到谁对谁有意思，就用抢亲的方式把两个人强行拖在一起，令她们挽臂而行。爱玲似乎也有意中人，可是倒没有明白的同性恋对象，大约是因为相貌平常、性格又呆板的缘故，她自诩“丑小鸭”。
也或许是因为她一直用罗曼蒂克的眼光来崇拜着她的母亲，于是别的人便很难看进眼里去。这在她少年时发表于校刊上的《不幸的她》一文中可窥一斑。
《不幸的她》故事开始在一个“秋天的晴空”，两个女孩在海上泛舟，“才十岁光景”，“是M小学一对亲密的同学”，一个叫另一个“雍姐”，十分依傍的样子。后来那妹妹因为父亲死了，跟着母亲到上海投奔亲戚，两人“就在热烈的依恋中流泪离别了”。长到21岁上，她母亲“忽然昏悖地将她许聘给一个纨绔子弟”，于是她逃离上海，漂泊了几年，听说母亲死了，雍姐也结了婚，还有了个十岁的女儿，于是急急地去探访——
“她急急地乘船回来，见着了儿时的故乡，天光海色，心里蕴蓄已久的悲愁喜乐，都涌上来。一阵辛酸，溶化在热泪里，流了出来。和雍姊别久了，初见时竟不知是悲是喜。雍姊倒依然是那种镇静柔和的态度，只略憔悴些。
‘你真瘦了！’这是雍姊的低语。
她心里突突的跳着，瞧见雍姊的丈夫和女儿的和蔼的招待，总觉怔怔忡忡的难过。
一星期过去，她忽然秘密地走了，留着了个纸条给雍姊写着：‘我不忍看了你的快乐，更形成我的孤清！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
她坐在船头上望着那蓝天和珠海，呆呆的出神。波涛中映出她的破碎的身影——啊！清瘦的——她长吁了一声！‘一切和十年前一样——人却两样的！雍姊，她是依旧！我呢？怎么改得这样快！——只有我不幸！’
暮色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空中。她只是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的快乐，她耳边仿佛还缭绕着从前的歌声呢！”
写这篇《不幸的她》时，张爱玲只有12岁，虽然笔触稚嫩，然而清新婉约，别有风情，正所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若是一定要对号入座的话，那么文中的“雍姊”倒更像是张爱玲的母亲，她对她的依恋、惜别以及咫尺天涯的哀伤，不正是从八岁到十二岁间，张爱玲所经历的与母亲欢聚、看父母离异、母亲重走外洋、后来又有了洋男友的整个情感历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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