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从军统中起义：邓葆光四十年沉浮(2)
“报告！”四条大汉中最年轻的一位说：“邓葆光的老婆是美国人，她买通了警方和医院，严加防范。人进得去，也难以下手……”
他说的是实话，邓葆光苏醒后第二天，发觉自己住单间高级病房，只有妻子一人在身边。他不能说话，却要了纸笔，吃力地写了几个字：“安全！搬大病房！”机敏的格里娜立刻明白了丈夫的用意，便找到院方，当即搬进一间４０人的大病房，把病床安排在靠墙的角落，使自己能随时集中视线观察动静，以防不测。转天果然来了一位自愿输血的慰问者，他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一副腼腆的样子，一进病房就对格里娜说：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叫陈敏和，拜读过邓先生的经济学文着多篇，又是先生的湖北同乡，我们在报上看到邓先生惨遭不幸，断定是国民党特务所为，近年来他们在香港胡作非为，不断制造暗杀事件，太可鄙了！同学们派我做代表，前来慰问邓先生。如果需要血液，我可以算一位，我是Ｏ型血。”
格里娜谨慎而和蔼地向来人表示谢意，接过一束送来的鲜花，说：“感谢青年学生们的情谊，他还不能说话，我代表他谢谢你们。”
青年人一副同情的目光，仔细观察着邓葆光的仅仅露着两只眼睛的神色。
不一会，青年问：“他们为什么要对邓先生下此毒手？”
格里娜摇摇头，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开罪了什么人，甚至不知道暗害我们的究竟是谁。”
“这就奇了，无冤无仇，谁能冒这个险？”青年人一副疑惑的表情，“在香港，本地的黑组织不会无辜杀人，邓先生新来乍到，与他们无利害冲突；新中国政府不会干这类事，剩下的可能便是国民党特务了。我们的判断没有错。
如果邓先生需要，我可以负责帮助调查这件事。”
“陈先生，不必了，谢谢你的好意。”格里娜赶紧回答说：“现在救命要紧，我们躲还躲不及呢！案子已报给香港警方，让他们查去吧。再一次感谢你和你的同学们，日后再当面致谢。现在，我们这里是不安全的。陈先生，你今后不必来了。免得……”
“不，我们学生仔天不怕，地不怕……”来人热情过人，分明下次还要再来。
但邓葆光夫妇却立刻警觉起来。来人走后，格里娜立即通知院方，除宝丰行的蒋宝祥和何天锡之外，其他人一概不见。有特殊情况，须经格里娜同意并认人后，才可放探视者进病房。医院是外国人办的，对格里娜的要求全部接受，严格执行。从此，那些身份不明者，便进不了医院大门。据统计，接连四五天都有“好心人”来慰问，甚至还有一个“外科大夫”自动上门要替邓葆光动一次整容手术……
邓葆光亲手挑出７万册善本书，连同从日本驻沪领事馆接收的机密材料，分装１１０大箱
邓葆光从死亡边缘挣扎过来的头十天十夜，格里娜寸步没有离开病房。
里外联系、行中业务、幼子生活，全部由何天锡和急电从北京召回的蒋宝祥共同办理。在邓葆光头部的绷带打开之前，邓葆光夫妇只能默默相视，而不能交谈。邓葆光躺在病榻上，往事再次一幕又一幕地闪现……１９４８年深秋一日，即邓葆光收到那位姓李的学生口传北平秦某的两句话“望兄多珍重，春燕往北飞”后的第二天，毛人凤再次来电催促，说珠宝等物已安抵台北，图书资料等立即启运。邓葆光决心已定，得想法子对付，作出两全其美的安排。邓葆光先给毛人凤复电：
局座：电悉。近日上海局面不佳，各机关抢先往台北运货，船只极为紧张。现得一外商帮助，可抢运部分图书去香港。如不可，望电示。
毛人凤正忙乱得屁滚尿流，对邓葆光的举动没有在意，便默许了。实际上邓葆光早已动手，亲手挑出７万册善本书，连同从日本驻沪领事馆接收的机密资料，分装１１０大箱。问题是如何运？外商帮助是假，要金条是真。眼下国民党政府货币贬值如手纸，东方经济研究所的经费分文不给，珠宝首饰已运往台北，这一大笔必须用金条或外币支付的运费和抵港后的库藏费用，又怎么办？邓葆光想尽办法，也凑不齐这笔费用，他只好去求救于老朋友了。
邓葆光找到老朋友、工商业家汤元炳，道出自己的打算，请求帮助。这位爱国心切的知名企业家，虽然自己遭受国民党经济腐败的冲击，日子并不好过，但不假思索，便慷慨解囊，当场拿出６０两黄金。邓葆光一激动猛然从沙发上起身，竟碰倒了刚斟的一杯香茶。他没有顾及而冲上前紧紧握住汤元炳的手，说不出话，大半晌才断断续续地说：“汤……在……这种时候，你这样为……朋友……两肋插刀……”
汤元炳却平静地说：“这不是为你搬私产，而是７万册善本书，无价之宝！倘能幸免于战火，岂不是你我都为国家、民族做了件好事嘛！”
邓葆光把一封沉甸甸的金条，放进了手提箱，走出了汤家的小会客室，登上小车消失在车水马龙之中。
就凭这６０两黄金的相助，这１１０只大箱才得以由上海秘密运抵香港西环招商局仓库藏存。邓葆光一面对上声称图书运不去台湾，将设法先运香港；一面为避开毛人凤的耳目，另外派人发货至上海码头，而不让经济所内部的人插手，特别是从码头启运的时间，邓葆光有意采取了瞒天过海的计策，让军统的人一无所知。
