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文网 > 科学家论语 > 第14章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钱伟长的论语(3)

第14章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钱伟长的论语(3)

书籍名:《科学家论语》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字体大小:超大 | | 中大 | | 中小 | 超小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谈大学生的学习》(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32-133页

  我听说现在学校里有股风叫“TDK”,“T”是念“托福”,“D”是跳舞,“K”是谈恋爱,这样做就不符合国家和民族对大家的要求了。我们的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人敢于把国家责任挑起来,用全部精力来为国家和民族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压。

  你们(指时获上海工业大学研究生奖学金的学生——编者注)

  中一些人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从旧社会来的人都知道,若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不可能有一个民族的尊严,更不会有一个民族中个人的一切。解放前,上海黄浦江边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外国殖民者竟然荒谬无耻到这般地步!

  你们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体会不到这种心情。若没有几百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我们民族优秀儿女和大批革命仁人志士的流血牺牲奋斗,我们连今天的这一点权利也不会有的。

  出国的目的不应是解决个人问题。只有国家和民族的问题解决了,个人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才能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一切。国家的富强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奋斗,只有顶得住各种外部侵扰,才能有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我们的生存!

  我们不能糊涂,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强大的国家,就没有一个民族真正的生存条件。若一个民族连独立生存的条件都没有,整个民族是一个无国籍、没归宿的群体,你个人又逃到何方?现在有不少人梦寐以求地想出国,为“TDK”而奋斗,只是这个追求,不是想报效祖国,那实在是可悲的,这就谈不上有什么最起码的人格和品德。

  ——《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1990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221-222页

  你们(指上海工业大学九三级新生——编者注)来学习有各种思想是可以的,但根本上要有为祖国、为集体的思想,否则没有出路。不要认为这是“傻瓜”,天下还得要有“傻瓜”精神,我们就是要做为民族、为祖国的“傻瓜”,对得起为我们民族牺牲的先辈,我们要做光明正大的黄皮肤的中国人!

  ——《理想、信念与祖国》(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16页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0日)

  有人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知道我是搞力学的,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从来也没有学过力学,只是当时没有人能够讲好力学,国家需要,我就上了讲台。别把专业看得太重,国家需要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83岁,为国家工作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老了,我还在做,因为国家需要。

  ——钱伟长《身体力行克尽厥责》,《科技日报》(1995年6月15日)

  我说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前途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是有前途的,他们从来就与工人、农民一样的勤奋。

  有人说,现在为什么弄得一团糟,我不那样认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好的,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遭受“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那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一定跑光了。

  希特勒德国是这样,现在波兰也是这样。他们自己培养的大学生有一半跑到美国去了。又如西欧各国的知识分子,美国的待遇高一点也全跑了。可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这样吗?不是这样。苏联十月革命后也跑了不少知识分子。我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留下来了,当然不能说一个没有跑,“文化大革命”期间你看见老知识分子跑到了美国去了吗?没有。个别的跑出去了……现在有个别人才外流,其实占整个知识分子的比例很小很小。

  总的来讲,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好的。

  ——《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几个问题》,《北京盟讯》1980年第4期

  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在1955年、1956年一批批地回来?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美籍华人还经常回来,甚至卖了房子作路费回来讲学?我知道有一个教授是卖了房子回来的。他们回来知道国内困难,还要给亲朋好友送点礼。有的带了孩子回来看看祖国。这是什么心理?不从民族感情出发是很难理解的。自己的祖国不富强,在国外最多当一个二等公民。经常出国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包括华侨在内,都希望祖国强盛。我们在国内的知识分子也是长期受殖民主义的压迫,也是要求国家强盛,要亲手建设我们的国家,因此在条件困难的时候,也舍不得离开祖国,勤勤恳恳地工作。当党号召的时候,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工作。前段时间有些人给我造了很多谣言,说我跑到美国不回来了,向邓副主席写信,邓副主席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把我的家眷送出国了等等。这些谣言是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造成的,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这样的。在半殖民地社会下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国家富强只有靠自己来建设。我们在这里待下去,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而是为我们子子孙孙生活得更好,不是为了别的要求。我们没有考虑自己的问题,要不然,就不干了,那还不简单,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几个问题》(1980年),《钱伟长文选》(第一卷)第223页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承认落后,不甘落后,要解决这落后问题,宁愿牺牲自己在国外的舒适生活。……1946年我乘船回到上海。回来了当然是在蒋介石统治下,哪有好日子过?我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只热水瓶,其他没钱了,只一支暖瓶,就这么过的。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回来的,但并没有对我们的民族丧失任何信心,我是赞成留学的,差,就得留学去学,可是留学的同志们应该懂得,自己负有民族的责任,学成归国应当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学习之路》(1986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51-52页

  曾有不少人问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贯穿你一生的信念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

  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是多少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恪守的人生信念。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宝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的精神食粮,一直激励着爱国的仁人志士们,为民族之兴旺、国家之振兴而抗争。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这些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站在了主人翁的地位,更是始终不渝地按照“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个朴素而崇高的理念去思考和实践,因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了我们动力和信任,给了我们报效祖国的大舞台。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兴旺是负有责任的,我们的责任是把本职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不要只考虑个人的问题,一定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个人放在第二位,否则,我们将愧对国家和民族。只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很多事情也就容易解决了。我们首先应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责任上,要有自讨苦吃的精神。

