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民主人士在“文革”初期(2)
谁也不敢发笑，只能恭恭敬敬地听着。所幸红卫兵们没有解下皮带，谁也没有挨皮肉之苦，唐生明也自然不敢往下多说了。
杜聿明三人写了一张答复大字报，贴在红卫兵通令旁边第二天上午，一张白纸黑字的红卫兵通令早早就贴在大门口，字迹歪歪斜斜，口气却如军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你们听着：
一、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二、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过寄生虫的生活。
三、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天天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此令。违者严惩不贷。
×××中学红卫兵总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
天兵天将未到，玉帝圣旨却已先临。
杜、宋、郑立即商量对策，首先否定了去红卫兵总部禀报的想法，认为找上门去，那里人多口杂，弄不好就受凌辱，等于自投罗网。最好的办法是，写张答复的大字报贴在红卫兵通令的旁边，以示我们的态度。杜、郑推宋执笔。宋二话没说，经商议立刻写出条文。
红卫兵小将们：
诚恳接受你们的监督、改造。
一、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扣除三分之一，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是应该的。
二、我们没有雇保姆，今后也不会再雇，像我们这号人再过寄生生活是可耻的。
三、从明天起，我们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
另外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再多干一些，随叫随到。
杜聿明 郑庭笈 宋希濂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
唐生明另写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的区别。大字报内容大体相同，只第二条写明“立即解雇保姆”，因为四家人中只有唐家多年雇用了保姆。
答复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红卫兵便开来了一支二十余人的小分队。
领头的还是命令杜、宋、郑、唐一字排开站着。他站在台阶上大声说：
“你们的答复大字报我们看了，应该这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对你们就是实行最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合情合理的。现在人民宽大了你们，给了你们重新做人的出路，难道你们还想比劳动人民生活过得还舒服，甚至还妄图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这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过去统战部那帮老爷们给你们的生活待遇太高，是投降主义，完全错误的，现在我们纠正过来，完全正确！今后你们的日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如有人胆敢捣乱，那只有自取灭亡！”讲到此，立即响起震耳欲聋的口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杜聿明夫人不忍看到心爱之物被红卫兵剪坏撕碎，说了几句话，招来一顿耳光接着领头的宣布抄家开始，名之曰要找“四旧”物品和反动“罪证”。
这个大院四家人。郑庭笈和宋希濂的全部家产是特赦后重新购置的。所有家具都是政协机关的，衣服被褥也少得可怜，墙上早就贴着毛主席像和样板戏的画片。所以红卫兵们一会儿就查抄完毕，自然一无所获，很有些出乎意料。
但唐生明与杜聿明两家情况不同。唐住的房子大，使用东西考究，从香港回来后不断购置的衣服、摆设多得惊人，而且质量很高。红卫兵们翻箱倒柜，凡认为“奢侈”的东西一概没收，有的时髦衣服甚至当场用剪刀剪毁。
单是各种做工考究、质地优良的被袄，被红卫兵抄走的就有八件之多。唐生明家损失的东西——直到“文革”后落实政策，这笔账也无法算清。杜聿明家的情况本来也同宋、郑差不多，但由于他的夫人曹秀清是从美国回来的，女儿、女婿近几年又在经济上接济家用，东西也比较多，特别是曹秀清的衣服、饰品，也有不少时髦、讲究的心爱之物。在抄家时，杜夫人不忍看他们当场剪坏撕碎，说了几句话，便招来红卫兵们的一顿耳光，受了皮肉之苦。
红卫兵杀气腾腾地胡抄了一通之后，自然没有搜着任何“罪证”，他们只是一箱箱把没收了的珍贵物品抬走，最后领头的一声令下，呼啸而去。
第二天清晨５点，杜、宋、郑、唐四个人便各执一把扫帚，分段清扫胡同，半小时不到，便打扫干净了。四人还商定，如白天发现不干净的地方，在家的人也要注意随时打扫，免得红卫兵一来检查，节外生枝。杜、宋、郑三人，白天还得去政协机关上班劳动。
老居委会主任普普通通几句话，却似酷夏里的习习凉风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宋希濂正好在家，看见运送垃圾的工人运送垃圾时，沿胡同撒漏了好些脏土。他等垃圾车过后，便又再扫一次胡同。正扫着，走过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是居委会的主任，姓张，谁都认识她，却叫不出她的名字。这位头发花白的共产党员看四周无人，便轻轻对宋说：
