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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巨人归来:老百姓的钱一定要还(2)

书籍名:《史玉柱传奇》    作者: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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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英才》也采访了巨人大厦的债权人。文章写道:“当对史玉柱的个人专访铺天盖地之时,当众多媒体对此次还债行动大加赞誉之际,一些普通债权人在含泪诉说,却给人另一种不同的感觉。一位头发苍苍的老人向工作人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犹豫了半个多小时之后,仰天长叹一声:‘算了,大老远地赶来,也只能这样了!’然后,双手颤抖着从随身的小包里摸出了稍稍泛黄的契约和各种证明、文件,前去兑换自己总额8万元中的40%。老人无奈地笑笑说:‘史玉柱真是聪明,无论哪种方式,都让你既不甘心,又不得不作出选择。因为他也知道,老百姓实在是等怕了。’”

  文章最后总结:“中国的商业信誉毕竟太稀缺了!即使史玉柱只拿出了‘半拉’,我们还是应该以宽容之心待之;否则,普通的中小投资者岂不亏得更多。但是,吹捧和‘炒作’大可不必。”

  甚至《人民日报》在当时也对史玉柱的还债之举提出了几点疑问:一、收购巨人大厦在内地发售的楼花是道义之举,还是炒作行为?二、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还清老百姓的债务,才迟迟未让珠海巨人集团破产,还是另有原因?三、既然珠海巨人集团没有破产,也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显示它把经济债权债务处理权委托给了某家企业,那么,如果我是当年参加集资购买巨人大厦楼花的一个业主,可不可以选择不和这个凭空冒出的士安公司了结债务,而坚持要向“珠海巨人”讨个说法?四、一个有序、规范发展的现代企业,一个经历过挫折磨难而成熟的现代企业经营者,应该怎样理智地看待传媒的社会功用?应该和媒体建立怎样的健康关系?当年是媒体对准巨人大厦“扣动了扳机”吗?

  ……

  对于媒体连篇累牍的质疑,经历过巨人集团危机的史玉柱已经成熟了很多。他没有置之不理,而是采取了主动回应的办法,将媒体的疑问一一予以澄清。2001年2月9日,史玉柱接受了《北京青年报》专访。在这篇以《我想站起来,背着污点做不了大事》的长篇专访中,史玉柱正面回答了这些天各种媒体对他的种种报道和议论:

  其一,“有报道说:从法律的角度,我史玉柱就应该承担所有的债务,这次还钱是一个炒作。他们认为过去巨人集团的名称里没有‘有限责任公司’字样。我想澄清的是,巨人是1992年注册的,当时还没有公司法,所以不存在有限责任公司。到了1996年,我个人从当地政府手里把这个股份买了过来,后来它就是一个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只有3000万,进入破产程序我的确可以只承担有限责任”。

  其二,“我在国内收购楼花有两种方式供卖家选择,一种按原价100%收购,两次还清;一种是按70%收购,一次还清。有报道称,绝大多数人都采用了70%这个方案,这个不是事实。实际的结果是,到昨天为止,75.2%的楼花持有者选择了100%、两次还的方案”。

  其三,“说我这次重新创业是把过去的巨额资产转出来了,带走了很多钱。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没有带走一分钱,反而是后期我为了发工资之类,个人负了400万的债,然后个人顶着这个债重新开始”。

  其四,“巨人大厦的确现在如媒体所说,那块地在大幅升值,那边的路修通之后到澳门也很方便,一家媒体就说我用这种收购的方式,用70%的价格就把这些钱拿过来了,地又升值了,我赚了很多。实际上前面我见记者的时候已经承诺过这件事,这部分我是收购过来了,但是我自己一分钱不留,我是全部把它捐出来,然后配合原有的资产去处理法人债务。我对法院、对其他那些债权人的法人债务都已经有这个承诺”。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钉一铆的应对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媒体对于史玉柱还债的质疑并没有减少。倒是他避实就虚,对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的一番感慨,让其在公众中化解了这一次危机。

  4语出惊人,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

  2001年2月15日,当还钱一事依旧余波未平时,还处于媒体聚光灯照射下的史玉柱在去参加“泰山会议”的飞机上列出了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

  想当初,史玉柱作为发起人之一策划了“泰山论剑”——泰山产业研究院。巨人集团曾承办了第二届年会,不过,彼时的巨人正一片风光。

  泰山产业研究院成立于1994年,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例会,聚集了一批中国民营企业界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段永基、柳传志、段永平、冯仑、卢志强、林荣强、郑耀文、远思和吴力等。顾问是吴敬琏和胡德平。段永基任理事长,柳传志任总裁,华贻芳是秘书长。泰山产业研究院号召创造和合作,不谈政治,不谈宏观,只探讨企业发展和投资管理心得。开会是封闭式的,每个人不准带随从,不鼓励对外联系。每年由会员轮流坐庄。

  一直以来,史玉柱显然是把“泰山”当成了自己的“娘家”,自己的精神寄托。按照史玉柱自己的话说,在低谷的时候,“泰山”始终给了其很大的精神帮助和动力支撑。的确,即使在最艰难的1995、1996和1997年里,史玉柱仍然每年都坚持参加泰山的例会。“1996年,在泰山举行的活动,主题是谈巨人的企业经营。当时巨人开始走下坡路,但外界还不知道,是我主动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这个案例。”

