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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上海时期(6)

书籍名:《鲁迅像传》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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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伯纳访华是一件大事,当时有很多记者参与报道,推测起来,留下来的照片一定很多,而有鲁迅形象的照片,或不止目前见到的这几幅。

  高低

  中国报刊围绕萧伯纳的报道和评论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论语》1933年3月第12期用几乎整期的篇幅刊登了蔡元培、鲁迅等人对萧伯纳访沪的感想,同月,由野草书屋印行、鲁迅作序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出版。

  鲁迅发表了多篇关于萧伯纳的文章。2月17日,他在《申报·自由谈》

  上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了《萧伯纳颂》,嘲讽地说:“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雠,谁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鲁迅接着发表感想说:“所以我们不能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尸,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可见,鲁迅对萧伯纳在华发表的一些“左倾”言论是赞成的。

  2月19日,鲁迅写了《谁的矛盾》一文,慨叹当时中国的“智识阶级”

  跟萧伯纳之间难以沟通:“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他说的是直话,偏要说他是讽刺,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以为聪明。他本不是讽刺家,偏要说他是讽刺家,而又看不起讽刺家,而又用了无聊的讽刺想来讽刺他一下……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于是乎可恶。

  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须发白也可恶……然而他走了,这一位被人们公认为‘矛盾’的萧。”矛盾并不在萧,而在中国社会。鲁迅在描述了这些真正值得讽刺的现象之后说:“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

  2月23日,鲁迅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描述了萧伯纳的风貌和中国看客的态度。鲁迅3月1日致山本初枝信说:“上月底Shaw来上海,曾轰动一时……我觉得他是位颇有风采的老人。”同年6月,他在给魏猛克的信中说,“你疑心萧有些虚伪,我没有异议。但我也没有在中外的名人中,发现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回我的为萧辩护(指《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引者),事情并不久远,还很明明白白的:起于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讲。这学校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然而向来没有人能去投一个爆弹,去投了的,只有他。但上海的报纸,有些却因此憎恶他了,所以我必须给以支持,因为在这时候,来攻击萧,就是帮助奴隶教育”。鲁迅之所以“颂萧”,是因为萧伯纳严厉批评社会,在死气沉沉的“奴隶之邦”投了一个“爆弹”——鲁迅也正做着这样的工作。因此,萧伯纳作品在中国的命运也就不顺利。

  鲁迅1933年12月致姚克信中写道,《申报·自由谈》“更被压迫,闻常得恐吓信,萧的作品,我看是不会要的”。

  鲁迅直白地说:“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鲁迅和萧伯纳两个文豪的聚谈,在当时是一个新闻事件,不少人将两个人做比较。鲁迅自己先比了一下两人的身材,那结果,实在让他气闷:“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虽然心里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

  曾经与鲁迅笔战的梁实秋就排列了两人的文学业绩:“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萧伯讷,我想这比拟是很确当的,假如除去下列几点的差别:(一)萧有三部长篇,鲁迅有两集短篇小说,(二)萧有戏剧若干部,鲁迅无,(三)萧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着作,鲁迅无,(四)萧有他的思想系统,鲁迅无,(五)鲁迅有杂感若干集,萧无,(六)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萧无。上述不同的几点,有的是鲁迅不及萧,有的是萧不及鲁迅,双方截长补短,可不分轩轾矣。凡是西方有的,我们中国都能找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偶,而不觉得寒伧。”语气中颇有几分讽刺的意味。几十年后,梁实秋再做衡量,天平就更倾斜了:“有一次萧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相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萧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乱的鲁迅。两相对比,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那天,鲁迅与蔡元培、萧伯纳合影,共照了两张。在这两张照片上,萧伯纳左顾右盼,似乎在说些什么,可惜两位中国文化界泰斗都不谙英文——林语堂不在身边——他们难以沟通。但当萧伯纳把头转向鲁迅时,鲁迅和蔡元培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摄影师捕捉到这个场景。萧伯纳其时说了什么,不得而知。

  蔡元培一直帮助鲁迅。1928年4月14日,蔡元培到鲁迅家里访问。蔡元培于本月刚刚就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与总干事杨铨同在上海亚尔培路该院驻沪办事处办公。

  1927年6月,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年底就聘鲁迅为大学院特约着作员。不仅对鲁迅,蔡元培对鲁迅两个弟弟都尽其所能给予帮助。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战事,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焚毁,员工均被解雇,周建人生活无着,鲁迅为之着急。3月2日,鲁迅给许寿裳写信说:“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蔡元培知道此事后,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后来,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

  到了6月,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已经平息,蔡元培又向王云五疏通,使周建人得以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鲁迅对此十分感激,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鲁迅在请求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中央研究院

  1933年2月24日,鲁迅与杨铨(字杏佛)、李济(字受之,后改济之)在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合影。

  杨铨时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李济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副主席。鲁迅日记:“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未提及照相事。但同年3月1日日记:“得杨杏佛信并照片二枚。”6月12日:“得杨杏佛信并我之照相一枚,夜复。”

  1933年1月,鲁迅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该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鲁迅参加了同盟的一些活动,如1933年5月,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赴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德国法西斯政权残害人民、摧毁文化的暴行。

