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民主人士在“五七”干校的岁月(1)
宣布者虽然解释了“五七战士”与劳改犯的区别，但听者却心中发凉
从１９６６年９月全国政协机关对外停止办公，到１９６９年９月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头两年是“群众自己闹革命”，“走资派”一个个被打倒，“叛徒”一个个被揪出，伴随着两派群众组织的产生，然后是势不两立地打“派仗”，闹得不可收拾。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全部人马也被轰出了设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迁进了全国政协机关大院，任务是各自搞运动。喊着“斗批改”的口号，两派互相对立。时至１９６８年６月，中央给人大、政协机关派来了军代表，建立了军代表室机构，其任务是搞“大联合”，消除“派性”，继续搞“斗批改”。军代表室除了管人大、政协外，还负责领导８个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运动，此外还有全国工商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业教育社，一共管辖１３个单位。中央统战部则由中央另外任命军代表，领导体系与人大、政协分开。
我先不谈头三年中在政协机关大院内发生的奇闻怪事，先就以后在“五七”干校的日子，择其二三事，记述于后。
话说１９６９年９月，军代表根据公开的“五七指示”和内部的“一号通令”，决定人大、政协等１３个单位联合办一个“五七”干校，地点在湖北沙洋。一声令下，火速行动。虽说“五七指示”有“老弱病残者除外”一语，但当权者视而不见，在近千人的下放队伍中，年逾花甲近古稀者有之，拖儿带女全家下放者有之，患病体弱者为数更多，其中包括一部分全国知名人士。
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下放人员占干部职工总数的９５％以上，的确名副其实地超额完成了任务。
湖北省的沙洋农场是全国颇有名气的劳改农场，地跨荆门、钟祥、潜江三县。军代表在动员会上宣布，干校的所在地是沙洋大农场一个分场的一个大队，劳改犯已合并他处，是农场方面为照顾我们这些中央机关下放的“五七战士”而腾出来的一块好地方，那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就看我们“战天斗地”的决心如何了。宣布者虽然解释了一番“五七战士”与劳改犯的区别，但言者激昂慷慨，听者却心中发凉。且不说沙洋与北京相距数千里之遥，就凭这被选中的在劳改犯汪洋大海中设一个“五七道路炼红心”的“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今后的日子与劳改犯们不相上下了。
先遣队伍刚到达落脚点时，立即向北京军代表室报告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这儿离最近的邮局有几十里地，而且百里之内除劳改大队外，已有其他一些中央机关先设了“五七点”，邮信经常分错地方，有时半个月也收不着北京来信，怎么办？这不仅影响广大“五七战士”，而且领导干校的军代表室派出人员也不能与北京及时联络。军代表室想不出办法，把难题交给了“革命群众”。真是人多智广，不几天就想出了设一个“湖北沙洋１３５７信箱”的妙法。“１３”者，人大、政协、八个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职教社等１３个组成单位是也；“５７”者，共同走“五七道路”是也！与当地邮局一联系，得到批准。自此，在三年多的时间内，“１３５７”既是通信地址，又是“五七战士”们称自己干校的代号。但当地的和外地的局外人，竟有不少误以为“１３５７信箱”是保密单位的通讯地址。
荒凉空漠的“五七点”，使人心中发紧，大有“充军边塞”之感从北京到沙洋，先坐一天一夜火车到武汉，然后坐一天小火轮逆汉水而上到沙洋，上岸后坐卡车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走二十多里地，才能到达“１３５７”。如果步行（因不通长途汽车而干校又没有那么多卡车），得走近两个小时。由于交通所限，１３个单位的人马只得分期分批成行。当我踏上沙洋码头时，正赶上阴雨天气，卡车在崎岖的泥浆路上颠簸，一车人紧紧地手拉手，在风吹雨打中默默无言。
所谓的“五七点”，虽说是一个劳改大队的建制，不过是几座破旧的土房和茅屋，除了几排长得不高的杨树林和几条水沟，便是一马平川且长满荒草的数百亩水田。它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荒凉和空漠，一眼望去，看不见一个民居的村落，不由得使人心中发紧，大有“充军边塞”之感。
虽然，许多人离京前都在口头上多次表态要在“五七道路”上“炼红心”，但一旦身临其境，那颗本来就不够“红”的心，能不往下沉，沉得发颤吗？更何况其中不少人是背着还未解除的历史的、现行的政治包袱负罪下去的呢？尽管人们不会公开吐露这种心声，但在私下，在一些相知的老朋友之间，却很难保持永久的沉默。记得有一位与我相知又不在一个连队（１３个单位原则上是一个单位或几个单位设一个连）的老同志，比我年长２０来岁，是全国政协委员。到干校不久的一天晚饭后，我们正巧在田埂上相遇，执行着同一项任务——看水，时值秋耕后往田里灌水，只不过各管各自连队的田。
