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上海时期(2)
1931年，鲁迅写了《上海文艺之一瞥》（载《文艺新闻》21号），回顾了“革命文学”论争，特别指出：创造社、太阳社“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许广平到上海之后的最初几个月，编刊物，写文章，对社会事件密切关注。她和几位女师大校友办了个妇女杂志，名为《革命的妇女》，有时为别的刊物写写文章。许广平当过教师，因此也想回教育界重操旧业。有一天，许寿裳来到上海，许广平向他表达想出去工作的意愿，许寿裳没有征求鲁迅的意见，就为许广平在教育界找了份工作。许广平以为鲁迅一直以来在讲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一定会同意她外出工作的。但鲁迅知道后，叹息着说：
“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回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许广平见鲁迅很不情愿，只好打消了念头，专心做家庭妇女。
许广平的女伴们对此很不以为然。一天，几个人闲谈，有人就说了一句：
“鲁迅讲的，‘假使有十个娜拉出走，倒没有什么，假使有一百个娜拉出走到社会上，那就麻烦了’。鲁迅怕娜拉多啦！”后来，鲁迅名声越来越大，对鲁迅“言行不一”有意见的女性，就不这么说了。当时编辑《妇女生活》
杂志的吴似鸿后来回忆说：
又有一天，沈兹九从外边回来，一上楼便对我说：“我们到鲁迅先生家里，动员许广平出来干妇女工作。我说了半天，鲁迅先生却说：‘广平你不要出去！’”当时，我们还以为鲁迅先生管许广平太严太死了。他口头上说妇女要解放，却把自己的老婆关在家里。……直到第二年鲁迅先生逝世，我们才了解到，原来这时鲁迅先生肺病已经严重，家中再也不能缺少主妇；鲁迅先生自己的许多文稿，当时也已托许广平抄写了。而我们这些娜拉式的个性的女子，还拼命劝许广平离家外出，干妇女运动，甚至还一度错怪了鲁迅先生。现在想来，真感到有说不出的内疚和后悔呀！
《良友》
鲁迅生前在报刊上发表的照片不多。最先发表鲁迅照片的报刊应是《良友画报》。据鲁迅日记记载：1928年3月16日，“晚梁得所来摄影二并赠《良友》
一本”。梁得所是《良友画报》的编者兼摄影师。1928年4月号《良友画报》
刊出两张鲁迅照片和画家司徒乔的鲁迅速写像，加上一篇鲁迅的《自传》，占了两个版面的篇幅。3月21日，鲁迅日记：“晚得梁得所信并照相三枚”。
梁得所，1905年生，广东连县人，家境贫寒，少年苦学，齐鲁大学肄业。1926年，梁得所进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次年即任《良友画报》总编辑。梁得所的同事马国亮回忆说：“梁得所并没有一副使人一见倾倒的仪表。
相反，他矮小瘦削，终其一生，体重未超过八十磅。举止文弱，说话也提不起嗓子。”但他不负老板厚望，很快就把《良友画报》改革成顺应潮流、颇有影响力的大画报。但梁得所性格孤傲，不甘久居人下，1933年8月，他离开良友，另开天地，编辑《大众画报》，共出19期（1933年11月-1935年5月），同时还办了《小说》半月刊、《科学图解》月刊、《文化》、《时事旬报》等刊物。但命运不济，经营亏损，几个刊物相继停刊。梁得所只得转投邵洵美的《时代画报》，出版几期后也停刊。因事业不顺，过度劳累，梁得所肺病发作，几经治疗，不见好转，于1938年8月在家乡去世，年仅33岁。
书斋生活
鲁迅在上海以写作为生，过的是书斋生活。他在广州期间，翻译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中的一篇《书斋生活与其危险》，颇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今天的读者或能从中感知他的生活和思想状态：
然而太深的内省，却使人成为怀疑底和冷嘲底。对于别人大声疾呼的国家论和修身讲话之类，觉得很像呆气的把戏，甚至于以为深刻的伪善和欺骗。于是就总想衔着烟卷，静看着那些人们的缎幕戏文。这在头脑优良的人，尤其是容易堕进去的陷阱。
专制主义使人们变成冷嘲，约翰·穆勒所说的这话，可以用了新的意思再来想一想。专制治下的人民，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于是以为世间都是虚伪，但倘想矫正它，便被人指为过激等等，生命先就危险。强的人们，毅然反抗，得了悲惨的末路了。然而中人以下的人们，便以这世间为“浮世”，吸着烟卷，讲点小笑话，敷衍过去。但是，当深夜中，涌上心来的痛愤之情，是抑制不住的。独居时则愤慨，在人们之前则欢笑，于是他便成为极其冷嘲的人而老去了。生活在书斋里，沉潜于内心的人们，一定是昼夜要和这样的诱惑战斗的。
