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上海时期(5)
鲁迅说：“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可能是当时听讲者将笔记整理印刷的，迄今没有找到。又鲁迅1932年12月21日致王志之信中说：“我此次赴北平，殊不值得纪念，但如你的友人一定要出纪念册，则我希望二事：一，讲演稿的节略，须给我看一看，我可以于极短时期寄还，因为报上所载，有些很错误，今既印成本子，就得改正；二，倘搜罗报上文章，则攻击我的那些，亦须编入，如上海《社会新闻》之类。”但后来未见这个纪念册出版。
关于这些演讲，后人有很多记述，从中可以看出那时鲁迅在北平文坛引起轰动的盛况和鲁迅的风采。
11月22日下午，鲁迅由台静农陪同，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四十分钟。
事前鲁迅曾要求听众只限于国文系，学校在讲演前三小时才贴出布告，结果礼堂还是挤满了听众，多达七八百人。讲题是《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有柯桑记录稿，发表于本年12月《电影与文艺》创刊号。鲁迅对这个记录稿并不完全认可。1934年12月23日致杨霁云信说：“《帮忙文学》，并不如记者所自言之可靠，到后半，简直连我自己也不懂了，因此删去，只留较好的上半篇，可以收入集里。有这一点，已足说明题目了。”鲁迅认可的上半篇，经他本人修改，原拟收入《集外集》，但被审查机关抽去，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鲁迅在讲演中说：“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这就是帮闲文学；“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这就是帮忙文学。他还认为中国文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无论“帮忙文学”或“帮闲文学”，它们的实质都是“官僚文学”。不但过去历史上有这种“官僚文学”，而且这种文学在当前还大量存在，“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例如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者便是。鲁迅指出，提出这样主张的人是毫无反抗性的，“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也变成了帮忙加帮闲了。
在北大二院讲演完后，鲁迅稍事休息，又赶赴辅仁大学讲四十分钟，题目是《今春的两种感想》。
《今春的两种感想》的主题是“青年应该走怎样的道路”。他讲了两种感想：第一，青年们做事太不认真，凡事说说算了，而不认真去做。因为不认真去做，所以要吃亏。他举出抗日问题作为例子，说，青年们成立了许多“抗日团体”而“并不一定抗日”；成立了“学生军”，也只把操衣“放在家中”，并不操练，然而一旦被日军查出，却是“必定要送命”的。更进一层，鲁迅指出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另外那些人身上。鲁迅说：“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相，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第二种感想是：“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他劝告青年们注意现实，多参加实际工作，切不可走两种极端，这两种极端就是：“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
鲁迅演讲很吸引年轻人，木将回忆说：
在辅仁大学的讲演，我是听过的。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大约三点钟以后了，一个同学悄悄告诉我，要我去听一个讲演，我没问讲演人是谁，便同他一起去了。我们匆匆向辅仁大学走去。路上，不时碰见和我们一样的三三五五的青年人。到辅仁大学的大礼堂时，那里已经坐满了人。屋子里没有生火，很冷，只听见有人咳嗽，但没有人说话，静极了。这样的气氛使我感到温暖。一下子好像全屋子里的人都亲近起来了。……先生穿着一件灰朴朴的长袍，和在相片上所见到的一样，短发直直地立着，留着胡子，脸是苍白和瘦削的，没有笑，坚定地站在那里，两眼平和地看着大家。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
当我们离开辅仁大学大礼堂时，我看见一群群一簇簇的青年人都来了。他们都是听说先生来讲演，临时冲出学校赶来的。“鲁迅先生讲完了吗？”“鲁迅先生到哪里去了？”他们急促地问着，深为没听到先生的讲演而悔恨着。
11月24日，鲁迅到女子文理学院讲演约四十分钟，讲题是《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讲演通过对叶灵凤、张资平等作家的剖析，说明不能只看牌子，不看实质。虽然这些作家所讲的十分高超，但其实是替统治阶级服务的“遵命文学”。鲁迅再次强调作家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意识，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言人。讲完后，学生又请教了许多问题，鲁迅当场作答。