  我不是共产党员,不过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终身的事业。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不值得后悔。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英雄人物靠这么点精神,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了大功绩!这就是公而忘私,要是为私的话那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对立面很多嘛,岳飞和秦桧,两个对立面那时很清楚的。我们的先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多的,譬如像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就是很精彩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为天下人着想,这个天下现在就是中华民族,为党的事业着想,其他个人的利益应该放在第二位。

  ——《谈教书育人》(1987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102、105页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建设我们的国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都需要知识分子。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把各自的本职工作做好。这都是很明确的任务,也是建设“四化”的具体任务。我们应该负责,党也创造了条件,让我们把工作做好。

  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一样为祖国学习、工作……有人说,知识分子中大多数都是傻瓜。我看,这种“傻瓜”是英雄。我们的人民需要“傻瓜”,他们是为祖国而“傻”,有什么关系?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1984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136、137、140页

  在我们这支知识分子队伍中,不能说个个都是好的。我们今天也有一些不像话的知识分子,善于抬轿子,善于溜须拍马。

  我们有没有资产阶级意识?我说有。我们现在的确要考虑到自己的很多问题,但要有古代中国人的牺牲精神,像张骞这个知识分子就是好样的,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利益。范仲淹、苏东坡也是好样的。我们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当然,作为领导,应该关心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自己,也应该考虑到当前国家还是艰苦的、困难的、资金不够的,不应该提出过多的要求。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科学·经济·社会》1984年第2卷第1期

  科学家自身要坚持高标准。我认为这个标准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家要追求科学真理,但是更要爱国、热爱中华民族,也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家从事研究,也要讲究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科学家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科学家做研究也应该对社会发展有真正的推动作用。二是除了自己的专业外,还要懂一点哲学。哲学很重要,很多学问做深了,都会碰到哲学问题。数学是这样,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都是这样。所以科学家一定要研究一点哲学,要懂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指导,很难取得重大的科研成果。三是要锐意创新。我认为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的创新,革新某个学科的根本思想;二是方法的创新,包括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三是开拓已有思想和方法的新应用领域。不管做什么研究,都应该努力在这三个方面有所创新。

  ——钱伟长《科学基金对繁荣科学至关重要》,《科学时报》(2006年5月25日)

  (三)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科技事业的关心和指导

  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就是创新的典范。马克思认为,革命首先会在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出现,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极大的创新。所以,他是很有创新精神的。

  ——钱伟长《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言》2001年第1期

  1951年底,我曾参加了文化部丁西林副部长率领的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各一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访国外的第一个代表团,团员中有李一氓、郑振铎、陈翰笙、冯友兰、刘白羽、吴作人、季羡林、张骏祥、常书鸿、周小燕等同志,访印前日由周总理亲自接见,详细叮嘱了访问中应注意的事项,从清晨2点一直谈到5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迄今犹能回忆其和蔼的音容。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75页

  我们学校的杂志最好、最全。没钱买外国的杂志,我们买的都是翻印的杂志。翻印的出版社是光华出版社,是1954年总理把我派到上海办这事的。我跟总理反映,没有杂志,科技很难发展,买是买不起的,国家买个一两份,我们翻印。总理同意,说你去办,我就来办了。办了一个翻印杂志的公司,现在叫出版社。通过大使馆订他们的杂志,订以后,在这里翻印,发给大家,一直到现在。

  ——《大学教师必须搞科研》(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51-52页

  1956年,我和400多位专家教授一起参加了新中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制订工作。制订全国的自然科学规划,这是旷无古人的大事,分歧争论在所难免。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确定了56项任务,其中有钱学森、钱三强和我三人极力主张的原子能、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4个项目。整个规划的讨论和制订过程,始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心、重视、信任和支持,对我们的主张,周总理十分赞赏,并把我们三人增补进领导制订规划工作的“十人小组”。因为周总理注意到,我们三人的主张,并不是囿于自己所从事的某一个学科,而是关注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发展。此后不久,周总理在许多公开场合把我们三人并称为“三钱”,也就是后来传开的“三钱”的来历。在这一过程中,我真正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从善如流、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和情系于民、权用于民、利谋于民、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办事的精神,真正体会到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大业中建言有纳,议政有途,大有可为。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在1956年参加自然科学12年规划制订工作中,我们经常向总理汇报工作,有不少次是在深夜或清晨中进行的。……周总理的每一次接见,每一次谈话,都使我们加深理解到身为华夏子孙的中国人,对开发这块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土地有着无限的责任感,而在制订规划中,以高昂的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着。周总理不断鼓励我们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77-78页(谈到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的事)毛主席说,钱伟长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资格。就是说我还能上台讲课,还能拿工资。

  我这个右派,是保留教授的右派。假如没有毛主席特批的这个教授资格,我就到北大荒去了。

  我是毛主席保的。

  ——钱伟长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时的谈话(2005年8月11日)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本站所有书籍来自会员自由发布,本站只负责整理,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有侵权或违规等行为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