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殚精竭虑开拓革命史学(20)
胡华感叹美国研究中国真是不惜工本。当然，美国对苏联、日本这些重要国家也是这样做的。
南希告诉胡华，美国资料中心还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经济研究》等报刊上的重要文章翻译成英文，把中国国务院、人代会发布的一些文告、法令，随时翻译成英文；而且把《新华月报》、《新华文摘》全部翻译成英文，还把《中共党史人物传》进行摘译；把现在活着的领导人和各方面著名人物的简历收集起来，编成人名录，每年都出版。有“WhoisWho？”和“世界人名录”的中国分册等等。
他们还有向台湾订购的所谓《共匪原始资料汇编》，编印了台湾搞到的包括中国有些“红头文件”在内的原始文件、文章资料，已经出到第55号，内容是中国内地《纪念抗战四十周年专号》，其他，像台湾出的《中共研究》、《今日大陆》等都是全套的。
胡华也注意了中国内地出的书，一般说，北京新华书店卖的书，他们大体都有。地方出版社出的印数不多的书，他们比较缺。胡华看到，他们收藏的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一种是香港波文书局的影印本，一种是日本东京大安株式会社的影印本。胡华问南希小姐，你们为什么要买影印本，她说，影印本是精装的，而且纸张好，便于保存，所以宁愿花点钱买影印本。同时，她说，中国内地出的书，她们主要是在香港买的，他们经常有人住在香港购买，交运输飞机托运，很快就收到了。在北京购买，装了箱，要交海关检查，海运寄到美国要好几个月，而且有时整箱整箱的丢失，收不到。她还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书，在香港买不到，所以他们很少。
胡华还参观了费正清研究中心所属的“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由一位胡嘉阳小姐陪同参观。她说，这个图书馆是1928年成立的，原来是燕京学社基金会资助买书的，并且同中国的燕京大学合作购买和交换书籍。现在行政上归哈佛大学图书馆。过去主要同台湾的燕京大学交换，现在同大陆的北京大学建立了交换关系，也同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有交换关系。这个馆现在藏书65万册，包括中文、日文、朝鲜文、越南文、蒙古文和满文、藏文的书。她认为他们收集的关于中国的满文、藏文和蒙古文的书是最多的。中文书有38万册，收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书籍和传记、思想研究这类书很多。
他们也有4000种中国的地方志，大部分是原版，一部分是用台湾的影印本补缺。
他们还藏有10000多种微缩胶卷，就是把善本书、珍贵孤本书、破损的书，以及从清朝以来中国的大量报纸，拍成了微缩胶卷，便于利用。除了书库外，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中文工具书阅览室，四面高高的书架，满是新的旧的各种中文词典。
阅览室的长桌子中间放了一些经常要翻阅的辞海、辞源、辞典之类。《中共党史人物传》30卷，也被放在桌子中间，作为一种随时备查的工具书。另一套则放在书库里。
密西根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的中文部，胡华也看了，藏书也很丰富，并且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社的复印资料放在阅览室中间，因为他们着重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方面，认为这套资料很有用处。
胡华考察了所到大学关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情况：
美国实行义务教育到高中毕业。胡华听美国朋友说，一个人上进，成为专门人才，或者不学无术，高中阶段是关键性的。高中阶段勤奋学习，有进取心的人，才能考上大学。也有不求上进的，也有学坏的，流里流气，自甘堕落。这同家庭的影响、学校的风气也有很大关系。有的家长很怕孩子在高中阶段学坏了。
大学比较难考，名牌大学尤其难考。考上大学后，淘汰率也很高。几门主课期考不及格，就得退学。大学一般的都是功课紧、考试严，取得学士学位就不容易，功课就把学生的行动约束住了，不用功不行。大学生恋爱、同居，学校是不管的，但是如果行为很放荡，影响了学习成绩的，也要受到系里老师和同学的谴责。胡华从访问的几个大学校园看，学生大部分都在图书馆、阅览室和校园树荫下看书，也许正是他们考试的时候。
