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赵朴初居士(4)
大琨姓吴，其时２５岁，即今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着名经济学家吴大琨是也。吴是赵的好友，几天前他还带着许幸之来仁济堂找赵要工作，想为救济难民出把力。赵朴初即向他叙述了刚刚发生在仁济堂的一幕，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吴大琨听完，一拍巴掌说：“就按你说的办，没有汽车，我们用两条腿走。”
两人商量一阵，天已傍黑，便一人举着一面红十字旗子，走出仁济堂大门。
难民们看见红十字旗子，呼啦一声站了起来，他们虽然衣衫褴褛，面有倦容，却一呼百应，一支上千人、老幼俱全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自动排好队，跟着两面红十字旗帜开拔了。
夜幕降临，从闸北方向传来隆隆的枪炮声，不时有流弹在空中飞过。
赵朴初想领难民到宁波同乡会暂避，可那里铁门紧闭，无论怎么叫，也无人答应。正为难时，一位年轻的大个子警察走来帮忙打开了大门。赵朴初高兴地与大琨商定，先安排１５０名难民住下，安顿完毕后，红十字旗一挥，余下的难民又跟着他们踏上新的征途。
就这样，赵朴初和吴大琨在一夜之间，率领难民大队伍，夜闯上海滩，敲开大小十余处场所的大门，把难民全部安顿妥当。
８月１５日上午，“慈联会”的诸位佛教界的老先生都不约而同地早早来到仁济堂。赵朴初向他们详细汇报了１４日上午和夜间发生的一切，并提出必须立即派人照料各个难民点的生活，得到一致赞同，并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
仁济堂属下的难民收容所由１０余所发展到５０余处。收容所不仅提供难民的衣食、医药，还着手对难胞进行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
赵朴初夜以继日地深入各难民收容所察看。一天，他在一收容所询问难民生活情况和要求，一位来自嘉定农村的６０余岁的老农民激动地说：“我伲在这里有吃有住，我很感谢各位先生、太太的菩萨心肠。只可恨日本鬼子毁了我的家，全家八口人死的死，散的散。这个仇不报，一口气难咽。我老了，不中用了，有三个儿子，现在下落不明，我盼着国军打胜仗，把嘉定夺回来，找到我的儿子，让他们从军杀日本鬼子……”
一位四十开外、体格壮实的妇女接过话头说：“这话说得对，我伲逃难的百姓受到仁济堂这样好的照顾，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只是一想到老家就揪心。现在上海城里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伲逃难的女人，没有钱，也有一双手，能做鞋和缝衣，支援前方打仗，总比呆在这里吃饭强。”
是啊！朴实而善良的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再艰苦的岁月也没有失去生活的希望，而战争却无情而残酷地毁坏了他们的一切。他们的愤怒和仇恨正蕴发着巨大的力量。
赵朴初正想讲几句话，又有一位怒气冲冲的青年农民站起来，挥着拳头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同日本鬼子拼命，你们给我枪，给我刀！他们烧了我家的房子，活活烧死我病在床上的８０岁的老奶奶。我不报仇不把鬼子兵劈成两半，我就枉在世上做人！”
赵朴初十分激动地对难民们说：“各位乡亲父老讲得好！日本鬼子是中国民众共同的敌人，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万众一心筑成一道新长城！你们的要求和希望，我们一定考虑尽快安排！”
当天晚上，他便伏案制定计划，集中青年壮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对有劳动技能的妇女组织生产支前。
赵朴初的计划立即得到黄涵之等“慈联会”负责人的支持和批准，许多热心于此的有为干部纷纷投身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赵朴初委派难民收容所的得力干部焦明负责难民作短期训练。
焦明接受任务后，与难民同吃同住，白天训练，晚间上课。一个月后，第一批三百余名青壮年难民就列队宣誓，由焦明亲自带队，补充已经在浴血奋战中伤亡不小的宋希濂的三十六师部队，并立即投入战斗。
在“八·一三”战火中，数批青年壮年难民上了前线，不少人血沃中华，壮烈牺牲，一部分人后来随军西撤，继续与日寇鏖战。
朱诚基将军的来信
１９８７年ｌ１月的一天，我因事去赵朴老家，进了客厅，赵朴老正全神贯注地看一封信，只对我摆手示坐，直待看完信，才爽朗而感慨地对我说：“５０年光阴，也是弹指一挥间，要不是这封信，我真差不多忘记了这些将近半个世纪的往事了。”赵朴老说罢把信递给我。这是一封署名“老部下朱诚基”的厚厚的长信，信中写道：
敬爱的朴初老首长：
我们有５０年的历史联系了，感情是深厚的，往事是难忘的。您还记得吧，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突围后，我首先找到您，才接上了党的关系。当时你对我能突围出来，非常高兴，并热情接待了我，详细询问皖南事变前后经过情况……
