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北京时期(1)
1915年1月5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举办新年茶话会，会后摄影。此时，鲁迅到北京已近三年，教育部总长已不是一直提携他的同乡蔡元培。之所以把这张照片放在拍摄时间比它早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闭幕合影之前，是因为这张合影很能说明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工作性质。他在北京的十四年间，身份一直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干部。后来人们熟悉的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等头衔，其实都是兼职。
鲁迅是1912年2月应蔡元培的邀请，到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就职的。其时，鲁迅心情舒畅。能到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任职，又与老朋友许寿裳同事，而且，回到了他早年求学的城市，令他感到亲切。民国初建，人们满怀期待。因南北谈判尚未结束，政局不定，教育部事少，鲁迅就利用空闲时间，借江南图书馆的珍本抄校旧籍。
不久，孙中山按照事先的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袁世凯拒绝到南京就职，坚持在北京组织政府。于是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教育部的部员也有所调整。蔡元培担任迎袁专使去北京期间，教育部次长景某乘机安插亲信，排斥异己。鲁迅一向看不惯景某的官僚习气，两人心存芥蒂。景某也早怀报复之心，遂乘蔡元培北上之机，把鲁迅列入裁减人员名单。蔡元培回到南京后，看到这张名单，立即予以制止。在蔡元培的关照下，鲁迅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推荐给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以备任用。
1912年5月5日，鲁迅到达北京。第二天住进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这种会馆，原是各地为本籍进京应考的士子设的公寓，有些在京候补的官员也可以居住。多年前，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就在这里住过。鲁迅住的房屋叫藤花馆，大约有一段时间无人光顾，上床还不到半小时就有几十只臭虫肆虐，他只好搬到桌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请人换了床板才能入睡。
5月10日，鲁迅开始到教育部上班。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音乐会、演艺等事项。8月，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后来还被委派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
蔡元培致力于改革旧的官僚制度，教育部风气有所好转。他以身作则，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并参照学校的规矩，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当然，教育部内新旧杂陈，派别林立，纷争不断。
没过多久，党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蔡元培辞去总长职务。鲁迅和许寿裳去看望蔡元培，表示声援。
蔡元培很重视美育，甚至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意在提高国民的精神境界。他知道鲁迅对教育和美术都有经验和心得，希望鲁迅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这也正是鲁迅愿意做的。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册（1913年2月）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向读者介绍一些美术常识，提出了主管机关在这方面应有的设施，包括设立美术馆、奏乐堂、保护古建筑和文物等等事项。这些工作，大都属于他所在的社会教育司的职责范围。蔡元培发起“夏期讲演会”，鲁迅担任《美术略论》的演讲。但讲了两三次后，就没有人来听讲了。原因之一是人事变动。许广平说：“旧社会因人施政，一个部长的任免，关系到他这个部的一切行动，例如‘美育’的提倡，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所以他当部长就在部内设‘夏期讲演会’，要鲁迅讲述《美术略论》。……第三次演讲时，鲁迅如期到会，而‘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
了。原来七月二日蔡总长第二次辞职的消息已经被众知晓了。”
鲁迅曾被选派为国歌研究会干事，该会定《卿云歌》为国歌，教育部通告全国施行。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剧，到北京先农坛视察，选择开辟公园的地址，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参与筹建京师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等等。