我们至少要在一起待两个小时。长夜漫漫，彼此便在田野上悄悄地聊起大天，天南地北、古今中外都谈，只不谈当前各自连队的运动。说着说着，他话锋一转，忽然长叹一声说：“这古老的汉水之畔，千百年前说不定是三国打仗的地方，如今却让我们在这里炼红心。我看你才届而立之年，兴许锻炼几年，红心炼就了还能起用你，回不去北京也还可在地方分配工作。像我这样年过半百的，完了，这里就是埋葬我这把老骨头的地方了。”我听罢心中一沉。虽然我对未来同样无底，却安慰他说：“那可不一定，你太悲观了。要我分析，你是政协委员，只有出身成分问题，而无政治历史问题，又精通几种洋文，说不定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呢！”他凄然一笑，摇头说：“政协不会有了，民主党派不会有了，像我这种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再改造也难以把心炼红，红得够格，所以说我的外文也不会派上用场，只能像田里被犁耙翻转的稻草根，埋在地下沤肥那样烂在肚子里了……”
这次谈话使我终生难忘。我当时自然不敢对别人“扩散”，即便各自的处境改变之后，我也未曾对人讲过。今天我写此文，也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他访问过许多国家，接待过许多国际友人。他的外文被派上用场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我今天写出这段对话的目的，是借此说明当时“五七战士”们处境之凄然，大家都陷入无望之境的状况，不仅仅是这位知名的爱国人士，而且包括了许多中共老干部、年轻干部，甚至不排除那些身居领导职位的军代表们，都无例外地内心充满着这种前途莫测的忧虑。笔者相信，凡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大概不会怀疑我这个判断。
梅电奎猝死让“五七战士”们联想到自己的老骨头是否也会埋在沙洋
就在“五七战士”们一批批到来，人心一片沉沦，许多人惊魂未定的当儿，忽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年过半百且身患心脏病的民革中央《团结报》编辑部副主任梅电奎，刚刚从小火轮小心谨慎地走上沙洋码头，才走了几步路，便脸色发白，额上冒汗，手捂着胸部，一头栽倒在地上——心脏病突发，连一句话也没说，就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长眠了。梅电奎是梅龚彬的胞弟。梅龚彬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是民革的创始人和活动家之一。由于其时梅龚彬已以莫须有的“叛徒”罪名“收审监护”于北京秦城监狱，梅电奎是“叛徒”之弟，加之自己又在国民党时代的南京《和平日报》等报社做过事，也背着“反动历史”的包袱。因此，尽管人人皆知他身患心脏病，但军代表并没有把他归入“老弱病残”之列，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敢以身患重病为由而要求留京。十分明显，如果不是下放，不是这几天几夜的劳累奔波，又怎会发生这样猝死倒地的悲剧？
梅电奎之死在干校传开，使许多“五七战士”哑然失色，特别是不少花甲之年的老者，无论是有“五七战士”称号的，还是仍在继续接受审查，属监督劳动而尚无资格进“战士”之列的，都不能不联想到自己那一把老骨头是否也会埋在沙洋！然而，“走五七道路”在当时是不可或违的革命号召，这猝死一人的余波自然很快消逝。“五七战士”们组建成连队，有盖房的，有种田的，有种菜的，有养猪的，有放牛的，人人都无例外地投入强度颇大的劳动。特别是盖房的任务，一开始最为突出。据说，这个劳改大队最兴盛时不过二百名犯人，而我们的“战士”一开始就有六七百人。这现有的几座破房屋，即便沙丁鱼般往里挤塞，也难以容纳这许多男女老幼。后来民建、工商联的同志成了建房专业队伍，他们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任，这都是后话。
“同吃、同住、同劳动”让革命群众忘记了与“走资派”、“叛徒”、“右派”、“资本家”的“界限”
在“１３５７”，当时有一批中共老干部和非中共知名人士。据笔者不完全的记忆，中共老干部在行政九级以上的就有：武新宇（人大常务副秘书长，行政五级）、张执一（政协常务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行政六级）、申伯纯（政协副秘书长、行政七级）、连贯（人大副秘书长、行政七级）；史永（政协副秘书长、行政九级）以及梁蔼然、李剑飞、孙亚明、董汝勤（以上为人大机关）、连以农、张延（以上为政协机关）等老局长；非中共知名人士有：王艮仲、经叔平、李文杰、朱洁夫、虞效忠、叶宝珊、徐萌山、冯亦代、徐盈、彭子冈，等等。他们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民主党派中央有关负责人。有的是“摘帽”后在“文革”中又受冲击的“右派”。
在当时的“五七”干校，上述人士除个别人外，都属被“改造”之列。
