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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从“政治联姻”到恩爱夫妻的爱新觉罗·溥杰夫妇(1)

书籍名:《民主人士》    作者:汪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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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仲夏时节,北京。

  依然是那座宁静而小巧的四合院。

  依然是鲜花芬芳,果木青葱,藤萝满架。

  但我一跨进院门,一颗原本就不平静的心,不由得更加紧缩起来。

  这座住宅的主人,80岁高龄的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刚刚失去结发50年的妻子。她原名嵯峨浩,是日本皇族嵯峨胜侯爵的女儿。自从1937年4月3日与爱新觉罗·溥杰结婚,便改姓爱新觉罗·浩,并立即加入中国籍,成为一名中国籍的日本人。

  从60年代至今,我已记不住来过这个院落多少次了。但印象较深的有三回。第一次是在“文革”前,我刚调到全国政协机关不久,跟随一位负责同志前来拜访。浩女士的日本礼节,使得年轻的我近乎手足无措。第二次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不久,也是与领导同志同去拜访的。因为当时的环境和心情,彼此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沉重感。但溥杰夫妇礼节依旧,门前迎送,她仍然一再深深地弯腰鞠躬。第三次是1980年初夏,我应报刊之约登门拜访写文章。浩女士当时已在日本探亲,溥杰先生同我长谈,气氛随便而活跃。

  只是当话题转到周恩来总理的时候,他忽然沉默,低头,双手掩面,泣不成声,立刻震动和感染了我……

  我脑际闪现着往事,跟着溥杰先生穿过庭院,走进客厅,在浩女士的遗像前默哀。溥老一再向我致谢后,便在沙发上落座,和我摆谈起来。

  岁月漫漫,往事如烟。

  我该如何落笔呢?他们50年的夫妻,岂是笔墨轻易所能描绘的么。我只能如蜻蜓点水,择要记述了。

  吉冈安直命令说:“希望你与日本女子结婚,这是关东军的考虑……”

  1932年2月23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爱新觉罗·溥仪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宝座。自幼就与溥仪形影不离的溥杰,对其同胞皇兄的行为,是百分之百地顺从和支持。为了“亲善”,溥仪送皇弟溥杰留学日本;在日本学习院毕业后,又转入士官学校学陆军。1935年冬天,溥杰从日本回到长春,当上了禁卫军中尉,着一副戎装,带起兵来。

  溥仪在伪满洲国宫中,已有皇后和妃子。而年仅28岁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溥杰,却未有婚配。溥杰当上禁卫军中尉不几天,日本关东军就有人经常向他谈论婚姻大事,说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溥杰没有领会这些话的用意,他深知自己的婚姻并不决定于他自己,而是将取决于当皇帝的哥哥。

  一天,溥仪把他找去了。他抬头望了一眼兄长那张阴沉的脸,估计到将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们虽然是亲兄弟,但由于“皇上”的特殊身份,从来交谈都是哥哥滔滔发话,弟弟点头称是。于是溥杰在一旁站着,耐心地等待着皇兄的训导。

  “你今年已经28岁,应该考虑婚姻大事了。是不是有人想让你娶日本女人做妻子?你自己怎么打算?”溥仪压低了声音询问道。

  溥杰沉思了一会,回答说:

  “有人同我说过娶日本女人做妻子的事,那都是随便聊天时说的,我从来没有当真。我的婚事由皇上做主。”

  溥仪露出满意的脸色,因为他相信弟弟说的是真话。前些日子,要溥杰娶日本女子做妻子的传闻他也听到了,但他只付之一笑,同样没有认真。没料到,昨天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兼“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即皇室秘书)吉冈安直正式向溥仪传言,关东军希望溥杰与日本女人结婚,以促进“日满亲善”。听了这话,溥仪十分不安,立即与亲信商议对策。溥仪断定这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让溥杰娶了日本女人,生养日本血统的儿子,时机成熟即取代溥仪的皇位。因此他马上找溥杰谈话,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溥杰找个中国妻子,把生米做成熟饭。溥仪以缓慢而有力的口气向溥杰说:

  “我们爱新觉罗的皇室血统,怎能与日本人混合?再说家里安了个日本女人,还不等于统统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了么!因此,日本女人是万万不能娶的。我现在马上派人到北京去给你说亲!”