半个世纪前的一个进步青年，和您生死与共，得到您的帮助、支持。您不怕危险，与“共匪”革命青年混在一起，大力开辟上海租界的抗日根据地——难民收容所工作。您还亲自发起“微阳社”
进步活动，想那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您干劲那样足，不怕坐牢杀头，实在难能可贵！朴初同志。您当时给我的印象太深刻、太亲切了！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呵……
朱诚基叩上某月某日
就是这封信，使赵朴老在经过短暂的沉思之后，把话头引向４７年前——那是１９４１年临近春节的时候，目寇铁蹄蹂躏下的上海，赵朴初主持了近两年的难民收容所和遣送青壮年难民辗转上前线杀敌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一天午后，他正坐在家中翻阅报纸，随着一阵急促的叫门声，走进来一位衣衫褴褛、头发很长的青年。这突发的场景使赵朴初大吃一惊，没等发问，来人就上前作一大揖，激动地说：“赵先生，我终于找到您了！”
来者就是朱诚基。原来，在一年多以前，朱和千百名青壮年难民一起，由赵朴初组织、安排，历尽艰难前往皖南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总部。不料，在一次的部队转移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袭击。新四军将士死伤惨重，许多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朱诚基也做了俘虏，他从被俘的第一天起，就伺机逃跑。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俘虏队伍已被押解进江西境内，他找到机会，逃出虎口。但是，往哪儿逃呢？到哪儿找党组织才能更快地归队呢？朱诚基想到了赵朴初先生。他相信只要沿浙赣线回上海找到赵朴初先生，就一定会得到帮助。
赵朴初听完朱诚基的叙述，即表示一定想办法帮助他，并先安排朱诚基在上海租界住下，让他再等些日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赵朴初为朱诚基找到了可靠的关系，并亲自带他到“功德林”素餐馆与关系人约见，朱诚基激动得热泪盈眶。几天后，朱诚基便精神抖擞地登上轮船，直驶苏北，重新投入党的怀抱，走上抗日前线。
４７年过去了，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赵朴老出差杭州，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朱诚基见到赵朴老叙述起这段往事，朱这时刚从解放军军级干部的职位上退下来，他紧紧握着赵朴老的手，心情无比激动，在赵朴老返回北京后，朱诚基又写来了这封充满激情的信。
晚年岁月
１９９４年底，我从人民政协报社调回全国政协机关工作。说来也是巧合，６０年代初我是以政协宗教组的工作秘书开始的，没想到在９０年代末我的工作岗位也是在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的位置上结束的。我何以离开人民政协报社，他从没有问过，我也没有告诉过他。但对于我在政协民宗委办公室分管宗教工作，赵朴老是高兴的。在一次交谈时，他恳切地对我说：
“你在报社工作十多年，进步快，不仅本职工作做好了，而且还写了许多文章，出版了好几本书，不易啊。现在你回到政协机关，工作上熟门熟路，也会做好的。我担任政协民宗委主任，负领导之责义不容辞，但我年近九旬，健康一天不及一天，怕是力不从心了。”
从１９９５年算起，赵朴老的大部分时间在医院里度过，但他丝毫没有松懈自己的责任，对宗教方面的领导工作，依旧那样重任在肩，认真如前。政协民宗委既不是国家行政系列的民委、宗教局，也不是诸如佛协、道协、伊协一类的宗教团体组织，而是由民族、宗教方面的政协委员组成，以民族、宗教方面的代表人为主体，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包容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政协民宗委的工作和活动，重在就民族、宗教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研究制定和贯彻执行，参与协商，提出意见建议，赵朴老不但给政协民宗委的工作职责定了位，而且身体力行，认真实践。全国政协一年一度的大会，赵朴老总要赴会听取宗教界委员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准备，做一次分量重且极具指导性的发言。他虽然长期住院，凡政协民宗委送批的文件，他总认真阅改，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强调如何做好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