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上海时期(7)
《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巴人（王任叔）、许广平等人承担，胡愈之致力解决出版问题。这套全集包括鲁迅600万字的作品，比《西行漫记》篇幅多二十多倍，需要很大一笔印刷费。按印刷成本平装每套需要20元，可是当时一般读者能付20元买书的很少。为了多销，胡愈之决定平装本卖8元，精装的配以木制书箱，外刻“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售价100元，精装本实际成本30元，这样卖出精装本一部分，就可以以盈补亏，使全集出版不致赔钱。
1938年3月，胡愈之带着精装本书箱样品去香港，找到了蔡元培、宋庆龄，获得积极支持，蔡元培不但为全集题字，还写了序言。他们发表了《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和《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订户启事》，并印好预约券在香港出售。胡愈之第一个找到了孙科（当时为国民党左派），孙当场认购了10部，在香港销售很有成效。接着去了广州，5月到了武汉，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对《鲁迅全集》
出版极为关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订了许多部，其中一些运送延安。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专门为出售《鲁迅全集》举行茶话会，邀请比较开明的国民党人士参加，第一个来签到的是鲁迅的绍兴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他当场拿出1000元钱订购了10部。在邵力子的带动下，到会人士纷纷认购，在武汉筹得资金数万元，解决了全集的资金问题。
同时，《鲁迅全集》各卷的编辑、出版工作，由许广平、王任叔主持，数十名学者、文人和百余名印刷工人，日夜排校，进展迅速。1938年6月15日普及本出版，8月1日精装本出版。20卷的《鲁迅全集》从编辑到校对出书，只用了短短四个月时间，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最近之鲁迅”
1933年4月《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刊载了鲁迅的一张照片，原题为“最近之鲁迅”。《现代》第六期为“柔石纪念”专页。和照片同时刊登的有：
鲁迅为纪念柔石等遇害两周年而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的遗像、手稿，以及鲁迅为纪念柔石而挑选的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
《现代》杂志的主编是施蛰存。有一个时期，鲁迅与施蛰存的关系还比较融洽，不像后来那样论战至于谩骂。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是一篇貌似平静但饱含深情的作品。因为纪念的是左翼作家，在当时是“犯忌”的题目，很不好写，但鲁迅却写得很有分寸。即便如此，鲁迅将文章投给两个杂志后，在编辑室搁了好多天，没有一家敢用。
鲁迅平时给《现代》写稿，一般是由冯雪峰直接或者间接转送，有时也托内山书店送货员送去，但这篇文章却不同，可能是鲁迅亲自送去的。施蛰存回忆说：
那一天早晨，我到现代书局楼上的编辑室，看见有一个写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在我的桌上。拆开一看，才知道是鲁迅的来稿。问编辑室的一个校对员，他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上楼的。再去问那个营业员，他说是刚才有人送来的，他不认识那个人。这件事很是异常，所以我至今还记得。
……
我看了这篇文章后，也有点踌躇。要不要用？能不能用？自己委决不下。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他也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为了配合这篇文章，施蛰存在《现代》第二卷第六期中编了一页《文艺画报》，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照片，一张柔石的手迹（柔石的诗稿《秋风从西方来了》一页）。因为版面仍然不满，又配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因为鲁迅在文章中提到这幅木刻并在《北斗》创刊号上刊印过。
然而，这三幅图版仍然不能占满全页，于是，施蛰存又加了一张鲁迅的照片。
据施蛰存说：
这张照片，并不是原件，是我在仓促之间从鲁迅和别人合摄的照片上剪截下来的。我现在已记不起原件是什么样子，仿佛是鲁迅在宋庆龄家里和萧伯纳合摄的，但并不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那一张。
那一张是鲁迅、萧伯纳、蔡元培三人的合影，就是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提到过的。在那一张上，鲁迅的姿势不是这个样子。萧伯纳是在同年二月十七日到上海来的，所以我题作“最近之鲁迅”。
此外，《现代》上还刊登过鲁迅1932年在北平演讲时拍摄的照片。施蛰存说，当年的十二月中旬，他收到朋友寄来的鲁迅在北师大演讲的两张照片和一方剪报，认为是新文学的重要史料，很快发表在《现代》第二卷第四期的《文艺画报》中。但发表时的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