他们或者被明令监督劳动；或者边接受审查，边参加劳动；或者本来就定性为“叛徒”、“走资派”、“资产阶级分子”、“右派”，是来干校接受“改造”的。在“文革”初期和中期机关斗批改时，他们都无例外地受到较长时间的各种形式的审查和批斗，即所谓“批倒斗臭”。然而却因斗争如此经久不息而使人习以为常，又因为习以为常而变得松懈乏味。于是军代表对他们结束群众揭批斗而转入专案审查。到了“五七”干校，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虽然还没有解除审查，但由于干校的艰苦劳动环境，除了军代表之外，无论是被审查的，还是审查人的，都渐渐觉得大家的命运和处境也相差无几，而运动的矛头又转而集中指向机关两派之间的所谓“清查５１６”的斗争。因此，革命群众与这些“叛徒”、“走资派”、“资本家”、“右派”之间的实际关系，就逐渐“解冻”，“界限”慢慢被淡忘，在劳动和日常生活里，彼此间多有交谈，甚至开玩笑，谈往事。尽管上边仍有人不时对此发出警告，但多数不加理会。
想不到“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颇具威力的“三同”，竟能取得这种逆反的效果，这是决策者们未曾估计到的。
被定为“敌我矛盾”的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在水田里来了个“鹞子翻身”，足以气死杂技演员
张执一是上述人士中“罪行”最重，“态度”最坏，定性为“敌我矛盾”，明确送干校“监督劳动改造”的一位。解放前，张执一在战争年代和长期的地下工作中都为党的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５０年代即担任中共中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后调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１９５７年兼任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主持全国政协机关的全面日常工作。１９６４年全国政协机关由上级派工作组驻会搞“四清”运动，把张执一打成以“吃吃喝喝”为形式搞投降主义路线的“走资派”。１９６６年“文革”风暴中，又把他打成“叛徒”，成了“双料货色”。而秉性耿直刚强的张执一，无论是小会审查，大会批斗，以至饱受皮肉之苦，包括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残忍的武斗，他都一口否认自己是“叛徒”，也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这种始终如一的强硬态度，在当时挨批斗的高级干部中，属于佼佼者之列。
到了“１３５７”干校，张执一是唯一属于召开全干校千人大会，由军代表宣布是“叛徒”，属“敌我矛盾”的。张执一其时已过花甲之年，且体胖。
他在北京已被关押审查数年，被送到二连（政协机关连）“监督劳动改造”之后，先是放牛割草，后下水田插秧。他不但埋头干活，而且始终情绪乐观，见谁都点头打招呼，甚至又说又笑。
１９７０年春天，在秧田拔秧苗，笔者有一回正挨着他劳动。由于沙洋早春气温低，又要插双季稻，因此早稻秧苗盖塑料薄膜育成，拔秧苗时是带水作业的。为避免寒冷和减轻劳动强度，拔秧者每人骑着一头“秧马”，状如长条矮板凳，前边翘起，可以边拔边向前移动滑行。那天早上，大概刚干了半小时，由于一人一畦秧苗地，张执一年高力薄，拔秧的速度自然赶不上其他人，但他仍拼命地赶。突然，我听见“噼啪”一声，回头一看，只见张执一因拔秧用力过猛，一脱手“秧马”翻身，一个跟头躺倒在水田里。我赶紧过去扶他起来，并劝他回去换衣服，他竟乐呵呵地抹去脸上的泥水，连声说：“不要紧，不要紧，没想到在水田里来了个鹞子翻身！”这响声惊动了周围的拔秧者，大家看他一身湿，都劝他回去换衣服再来，他仍摆摆手。一直到排长走过来让他回去，他才扭动着那满是泥浆的肥胖身躯走上田埂。
在张执一回住地换衣服的当儿，“五七”战士们议论开了。有的说：“这大部长当年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里来个泥浆亮相吧！”有的说：“真没想到这把年纪，又这么胖，跟头还翻得那么嘎巴脆，那么灵活，足能气死杂技演员了！”但有位平时兼负“监管”张执一劳动的“战士”却打断一些人的取笑，说：“不管怎么看，我敢说，张执一的乐观主义，恐怕你们谁也比不上！他天天干活，吃得差，睡得香。我负责“监管”他，他却同我谈天说地。前两天他还同我谈几十年前在沙洋一带打过游击，与日本鬼子周旋。我说，不听你这些故事，你给我少说话，多干活；他说这是革命历史，那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你们想，他这种态度，能认罪服罪吗？我已向军代表汇报过了，我这个“监管”完不成任务，辞职，另选高明吧！哈哈……”水田里响起一阵笑声。
这笑声刚落，张执一回来了。他换了另一套打补丁的劳动服，继续下田拔秧苗。这时候，我的那畦刚拔完，便拉着“秧马”坐到张执一的身边，想帮助他快点拔完，还有另外两位同志在另一头往回拔。我紧挨着张执一，见没有旁人，便与他搭话：“张部长——”这完全是习惯，是脱口而出的——“这一下子摔得不轻，没有伤着什么吧？”“小意思，你别看我年岁大，我的一生经过各种各样的摔打，在水田里翻个跟头算什么！”“听说你从前在沙洋打过游击，是吗？”我有意问道。他一听脸上绽出笑容，反问我，“抗日战争时，你多大岁数？”“我是１９３８年出生的，抗战胜利时７岁，小学二年级。”“那时候，我已在新四军五师当旅政委，荆门、沙洋是与日军拉锯作战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