博士也很难考。考上后，要通过12门功课的考试，其中英语算母语，必须过关，还得通过2门外语的考试，最后通过“三堂会审”式的综合考试，就是老教授们的面试，才能取得做博士论文的资格。博士论文必须资料充实，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见解，才能通过，胡华见到有两位博士生，论文做了两三年，没有做好，有一位两鬓都愁出了白头发。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到另一个大学去读“博士后”，一两年后，科研有成绩，才可以做讲师，以后都要考评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的成绩，才可以逐步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再升到主任教授、讲座教授、大教授。大教授和讲座教授人数不多，在美国社会地位很高。工资也超过州长和政府部长。一般的60岁以下的教授都可以给本科生上课，60岁以上的老教授也要指导研究生，做学术讲演。胡华看到美国不少70岁以上的老教授，鬓发都白了，还在带博士生，他们并不搞“一刀切”。像史华兹、史卡拉宾诺，都是年岁很大的老教授了。
美国人一般是每周工作五天。但是许多教授对胡华说，他们要写书，要教学，需参加学术会议，时间总是不够用，就无所谓星期六、星期日。他们工作担子也是很重的。胡华这次接触了好几十位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学者，发现他们对毛、周、刘、朱、邓、陈等人的著作都相当熟悉，包括一些年轻学者也是这样。可见他们是很用功的。
他们有学生评选优秀教师的活动。5月19日，费正清中心的几位领导人和哈佛大学文科的一些系主任为胡华举行告别宴会，麦克法夸尔主任致词，对胡华远道从中国来访问哈佛大学和参加他们的年会表示感谢，又宣布他自己的一个喜讯，说他被政治系学生评选上为优秀教师。学生评选优秀教师，胡华觉得是个好方法。
这些研究中心，除了研究中心本身有一定数量的教授和研究生以外，还有历史系、政治系、社会系以及人类学系的很多教授参加，还有别的学校，别的国家来的访问学者、客座教授参加，所以也是学者联合的中心。在告别宴会上，麦克法夸尔教授致词，强调讲了费正清中心愿意同人民大学党史系建立联系，交换研究生和学者。在密西根大学欢迎胡华的座谈会上，奥克森伯格教授也讲了愿意同人民大学党史系建立经常性的关系。不过，在个别交谈中，他们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来访问的研究生或学者，必须英语能听，能讲。他们说，邀请像胡华这样的学者来访问，是特殊情况，因为大家都想同胡华见见面。其他学者和研究生来，如果不会讲英语，就困难了。另外一条要求，就是，看资料也要对等，美方的资料全部向中方访问学者开放，中方的资料，也要给美方的学者看。胡华坦率地说，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有些学者是战争年代打游击出身，讲英语困难。党史系资料室有许多是内部发行的书，你们也知道，我们只能提供公开发行的材料。所以完全对等，不大可能。
胡华了解了美方的大学教学方式：教师的每堂课总要留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提问，教师解答。每个系，特别是研究中心，学术活动很多，至少每月，甚至每周，有一次学术讨论会，有一位学者讲一个题目，讲他的研究心得，然后大家向他提问，他作回答。每年则有年会。他们现在有一项工程，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从1920年到1949年的文件，全部译成英文。密西根大学主任奥克森伯格对胡华说，想把《中共党史人物传》全部翻译成英文。他这次到西安，专门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去联系了一趟。
1987年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年会，规模是比较大的，到了七十多位学者，包括美国各大学来的学者，还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南朝鲜、意大利、津巴布韦等国的学者。他们全是自费，只有胡华一人是特邀，费用由费正清研究中心承担。这次年会讨论的中国问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了什么。在会上讲演的题目都比较具体，比如“文化大革命”阶段的划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经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中的样板戏和文艺观点。还有地方性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如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广东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从总体上讲“文化大革命”的比较少，史华兹讲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孔飞力讲了“从历史角度看‘文化大革命’”，胡华讲了“前进中的曲折和新时期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从社会主义前进过程中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段历史的曲折，和新时期中国吸取历史的教训使社会主义得到新的发展。每人讲演后，都要回答提问，他们向胡华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毛为什么起用邓小平，一个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有哪几种类型，胡华做了回答。