按照惯例，我把《文艺画报》中所用的图片编定以后，就交给书局中一位美术员去制版拼版，我不再过问。岂知这一期的《现代》
印出来之后，发现《文艺画报》这一版上多出了一幅鲁迅的漫画像。
这幅漫画把鲁迅画成一个倒立的漆刷，似乎很有些谐谑意味，也可以认为有些不敬的讽刺。我看了很不愉快，立即去问那位美术员，这张漫画是从什么报刊取材的，他为什么要擅自加入这张漫画。那位美术员说：因为这一页的两块铜版、一块锌板的大小比例没有做好，版面太空了，所以他临时画一个漫画来补空。
我听了他的回答，实在有点哭笑不得。这位美术员是个老实人，画这个漫画只是出于好玩，并无恶意，况且书已印出来了，无法消除，只好默尔而息。
毛衣照
鲁迅这张“毛衣照”摄于1933年5月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春阳馆照相。”这天鲁迅拍了三幅照片，前面两幅照片都是穿着外套，或端坐，或侧身坐，均取了上半身。这张照片脱去外套露出毛衣，可能是因为毛背心系许广平所织，为鲁迅所珍爱。这件毛背心，《两地书》中写到过。
1926年11月13日晚，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说：“早间无事，坐在寝室继续做手织，十一时出街理发，买一双布鞋，订一双皮鞋。到家里看一回，而今天叫我欢喜的，就是我订了一个好玩的图章，要铺子雕‘鲁迅’二字篆字，阴文。”“做手织”就是给鲁迅织毛背心。
鲁迅很喜欢来自情人的礼物，他在回信里写道：“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须棉袍了。”但许广平叮嘱他：“穿背心，冷了还是要加棉袍、棉袄……这样就可以过冬吗？傻孩子！”
七八年后，鲁迅在照相的时候脱下外套，是在留影给许广平看吗？
周海婴所着《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第二页便是鲁迅这张一手持香烟一手叉腰的照片。照片下面的注释是：“这张照片，母亲最喜欢！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摄于上海。”
1929年，鲁迅去北京探望生病的母亲，当时许广平正怀孕在家待产。
鲁迅特地挑选了好看而有意味的信笺给许广平写信，信笺上有莲蓬的图案，莲蓬里有籽。鲁迅这是在暗喻许广平怀了孩子。诗笺上有一首诗：“无忧扇底坠金丸，一味琼瑶沁齿寒。黄珍似梅甜似菊，北人曾做荔枝看。”两个莲蓬图案的笺纸上也有四句诗：“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许广平在回信中说：“都很好，我已读熟了。
你是十分精细的，那两张纸必不是随手捡起就用的。”
这对情侣将他们1925年至1929年间的通信整理编辑，于1933年4月以《两地书》之名由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两地书》编好后，鲁迅又用工笔楷书抄录一份留存。
鲁迅时常抄写古诗或者赠书给许广平。一次，他抄录陶渊明《归园田居》、《游斜川》两首赠许广平。1934年12月，鲁迅购《芥子园画谱》一套，题自作诗赠许广平。诗中写道：“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还有一张与内山完造的合影，也是穿着这件毛衣拍摄的。
增田涉回忆说，鲁迅在室内“穿着狭小的学生装的裤子，束着皮带，穿着手织的紫色毛衣。头发和胡须蓬乱，手里经常拿着烟管，嘴闭作一字形，微微笑着。……香烟不离手，……手指头给烟脂熏得变成赤茶色”。有一回，鲁迅剪了发，“大概由于剪发的次数极少，所以一剪了就显出样子很不同地好看起来，我便开玩笑说‘漂亮’”。
1933年5月1日这一天，鲁迅虽然忙碌但心情愉快。他先请日本筱崎医院的坪井医生上门为海婴打针。午饭后，给施蛰存和周建人各回了一封信。
下午先去春阳照相馆照相，然后又去理发。理发后到一个牙科医院补了一下牙齿，并在旁边的小书店里买了一本日文书。
这一天是节假日，又穿着爱人织的毛衣，心情自然愉快，因而形象是“漂亮”的。如果理发在照相之前，那该更“漂亮”了。
活的中国
美国记者斯诺翻译鲁迅小说，准备编入《活的中国》一书，极盼得到鲁迅一帧近照。他托姚克向鲁迅请求支持，鲁迅拿出一些照片让姚克挑选，姚克看后觉得那些照片都不能把鲁迅的性格传出神来，于是提出，若鲁迅方便的话重拍一张。鲁迅日记：“午后……同姚克往大马路照相。”日记有误，实际上两人一起去了位于南京路上的雪怀照相馆，照相两张，一张是鲁迅的单身半人像，鲁迅本人深感满意。此照片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的扉页上。鲁迅逝世后于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就是由这张单人照放大而来。
另一张是与姚克的合影（见本书281页）。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也是热情介绍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1928年到中国，在中国住了13年。
1931年任统一报业会记者，曾在中国各地采访。他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常把革命文艺备受国民党压迫摧残的情况，披露给外国读者。
斯诺从1931年开始，就同他的助手姚克一道，翻译鲁迅作品。1933年他从上海移居北平，继续这项翻译工作，并通过姚克与鲁迅保持密切联系。
斯诺译编的《活的中国》，收入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离婚》、《风筝》、《论“他妈的！”》七篇和茅盾、丁玲、柔石等作家的作品。斯诺在翻译鲁迅作品的过程中，每有疑问，鲁迅总是热情答复。
