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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左”风疾雨更显赤胆忠心(9)

书籍名:《革命史家胡华》    作者:刘涓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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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高尚正直的人”、“虽苦犹乐”,这既是胡华对子女的要求,也是他自己在五七干校的生活准则。

  2月15日,胡华登临锦屏山头,想起1938年与张岱盟誓,一起奔赴陕北,追昔抚今,浮想联翩,感怀赋诗《回乡过春节赠张岱同志》:

  屏山松竹迎归客,锦水欢流若有情。

  昔别青山勇踏遍,今来白发无奈生。

  革命岂是黄粱梦,口舌焉能铄真金。

  上塔登临思战友,云天寥廓劝勤奋。

  2月22日,胡华由奉化出发返回干校途中,途经绍兴,特地去瞻仰了鲁迅故居。胡华对鲁迅的景仰始自少年时代,那时在他阅读的大量进步书刊中,就包括鲁迅的著作。《鲁迅全集》出版后,胡华购买了一套收藏,由于工作繁忙,只能抽空翻阅。在被关押“牛棚”的日子里,他失去了工作权力,倒是获得了读书的时间。除了要求必读的领袖们的著作,他把《鲁迅全集》也通读完毕。同乡鲁迅嫉恶如仇、不惧诽谤的凛然正气,无疑是胡华坚持真理,在倒行逆施的年代渡过难关的动力之一。参观中,胡华即兴赋诗《访绍兴鲁迅纪念馆》:

  新春特访鲁迅家,风雨满城雪交加。

  为着将来为中国,洒尽心血溉红花。

  横眉岂惧群丑谤,白眼总向恶魔斜。

  我慕高风生百感,遗书千读兴不赊。

  2月28日,胡华返回余江干校,得知自己曾经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讲师冷超因久患肺气肿,在阴雨连绵中缺氧致死,难过万分。

  在去鹰潭与其遗体告别时。他口占《吊冷超》:

  廿年两度探君病,阴雨连绵竟夺生。

  壮志牺牲五七路,哭罢干之又吊君。

  胡华回到干校后,有一天,忽然有人贴出批判胡华的大字报,开列的罪名仍是“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资产阶级”之类,此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

  说胡华是浙江奉化人,蒋介石也是奉化人,大字报竟诬蔑胡华以回奉化探亲为名,去怀念蒋介石,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真令人啼笑皆非。“口舌焉能铄真金”,胡华毫无惧色,找到那个写大字报的人,把他驳斥得哑口无言,这场所谓“批判”闹剧因得不到人们的同情而进行不下去。胡华一向和蔼,从不疾言厉色,而在必须抗争的时候却锋芒凌厉,显示了铮铮风骨、性格刚强的一面。

  时间到了1972年春天,“五七战士”们的干校生活已是两年有余,戴逸教授曾经回忆:“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人们普遍忧虑、苦闷。全国局势仍一片混乱,国家前途不知走向何方,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教师们被打发下乡,个人的命运难卜。大家有一种被人抛弃,任人宰割的感觉。当时,领导上已决定把江西‘五七干校’的教师、干部在当地处理,分配工作。但这批人工资挺高,年迈体弱,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江西方面不肯接受,又推回北京去。这个知识分子累赘的包袱推来搡去,最后仍由北京市接受安置。”1972年4月,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准备开放党史陈列,先筹办一个研究室,并提出调胡华回京,任党史顾问,参加有关党史和革命史的陈列工作。

  胡华就要离开“五七干校”了,除了战友们以外,他还要向活泼可爱的小狗“小纠纠”告别。那时,“五七干校”中已传递着好消息:“五七战士”们将陆续回北京重新分配工作。如何处置脖子上挂着“胡华”小木牌的“小纠纠”,成为胡华和戴逸一道难解的题。戴逸是这样谈到“小纠纠”的:“两年下来,它出落得伶俐、俊美、健壮,人们都喜爱它。现在我们要撤离干校,怎样安置这条狗,给我们增添了一段愁闷。带回北京是不可能的,如果留在江西,江西老乡们养狗、吃狗之风甚盛,它很快会被捕杀吃掉。