但是，时局的骤变，更使邓葆光心不能宁。图书已经运出三天了，他竟一连三夜睡不着觉。国民党败局已定，自己要从这个营垒中杀出来，投奔光明，必须尽速接上线。要不然，时不待人，决心再大，仍旧如悬在半空中，不知是安全着陆，还是失控摔死。他想到了北平的老朋友秦某，可惜眼下联系不上。他又想到了汤元炳，这位老兄何以这样痛快，６０两金灿灿的条子当场端出？邓葆光曾向他表露了心迹，意是图书运香港只是暂时的保护措施，届时将完璧归赵。他知道汤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工商业家，但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有时日。在现今的局势下，汤某与中共的关系可想而知。为什么不找他去呢？既然如此慷慨解囊，底细也已交代到这种程度，何以不干脆将这层纸戳破呢？对了，找汤元炳去，接上这根线，该结束这种悬在半空的日子了。邓葆光的不眠之夜就是这么度过的。
不过，邓葆光还没有再登汤家大门，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邓葆光正在家中清理各种杂物，门卫报告，有朋友自外地来访，来人自称秦某。邓葆光心中一震，怎么，他老兄自北平来？太妙了。立即去大门迎接，进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西服革履，矮矮胖胖，戴一副墨镜，身材正好与瘦高挑的秦某相反。邓葆光同来人握手后说：“先生姓秦，从哪儿来？”“不，邓所长，我姓陈。”来人悄声说，摘下了墨镜。
邓葆光一惊，立即把他引进小会客室。
“陈先生，你怎么没有离开上海？”邓葆光问。
“我离开了，又回来了。”陈某露着笑容，若无其事地说，“邓先生，您可比几个月前瘦多了！”
“唉！”邓葆光长叹一声，不知从何处说起。但他立刻冷静下来。三个月前，陈、梁二位逃离东方经济研究所不几天，上边就发通缉令，好在邓葆光早已打过报告，“陈梁不辞而别，去向不明，正在侦查之中。”今天陈某突然出现，非同一般，肯定是负有使命的。想到此，邓葆光才接着说：
“陈先生冒险光临，想必是给我报新春之讯吧？”
“邓先生，我应当先报您救命之恩。”陈某说，“不过我今天登门，却的确是奉组织之命，而非个人的行动。组织上已经观察邓先生的行动有日，看见你决心要弃暗投明，冒险做着对人民有益的事。我今天奉命先来表示欢迎，明天就有人同你谈话，作出正式安排……”
潘汉年笑着说：先干一杯，祝贺你与旧营垒决裂……
在上海浙江中路的一家小饭馆里，经过化装，身穿长袍的邓葆光推开一间雅座的半截子小门，站起来迎他的是一位西服笔挺、风度翩翩的中年人。
握手就座之后，中年人便压低嗓音，带着神秘的口吻说：“邓先生，通名报姓，鄙人是贵军统局一直想逮捕归案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要犯之一，姓潘，名汉年……”
邓葆光立即又站起来，紧紧同潘汉年握手，激动地说：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天得以结识，邓某三生有幸。要是昨日之我，很难说会不会拿潘先生的身家性命，作为邓某升官发财的垫脚石。但今非昔比，今日之邓某，早已……”
“邓先生，这还用说吗？”潘汉年笑着说，给两只酒杯斟满了泸州特曲，一股香气扑鼻，“先干一杯，祝贺你与旧营垒决裂……”
接着，潘汉年十分郑重地说。
“邓先生，我们作过认真的研究，目前你的处境，再在上海待下去很不利。毛人凤眼下泥菩萨过江，正晕头转向，一时还顾不上查问你。一旦他安下心来，你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的意见，第一，书已到达香港，需要继续保护；第二，上海解放在即，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人很可能搞经济封锁，你是搞经济的，到香港落脚，定能在这方面为新中国出力。您最好借个理由立即去香港，在那里搞个买卖什么的，先安顿下来，悄悄进行，不必大张旗鼓。
在相当一段时间，一切完全由你自己经营周旋，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我们才同你联系。至于将来局面大变，还可再作安排。不知邓先生意下如何？”
“当然，当然，这是个好主意。”邓葆光当即答复说：“我的妻子是美国人，在香港居住十分方便。”
几天以后，邓葆光便借口治病，举家到了香港，然后把好友蒋宝祥、何天锡请到香港，商讨开设进出口商行，为新中国效劳之事。经商定，共同集资，由邓葆光和蒋宝祥任正副经理，但对外联系业务均由蒋负责，何天锡主管财务。邓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深居简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并改用邓景行的名字。宝丰行正式开办，时在１９４９年６月。