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今后即使还会出现动乱，但是不大可能出现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动乱。总的调子，大家都是表示希望中国安定团结，发展经济，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且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强大力量，将会越来越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起重大作用。
会议中，有一位意大利来的女学者，是贝林格的意共党员，她看到大家对来自中国的胡华很尊敬，年会开幕时主席致辞特别表示欢迎胡华从中国专程来到，为年会增添了光彩；会议第二天，20位著名教授又联合宴请胡华一次，向胡华祝酒。她便找胡华交谈，很有感慨地说，你们共产党执了政，中国是大国，他们对你这样敬重。意共没有执政，她感到他们对她很冷淡。所以胡华深深感到，只有祖国强大，中国的学者到外国脸上才有光彩，才会到处受到尊敬。
5月24日中午1点半，胡华从底特律飞返中国。回国后，他致信袁宝华校长，报告访美情况。胡华说：“今年五月，我应美国哈佛大学等校邀请（费用全部由各该校负担），先后访问了伯克莱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接待我的，主要是各该校的东亚研究中心和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教授，及各该校历史系、政治系的主任，教授和博士研究生（中、美都有），和致力中美友好的一些社会名流，如旧金山的杰克·谢伟思，谢侨远（前全美华侨总会会长、现顾问、华侨领袖），纽约的哈里逊·索尔兹伯里等人。我同各该校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教授、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座谈，并参加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中国革命史研讨会年会。我比较注意他们的教学工作、研究生培养，图书资料工作。我觉得有几点可资我们借鉴：
“1.他们每年评选优秀教师，听取学生评选，作为教师晋级的依据。
“2.他们的科研人才和设备，集中在大学，科学院是虚的（如：伯克莱加州大学有82名国家科学院院士，内有十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觉得这种集中人才、资金、设备，和培养人才的办法，比我们学苏联模式的科学院与大学两套班子的办法，更有效率、更节省。
“3.他们大学教师每次上课，总要留一部分时间让学生提问，教师在课堂回答。这个办法，比较活泼。
“4.大学各系或研究所（中心）的教师、研究生，每月至少开一次学术讨论会。由一位学者讲一个题目，别的学者提问。（现在我们大学的各系、所，除每周一次政治学习外，几乎没有学术活动）。
“5.他们每一所大学，都有十几个图书馆。也就是各系、所都有专业性的图书馆，又有总图书馆。学生可到各图书馆去看书。各系、所有图书馆，便于利用图书资料，提高教学和研究。
“6.他们的各图书馆，除善本书外，完全是开架阅读，并可复印有关的几页。
“7.政府的有关决策，常常请有关的著名教授去讨论，提出几种方案，供政府决策者选择。如总统对中国的某一政策的决策，常常由总统的顾问或委员会邀请十几位著名的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教授去讨论（如：费正清、史卡拉宾诺、史华兹、奥克森伯格等人）。我国万里副总理也提出过“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如果让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参加讨论，提些方案，供领导上选择最佳方案，我想利多弊少。
“8.我看美国人算账很细，会计审计制度很严，凡用公款宴请宾客，都很简单，够吃而已。又如给我买来回机票，凡远涉重洋坐十几小时飞机的时候，给我买乙级（公务）较好座位，凡在其国内一两小时及短程飞行，就买Y级普通客舱，算盘打得极精。这是不是美国的求实精神。
我只是说美国某些管理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决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我在美国时，电视上天天是伊朗门丑闻听审会，报上是哈默桃色丑闻，这里就不必说了。
以上妥否，仅供参考。”
胡华还接到过英国、加拿大等国的访问邀请，因死神的过早降临而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