但是，比起这个来，还有一种平凡的危险，在书斋生活者的身边打漩涡。我们对于自己本身，总有着两样的评价。一样是自己对于自己的评价，还有一样是别人对于自己本身所下的评价。这两样评价间的矛盾，是多么苦恼着人间之心呵。对于所谓“世评”这东西，毫不关心者，从古以来果有几人呢？听说便是希腊的圣人梭格拉第斯，当将要服毒而死的那一夜，还笑对着周围的门徒们道，“我死后，雅典的市民便不再说梭格拉第斯是丑男人了罢。”在这一点，便可以窥见他没有虚饰的人样子，令人对于这老人有所怀念。虽是那么解脱了的哲人，对于世评，也是不能漠不关心的。
……
这样的书斋生活者的缺点，有两层。就是：他本身的修业上的影响，和及于社会一般的影响。第一层姑且勿论，第二层我却痛切地感得。
凡书斋生活者，大抵是作为学者，思想家，文艺家等，有效力及于实社会的。因此，他所有的缺点，便不是他个人的缺点，而是他之及于社会上的缺点。于是书斋生活者所有的这样的唯我独尊底倾向，乃至独善的性癖，对于社会一般，就有两种恶影响。一种，是他们的思想本身的缺点，即容易变成和社会毫无关系的思想。还有一种，是社会对于他们的思想的感想，即社会轻视了这些自以为是的思想家的言论。
其结果，是成了思想家和实社会的隔绝。思想和实生活的这样的隔绝，自然并非单是思想家之罪，在专制政治之下，这事就更甚。因为反正是说了也不能行，思想家便容易流于空谈放论了。
如果我们人类生活的目的，是在文化的发达，则有贡献于这文化的发达的这些思想家们的努力，我们是应该尊重，感谢的。但若书斋生活者因了上述的缺点，和实生活完全隔绝，则在社会的文化发达上，反有重大的障碍。因此，社会也就有省察一番的必要了。
书斋中的鲁迅，努力保持对社会的观察——大多通过报刊——和批判。
在与爱人去杭州做短暂的蜜月旅行后，鲁迅渐渐感到书斋生活的沉闷和生活工作的压力。1929年3月22日鲁迅致韦素园信中，谈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说，“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我的‘新生活’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逛公园，而苦于终日伏案写字”。
回眸时看小於菟
1929年9月，鲁迅得子，他非常高兴。，悉心照料母子两个。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他注重为孩子留影，以作纪念。
海婴生一百日，夫妇两个抱着他去照相。1930年1月4日，鲁迅日记：
“海婴生一百日，午后同广平携之往阳春馆照相。”六个月，鲁迅两手托着儿子照相。六个月照摄于1930年3月27日。鲁迅日记：“雨。海婴满六阅月，午广平携之来，同往福井写真馆照相，照迄至东亚食堂午餐。”时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被政府通缉，避居在外。便是在生活艰难、乃至有生命危险的时期，也没有省略这个仪式。一岁，当然更要照相，而且要照全家福。
在海婴百日全家合影上，鲁迅回头一看，摄影师抓拍到这一瞬间，这张照片也许催生了鲁迅的一句诗“回眸时看小於菟”。那是《答客诮》诗中的一句，写于1932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是答复别人讥诮他溺爱儿子而写的。
鲁迅老年得子，也成了文坛上一个议论对象。
1930年3月27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有几种报章，又对我大施攻击，自然是人身攻击，和前两年‘革命文学家’攻击我之方法并同，不过这回是‘罪孽深重，祸延’孩子，计海婴生后只半岁，而南北报章，加以嘲骂者已有六七次了。”
养育孩子是一件繁难的工作，鲁迅深有体会。1931年3月6日他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说：“孩子生于前年九月间，今已一岁半，男也，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同年4月15日又写信给也想要孩子的李秉中，说：“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但“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
鲁迅靠写作为生，创作时需要安静。有了孩子，家中自然多了喧闹，少了安宁。1931年6月23日他给朋友写信诉苦道：“我安善如常，但总在老下去； 密斯许亦健，孩子颇胖，而太顽皮， 闹得人头昏。四月间北新书店被封，于生计颇感恐慌，现北新复开， 我的书籍销行如故，所以没有问题了。中国近又不宁，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常常把孩子的情况写信报告母亲，如1932年3月20日的信中说孩子“现在胃口很好，人亦活泼，而更加顽皮，因无别个孩子同玩，所以只在大人身边吵嚷，令男不能安静”。1934年2月14日他写信给日本朋友增田涉说：“搬家以后，海婴很健康，但更顽皮，在家时常有暴动之虑，真难办。”在1934年8月7日的信中又说：“但海婴这家伙却非常顽皮，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烦恼中也有喜悦。
