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钱伟长的论语(2)
——钱伟长《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1951年），《中国青年报》1951年第61期我们的祖先在1800年以前，就已经创造了齿轮，并且创造了差动齿轮机。在这样早的年代，就有了这些光辉的科学创造，给我们后代子孙以无上的骄傲和无穷的鼓励。
古代中国的刻书事业，到宋代发展到了极点，官家刻书的就有50余处，私人刻书的更多。据现在所知道的，那时书坊铺子以刻书出名的就有20多家。例如建安余氏和临安陈氏。那时刻书的地方遍及全国各地，尤其以浙江、福建、山西、陕西、四川几省最为有名。宋代刊行的书籍，据现代所知，就有700多种。
印刷事业这样发达，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于文化生活的热烈追求。
——钱伟长《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1951年），《中国青年报》1951年第61期
历史上我们的科学技术有很多是欧洲所没有的，最明显的记载是《马可·波罗游记》。它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9年所见到的东西，使欧洲人大吃一惊。
在历史记载上，在那个时期的欧洲人还不懂得用煤，而我们中国人早已使用煤了。我们大概在汉代用煤已相当普遍。《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说在北京郊区看到烧一种黑的石头，他不懂得黑的石头是什么东西，反正烧了就能取暖。他这个话影响了欧洲人，欧洲人开始发现在德国的西部也有很大的煤矿，但以前人家不晓得怎么用法。
票子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不是外国人发明的。
可见当年中国的文化比他们高得多，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文化，学习中国的技术。慢慢地大概他们经过整整400年的过程，才全部学到手，变成了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打倒了农奴制，并从宗教里头逃脱出来了。本来宗教统治是非常黑暗的，从此他们就开始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有了文艺复兴，有了自然科学，他们曾用了400年的工夫。当时他们感觉到落后了，所以要学习先进，我们没有保密，因为那时我们没有专利法，始终没有保密，他们全学去了。总之，欧洲社会曾经很落后。从我们这里学了很多东西去，使他们的社会改造得非常进步。不要小看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当年最高级的科学技术，他们学去了。科学不是空的东西，是和人的生活紧密联系的，这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科学技术法发展的展望》（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77-82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下同）
我们应该看到，汉字在祖国的统一大业中，是有重大功勋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秦始皇如果当年找了一个爱搞拼音文字的“李斯”，选用了某一种拼音文字，则我国由于方言的千差万别，将会像欧洲一样，在历史的演进中，可能会形成几十种文字，几十个国家。现在虽然方言多，文字是统一的。所以我国长期以来，能够形成一个中华民族的统一的国家，统一的传统方块字绝不是没有功劳的。
——《中文和中文计算机》（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70-71页
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字是紧紧联系着的，假如我们改成拼音文字，那么老实说，诗、词、对联、书法家都不存在了。在座的大概有很多人有这方面嗜好的。我与这些毫无关系，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诗词无论如何可以远远超过各国的诗词，一个词的妙用可以把一首诗写活。
——钱伟长《在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上的讲话》（1990年），《汉字文化》1990年第3期
“中国人民在几千年中经常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只是在近一百多年间才落于欧洲人之后。”造成这种落后的原因，不外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残酷的压迫，以及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无知和助纣为虐。今天，我们已经解放了自己，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事实，使中国人民迅速地了解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们骄傲地继承着这笔光辉的遗产，我们热爱着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祖国，我们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无休止地劳动，不断地创造，来丰富我们光明的前途。
——钱伟长《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1951年），卢嘉锡编《当代中国科学家随感》（上）第350-351页，东方出版中心
我幼年平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享受到华夏文化的陶冶。父亲和四叔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以及欧美名着译本，夏天每年三天晒书和收书活动，我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从这些活动中，增长了我对祖国浩瀚文化的崇仰，六叔以诗词和书法见长于乡间，登门求墨宝者不绝于途，八叔善小品和笔记杂文，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经常刊出以“别手”为笔名的文章，“别手”者捌也，八叔名“起八”字“文”，取“文起八代之衰”之意，他对唐宋古文很有见解，当时也曾受到文坛的重视。我是从八叔处初次借到《水浒传》阅读的，在没有进小学以前就开始阅读中国演义小说，从而阅读春秋左传以及史记汉书的。八叔只比我长七岁，我和八叔也最亲近，许多中国古代笔记杂文都是从八叔处接触到的。在幼年时，八叔也是我的家庭教师，父亲要求我每两天交一篇作文，并要求八叔亲自批改。这一训练对我非常有用，至少在进入学校后，国文课经常能得高分。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59-60页
苏州高中是北伐后新建的一个省立中学，由校长汪茂祖先生请来了一批当年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教师，其中有四叔钱（穆）宾四，任首席国文教师，三年后任燕京大学讲师，以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洋史教师杨人缏，解放后是北大历史系教授。
本国史教师吕叔湘，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英文教师沈同洽，解放后是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地理教师陆侃舆，曾主编我国第一本分省地图。
生物教师吴元迪，编着了我国第一本以细胞学为基础的高中生物学。音乐教师杨荫浏，解放后任北京国乐研究所所长。数学教师也是班主任严晓帆，后任徐州中学校长。老师们钻研学术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循循善诱的教育，精湛的讲课，吸引着我积极探索和涉猎追求各种知识。在这三年里，似痴如狂地学习。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62页
这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极深，虽然他们大多是教文科的，但我认为文科也好，理科也好，从启蒙的角度看，意义是一样的。是他们使我懂得了学无止境，启发我去探索知识，追求真理，为我后来的科研、教学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钱伟长《笃学重教自良师》（1994年），《光明日报》（1994年9月8日）
