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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艰苦转战执教华北联大(3)

书籍名:《革命史家胡华》    作者:刘涓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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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的春天,两度缩编只留有教育学院的华北联大,开始在神仙山南麓,阜平县平房、河西村、连家沟一带进行正常教学。胡华担任高中班、师范班《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革命史》课程。教育学院党总支开始对所有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反省检查。胡华担任着学院党的总支委员、支部委员和学术性社团—教职员党团成员。

  1943年4月下旬,日寇集中万余兵力进行分区辗转“扫荡”,日军一部在三分区进行“扫荡”,驻曲阳灵山的日军也乘机出动,奔袭根据地腹地。5月1日,胡华随教育学院转移到北法台、胡林沟一带,师生分散参加驻在区工作。半个月后又移驻滹沱河边李家沟口、长桑一带。胡华等按照学院总支要求以支部为单位作党员思想自传。

  在冀中反“扫荡”中,由平汉铁路东撤到冀西的晋察冀日报社记者孙犁,被李常青院长向晋察冀中央分局打报告调到了教育学院,担任高中班国文教员。孙犁学养深厚,与胡华家境相似,情感合拍,无论思想还是才华,胡华都十分敬重这位长自己八岁的大哥。二人常常在一起谈诗论文。

  9月16日,日寇集中四万余兵力开始对北岳区进行毁灭性“扫荡”,采取“分进合击”、“拉网搜山”、“梳篦式清剿”、“长途奔袭”等战术,实行“三光”政策。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成立了反“扫荡”委员会,提出在反“扫荡”中的方针:“保存自己,坚壁起来,活着就是胜利”。全校师生组成番号为“华胜大队”的参战实习大队,下分为两个实习中队,中队下分编为若干小组,分散到阜平与山西繁峙交界的最高峰银河山和阜平境内的最高峰神仙山南麓区域打游击。

  神仙山地形险要,位于晋察冀心脏地带。秋末,日寇三次向神仙山制高点奶奶尖的必经之路进攻。胡华按学院领导指示与师唯三、王勉农等在河西(高中班驻地)和连家沟(师范班驻地)坚壁教育学院教学用书和物资。在敌人“扫荡”中,胡华不畏艰险,孤身穿梭于敌已占领的元坊,在连家沟和河西之间,传达上级指示和校部军事情报部门提供的敌情,鼓舞师生战友增强反“扫荡”必胜的信心。在这次秋季反扫荡中,负责留守最后撤退的胡华,曾与日寇遭遇,一次,机智的堡垒户乡亲将他扮作自己“发高烧的儿子”,头部泼了水,盖被躺在炕上。

  日本兵怕是传染病,没敢靠近。胡华躲过了日寇刺刀下的搜捕。师生们在反“扫荡”中各自为战,与敌周旋,帮助群众抢收,协助所在区政府征粮支前,跟随民兵侦察敌情,埋雷阻击,打麻雀战。12月下旬反“扫荡”斗争结束。我军毙、伤、俘日伪军9400多人。在三个多月中,师生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与晋察冀军民一起粉碎了敌人号称“毁灭大扫荡”的企图。

  当联大教育学院师生们回到河西、连家沟时,看到的是学校驻地被日寇洗劫烧毁,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凄凉景象。乡亲们没有了家园,只得转移。胡华与师唯三急切地寻找撤退时坚壁的教学用书,学院全部坚壁的教学物资已被日寇扫荡殆尽,其中胡华五年来的日记、讲稿和工作笔记也从此丢失。面对一片废墟,痛心万分的师生们辗转到曲阳县域一个村落暂住。半个月后又回到河西、连家沟一带重建家园。当时,胡华们的生活极为艰苦,仅能吃到小米、菜汤。晚上,青年教员们在如豆的麻子油灯光下,备课到深夜。

  1944年1月25日农历春节,教育学院师生与河西驻地军民一起欢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师生们配发军装。师生们想到前线将士的需要,纷纷“拒领”。春节一过,按照晋察冀中央分局的指示,教育学院进一步开展起恢复家园、救灾救荒的大生产运动。此时的华北联大,仅剩师生370人。胡华与高中班学生一起耕地、送肥、种菜、纺纱、制糖、搞运输。教育学院按照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指示,撤销了教职员带有学术社团性的“党团”机构,胡华仍担任高中班党的支部委员和党课教员等。他与学员一起到胭脂河畔的阜平县广安、抬头湾、北果园等村,一边凭着记忆备课、上课,一边进行边区民众教育运动的调研和了解各村对自愿互利政策的落实、实行拨工互助组的情况。4月,高中班学员集体奉调赴延安深造。孙犁等作为随队教员前往。胡华继续留下来,担任了2月26日开班的政治班教员,仍然讲授《中国近代革命史》。