７万册书万无一失了，在军统总部的毛人凤却更加气急败坏，才演出刀砍邓葆光的一幕
邓葆光被连砍９刀后的第１１天，圣玛丽医院的外科主任医生决定给他拆除脸部、头部的绷带。格里娜、蒋宝祥、何天锡，都被请到休息室等候，邓葆光被送进了手术室。伤势明显好转，死神送走了，只是脑震荡后果严重，言语十分困难。当格里娜等团团围住他的病床，他把一只手伸给妻子，一只手伸给两位好友，眼睛淌着泪水。格里娜哭出声来，紧紧抓着丈夫的手，贴着自己的两颊，两个好友也抑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邓葆光把手拉得更紧，然后十分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书……书……图……书呢？”
立即明白意思的蒋宝祥、何天锡异口同声地说：“图书，安全无恙，您放心就是了！”
邓葆光安详地一笑，微微点头。正是为了这７万册图书，他才挨了９刀，又怎能不惦挂在心上呢？两位好友告辞了，妻子又安坐在病床前，邓葆光也合上眼休息，再一次沉浸在回忆里……宝丰行开张不久，邓葆光还未在行里公开露过面，便发觉附近有人盯梢。
对于一个深知军统内情的人，这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只为兵荒马乱，才延至今日。邓葆光并不紧张，只暗暗谋求对策。他想，台湾要的是图书和档案资料，至于他本人，已经是背时的人物，当在其次，但冤有头，债有主，台湾得不到图书资料，必然会找到他头上。他一考虑图书不丢失，再考虑自己倍加小心。
不久邓葆光便得到可靠消息，台湾方面正在香港寻找这批图书资料，要不惜代价搞到台湾去。这一惊非同小可！邓葆光深知，招商局仓库是香港官方办的，台湾一旦得知，东西是保不住的。果真如此，数年的心血便付诸东流！无奈他自己不能直接出面筹划应急措施，而又时间窘迫，刻不容缓。邓葆光立即把蒋宝祥、何天锡找到家里，共商对策。他十分信赖这两位多年从事银行工作而与台湾无丝毫瓜葛的好友，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短时间地沉默之后，平时说话不多但遇事沉着的何天锡第一个说话：“当务之急是立即将图书秘密转移。官办的招商局肯定不牢靠，要保险就得找私人仓库。只要给优厚租金，便不会走漏消息。”
三人都没有异议，蒋、何立即四处奔走，寻找安全可靠的私人仓库。找到私人仓库并不犯难，难在一要交清招商局的仓租，同时先付私人仓库的定租；二要组织人力秘密转移，这当然是冒风险的举动。首先是钱，一计算两头仓租，需要３万元港币。邓葆光一听这笔款项，又发愁了。三个人面面相觑，想不出办法。他们都知道，宝丰行刚开张不久，资金有限，要抽出这笔款子，就得关门。怎么办？只有借钱。这么大的数目，人地生疏的蒋、何二位，是根本办不到的。只有邓葆光亲自出马了。
“猪鬃大王”古耕虞，正在香港做生意。这位身材不高的四川大老板，办事精明能干，说话出口成章。他经营的四川猪鬃，沿长江而下，武汉、南京、上海，南行广州、香港，远销世界各大港口。香港是他搞出口贸易的重要转运站。他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吃够了政府经济崩溃的苦头。新中国成立了，他由衷地为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骄傲。他不惧怕“共产”，国富才能民强，祖国能在当今世界昂首，个人的资产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现今中共新政府是鼓励他们继续发展贸易的。当然，情况发生变化，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大国，出于政治需要，对中国正要采取经济封锁政策。古耕虞是为了面对新情况作出安排而到香港来的。他非常繁忙，白天晚上都没有空。邓葆光登门时，已经晚间１１点了。
“啊呀，老兄，我知道您在香港，却没有打听到您的住址。”古耕虞把邓葆光迎进客厅，边走边说：“如今你还是像干老本行那样，天天神出鬼没吗？”
“不，古兄，我现在是地老鼠，钻在地下越深越好。不饿得两眼发黑，不敢出地面觅食。”邓葆光简要地叙述了自己近年来的境况。
“那么您今天登门，一定有要事了。”
“钱，想筹借一大笔钱！”
古耕虞一听完邓葆光的复述，二话没说，立即开出一张３万元港币的支票。邓葆光心潮翻滚，正想讲几句感激的话，古耕虞便起身推着他说：
“旁的话都不必多说了，赶快办这件大事去吧！这可不是你我朋友间私人的事情啊！”
有了这笔款，蒋宝祥、何天锡立即组织人力，亲自动手参加装卸，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十分秘密地把１１０只大箱由招商局提出，开车后故意绕了许多弯，发觉后边确实无人跟踪，才转移到中环永安仓库藏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