在《答客诮》一诗中，鲁迅把自己比作兴风狂啸的老虎，而更为人们熟知的比喻是“孺子牛”。1932年10月5日：“晚达夫、映霞招饮于聚丰园，同席为柳亚子夫妇、达夫之兄嫂、林微音。”郁达夫见到鲁迅，关心地问：“你这些天来辛苦事吧！”鲁迅即举“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作答。
郁达夫打趣地说：“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没有脱。”鲁迅说：“嗳，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10月12日，午后鲁迅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经常赠送孩子的照片给较为亲密的朋友，例如章廷谦、增田涉、池田幸子等都收到过他儿子的照片。
但他很少把孩子的照片公开发表。1934年5月，陶亢德写信给鲁迅，索要一张全家合影：“我与某君当时编一刊物，‘挖空心思’求内容之出色，决定辟一栏作家访问记，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鲁迅先生。于是先写信和他商量，征求同意；至于哪三种‘雅命’现在再也记不清楚，有一种大概是要照一个相或请先生给一张相片，与夫人公子同照。……于是硬着头皮写了一封信去……”5月25日鲁迅回复陶亢德道：“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门欢迎也。”
陶亢德写道：“这在当时是一盆兜头冷水，实在感觉没趣。但是这个没趣究竟是于我有益的，就是此后无论作什么事，不禁要记起鲁迅先生这封信来，把事情作得朴实一些，少带江湖气即噱头。”
邬其山
鲁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即往内山书店购书。后来与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相识并成为朋友。鲁迅常在这家书店和国内外友人漫谈，接待生客。内山书店也是鲁迅对外的联络地址，代鲁迅收转信件。内山完造还曾帮助鲁迅一家避难。他是鲁迅上海时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内山生动地记述了他与鲁迅初次见面的情景：
有一个常常和二三朋友同道，光顾我们书店的穿蓝色衣衫的人，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鼻下蓄着浓黑的口髭，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有威严的，哪怕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的人，映上了我们的眼帘。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去。”
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
“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
“叫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由于国民党政府书刊检查制度严苛，鲁迅的一些着作不能公开发售。内山书店却因其特殊的地位，不受中国政府的检查。鲁迅就把自己的和一些左翼作家的书籍交给内山书店代卖。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提供了一个他的书店代卖的鲁迅着作的目录：
《士敏土之图》（木刻）
《铁流》（曹靖华译）
《伪自由书》
《南腔北调集》
《准风月谈》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三》（即末编——引者）
《海上述林上下》（瞿秋白纪念）
《木刻纪程》（中国新木刻集）
《引玉集》（苏联木刻集）
《北平笺谱》（现存中国木刻）
《十竹斋笺谱》（中国木刻）
《珂勒惠支版画集》（德国木刻）
这个目录并不完全，其中没有提到鲁迅翻译的《毁灭》，就是电车工人阿累在内山书店里买到的那种。从1936年7月到11月间，鲁迅托内山书店代售的《铁流》是190部，《毁灭》是210部，分别售出188部和196部。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冈山人，自起汉语名邬其山，在上海居住达35年。他自12岁起就先后在大阪和京都的商店当学徒。1913年作为“大学眼药”本店——参天堂派驻上海人员来到中国，起初在上海推销药品，兼售基督教福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