  胡华同志和我们商议多时,无计可施。后来,胡华先要回北京了。那天,他在猪倌房内和小狗逗弄半天,最后闷闷地离去,临走时,嘱咐我:‘小纠纠的事,尽量安置一下,你最后瞧着办罢!’我是最后一批回北京的,小纠纠似乎知道大祸临头,那几天依偎在我身边,寸步不离。一些好吃狗肉的战友们,再三动员说服我,把狗杀掉,我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就要回北京了,总不能把狗带回去,与其留给老乡吃,不如让战友们饱餐一顿,增加点油水。’禁不住天天催问、敦促。我只好撒手不管,任凭他们处置。我请假一天,躲开了杀狗吃狗的场面,但耳畔仿佛响着小纠纠的凄厉叫声……我为此事内疚、心神不宁。1973年春返回北京,第一次见着胡华同志,向他讲述了小狗的噩运,我们两人相视半晌,黯然无言,他最后叹了一口气说:‘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在那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运尚在未定之天,哪能庇护这条可怜的小狗。”曾经担任过历史系总支副书记的高庆永在《我与胡华是好搭档》一文中对胡华在干校的情况做了这样的评价:“那时我是干校二连的司务长,胡华属于后勤排,常常见到他担泔水。令人佩服的是,胡华这位闻名中外的教授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不仅猪养得好,而且非常乐观。当时,由于生活太苦、前途渺茫,有的教授情绪低落甚至自杀。我想,胡华能够以苦为乐,是因为他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干部,经过多年的磨炼和考验,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顾问革博1972年的春天,对于胡华来说似乎有“春回大地”的感觉,由于去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遂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这一切来得有点偶然,但却是历史的必然。自林彪大搞“突出政治”、“活学活用”,到做了“副统帅”,又通过其子林立果阴谋进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已经被歪曲得黑白颠倒。现在应该是拨开迷雾见晴天的时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国家级研究宣传机构,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在中国人民大学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能够应中国革命博物馆聘请,在该馆做些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工作,对于胡华来说,实在是如愿以偿的幸事。

  在中国人民大学被勒令停办后,解放军某兵种机关进驻了校园。张自忠路宿舍也被部分占用。人大留守的后勤部门,几经周折,要回了部分军人及其家属们占用的张自忠路宿舍。胡华回京时暂时住在大院后墙边上的小平房里,过了些时,才又回到了他离开两年的红三楼丙组6号。

  博物馆给胡华在地下一层办公区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室内除了办公桌椅、书架,还有供午休的木床。这里有许多他昔年的学生和老熟人。其中包括在历史博物馆担任中国通史陈列顾问的巩绍英。巩的学术经历与胡华相似,也是位老革命、史学家。他是去年被从南开大学借调来的。起初胡华被要求帮助审看中国通史陈列的近代史部分,他十分认真地就当时拟展出的内容、说明文字、图片等提出了19条意见;同时参加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大样的人物平衡问题的讨论。胡华的意见巩绍英也颇认同。中国革命博物馆(简称革博)这边的文物组同志也向胡华介绍了革命史部门的人员与馆藏情况。

  一天,胡华到博物馆附近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买洗漱用品,与贺龙元帅长女贺捷生偶遇,贺在七年前曾通过王若飞夫人李培之(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向胡华讨教过民族革命史的教学问题。这次在王府井人海中碰见,引出了一段“劫后”的人生故事,贺捷生回忆:“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这一年我回到了北京。林彪事件的发生,使重压之下的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前程重新怀有了希望。

  但对我而言灾难似乎远还没有完全结束。

  ‘四人帮’仍在台上,他们所代表的一股邪恶势力,仍然阻止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和解决。仍然阻止被他们所迫害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有形无形的帽子仍然压在我的头上。我自然不会这样任由他们折磨,要从精神上首先自己解放自己。那些日子,为了工作我四处奔走活动。可是一段时日下来,我开始深深认识到笼罩在人们心中的重重阴影是如此厚重。像我这样身份的人,仍然摆脱不了人们有意或无意的躲闪回避。就在我这个涉世未深的读书人准备放弃的时候,胡华出现在我面前。那是1972年秋凉料峭的一天。我无目的地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心里的冷凄更甚于北方的寒冷。我走着,突然与一个人擦肩而过,一个熟悉的面孔从我面前一闪。胡华!整整七年未见的胡华老师。街头不期而遇,我多想跟他说几句什么。

  仅此念头一闪,我立刻冷静下来:我不知胡华会不会也跟有些人那样,躲闪我、回避我。我更明白自己的身份处境,也不允许自己去给别人添不必要的麻烦。这种想法一出,我只是回回头,便准备无言而去。谁知,当我回头张望时却愣住了,胡华已停住脚步,也在回头张望我。