在一次访问中，斯诺问道：“如今经过了第二次的国民革命（指北伐），您认为在中国阿Q仍同以前一样多吗？”鲁迅笑着说：“更糟了。现在是阿Q们管理着这个国家了。”斯诺又问：“您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对中国更适合吗？”鲁迅回答说：“我对苏俄不了解，但我读过不少俄国革命以前的作品。他们同中国很有些相似之处，我们肯定有可以向俄国学习的地方。但对中国来说，只能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有可从自己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在翻译鲁迅作品时，斯诺研究了鲁迅生平，写了《鲁迅评传》，并将原稿送鲁迅审阅，鲁迅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他在1935年1月8日致郑振铎信中高度评价斯诺说：“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足叫人伤心。”
鲁迅逝世后，斯诺写了悼文，称赞鲁迅为“伟大作家”，“增强了所有友邦人士一向对于中国前途的信念”，“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上的”。
1936年10月下旬，伦敦乔治·G·哈拉普公司出版了斯诺花费近五年时间精心编就的《活的中国》（Living China，副标题是“现代中国短编小说选”）一书。该书序由斯诺亲撰，尼姆·威尔士（Nym Wales，海伦·福斯特HelenFoster的笔名）所撰写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Movement）一文作为该书附录。而《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正是以斯诺对鲁迅的一次访谈为基础撰写的。海伦在文中写道：
毫无疑问，鲁迅是中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他不但是一位创作家——多半是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也是一位活跃的知识界领袖，是最好的散文家及评论家之一。既然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评论家，在这里值得援引一下最近他在一次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所发表的意见：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茅盾、丁玲女士、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大概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里包括了最好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重要的小说家。沈从文、郁达夫、老舍等人的“小说”实际上只是中篇小说或长的短篇小说，他们以短篇而非由于他们对长篇小说的尝试而闻名。
在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短篇小说比任何其他文体更具有重要性。它在技巧、素材、风格——老实说，在一切方面，对中国文学传统来说，都差不多是崭新的，而戏剧则有不少可以从过去借鉴的。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在诗歌方面，冰心、郭沫若和胡适同旁的人写得一样好。不过中国新诗好像还只是在尝试阶段。迄今为止，我们的新诗是失败的。
散文方面更有成就一些。重要的散文家有周作人、林语堂、陈独秀和梁启超——着名的清代学者，他是现代文学运动的前驱。
当前我们最好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左翼的，因为只有他们所写的内容才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引起知识界认真的注视。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茅盾、丁玲女士、沙汀、柔石、郭沫若、张天翼、田军、叶紫、艾芜和周文。田军（真名萧军）的妻子萧红是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看来她有可能接替丁玲女士，正如丁玲接替了冰心女士。
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经历一个真正资产阶级的时期，正如它在政治上的发展不可能经历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时期一样。时间来不及，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今日中国唯一可能的文化是左翼革命文化，否则就只有接受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文化，那就意味着完全没有独立的民族文化。“当世界其他地方在使用飞机的时候，中国不能用旧式火轮——生活上是这样，艺术上也是这样。我们得向前飞跃，奔向当前世界上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物。”
正因为我们是从封建的社会概念飞跑到无产阶级的文化概念，所以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才这样差。这一方面，中国文学的发展在世界上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在文艺复兴运动初期，就有这样强烈的左的倾向。奇怪的是中国并没产生任何重要资产阶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