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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日本时期(4)

书籍名:《鲁迅像传》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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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也努力融入学生群体中。当时,学校举行的运动会结束后,各学年师生分别去饭店聚餐,称为选手慰劳会。鲁迅所在的班级曾到东一番丁第一流餐馆“宫古川”(亦称都川)聚餐,年级长和其他教师也参加了宴会。敷波教授比较受学生们欢迎,而藤野先生在这种场合,总是被人敬而远之的,所以没有出席。当时每人一套菜,只要三角五分钱,由学生自己负担,喝的酒由年级长和副年级长支付。鲁迅在聚餐会上的表现,据同学回忆:“好像相当能喝酒,……虽然喝了很多,但毫未露出醉意。”

  鲁迅喜欢观看日本民间传统小戏,有时到“森德座”剧场,花八分钱买站票看戏。当剧场开幕中途,站在剧场后面看几幕日本的古装戏“歌舞伎”,如《牡丹灯笼》、《御岩》等有名的传统剧目。“森德座”是一座木制二层楼的西式建筑物,门前挂的大旗上写着剧院的名字。班长铃木逸太郎就曾在买站票看戏的观众中看见鲁迅,同学们互相招呼着说:“呀,周君也来了!”

  当然,与日本同学们的交往中,也出现过不愉快的事情。由于学校考试十分严格,鲁迅所在班全班有三十人因成绩不及格而不能升级;因此,鲁迅第一学年的成绩,遭到几个日本学生的猜疑。学生会干事检查了鲁迅的讲义,并寄来一封匿名信,污蔑鲁迅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因为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鲁迅预先知道了考试题目。鲁迅把这事告诉了藤野先生,班长铃木逸太郎也向藤野先生做了汇报。藤野先生气愤地说:“没有那样的事!”有几个和鲁迅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同去责问干事托辞检查的失礼和胡乱猜疑的无理。这个事件对鲁迅的刺激是强烈的。他后来愤懑地回忆说: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解剖学

  医学科二年级全体同学,为欢送敷波重次郎教授赴德留学,在讲堂前合影留念。

  鲁迅在医专一年级时,敷波教授担任年级长,藤野先生任副年级长。升入二年级,敷波教授到德国深造,年级长改由小高玄教授担任。当时留学是写学位论文的重要条件,没有论文,不能获得学位,就很难有晋升的机会。

  藤野先生也曾抱有留学德国撰写学位论文的愿望,但未能实现。

  这张照片从鲁迅的同班同学小野丰二郎(后第二行,右数第四人)家里发现,照片的背面写着“敷波先生留学之际送别纪念写真”,并按在照片上的位置写有130名学生的姓名,下方还写着“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六日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摄影”。据鲁迅的同学回忆,这张照片是11月6日请小川照相馆的摄影师来校拍摄的。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也说,在仙台医专,有两个老师教过他们解剖学,但他只写了藤野,而只字未提敷波: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着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藤野先生还担任过解剖实习课,因此与鲁迅接触更多。鲁迅还记得藤野在上这门课期间与他的一次对话: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鲁迅假期到东京,同许寿裳谈到自己学习解剖的经验,说,通过解剖尸体,他切实明白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如何巧妙,矿工的炭肺如何墨黑,两亲花柳病的贻害于小儿如何残酷”。许寿裳认为,鲁迅学医,“是出于一种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宏愿,以便学成之后,能够博施于众”。

  鲁迅后来曾对人讲,他在医专学习期间共解剖过二十几具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一开始,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

  不过对于青年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

  鲁迅虽然学习医学不到两年,但所受训练使他获益不浅。最主要的是培养了科学的求真的精神。这种精神,便是在艺术上,也很有用处。他不满于中国绘画不重视人体素描,在提倡现代新兴版画的活动中,一再告诫青年艺术学徒学习人体知识。1934年4月9日,他在给魏猛克的信中,谈到自己画的一张鬼相图,说:“我不能画,但学过两年解剖学,画过许多死尸的图,因此略知身体四肢的比例,这回给他加上皮肤,穿上衣服,结果还是死板板的。脸孔的模样,是从戏剧上看来,而此公的脸相,也实在容易画,况且也没有人能说是像或不像。倘是‘人’,我就不能画了。”

  鲁迅的文章简练有力,人们喻之为“投枪匕首”。也可以说,他手中拿的是解剖刀,解剖社会弊端,发掘人性隐秘。他曾自述:“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驱: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由此生出“自我解剖”这样一个听起来有些矛盾的说法。但仔细想来,这个比喻很生动形象,发人深思:文字工作绝非轻描淡写,而是很沉重,甚至很危险的。

  胡须照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回忆他在仙台时所受的优待时说:“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鲁迅在仙台留学期间住过两个地方——佐藤屋和宫川宅。关于佐藤屋,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道:“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这“监狱旁边的一个客店”就是佐藤屋,坐落在片平丁52号,位于广濑川畔的崖岸之上,是一座纯粹用木板建造的日式两层楼。遗址今存,仙台市已经把它作为古迹保护起来,立标牌曰“鲁迅下宿迹”。

  佐藤喜东治原是幕府时代的藩士,家藏许多剑刀。鲁迅在他家住宿时,他年已六十岁,身体魁梧,灰白色胡须直垂胸前,热心公益事业,乐于照顾中国留学生。鲁迅离开时,佐藤赠给鲁迅一把“白壳短刀”作纪念。周建人后来回忆:“鲁迅从日本带回两把刀,一把是他自己买的,是尖的短剑,两边的刃都很锋利。中间有血槽,柄是木头的,很讲究;还有一把刀是一位老武士给的,它的形状是一边有刃,一边没刃,套子很差,是两块小薄板合成的。”他听鲁迅说过:“这位武士年轻时,常把这刀佩在自己身上,在和敌人搏斗时,拿起刀就杀向敌人,刀套自己就会分成两块破开。”这两把刀,鲁迅回绍兴后送给周建人,周建人到北京后又还给鲁迅。

