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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日本时期(6)

书籍名:《鲁迅像传》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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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这么叙述该书的出版过程:“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着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看该书版权页可知,上海寄售处就设在蒋抑卮开的绸缎庄里。但鲁迅在回忆中竟没有提到蒋抑卮的名字,还说什么“小本经营”,似乎是他们几个文学青年自己筹的钱。

  实际情况是,蒋抑卮听到两位朋友出版翻译小说的计划,大为赞成,愿意出资助成此事。于是,让兄弟俩愁眉不展的出版项目,骤然在几日中决定了。有人回忆说,蒋抑卮出资150元,有人说是200元。受益者周作人在回忆录里很感激地说:“这里他垫出了印刷费二百元之谱,印出了两册小说集,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蒋抑卮有一个诨号,“拨伊铜钿”,是鲁迅给他起的。这是绍兴话“给他钱”的意思。这一诨号的来历,据周作人说,蒋抑卮“有一句口头禅,凡遇见稍有窒碍的事,常说:只要‘拨伊铜钿’就行了吧。”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印了1000册,第二集只印了500册,销路不佳。

  鲁迅说:“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这一位“极熟的友人”,就是许寿裳。

  鲁迅已经写好了《域外小说集》第三集的目录,也发布了广告,但前两册卖不出去,兄弟俩自然不好意思再请蒋抑卮“拨铜钿”了。

  文术新宗

  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东京群益书店和上海广兴隆绸缎庄发行,署名为“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封面由鲁迅设计,陈师曾篆写书名。

  鲁迅那时对他们兄弟俩的翻译颇为自信:“《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犂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欤,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虽然稍稍谦虚地说不能和当代着名翻译家如林纾、严复等相比,但内心里却并不服气,接着就标榜自己的译作是一本具有开拓性,引入了“异域文术新宗”,打破了翻译界的“迟暮”的书。他还在上海《时报》上发表为《域外小说集》第一集所写的广告,继续发挥道:“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

  各国竟先选译,斐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译辞以求其达。先成第一册,凡波兰一篇,美一篇,俄五篇。新纪文潮,灌注华夏,此其滥觞也!至若装订新异,纸张精致,亦近日小说所未覩也。”所谓“装订新异”,指的是毛边不切。

  但十几年后,鲁迅在为重印本写的序言中,就不那么吹嘘了:“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诎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中国读者不习惯阅读短篇小说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译文中多用古奥的字眼,文笔不顺畅,艰涩难读。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收录了鲁迅所译俄国作家安特来夫的两篇小说《谩》和《默》及他所写的《序言》、《略例》、《杂识》中的“安特来夫”

  一则和“迦尔洵”一则的第一段文字。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东京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就对这本书做了介绍:“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

  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近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的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后来,新文化运动兴起,蔡元培重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遭到文化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蔡元培在回答林纾的质疑时,就以《域外小说集》

  为例,说明他所重用的这些新派人士学问根底深厚:“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鲁迅在东京期间结识的浙江同乡、曾一同听章太炎讲授文字学的钱玄同指出,这两本小说集是“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

  他认为周家两兄弟“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他比较看重鲁迅在翻译中用古字这一点,说鲁迅为使文章更符合汉字的训释,特意向章太炎先生请教,因此,“《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训,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胡适也曾将《域外小说集》

  与严复、林纾的译文相比较,认为鲁迅和周作人既有很高的古文功夫,又能直接了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小说好。他与友人谈编写中学国文选本,拟的教材计划中,第一年要读的就是《域外小说集》和林琴南小说。

  直到1958年,胡适还在一次讲演中说:“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也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般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的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东京

  1909年,鲁迅在东京拍摄了一张西服照。当时的日本,广泛接受西学,日常生活中弥漫西洋风,穿西服比较普遍。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因为家境富裕,那时能穿相当高级的西服。

  1908年4月,鲁迅应许寿裳之邀,由“中越馆”迁居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日本着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故居,加上周作人、钱钧甫和朱谋宣,五人合住,因此称此寓所为“伍舍”。他们在庭院中的空地上种了许多花草,把庭院收拾得整洁幽美。其中有日本称作“朝颜”的花,花期很短,但很好看,比起樱花,更能让人想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诗句。

  在“伍舍”居住期间,鲁迅经常往各处书店购书,但较少游览,只偶尔去公园欣赏一下樱花。租住“伍舍”,食宿费用均有增加,鲁迅为了弥补经济上的不足,曾经担任书稿校对工作以获得一点微薄的报酬。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平日生活很简朴,自仙台返回东京后就改穿和服,只有单、夹、棉三套布制的和服和一件夹外衣,冬天也只穿短衬裤对付。“他无论往哪里去,都是那一套服色,便帽即打鸟帽,和服系裳,其形很像乡下农民冬天所着的拢裤,脚下穿皮靴。除了这皮靴之外,他的样子像是一个本地穷学生。”被子只是一垫一盖,冷天、热天都用一条日本式的厚被子。这些衣被都是以前所有,在东京的几年里差不多没有添置什么东西。

  许寿裳说:“可惜好景不常,盛会难再,到冬时,荷池枯了,菊畦残败了,我们的伍舍也不能支持了——因为同住的朱钱两人先退,我明春要去德国,所以只好退租。鲁迅就在西片町,觅得一所小小的赁屋,预备我们三个人暂时同住,我走之后,则他们兄弟二人同住。”就这样,1909年2月,鲁迅与周作人、许寿裳一起从“伍舍”搬到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居住。

  鲁迅在吃穿住方面不讲究,但却舍得大量购买外国书刊。凭借这些书刊,他翻译文学作品并撰写文艺论文,用功很猛。据《留学生官报》报道,他七八月份多次到医院看病并在骏河台红梅町杏云堂医院住院多天。

  鲁迅本来打算到欧洲学习德文,因为德国介绍外国文学广泛而迅捷,鲁迅所看的东欧俄国文学的译本,不少是德文的。可惜,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1907年12月,河南籍留日学生编辑的《河南》月刊创刊于日本东京。

  鲁迅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论文大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其中,《文化偏至论》

  载1908年《河南》月刊第7号,介绍西方十九世纪以来以叔本华、施蒂纳、克尔凯郭尔、易卜生、尼采为代表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新思想,批判了重物质、崇众数的偏向,提出“首在立人”的主张。其中有些段落,显示鲁迅那时思想尚在中土和西洋、激进和折中之间徘徊:

  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

  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

  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谬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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