  这个班是为敌占区城市从事地下工作培养干部的训练班。

  涅而不缁

  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下发了“关于加强整风领导的决定”检讨了“由于过去边区全党对整风认识不足,把整风看成一般的学习运动,实际上没有了解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先进无产阶级思想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其严重极其精细的斗争,因而在干部上尤其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将整风与一般工作对立,不肯拿出一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整风,产生了严重的轻视整风的现象,以致整风未能获得应有的成绩,而且在发展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某种程度上的自流,整风成为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较之陕甘宁及其他某些抗日根据地(如晋东南)为落后。”

  强调在全边区“开展坦白运动,是整风新阶段的中心任务”,在一定的时间内,以大部干部专门进行整风,同时进行审干工作。

  1944年5月,胡华奉命入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此时位于阜平史家寨的中央分局党校,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整风审干运动。教育学院的李常青、顾稀、汪士汉等也先后进入党校整风审干学习班,胡华被分配在一队。在一队支部中担任文娱干事。

  整风审干班全体干部均被要求写出坦白自传,彻底进行“新我”与“旧我”的思想决裂。胡华与审干班的同志们按照组织要求,在窑洞中分别详详细细写下了自己参加革命的思想和经历。进入整风审干班的学员被规定为不能与外界通信;不能与外界来人和在队内交谈,实际是在进行隔离性审查。教育学院院长李常青首先因被怀疑为“托派”而遭隔离审查。教育学院同来的顾稀、汪士汉也因系边区外来干部而被审查。

  由于胡华是中共浙东地下党组织介绍奔赴陕北的,当此战争时期,对浙东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和联系人无法进行组织证实;加之奉化也是蒋介石的家乡,审干班以胡华讲述自己在奉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参加过一次“青年励志社”活动为由头,进行彻底“帮助”,迫使他“坦白并承认”中共浙东党组织是“红旗党”,而他本人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胡华被扯到窑洞外,三天三夜不许睡觉,轮番由审问者进行肉体和精神折磨。

  与蒋介石同乡,这是事实。“同乡即同伙”这是多么可笑而又可悲的判定逻辑。当然,凭胡华的才华,凭他是“蒋委员长”的同乡,若是做出投奔国民党的政治选择,也许会谋到一份不错的差事。但是,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初步的共产主义信念,已经成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即便有千难万险,他也要奔赴延安;即便要牺牲在前,他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天三夜的轮番审问,胡华清醒时会想起些什么呢?他也许想起1938年在家乡满腔热忱、热火朝天宣传抗日的岁月;想起声泪俱下地苦求、义无反顾地别家的情景;也许想起在看花宫陕公驻地,托毕业南下的同学转寄奉化报平安的家书,信中用暗语说,“我们‘店里生意’很好,‘老板’待我们很好”;也许想到自己不能在跟前尽孝的双亲,生活得究竟怎样?在日机狂轰滥炸中,在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下,他们究竟还活着吗……也许想起自己在反“扫荡”时,荒山寒冬度过的岁月:没有粮食,吃树叶、黑豆;没有水,吮吸湿毛巾……他也许想到了许多朝夕相处的战友的牺牲,昨天还在一起深山开会,今天就会少一两个人。参加革命真是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在与敌人短兵相接中,自己能活下来太不容易了……他也许什么都没想,只是下决心要好好活着,活着才能奋斗,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人民民主的理想。

  渐渐地,陕北公学照墙上,毛泽东为学校的题词,在胡华眼前朦胧出现了,越来越清晰了:“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词句给胡华以巨大的鼓舞力量。一个从陕公走出来的共产党人,应该“有政治远见”,应该“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问心无愧的胡华下决心经受考验,渡过难关。拷问中,他始终没有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的“特务”罪名。

  由于常年在太行山区风餐露宿,胡华已经身患腰腿剧痛的毛病,但仍然顽强坚持斗争。现在他在整风审干运动中,病体又遭受折磨,骤然得了严重的风湿症并胃溃疡吐血。在窑外露天挺了三昼夜的胡华,终于倒下了。整风审干班只得将昏迷不省、双腿瘫痪了的胡华,送进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院就医。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日战场开展了局部反攻。一年中,作战2万余次,毙伤日、伪22万余人,俘敌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近3万人。我军在局部反攻中也更加壮大了。1944年计有八路军507600余人,新四军251300余人,华南抗日纵队20700多人,合计我军共有779000余人。晋察冀军民在一连串的攻势中,先后攻入县城29座,并曾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高阳等城市,拔除据点1500个,恢复村庄5000余个。

  躺在病榻上的胡华不由得在想,抗战到这样关键时刻,党中央号召整风学习以达到全党思想统一是十分重要的,但大批党的干部却被挑起内斗,人人挨整,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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