  不过,在那时候,泰山研究院的那些企业家们给史玉柱最难听的话是:你根本不了解企业运作。“当时,大家说得很尖锐,说我违背了很多规律,相当于朋友对我的批斗会。当时自己确实头脑发热。但会上没有探讨怎么施以援手的问题,因为这个组织不鼓励,而且,我自己也不想害人,救活巨人的可能性太小了”。

  谈到对自己的帮助,史玉柱念念不忘的是其中的大佬柳传志和段永基。

  联想主席柳传志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院长,这个“泰山派”的掌门人向史玉柱传授了不少做企业的心法,比如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是健康的、实用的。在柳传志的启发下,史玉柱抛弃了巨人集团以前口号般空洞的企业文化,上海健特将实用性作为选择企业文化的首要条件。为了让企业文化能真正植根,史玉柱没少花费心思。

  “说到做到”是“柳氏心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史玉柱把它移植到了自己再创业而建立的上海健特。“现在,我允许分公司少报销售计划,但绝不许谁报多了没有完成,”史玉柱对记者说,“最初时,有好几个分公司领导因此一个月就被罚了十几万,如今‘说到做到’在公司内部已基本实现,公司内部的信用危机消除了。”

  原四通总裁段永基则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这次,他专门赶来为史玉柱名为“战胜挫折,走向成功”的座谈会做主持。

  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次“泰山会”上,史玉柱没有太多讲自己东山再起的过程,而是大倒苦水。他说自己三年来最大的感受只有两个:一个是“苦”,一个是“难”。

  “我粗粗地算了一下,要搞死一个民营企业,至少有十三种方法,”史玉柱说,“这里面还不包括出于企业内部的原因,比如经营不善等。”

  第一种死法是不正当竞争。“竞争对手如想整你,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很容易整死一个企业。诬告、打官司等破坏你的声誉,方法很多。”史玉柱现身说法道,“去年秋天,全国有一半省会城市的人大、政协突然每天都能接到有关脑白金产品的投诉,这导致销售受阻。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有些竞争对手在每个城市都雇了几个人,这几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写针对脑白金的投诉信。事情被发现后,投诉信随即就消失了。”

  第二种死法是碰到恶意的“消费者”。史玉柱说他们曾碰到过,湖北有个人,身体某个地方骨质增生就怨厂家。

  第三种死法是媒体的围剿。也许是对媒体至今还心有余悸的原因,史玉柱没有讲媒体在巨人当初倒下去时充当什么角色,而是举了个银行的例子:“比如说媒体一旦围剿银行,银行运转再健康,它说你已经资不抵债了,储户只要去提钱,银行肯定完蛋。”

  第四种死法是对产品的不客观报道。史玉柱认为,在药品和保健品领域里,任何一个产品都不可能100%有效,如果70%至80%有效就比较好了,如果90%有效,产品就称得上优秀。“如果媒体只报道10%无效的,产品马上完蛋”。这是因为,“在中国,说产品不好的时候,老百姓最容易相信”。

  第五种死法是主管部门把企业搞死。“产品做大了,哪怕有万分之一的不合格率,并被投诉到主管部门,就有可能导致整个产品的批文被吊销了。比如说工商局,每年是有罚款任务的,到年底任务完不成,就只能找做得好的企业完成任务,因为这些企业有现金”。

  第六种死法是法律制度上的弹性。“很多事,你这么说是件好事,但换一种说法很可能就是违法犯罪。再加上法律制度的不合理,使你不得不违规。比方说,以前规定进口计算机必须要有批文,可是民营企业根本拿不到批文,你想做计算机只能花钱买批文。而按照有关规定,买批文是违法的,你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违法。其他行业同样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情况”。

  第七种死法是被骗。“有时候一个企业的资金被骗后会出现现金短缺,甚至整个企业会一蹶不振,而对民营企业来说,法律的保护很有限”。

  第八种死法是红眼病的威胁。“红眼病多谣言就多,有关企业的谣言还算是好的,最怕就是关于产品的谣言,谣言一起,产品马上就卖不出去了”。

  第九种是黑社会的敲诈。“企业做好了,就会有黑社会的敲诈,除非是特别大的企业”。

  第十种死法是得罪了某一官员,该官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企业发展制造障碍。

  第十一种死法,得罪了某一刁民也有可能把企业搞死,比如说他在产品中投毒。

  第十二种死法,遭遇造假。“假货越多,影响销量是一个方面,最关键是影响声誉。在江苏某地,有一个比较大的造假窝点,家家户户造假,去打假没用的,当地有地方保护。后来,我们请来外地的公安,当场查封价值几千万的假产品及造假设备,人赃俱获。可结果呢,人家当地公安要求把人送回去,送回去就被放掉了,然后继续造假。现在,我们见到假货根本没办法,只好自己买回来”。

  第十三种死法,企业家的自身安全问题。史玉柱说他已收到过不少的恐吓电话,这样的电话,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从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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