教育部同事中，有很多他的老相识。杨莘耜（莘士）是浙江同乡，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同事，感情上更为亲近。杨在任教育部视学期间，每到一地视察，总帮助鲁迅购买碑帖或代拓碑文，而且经常赠送给鲁迅一些他在各地搜集到的碑文和木刻拓片。据杨莘耜回忆：“辛亥革命后，他至教育部社会司做第二科科长。我在普通司做第二科科员，又同住北京顺治门外南半截胡同，朝夕过从。民二我改任视学，经年外出视察，其时他爱好碑文和木刻。每次出发之前，他必告我，你到某处为我拓某碑文来，如梁武祠石刻（曾见鲁迅所着某种书面上刻有一人乘车一人驭马而行者即此石刻），西安碑林之景教碑，泰山顶上之秦始皇的没字碑下方的帝字，尤喜碑阴文字和碑座所刻人象和花纹之类，我必一一为他搞到。”
陈师曾是鲁迅从南京赴日留学时的同伴，此时也在教育部，两人过从甚密。陈师曾擅长书画、篆刻，日常交往中赠送给鲁迅多幅画作和多枚印章。
有一方印，文曰“俟堂”，是鲁迅请他刻的斋号。许寿裳曾询问“俟堂”的含义，鲁迅回答说：“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罢。”许寿裳解释其涵义道：“那时部里的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
也。”周作人则说：“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陈师曾为周氏兄弟刻的印章颇不少，如鲁迅1915年6月14日记：“师曾贻小铜印一枚，文曰‘周’。”同年9月8日：
“陈师曾刻收藏印成，文六，曰‘会稽周氏收藏’。”1916年4月26日记载：“陈师曾赠印一枚，‘周树所臧’四字。”周作人说：他也得到一方白文的印章，文曰“周作”，“又另外为刻一方，是朱文‘仿塼文’的，很是古拙。”
鲁迅与齐宗颐的关系也较为密切。齐宗颐（1881-1965），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曾留学德国。1912年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三科科员，后改任视学。
鲁迅曾和他一同到天津考察新剧。鲁迅多次得到齐寿山的帮助。当鲁迅与弟弟分离，需自己购房时，就向许寿裳和齐宗颐借钱。1925年，教育总长章士钊借故免去鲁迅的职务，齐寿山与许寿裳共同发出《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声援鲁迅。1926年，齐寿山协助鲁迅翻译《小约翰》一书。鲁迅写道：“到中央公园，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这是一本好书，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约二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内中有着这书的绍介和作者的评传，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总为别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计在暑假中将它译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记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问寿山可肯同译，他答应了，于是开手；并且约定，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
鲁迅的同事中，有多位在学术上颇有造诣。他的两位上司，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和继任的高步瀛都是优秀学者。夏曾佑（1864-1924），浙江杭县人。
甲午战争后参加维新运动，1896年与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图存”。同年年底，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维新，提倡“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民国建立后，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后来又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着有《中国历史教科书》
等。高步瀛（1873-1940），字阆仙，河北霸县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吴汝纶的学生，定兴书院山长、保定畿辅大学堂教习。
历任教育部佥事、教育部编审处主任、社会教育司司长。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女子师范大学任教。高步瀛对古文的义理、考据、辞章都有很深的功底，学问渊博，文章隽秀，着述丰富。在古文选注方面，成绩尤为突出，着有《吴氏孟子文法读本笺》、《国文教范笺注》、《古今体诗约选笺注》、《唐宋文举要》、《古今辞类要注》、《文选李注义疏》、《古文辞类纂笺证》、《史记举要笺证》、《周秦文举要笺证》、《两汉文举要笺证》、《魏晋文举要笺证》、《汉魏六朝诗举要笺证》、《赋学举要笺证》、《古文范注》等。当时学者将他的考据与广东黄节的诗学，桐城吴闿生的古文并称为“中国三绝”。
同僚梅光羲、胡玉缙等也都学有专长。梅光羲（1880-1947），字撷云，江西南昌人。1899年中举人，23岁任湖北武备学堂监督。1903年至1907年先后在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时任教育部秘书。
是中国佛教会和中国佛学会会员。着有《相宗纲要》、《相宗纲要续编》、《相宗史传略录》、《法苑义林章唯识章注》、《大乘相宗十胜论》等书。
胡玉缙（1859-1940），字绥之，江苏吴县人。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
