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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上海时期(14)

书籍名:《鲁迅像传》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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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当时在场的青年木刻家记述道:

  十月八日,也就是展览会展出的最后一天,我、林夫、烟桥、白危(吴渤)、曹白(后到。他因在新亚中学任教,不能常来),正在会场里。林夫和我,不时要接待一些外国记者,还得随时准备应付巡捕房的来人和便衣特务。下午三点钟左右,忽然看到一位身材瘦削的老人,从电梯里轻捷地走出来。他头戴一顶深灰黑色的旧呢帽,冒沿习惯性地压得很低,差点儿盖住了眼睛;唇上留着像个篆书“一”字般的黑胡子,十分显眼;身上穿的是一件黑色料子长衫,只有四五成新;脚上穿的是珠帆布造的陈嘉庚式胶底布鞋。来人正是鲁迅先生。我们见了都一拥前去,七嘴八舌地向他问好。我们见他远道而来,身子又很瘦弱,头上微微沁汗,都劝他稍事休息,可他坚持说:

  “不,不,我先看看,我先看看。”于是他便在我们簇拥之下,沿展场走去。

  鲁迅先生的情绪很好,兴致很高。他的头发稍长,脸容是比过去消瘦了一些,但精神很好,没有显露出病容,特别是那眼睛,很有神采。他和我们边走边谈,讲话很是幽默风趣,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声音异常响亮。

  我们的展览会,布置是很简陋的,将达三百幅展品,因限于经济条件没有经过理想的艺术处理,只是从木板上拓印下来,略加装裱,用几根绳子挂起来便是了,看起来是颇为费劲的。幸而是在九楼,展场原是一个小礼堂,光线还比较明亮。

  鲁迅先生带领着我们一群年轻人,沿着墙壁缓缓而行,边看边品评。他看到有些木刻反映的是战争题材,但刻得不好,便说:“这大炮画得不像。”他边指着画,边回过头来对大家说:

  “刻木刻最要紧的是素描基础,万不可忘记它是艺术。若环境不允许作细微素描时,就要多速写。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讲求技术。作者必须每天练习素描才会有进步,而且观察要准确,构图要紧凑。”

  有些木刻刻的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形象,但却刻得头小而手大,348鲁迅像传过分夸张,他看后指出:“这些人物刻得不好,不要把劳动人民刻成是无头脑、无智识的。刻劳动者头小而臂粗,看后有‘畸形’之感。劳动者是有头脑的,手是有力量的。”

  “画工农劳苦大众,要画得好看些,不要把他们的形象画得那么凶恶、野蛮。农民是纯厚的,不必把他们涂得满脸血污,矫揉造作。”

  在墙壁跟前,他缓缓停下来了,并且认真地盯住墙上的木刻。

  当看到李桦的八十八幅连续画,感慨地说:“真是洋洋大观!”他环顾四周,看着越来越多地拥到他面前的人群,继续说:

  “我认为连续画无须乎这么多的,有二三十幅就够了,只要集中表现几件事,能突出主题便好。多产未必都是杰作,短小精悍往往比鸿篇巨制更有力。”

  ……

  鲁迅先生在跟我们促膝谈心,他无拘束第侃侃而谈,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像磁石般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我们几个青年,有时也在当中插话并互相交换意见。每在这个时候,鲁迅先生总是手捏烟卷,凝神静听着。因为他今天情绪很兴奋,看画、谈话的时间很长,我们很担心他的健康,多次问及并请他歇一歇。可他总是操着绍兴口音的普通话,快活而慈祥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倘若我身体不好,今天就来不了。”

  这一天,他的精神一直很亢奋,长时间谈话并无倦容,从下午三时多直到五时多,没有停止过。当他听说我们有准备开全国第三回木刻展览会的打算后,非常高兴地表示赞同。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一抹残阳,从窗棂外懒洋洋地投进来,会场里给罩上一层橙红色。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鲁迅先生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珍贵的下午。他准备回去了,他也应该回去了,因为战斗的岗位在召唤着他。

  他缓缓地站起来,他要走了……

  照片中出现的一位外国记者,名叫魏璐诗(Ruth Weiss),1908年12月11日出生于奥地利,1932年在维也纳大学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她1933年来到上海,在宋庆龄等影响下,决定长期留在中国,并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魏璐诗曾为史沫特莱提供学生运动的报道,同马海德、路易·艾黎等进步人士定期学习研讨马列,与在北京的斯诺一起为国际联盟及《中国呼声》杂志传递革命运动讯息并撰写文章,配合路易·艾黎、耿丽淑等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后为工合国际)及其他组织工作。1935年11月22日,鲁迅日记中记载:“下午姚克来。梵斯女士来。”这个“梵斯女士”可能就是她。她自己也说过,是姚克介绍她认识了鲁迅。

  1936年“七七”事变后,魏璐诗于9月到达成都,在华西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任英语教授。在此期间,她担任成都《新闻快报》主任编辑,同时与斯诺和史沫特莱合作,共同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

  1943年她到重庆,在教会总会、加拿大驻华使馆、重庆联合国新闻宣传处任职。在此期间,多次会晤周恩来、邓颖超、胡绩伟、王炳南等,协助文字翻译,并在家中掩护了多位遇险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时,她协助宋庆龄重建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与陶行知探讨办学并参与制作有关育才小学的记录影片,通过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发往世界各地,还配合宋庆龄、路易·艾黎为工合国际做外宣工作。

  抗战胜利后,魏璐诗到上海,在宋庆龄主办的中国福利会工作。1946年到美国纽约联合国秘书处任职。1951年魏璐诗应邀回到中国,在北京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任英语专家。1955年入中国籍。1965年任《人民画报》社德语专家。2006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她写过一本有关鲁迅的书,单从书名看,就是对鲁迅极高的评价了:《千秋万代一文豪》(Lu Xun:A Chinese Writer for All Times)——这是英国人评价莎士比亚的用语。

  遗嘱

  鲁迅1936年9月5日写完《死》一文,发表在9月20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文中谈到自己在病中曾有过“死”的预想,感到有许多需要着手的事情,叮嘱自己“要赶快做”。文中还披露了他草拟的七条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最后一条显示他性格的决绝。文章最后还说:“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0月18日夜,鲁迅病势急变,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十分痛苦。

  许广平记述鲁迅最后一天的情形时说:“到十二时,我急急整理卧具。

  催促他,警告他,时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恶梦。’……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带起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后来换到躺椅上坐。八点多钟日报(十八日)到了。他问我:‘报上有什么事体?’我说:‘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我知道他要晓得更多些,我又说,‘你的翻译《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他说:‘报纸给我,眼镜拿来。’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给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给他伏着,还是在那里喘息。医生又给他注射,但病状并不减轻,后来躺到床上了。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见了医生似乎也在诉苦。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

  六点半钟我送牛奶给他,他说:‘不要吃。’过了些时,他又问:‘是不是牛奶来了?’我说:‘来了。’他说:‘给我吃一些。’饮了小半杯就不要了。

  其实是吃不下去,不过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才勉强吃的。到此刻为止,我推测他还是希望好起来。他并不希望轻易放下他的奋斗力的。”

  鲁迅花了很大力气,用日文写的给内山完造的便条,成了他的绝笔:“老板几下: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

  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  L拜  十月十八日。”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最后说了一句“我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就在夫人许广平和弟弟周建人等人的守护之下,与世长辞。

  社会名流和亲朋好友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说: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沙飞为鲁迅拍摄了遗容。此外,拍照者和画像者还有好几位,如司徒乔、力群等。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用照相机、摄影机和画笔为世人留下鲁迅最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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