后来我决心进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语文系主任叫朱自清，有个教授叫闻一多，这两位看中我了，因为我的语文100分呢。我做了一首词，非常富丽堂皇的词，那两位老先生想，这个人一定是念语文系的（那时考取后我们是不分系的，进去了再由自己定系）。历史系呢，想来我一定进历史系的，因为我的历史非常好，考了个100分，你说出什么题目呢？那时，我们国家有个历史的“国宝”，他教二十四史，也是眼睛瞎了，但很能背，哪句话在《史记》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他可以告诉你，所以叫“国宝”，此人叫陈寅恪……他出了一套题目，是二十四史的卷数、作者跟加注的人。这个题目，我全答对了，这也是个怪题目。所以他们以为我一定进历史系。
1931年，我在9月10日进了清华。进去一个星期选系的时候（首先有一个星期时间选系），我选了语文系。朱自清非常高兴，特别把我召到他家里去，要跟我谈谈，问我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他晓得我是钱穆的侄子，他说，你们有点家学。
——《学习之路》（1986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54-55页
在大学一年级学习中，殷大钧、何凤元对我帮助很大，他们详细地介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朱自清、杨树达等教授和历史系陈寅恪教授等的学术造诣。我在叔父钱穆教授引导下的确曾想进中国文学系或历史系，杨树达教授亦曾宣称中文系获得一位少见的高才生，他曾宣称钱伟长除了英文差外，中文可以和外语系的钱锺书相比。陈寅恪亦曾表示从中国史的根底看，钱伟长在中国史上很有前途。他们也曾详细地介绍了物理系同学的学风严谨，在叶企孙和吴有训教授的身教言传下，重视实验，重视自学，思想开明，同学间师生间的学术讨论争议不绝，同时也介绍了叶老师在普朗克常数、吴有训在X射线衍射实验和理论方面建树的国际地位，也深深吸引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1995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207页。
我们在那天晚上到了叶老师（指着名物理学家、当时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编者注）家，出乎意料之外，叶老师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位西装革履的教授，而是一位身穿灰色长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身材不高的和蔼长者。说话有些口吃，一听见我的诉说，就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这点要求可以慢慢研究，当听说我的数学物理考得不好时，就鼓励我说，听说你文史考得很好，如能学文史，只要有决心，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还举例说学《史记》就要弄清为什么司马迁要用“志”、“本纪”、“列传”这样的体系框架来描写这一段社会历史的发展，司马迁用了叙述代表人物的方式来反映这一时期的社会兴衰盛亡的内涵，用“志”来叙述社会发展的总全貌，用“太史公曰”来总结评论某一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懂了自然就记得，会用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学好历史，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这场谈话，使我学物理的信心倍增，而且也是从此以后，成为学习各种科学的指导方针。
——《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1995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208-209页
对大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很重要。前几年我曾在英国访问时对留英学生讲了一个上午，讲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讲得全场都哭了，后来据说中国驻英使馆翻制了录像到英国各大城市放给留学生们看。能不能请中宣部选100部推荐给大学生看的优秀电影，要反映中国历史、传统的，要有自豪的东西，以增强青年人的自豪感。……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的问题》（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29页
（二）谈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我出身贫寒而安贫乐学。高中毕业后，我的兴趣全在文史国学方面，一心想报考名教授众多的清华大学文学院。可是，开学后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热血奔涌，我下定决心“弃文学理”，改学物理。我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出中国人自己先进的武器，赶走凶残的侵略者。
——钱伟长为《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齐奋斗》丛书写的序言，《上海大学报》（2005年11月28日）
大学毕业后，我作为庚子赔款的公费生，留学北美。两年的时间，我就拿到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在板壳内禀统一理论和波导计算方面的研究工作独树一帜，随后又到美国加州喷射推进研究所从事火箭发射、弹道、超音速流的工作。在海外的这段时间，我内心满怀着对祖国和亲人的眷恋和牵挂，渴望尽快回到祖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我的祖国和人民。
——钱伟长为《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齐奋斗》丛书写的序言，《上海大学报》（2005年11月28日）
其实我出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为了国家，我是想学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怀念钱穆先叔》（2000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83页
我不愿在美国待下去。抗战胜利了，1946年我准备回国了。他们（指美国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冯·卡门教授等人——编者注）不让回国。我说，我是中国人，我还得回去，你给我待遇再好，我也离开你这里。
——《学习之路》（1986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59页
尽管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留学生中的多数人都知道回来不会有什么好出路，又尽管在国外都获得好的工作条件，过着优裕的生活，但抗战一胜利，仍大批地回来了。我们不相信落后的中国不能改变，我们不改变它，谁改变它呢？外国人对这种行动颇不理解，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责任感！
我们承认落后，不甘落后，决心要解决落后的问题，所以宁愿牺牲在国外的舒适生活。我在国外就蛮不错，当过技术方面的“洋官”，但我不稀罕。我想，我做出的火箭、导弹都是为美国用的，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钱伟长《关于中国留学生的一点历史反思》，《方法》1987年第1期
我是解放前回国的，我在美国工资高得很，我也知道国内工资低，可我就没想到工资问题、待遇问题，我想到的是国家的前途，我回国是想搞教育。
——《在上海大学2001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01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211-212页
有人说：“你爱祖国要等价交换。”这话是不对的，我们不应等价交换，我们的工作不是等价交换！我们工作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绝不应该反过来问人民给予了我们什么。
——《当前力学发展的趋向》（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