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着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许庼学林》、《许庼经籍题跋（古今图书集成）书后》等书。这种氛围，对鲁迅治学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曾与鲁迅同桌办公的教育部同事冀贡泉说，他感到鲁迅“正是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我们两个并不是闲的，没公事办，有私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记得好像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他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同事们佩服他看书有恒心。总之，他是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
周作人认为，鲁迅抄古碑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叫袁世凯的狗腿子们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问政治的。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因为当时正值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马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躲避迫害，远离尘嚣，当然是不得不钻研学问的一种外在条件，而鲁迅内心对学问的爱好和追求，也是重要的原因。
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多年的部员，饱经政局动荡，人事更迭，他说自己“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这些总长不是来办教育，而“大抵是来做‘当局’
的”。因为重在“当局”，所以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这些领导，能入鲁迅法眼的不多，他往往在日记中以寥寥数言记下对他们的印象。例如，听了范源濂总长的演说后，感到“其词甚怪”；对刘冠雄总长的讲演则是“不知所云”；梁善济次长得到的评语是：“山西人，不了了。”有一次，他陪同某位次长会见美国学者，对宾主的谈话内容不感兴趣，归来后在日记中写道：“同坐甚倦”。1913年陈振先总长在中央学会选举过程中徇私舞弊，参事钟观光、蒋维乔、汤中、王桐龄等以辞职抗议，引发全体部员辞职。鲁迅对精于版本、藏书颇富的傅增湘总长也不无微词。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
“女官公则厌厌无生意，略无动作。今日赴部，有此公之腹底演说，只闻新年二字，余乃倾听亦不可辨，然仆亦不复深究也。”鲁迅称这个连说话也舍不得大声的总长“女官公”，是因为太平天国时有位女状元叫傅善祥，当过东王杨秀清府中女官首领，傅增湘的姓名与其读音相近。
政治上碰了很多钉子，思想上经过了长期压抑后，鲁迅对民国初年的政治状况做了这样的反思：“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
1914年4至5月间，鲁迅参与组织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
鲁迅归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对儿童少年的教育非常关心，也颇有心得。到教育部后，除了响应蔡总长的提倡美育，写出纲要性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外，还翻译了一些有关儿童教育的文章，如日本高岛平三郎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日本上野阳一的《艺术玩赏之教育》、《儿童之好奇心》等。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是鲁迅参与组织的一个大型活动。教育部于1912年9月决定次年夏天在北京举办该展览会，并指定鲁迅所在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负责筹办。但因“二次革命”爆发，时局动荡，展会延期举行。1913年冬，教育部确定把展览会场设在教育部礼堂，随即开始了筹备工作。鲁迅从11月6日开始与钱稻荪等人一起布置展览，直到1914年4月才完成全部布展工作。
展览会共征集到展品数十万件，分“文章、字、画、手工、编织、针黹”
六大类，在教育部礼堂展示。一个月中，观众达一万多人。在展览会期间，鲁迅经常到会场值班，有时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钱稻荪（1887-1966），字介眉，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意大利等国，时任教育部主事，后任视学及京师图书馆分馆馆长。他的回忆可以让人们了解这项开拓性工作的一些细节：
儿童艺术展览会是由鲁迅这一科筹备的，社会教育司主管，具体事务就是鲁迅一个人忙，以教育部的名义主办。以教育部名义在头一年发公函到各省各县去征集展品，这也是一个新工作，都不懂，鲁迅做这工作也是摸索的，首先还得解释什么叫儿童艺术品，因为没有人知道要征集些什么东西。
到布置的时候，我才去帮忙，是在教育部大礼堂展出的，另外还开辟了三间房子做展览室，分成第一、第二展室，展品是些：画，字，玩具，草编制品，刺绣等等，都是儿童的作品。当时也没有人能鉴别一下好坏，所以都摆出来。
展览会的布置也没有经验，摆法是用小学生桌子摆成篆字的“术”字形，上面摆上展品，用绳子拦起来，参观的人顺着路线按字形来回参观，人多，路线也弯弯曲曲，挤来挤去很不好走。
展览会开始时，全部筹备人员都来看摊，观众很踊跃，很多人是抱着好奇心来的，有时中午附近饭铺的伙计穿着白工作服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