  当认出是我之后,他踌躇片刻,朝我走来。

  我们在无言和浅淡的笑容中又见了面,互相注视着对方。尽管这笑容是淡淡的,却给我冷寂的心中带来了一股温暖。胡华小声问:‘您是不是姓贺?’我以点头作答,他的表情告诉我,他似有许多话想说,但他只是问了我一句:‘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我告诉他,还没有工作。胡华听后微微一震,说道:‘我也是刚从江西回来,被安排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当顾问,总算有了工作权。啊,您好像也是教近现代史的。’我又以点头作答。胡华不再问别的,他的口气坚定起来,对我说:‘你是学历史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很需要人。我可以跟馆长谈谈,你能来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最好。’听了胡华的话,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倒不是我对工作的极端渴望,而是在那个寒风冷凄的冬天,竟有人主动给我以温暖的希望。真让我有些喜出望外。我当即答应下来。能不能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说实话我当时不敢抱有奢望,但在那个人人防范、个个自危的年代,有人不躲闪不回避我,反而给予主动的关心帮助,已令我感动万分。见我答应下来。他又说:

  ‘三天以后,你还到这里来,我告诉你结果。’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弄懵了。待明白过来,才意识到胡华这急急一见,又急急而去,匆忙中连三天以后在什么具体时间与他见面都没有交代。我再去寻他时,他的身影早消失在暮霭和人影憧憧中。在那个年代,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始终不敢相信。但是,胡华待人的真诚,又让人不能不再燃起希望。不期而遇,他完全可以装作不认识或者没认出来默然而过。

  “因为没有定好具体时间,三天后,我只好一大早就来到我们相遇的地方。

  冷风凛冽,我抱着期待,期待着胡华的到来。期待的确是一种裹着甜甜外衣的磨难。你也可以说它是蕴含在苦苦磨难过程中的甜甜期待。时间在一点点过去。不一会儿,我的衣服让寒风吹透了,脚站麻。眼睛也看酸了,而胡华迟迟不见身影。

  我知道胡华是个为人处事极认真的人,因此,再累再冷,我也不敢找个什么避风的地方躲躲。可是,你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站着,人们很快会对你投来疑惑的目光。你若在一个地方不停的来回走,人们又会向你投来不解的神色。站也不是、动也不是,我只好站一会儿,走一会儿。

  就这样,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从下午又苦苦期待到黄昏。什么口渴劳累饥饿,全然抛至脑后。许多年后,我回想这一幕,是什么让我这个柔弱女子在寒风中坚定地等下去?是胡华善良刚直的秉性?

  是人之间关心的潺潺暖流?还是我血液中所承继的顽强抗争、坚定不屈的精神?

  什么都有。反正,那一天我一直等待下去。黄昏时分,晚霞将西天染红,大地沐浴在一片通红之中。胡华终于来了,我还记得,他疾步匆匆,披着一身的灿烂霞光。而我此时,心头燃烧着火。胡华兴奋地告诉我,我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事,馆领导已经同意了,还要正式办手续。此言一出,积压在我心头许多日子的郁闷一下子烟消云散。这一幕在我心头留下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我不敢轻言它是我人生之旅的一大转折,却可以说,这是我所迈出的人生重要一步。有了这个工作,使我得以在当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抱着不灭的希望生活下去。有了这块阵地,也使我得以同一群祖国的热血儿女,在这里同‘四人帮’展开各种形式的殊死较量。这里也为我从事军事史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在这里,从更近的距离观察我的良师益友胡华。”1972年12月1日,徐彬如副馆长与胡华谈,革命博物馆(简称“革博”)拟成立党史部,要胡华挑起该部行政领导的担子并先开展三方面的工作:1.与兄弟馆的交流;2.与其他党史研究单位的协作;3.争取更多老同志的支持。马上要进行的是党史陈列的讨论修订。胡华表示自己只任业务顾问,搞学术,不做行政领导。12月14日,革博领导班子开会,杨振亚馆长、徐彬如副馆长和谢炳志、董谦、周础等负责人出席,胡华再一次表示不做行政领导。12月15日,馆领导宣布胡华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顾问,董谦、谢炳志、周础为党史部负责人。1973年正月初四,徐老造访并邀胡华到家晚餐,谈话中希望胡华正式调入革博。胡华对徐老的信任十分感谢,但表示再考虑一些时日。

  春节后,革博召开由胡华为主的党史陈列讨论,2月14日至17日,胡华主持讨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现场陈列。2月20日,开各组汇报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陈列。2月28日上午,在徐老处作陈列讨论的汇总。徐老宣布革博决定组成五人小组,为沈庆林、黄高谦、倪月英、佟英明和胡华,胡华任指导。3月2日上午,继续讨论修改陈列原则,决定以胡华归纳的七条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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