  1933年6月18日,鲁迅获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于上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门前,悲愤交加。特务开枪时,杨自知不免,立刻用身体掩护同座的儿子,特务们连发十多弹,结果,儿子幸免于难,杨和司机均被打死。鲁迅对杨杏佛临难如此清醒、从容,舍身保护后代,深表赞叹。

  民权保障同盟自开展活动,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恨。国民党特务制定了暗杀的黑名单,其中也有鲁迅的名字;杨杏佛被暗杀后,恐怖气氛笼罩上海,有风声传出说要在杨杏佛入殓这天暗杀鲁迅和同盟中其他领导人。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强权统治极为不满,他给朋友的信中说:“近来的事,其实也未尝比明末更坏,不过交通既广,智识大增,所以手段也比较的绵密而且恶辣。”

  在残虐的压迫之下,“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他自己表示,决不“向当局作媚笑”。这次鲁迅决定不搬家,也不出外避居。6月20日杨杏佛遗体入殓,鲁迅对来访的许寿裳说:“实在应该去送殓的。”许寿裳想了一想,说:“那么我们同去。”鲁迅还把随身携带的钥匙交给家里人,以示牺牲的决心。

  送殓这天,天降大雨,鲁迅回家后,成诗一首: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李济、杨铨、鲁迅三人的合影,是杨杏佛遇刺前不久于1933年2月在上海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院内拍摄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鲁迅博物馆公开展出这张照片,上面的三个人变成了两个,李济的影像给剪掉了。

  因为李济到了台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1977年出版的《鲁迅》图片集也将李济的图像挖去。直至八十年代末,博物馆才在一封读者来信的“提醒”

  下,把照片恢复了原状。

  同一天,鲁迅还与李济合影并拍摄了单身照。

  鲁迅长李济15岁,他们相识是在西安暑期学校。当时,李济所讲的题目是:社会学大要,人类学概要,人类进化史。两人同行、同宿、同游,增进了了解和友情。李济在西安时曾接受过鲁迅送给他的一个磁猴头(鲁迅称之为“猿首”)。李济在一篇文章中曾写到,1924年西安之行给他留下印象的几件事,其一就是“鲁迅先生的哈德门香烟”。李济在他生平最后的一次学术演讲《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1977年)中还谈到,他30年代写完《俯身葬》一文后,曾跟鲁迅和陈寅恪交流看法。但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任何文字记载。

  孙夫人

  鲁迅与宋庆龄、胡愈之、黎沛华的合影,摄于1933年2月17日。

  黎沛华(1899-1972)是广东番禺人。民国五年(1916年)毕业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大学。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创办的武汉妇女党务训练班工作,组织北伐红十字会、伤兵救护会和看护训练班,发动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支援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政变,时在武汉的黎沛华被列入黑名单,但受到了何香凝的保护。南昌起义后,她陪同何香凝到广州,协助创办仲恺农工学校,并随何香凝赴菲律宾、新加坡筹募办校经费。一·二八事变后,参加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筹办的国民伤兵医院的工作。后由何香凝推荐,担任宋庆龄的秘书。鲁迅有两张于宋庆龄合影,她都在场。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她追随宋庆龄、何香凝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年底,宋庆龄、何香凝先后离沪去香港,她前往兰溪。上海解放前夕,应宋庆龄之召到沪,筹建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前身),任所长。1950年,先后任中国福利基金会人事室秘书、中国福利会办公室秘书。她经常随宋庆龄来往于京沪之间,在两地宋庆龄寓所做秘书工作。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上虞丰惠镇人。他在上虞念完高等小学堂后,家中对他年幼出远门求学放心不下,要他继续留校两年进修某些中学课程,直至1911年初才允许他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实科二年级学习。当时该校校长是陈子英,学监是周豫才(鲁迅)。周豫才虽只给胡愈之所在班级每周讲授一小时生理卫生课,但作为学监几乎每天都到自修室巡查,多次发现胡愈之在上自修课时没有温习已学的功课,而是写些游戏文章。

  鲁迅对此未加训斥,只在学期末给了一个“不好学”的评语。胡愈之在绍兴府中学堂学习不到一年。

  1914年,胡愈之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191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在《东方杂志》

  上连续撰写文章,提倡科学和民主。1920年他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他编辑出版的《公理日报》成为指导运动的舆论工具。他撰写的《五卅运动纪实》忠实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群众革命斗争。1927年,他在“四·一二”政变的第二天,基于对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义愤,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发表在《商报》上。1928年1月,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胡愈之流亡法国,在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着作,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1931年初,在回国途中,他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访问了莫斯科,写下《莫斯科印象记》,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反映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

  1933年初,胡愈之应鲁迅的邀请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把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人士的情况向国外揭露、报道,争取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这一年9月,胡愈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了在上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推动他们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作用。他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向海外宣传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他组织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1936年10月19日清早,胡愈之在家里接到冯雪峰电话,才知道鲁迅因患严重肺病,突然去世。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从延安得到指示: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办理。冯雪峰让胡愈之同救国会联系并负责组织。丧礼办得十分隆重,先在万国殡仪馆组织吊唁者瞻仰鲁迅遗容,鲁迅的遗体停放在花丛之中,遗体上覆盖沈钧儒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锦旗。22日下午2时起灵、送葬,送丧队伍达六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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