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钱伟长的论语(4)
——《现代力学和四个现代化》（1980年），《钱伟长文选》（第一卷）第253页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建交带来了中美交流的热潮，夏天接待了美籍华裔教授回国访问团，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戴振铎为副团长，全团共有张捷迁等24位教授，不少是别离30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相聚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同样还接待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人。10月初至12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我参加我国科学代表团访问美、加、英、瑞典四国，由贝时璋任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团员有张文裕、钱人元等人。周总理嘱我注重考察环保问题。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一卷）第85页
高能电池的工作在1975年还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周总理在1974年底接待杨振宁的期间，曾指出该项研究的战略重要性，仅有坦克兵的人力支持还不够，当场告诉迟群，还应该给予设备和经济上的支持。……1975年我作为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周总理，总理还问起了电瓶，我只好支吾应对，小小电瓶竟让总理这样关注。我望着总理憔悴的音容，不胜焦虑。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90-91页
我们这一代人，从普通农民、工人到知识分子，对周总理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他离开我们已经27个年头了，我们十分怀念他、崇敬他。“文革”期间，周总理为保护许多统战人士做了许多工作，我也是在他的亲自关怀下才回到清华大学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序（2003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237页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祖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1978年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其后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科教现代化。嗣后，他当机立断地实施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引来了第二个艳阳高照的明媚春天。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学校里要有“两个中心”，教育是一个中心，科研是一个中心。那时候学校的情况很惨，这样提出来后，学校教育才开始发生变化。是邓小平同志救了我们国家的教育。
——《大学教师必须搞科研》（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46页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推动编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一部有着200多年历史、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国际性的大型工具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载体。对于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而言，很有必要构筑一条联系中西文化的桥梁。
刚主政不久的小平同志再次显示出他的非凡胆识，决定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0年12月10日至14日，在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下，我作为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委员参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合作谈判，就合作出版的具体事宜进行协商。12月14日，邓小平亲切接见了我和其他委员，提出了要编好百科全书的要求。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鞭策。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整套10卷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本）终于在中国出版。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盛事，为处于那个文化饥渴年代的一代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也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小平同志本人对我们民主党派人士、对知识界广大专业人士的关爱、期望和支持。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1982年，在小平同志亲自过问下，我到上海工业大学担任校长。上海工业大学原是60年代初建成的一所地方大学，学校的建设发展在“文革”时期受到严重破坏。1982年底，我接到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的通知，中央组织部任命我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83年，经小平同志亲自批示，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正是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给予我的信任和支持，使我满怀信心，在上海工业大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科研的改革。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产生像邓小平同志那样的一个领袖，使我们的国家在短短的20年里起了很大的变化。
——《自强不息，创造性地走向未来》（1997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2页
（四）谈教育工作
教育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教，一个是育。教当然是指教书，这个“书”是形象的东西，不能仅仅指教书本；一般的教学，可以没有书，也能教。育是指以身作则地育人，要做好这些事情，必须团结起来。不团结，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这个队伍就组织不起来。
——《谈教书育人》（1987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95页
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所学的课程也好、专业也好，无非是一种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来促使大家掌握这种方法。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0日）
在课堂上，注重的不是解题过程、公式运用，而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才是教师的真本事。
教，关键在于“授之以渔”；教书，关键在于教给学生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是“鱼”，而应是捉鱼的方法。教学的过程，就在于让学生搞清“模型”的意义。因为“模型”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是对客观事物的近似描述。我们要引导学生提出“模型”，通过抓“模型”，教给学生一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钱伟长《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言》2001年第1期
我们的学习要重视掌握辩证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能背书，不是主观地没有逻辑地信口开河。我们当前在这一方面还比较忽视，还要大大提高，要不然就不符合跨世纪的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不是背背书就能达到的。
——钱伟长《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1996年），《思想理论教育》1996年专辑一孔夫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学而不思则罔。”
意思是说你学习了以后，如果不去考虑问题，不去思索问题，那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做，你会什么也学不到。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可是常常被很多人忘记了。
在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里，过去若干年以来，鼓励了很多同学去背书，中、小学生都是靠背书过日子。小学毕业考初中，初中毕业考高中，都是考数学和语文两门，题目都是有范围的，而且还有温书的重点，这实际上就是让你去背，背好了就考。听说考的结果拿到197分的就能进重点中学，196分以下的就只能进一般的中学。因此，只能有三个错别字，这样刚刚197分。如果有第四个错别字，就决定了你的终生，不许你进重点中学了，当然你也就没有机会进重点大学了。这些背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说屁用处也没有！
毛主席教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要弄通马列主义。
什么叫弄通？弄通就是不需要死记硬背，而要联系实际去理解书中所讲的道理。这不是很清楚吗？……实践早已证明，死背的马列主义，对我们国家是毫无用处的。
我们要培养的是弄通了马列主义的人，是能结合当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来进行工作的人，是实事求是的人。如果一个人只会把死记硬背的东西拿来套用，他就不是实事求是，不是按具体情况来处理问题，这样的人，对我们的国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谈学习方法》（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36-39页
要搞好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还必须搞好教材建设。
教材要结合实际，能解决问题。不要再搞全国统一的、千篇一律的统编教材了。这个问题我提了许多年了。一个教师没有自己的东西，照本宣科地念一通的话，还不如请个播音员来念念。
——《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的问题》（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28页教师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教师走上讲坛讲课，应该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照本宣科，全部都照书讲，讲完书走人。教师对教学内容要理解，这是要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上的。讲好课有两条，一要有学问，二要有好口才。有学问比好口才更重要。因此，教师必须搞科研，才能增长学问，这是培养教师的根本途径。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谈到教师问题时，我就提出，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这里面，就有一个对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的认识问题。在高等学校，教学是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一个教师在大学里能否教好书，与他搞不搞科研关系很大。教师上课，不能再靠背那几本讲义了。我们应该逐步完成这样一种观念上的转变：教师不是教书匠，不能光教书，而要一边教书一边在搞科研、搞课题。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