  “我听从皇上的安顿。”溥杰回答道。

  不多久,北京的对象就找妥了。溥杰看了照片,了解了身世,也表示满意。正在这时,吉冈安直直接找了溥杰,命令说:

  “希望你与日本女子结婚,这是关东军的考虑。你身为“御弟”,要为“日满亲善”做出表率的;你又是军人,对日本军方的考虑应持什么态度,难道还不明白?我郑重告诉你,本庄繁大将在东京将亲自为你做媒,你不可去北京接受亲事,而必须等待东京方面的消息。”

  主子的决定是无法违抗的。要做“皇帝”,没有日本人的大炮和刺刀,是不行的。溥杰把吉冈安直的命令呈报给兄长溥仪,溥仪身边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

  溥杰与日本皇族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还在日本度蜜月,关东军便策划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

  1937年4月3日,爱新觉罗·溥杰与日本皇族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在东京完婚。溥杰时年30不满,浩女士23岁。

  不出溥仪所料,溥杰婚后还在日本度蜜月,关东军便授意和策划伪满洲国的“国务院”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其中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呜呼!满腹狐疑的溥仪越加提心吊胆,坐卧不安。溥杰夫妇回东北后,他不再同溥杰说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送来的食物他一口也不尝。遇上非与溥杰同桌吃饭不可的时候,桌上凡是浩女士做的菜,他都等溥杰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决不多吃。

  溥杰转年就要做父亲了,溥仪更加心惊肉跳。他自己虽然是后妃俱备,无奈没有一儿半女。如果弟弟一旦得子,帝位必将为侄儿所继。溥仪接二连三地算卦,想搞清浩女士的肚子里究竟是男是女。溥仪推想,关东军要的就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而他本人和溥杰夫妇,都可能在浩女士一旦生子之后死于非命。但他没有把这个看法对溥杰吐露,他要等到浩女士的胎儿呱呱坠地之后再说。

  事情好像在与溥仪做游戏,浩女士头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爱新觉罗·慧生。两年之后她又生一胎,生下来的还是一位千金,取名爱新觉罗·生。

  溥仪还没有来得及第三次卜卦算命,伪满洲国就伴随它的日本主子覆灭了。

  他和他的弟弟溥杰都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以后被移交到新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开始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溥杰与浩女士的结合,无疑是“日满亲善”的政治联姻。这在溥仪兄弟是一清二楚的。但在浩女士,却对政治联姻的实质没有觉察,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想的是如何顺从和侍候丈夫,尽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早在日本东京降重婚礼后的新婚之夜,溥杰就发现浩女士不仅有着花容月貌,而且有着善良的心。后来,随着岁月流逝,有了第一个女儿,第二个女儿,溥杰可没有像他的皇兄那样想入非非,自找苦吃。他更加深沉而实在地感觉到的,是浩女士的恩爱和温馨。那一对活泼可爱的女儿,更给他们七八年的夫妻生活增添了欢乐。

  然而在严酷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家庭生活(包括爱情)却又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溥杰在伪满洲国的地位和作为,使他和他的家庭受到了政治激流的冲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所幸的是种种冲击和磨难,并没有导致溥杰夫妇家庭生活的毁灭;恰恰相反,伴随着爱新觉罗·溥杰政治上的新生,他们的家庭、爱情,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她得悉自己的丈夫没有死,便在新中国成立后,设法获得了与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丈夫通信的自由

  伪满洲国覆灭、溥杰因罪服刑之后,浩女士经历种种磨难,携带两个女儿转辗返回日本。她得悉自己的丈夫没有死,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设法获得了与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丈夫通信的自由。她惦念着丈夫,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两个女儿的身上。丈夫在社会地位、身份上的大变化,并没有动摇她对溥杰的顺从和忠诚。她没有改变自己中国的国籍。女儿们在日本长大,只会说日本话,但浩女士总是反复告诫她们:“你们是中国人,你们的父亲正在中国服刑,他叫爱新觉罗·溥杰,他仍然是一家之主。”

  浩女士的谆谆教诲,使得两个女儿也不断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监狱之中的父亲。但浩女士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她自己这种对丈夫执着的爱,在即将与丈夫团聚的前夕,导致了大女儿的一幕悲剧。

  溥杰在中国监狱进入第15个年头,大女儿慧生20岁了。女大当嫁,她爱上了一位与自己意趣相投的日本青年。浩女士却持不同的意见,她对长女表示,“你是中国人,应该与中国人结婚,这是一;你父亲在中国,你的婚姻要成为事实,必须有父亲的同意。我作为母亲是不同意这桩婚姻的。只有你父亲同意了,我才能同意。”大女儿同母亲的意见相抵牾,矛盾越闹越大,亲友们劝解不了,最后便给中国监狱里的溥杰写信。

  这时候的爱新觉罗·溥杰,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教育、感召下,立下了洗心革面,赎罪立功的心愿。他自然也惦念远在日本的妻子和女儿,但更是悔恨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罪恶道路。一天晚饭后,管理所的值班人员交给溥杰一封家信,说:“信中所说的事情,纯属你自己的家事。如何答复,由你自己确定。”

  溥杰从字体看出,这是他长女慧生的来信。

  爸爸:

  ……我的婚事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最后时刻。我爱他,他也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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