关于这次讲演的记录稿，鲁迅说：“我决计不要它，因为离实际太远。大约记者不甚懂我的话，而且意见也不同，所以我以为要紧的，他却不记，或者当作笑话”。鲁迅原来准备将演讲内容写成文章，但未能实现。
五次演讲留下了照片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的一次。
1932年11月25日鲁迅日记：“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邀讲演，约以星期日。”这三人是王志之、张松如、潘炳皋，代表北师大文艺研究社：
明天是礼拜，不知道周先生有没有时间？“明天……”周先生闭着眼想了一会儿，“好吧，我大概在最近就要走，就在明天上午十点吧，是不是还要先定一个题目？”得到了我们的答复，他又接着问：“就讲第三种人的问题好吗？”“嘱咐他们不要贴通告，人来得太多，我又讲不出什么来，怕使别人太失望。”结果决定违反老头子的意思，当天晚上把通告贴出去了。
学生代表把鲁迅领到学生自治会休息。那间大屋塞满了，板凳上，窗台上，挤满了人。有人问鲁迅的帽子戴了多少年了，有人问他一天抽多少烟，不停与他说笑。他们对鲁迅表示敬意并不由于虚伪的客气，而是止不住的发狂的亲切。
演讲的教室里听众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几个人用尽全力挣扎，把鲁迅护着。待到挤上讲台，主持人的大氅的纽扣挤掉了两个，出了一身大汗。鲁迅站在讲台一侧，一边擦汗一边喘气。主持人大声介绍鲁迅，底下的人呼喊：
“我们听不见！”于是，有人提出，到外面，请鲁迅先生露天讲演。鲁迅点点头。主持人担心风大，鲁迅身体受不了，但听众已经往外涌动。等鲁迅跟出去，操场上已经摆好一张方桌。大家把鲁迅从头顶上抬上方桌。
这天的讲题是《再论“第三种人”》。鲁迅说：四年前，泥腿的工农踏进了文坛，于是发生了斗争。皮鞋先生反对新兴的普罗文学，想用皮鞋脚把泥脚踢出去。“第三种人”说，文学是“镜子”，没有阶级性。其实不对。
就说“镜子”吧，它所照的也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何况阶级社会里的人，决不是一面镜子。因为阶级的背景不同，每个人的这面镜子早就涂上了不同的色彩，他怎能超阶级呢？他们又说文艺是属于将来的，要创造为将来的永久的文艺，像托尔斯泰那样。这话也不对。托尔斯泰写东西，是写他那时的现在，并不是写将来的。如果他的写作脱离了现实，就失掉了价值，不成东西了。鲁迅又说，新兴艺术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接近工农大众，不怕衣服沾污，不怕皮鞋染土。知识者的事业只有同群众相结合，他的存在，才不是单为自己了。
鲁迅讲完，又被群众拥入学生自治会休息。大家向他提出各种愿望和问题。鲁迅又跟他们亲切交谈起来。
这些操场上演讲的照片，既显示了鲁迅刚毅的一面，也显示鲁迅亲切幽默的一面，效果很好。但实际上，鲁迅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人们的印象并不像照片上那样。王志之第一次见到鲁迅，得到的印象是：“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是灰黑色的，一切都很模糊，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很厚的涵蓄……消瘦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辛朗的回忆是，鲁迅“面貌是瘦的，身体甚至于手，都是异常孱弱的。……那天我知道他要去北平的师大演讲了，我预先便在那里候着，许多青年男女，无数的一群都拥挤在那‘风雨操场’里。鲁迅到的消息传来了，人数也就更增加了。房中容不下，只好又挤在空场中，中间一个方桌上便站着鲁迅。语句很沉着，间或几句使听的人发笑了，但他却像并不有意，继续着他的话，眼望着远方，虽然并不嗔怒，却更能使人感知，他虽然并没有发出激越的声调，但听的人谁都听得很真切。讲演完了，他向外走着，一重一重的人海还是围绕着他，要不是你预先知道那是鲁迅，准会由他陈旧的带着许多块油渍的长袍上想到是一个贩买古董旧货的商贾……”。
在北平的最后一天，午前，鲁迅应邀到西城二龙坑口袋胡同中国大学时代读书会讲演二十分钟。因听众过多，临时又改为露天讲演。鲁迅后来谈到这两次演讲说：“还有两回是上车之前讲的，一为《文艺与武力》，其一，则连题目也忘记了。其时官员已深恶我，所以也许报上不再登载讲演大略。”
因此讲稿不存。据当时报纸和一些回忆录的记载，这次讲演的大意是：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劳苦大众的文学，它与统治阶级的旧文学，必然形成尖锐的对立。旧文学注定要灭亡，但统治阶级却竭力要消灭新文学。古今中外，进步的文学和言论总要遭到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先以武力征伐，然后用风花雪月之类的文学麻醉人民，麻醉法无效，他们只好又用武力，所以许多进步作家惨遭迫害。不过，他们终究不能将新文学消灭，先驱者的鲜血必将在新文艺的园地浇灌出更多的烂漫的鲜花来。
傍晚，鲁迅离开北平回沪。
戏剧家于伶回忆说，当时鲁迅先生很少笑，可是大家却从他揭露一些人脸谱时的话引出笑来。一次演讲完毕，有人说：今天大家为瞻仰您的风采……
鲁迅立即接上话：“不很好看，三十年前还可以。”这幽默逗得学生们大笑。
还有人问：“先生留在北平教书吧？”鲁迅回答：“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卷土重去，以免抢饭碗之嫌。”