  鲁迅赁居二楼一间面临广濑川的十叠(叠是日本计算房间面积的单位。

  长二米、宽一米为一叠,十叠相当于二十平方米)大的房间。他和住在公寓的其他几个学生的日常生活,由房主的夫人照顾,每人每月食宿费八元。房东除用二楼经营公寓外,还把一楼的一部分房屋租给一个专营宫城监狱中未判决的犯人和探监人伙食的人使用。正因为后面这个情况,鲁迅不久就搬家了。“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鲁迅的新住处是土樋町一五八番地宫川宅。上文所说的“芋梗汤”是日本民间一种以大酱和地瓜秧为主料做的菜汤。

  这张照片是鲁迅与同住在“宫川宅”公寓的五名住宿学生(大家武夫、三宅、矶部浩策、吉田林十郎和施霖)在东一番丁照相馆的合影,赠给公寓主人宫川信哉留念的。因为宫川将自己经营的公寓改由海老名新治郎接续经营。照片上的六个人均穿学生制服、脱帽。

  八年后的1913年,当时照片中的一个人回来拜访房东宫川信哉,宫川想象其中三人拍完照片十年后的样子,为他们添上了胡子。他还在照片的背面写道:“明治三十八年X月影,拾年后想象髪,大正二年现在,大家君在美国,周君不明,三宅君在大学小儿科,矶部君在米泽县,吉田君在朝鲜,施君不明。”“想象髪”,应该是“想象髭”(即胡须)的误笔。

  据鲁迅的同学回忆,在此前后,鲁迅曾把自己在弘文学院时拍照的一张身着弘文学院制服、脱帽的照片,赠给同学大家武夫作纪念。在照片后面写着:“大家君惠存,周树人持赠,照于癸卯春日日本之东京,即明治三十六年也。”可见在那时,互赠照片蔚然成风。

  “大家君”是鲁迅的同班同学大家武夫。仙台医专的文献中有大家武夫的在学证书,登记时间为明治三十八年二月,“住所,土樋町百五十八番地宫川信哉”。“矶部君”是周树人上两年级的医专学生矶部浩策。他在山形县米泽当开业医,以后还同宫川家有交往。“吉田君”没有明确的证明,很可能是周树人下一年级的吉田林十郎。医专旧文献中尚有林十郎入学证书,时间是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住所是“土樋町一五八番地,海老名新治郎宅”。海老名正是从宫川先生那里接续经营公寓的。“三宅君”不清楚,当时二高和医专的名簿上没有姓三宅的学生。可能是他后来做了养婿而改姓了三宅。“施君”就是二高的中国留学生施霖。宫川信哉对他的孙女小畑美津子说过:“我在经营公寓时,曾经有两个中国人住宿过。”

  现在,仙台东北大学的校史馆中陈列着宫川的后人捐献的这张“胡须照”。

  退学

  鲁迅把自己要离开仙台的决定告诉平时要好的同学杉村宅郎。1906年3月,杉村宅郎和铃木逸太郎、青木今朝雄、山崎喜三等与鲁迅比较接近的年级干部为鲁迅举行话别会,并合影留念。这是一个简单的送别会,大家在一个点心店吃了点心,然后到照相馆拍了纪念照片。当时,青木、铃木、杉村都是二年级生,山崎是一年级生。青木是入学四年的二年级生、铃木是入学三年的二年级生,杉村是药学科学完后的医学科二年级生、山崎是入学二年的一年级生。他们都留过级,可见医专的考试多么严格。

  鲁迅的同学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周君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人,人很老实,大家对他都有好感,和同学相处很好,也没有什么特别待遇他。但还是因为他是外国人,交往总不太深,所以对他离仙台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便深问。他本人只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长期在这里呆了。后来听说由于幻灯事件改变了心情因而离去了。周树人平常沉默寡言,但使人感觉他是一个内心很敏感的人。周树人在照像里站在旁边,可能是还没有决定下来要走,所以站在边上就行了,这大概是出自客气。但在这之后不久就走了,也没有时间在班里开送别会。后来曾和杉村们谈起这事时,那次聚会就像是个送别会了。

  鲁迅为什么要离开仙台?

  他曾自述原因道:“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些画面强烈地刺激了鲁迅,“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当时,鲁迅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值得注意。《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中描述了很多细节,如当时的自然环境、生活状况,特别是大雪造成的饥荒及其对地方经济和民心造成的影响,还有日俄战争日军胜利后的庆祝活动和征兵活动等等。鲁迅在仙台时期,市民举行过五次祝捷大会,场面均盛大热烈。而仙台的征兵,并不依靠赤裸裸的权力压迫,而是在城乡各个角落自发自愿地举行,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鲁迅后来在很多场合对日本国民性表示了相当的好感,与这个时期的见闻不无关系。当然,与此同时,军国主义的狂暴也引起他的厌恶和警惕。

  鲁迅在学习中体会到,通过西医改良人种是行不通的,而留学之前就开始的基于现代科学精神的文艺评论、翻译等活动,在促使中国的近代化方面更为有效。

  从少年时代,鲁迅就倾心文艺。日本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认为,鲁迅天生具有文学才能,他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感到失望,促使他转向文学。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判断“幻灯事件”使鲁迅改变了志向,走上文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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