“清洁工人并没有停工。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从早到晚多少人走过，还能保持时时刻刻干净？你们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看不必一天扫好几次。”
虽然是普普通通的几句话，但在那“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１９６６年长夏，却似一股沁人心脾的习习凉风，顿时送进宋希濂痛苦而惶惑的心里，感到人间毕竟还有正义和同情，并不是漆黑一片。宋连忙抬头回答道：
“张主任，没事，我们有劳动习惯，身体也还好。”
“我已不是主任了，靠边站了。”那妇女接着说，“我是出于好心，多说几句话。如今这类事，大面上过得去就行，你们可别拿着棒槌就当针（真）。”
宋把她的话记在心里，还向杜、郑转告了。但四人依旧天天坚持清扫，有时还扫第二次。红卫兵总部一开始曾派人来察看数回，可能是对“战犯”
们的顺从和认真表示满意吧，没有再发什么新的命令了。不久红卫兵大批外出串联，到天南地北闹“革命”去了，从此就无人过问。但他们还是照扫不误。这起初虽然只是被勒令而为，可毕竟是一种公益劳动，又在自己家门口，渐渐地，就淡忘了是一种“惩罚”，而变成一种义务了。
沈醉告诉的是喜事，却也是一个谜
９月６日那天，又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这天上午１０点多钟，沈醉拎着黑色塑料提包快手快脚地跨进了前厂胡同×号院。他按顺序先进了郑庭笈家，然后到杜聿明、唐生明家，最后进了宋希濂家，由于“文革”之火越烧越旺，政协机关的干部群众对特赦人员（当然也包括起义人士）也划清了“界限”，多数人是不接触，不说话，少数人见面冷眼相看或怒目而视，敢打招呼的（大半在私下无第三者时）当然也是少数。文史专员们为避免听风言冷语，连领取工资都发愁。沈醉在年岁上是文史专员中的小老弟，身体好，胆子大，历来乐于跑腿、串门、帮助人。不等别人张口，他像是早就意识到大家的难处似的，自告奋勇替大家领取工资。他说，冷言冷语，挨骂受唾由他一个人去应承，何必每个人都去机关惹麻烦呢。老大哥们知道沈醉的心地和脾性，便全拜托他了。９月６日是发工资的日子，沈醉自然是送工资来的。他一进宋希濂的屋子，便同刚刚进郑、杜、唐三家一样，劈头就说：“二位哥嫂，有新鲜事奉告。”
“什么事？看你的模样是报喜，不是报忧。”宋笑着说。
“您说对了。”沈醉坐下，接过宋递给他的香烟，继续说：“今天一上班，我去财务科领工资，打开工资袋一看，仍然是原数，一分也没扣，再看看你们的，同样没有扣。我忙问不是从上月起每人都扣去３０元吗，为什么这月不扣了？财务科同志回答说，接上级通知，以后不扣了，上月扣的还要补发。
这上级又是谁呢？财务科不说，我也不便问。我在来你们家的路上，一直在想，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统战部和政协的领导一个个都自顾不暇，还能过问我们的事吗？再说就是过问了，“革命群众”听不听也是问题。我还听说，连统战部、政协的不少干部都被扣发甚至停发工资了，为什么我们不扣，还补发已经扣的？这是喜事，却也是一个谜。”
“你分析得有理。”宋希濂说：“现在这种情况，仍惦记着我们，说了话还能算数的，不会是一般上级。”
那么，谁在关心着我们呢？正当他们相对无言时，唐生明推门进来了，杜聿明、郑庭笈跟在唐的后边。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许多天不见的笑容。
唐生明十分激动而肯定地说：“我刚才打电话询问了可靠人士，是周总理的办公室给政协打的电话，说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赦人员的工资。”
唐生明历来是消息灵通人士，但宋以往常常对他的消息打几分折扣。这一回，宋却认为他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实际上沈醉一讲不扣发工资，他们都想到周总理的身上去了，只是话没有讲出来。现在除了他有这个可能，也有这个威望，还有谁呢？眼下局面动荡，周总理又身负重任，日理万机，有多少人惦记着他，他又惦记着多少人，这境况杜、宋、郑、沈等也能想象的。
而他们由于身份和经历的特殊，虽然想着他，又怎能向他发出求援的呼声？
杜、宋做梦也没有想到，周总理却在惦记着他们呢。他们相对默默无言。在无法抑制的激动中，他们的眼眶润湿了，眼前闪着黄埔军校、北伐战争、抗日烽火和特赦后会见的场面……真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吧，他们默默想念，倒成为一种最好的表达形式了。
收到天安门观礼请柬，全院喜笑颜开，家家宰鸡、剁肉、喝酒，以示庆祝
时光流逝，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就要到了。９月３０日临近中午，政协机关的通讯员突然给杜、宋他们送来１０月１日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告知已安排了次日小汽车接送。这一春雷般的喜讯，差一点把前厂胡同×号院炸开了锅。虽然过去年年国庆、五一劳动节都如此，但今年却不一般，这是发生在“文革”风暴四个月，他们这几个人被抄家批斗并勒令扫地一个月之后，他们的心又怎能不为之震动？这如同在密密乌云中闪出一线阳光，它明亮，耀眼，给人信心，催人前进！这一张印有国徽的天安门观礼台请柬，标志着共产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人民群众仍然把他们看成是人民中的一员。于是全院喜笑颜开，家家都宰鸡、剁肉、喝酒，以示庆祝，仿佛一扫几个月来的烦闷和苦恼！
第二天一早，杜、宋、郑、唐个个衣冠整齐，满脸生辉，早早等候在临东四南大街的胡同口。一会儿，机关的小汽车来了，十分钟后便到达天安门广场。他们登上观礼台，看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