萧伯纳
1933年初，77岁高龄的萧伯纳偕夫人乘英国皇后号轮船漫游世界，应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邀请，于2月17日晨抵达上海。鲁迅日记载：“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笔社即笔会（Pen Club），国际作家联合团体，1921年成立于伦敦，1929年蔡元培、杨杏佛于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分会。
萧伯纳在上海仅停留七八个小时，且没有公开发表演讲。然而他的闪电式访问，留下一页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萧伯纳到沪的当天和次日，《申报·自由谈》接连刊出“萧伯纳专号”，其中有何家干（鲁迅）的《萧伯纳颂》、郁达夫的《介绍萧伯纳》、林语堂的《谈萧伯纳》、玄（茅盾）的《关于萧伯纳》、许杰的《绅士阶级的蜜蜂》和杨幸之的《Hello Shaw》等等，琳琅满目。
在高度评价萧伯纳的文学成就、批评中国对萧伯纳译介不够的同时，他们也对萧伯纳此次到沪的现实意义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当天，宋庆龄设家宴，为萧伯纳洗尘，陪席者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等。鲁迅接到蔡元培的电话赶到孙宅时，午宴已进行到一半。幽默的萧伯纳在见到鲁迅时，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而且比高尔基还漂亮”，鲁迅则诙谐地回答“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席上，萧伯纳一面像天真的孩童一样学习用筷子，一面随意地闲扯“素食、中国家庭制度、大战、英国大学的教授戏剧、中国茶及博士登茶”等。饭后，宾主在园中合影。
萧伯纳访华期间照片的拍摄者，向来隐晦不明，至今尚存争论。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曾发表文章《萧伯纳的上海一日游》，说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合影照片是史沫特莱拍摄的，而另一帧七人合影为他的父亲杨杏佛所摄的。
庄月江提出异议，并提供线索说，两帧照片都是时任《上海晨报》摄影记者的毛松友先生拍摄的。据他介绍，毛松友（1911-2000）是浙江人，1932年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毕业后，即入《上海晨报》当摄影记者。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从事救济难童、创办难童学校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新华社、太原图片社和轻工部任职。庄月江在写给《世纪》杂志的信中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赴北京采访过毛松友先生，专门问起《鲁迅、蔡元培、萧伯纳》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松友先生对我说，1933年2月17日午后，蔡元培先生派汽车到《上海晨报》馆，接他到孙（中山）宅拍照。
次日，《上海晨报》就刊出了《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塞克》这两帧照片。松友先生还告诉我，他家里一共保存着包括这两帧照片底片在内的八千多帧各个时期的照片底片。”他提供的证据有：2003年11月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松友摄影艺术作品集》，内收134幅黑白照片，其中两帧就是《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塞克》。
杨小佛看到庄月江的短文后，写信给杂志社道：
这几张照片均刊于197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相册），每张照片均载有原底相片的尺寸并经查对核实。七人合影中无先父杨杏佛因系他所摄。他平时带照相机而不带三脚架，故不能用自拍机拍摄也。
其他几张三人照，相册中均载有原底相片的尺寸并注明为史沫特莱摄。
其中说：“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相。”……“还有面会新闻记者的约束，三点光景便又回到孙夫人的家里来。早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了，但放进却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个文士，新闻记者是中国的六人，英国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还有照相师三四个。”
木村毅是特地从东京到上海来，要鲁迅介绍他采访萧的记者。
所以鲁迅从世界社出来特地搭了邵洵美的车子再到莫利爱路孙宅，为的是将守在那里的木村毅介绍给萧。事后他与木村毅一起回到内山书店。
蔡元培在午餐开始时派车接鲁迅来孙宅午餐，鲁迅说已是午后，他抵达时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