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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最后的“盛宴”(3)

书籍名:《一路直行:我的企业理想》    作者:李玉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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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意识”大辩论——四通精神沦丧

  一个伟大企业的成功一定是和理想分不开的,四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最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营企业经营理念,并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独树一帜,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这些超前的思想、观念及做法,是同时代任何一个企业无法企及的,也是引导四通前行的精神动力。

  在我看来,四通的衰落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六四”,另一个就是标志着创业理想沦丧的“打工意识”大辩论。

  1993年底,我还在深圳主持深通公司的工作。一天,四通集团人事部部长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集团要举行一次文化晚会,主要是进行打工意识的辩论,你对此有没有话要说?”此前一段时间,段、沈等主要领导已经在很多场合反复宣讲打工意识,大家随便一听也就算了,当时并没有多想。现在居然要开展辩论,要在四通正式推行一种非主人翁意识,我便不能不认真起来。

  我回答说:“我不想参加辩论,因为我认为这点事根本不值得辩论,‘树立打工意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的,为什么还要辩论?”

  叶延红说:“既然你认为是错的,才更有必要说说你的意见。有人反对,有人赞同,才需要辩论。你还是准备准备吧。”口头上,我拒绝了,不过,去北京之前我还是偷偷准备了一个发言稿。

  那场文化晚会在海淀剧院举行,上千人参加,座无虚席。当时岳母正好在北京,听说这事便与我爱人一起坐到了会场后面。

  晚会分两部分内容。前一部分是新员工培训结业,进行演讲,评判团在下面打分。我是评判团成员之一。第二部分内容就是“树立打工意识”的辩论。

  反方中本来有副总裁孙强,叫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他并没有到会。主持人突然想起我来,喊道:“李玉琢,你上来,代替孙强。”

  我是不准备讲的。公司董事长和总裁提出这个口号,就说明基本上拿定了主意,我如果站出来反对,显然成了他们的对立面。所以,我尽管打心眼里反对这种提法,但是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站出来。

  回京之前,我曾给段永基发过一个传真,提出自己的看法:“段总,这个口号对与错,暂时不说。即使从统治策略上讲,你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么不得人心的口号,这会引起四通人巨大的思想混乱。”

  我认为,四通一向提倡主人翁意识(大家共同创造一番事业),才有了今天的四通,忽然间让大家放弃主人翁意识开始“打工意识”了,不仅缺乏理论说服力,更会让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劝他不要搞,非搞不可也要慢慢来。

  显然他并没有接受我的劝告。

  在上千人的会场点到我的名字,我突然热血上涌,心里想:尽管说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作用,但也绝不能任人愚弄。四通不能就这样被引到邪路上去。他们如何看我无所谓,最多不干了。

  辩论台上双方各五人,正方中有朱希铎、杨洪儒等人;反方中,除了我,还有甄恒祥、韩旭东、李小烈等人。

  朱希铎毕业于清华大学,1987年进入四通,担任四通集团包头分公司的总经理;1991年调到北京总部,任集团人事部部长;1993年末,也就是辩论会后开始主持集团公司的经营工作;1995年末,任集团常务副总裁。

  杨洪儒也毕业于清华,其名声甚至盖过了朱希铎,据说在清华经管学院读博士时,是朱镕基亲自带过的四大弟子之一。在四通内部,他是朱希铎一手发现并推举上来的。这个年轻人一度被认为是四通未来的掌门人。在老四通每况愈下的时候,为了解决产权问题以及开辟生路,四通曾经成立了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他出任新四通的总裁。但是在2001年2月,这颗四通的“希望之星”却愤然辞职,临行之时还对媒体反思了四通的种种失误。后来,他出国两年,回国后在清华创投公司任总裁,转行了。

  代表官方意图的朱希铎提出:“打工意识”是对四通文化的再创造。他首先对四通早期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四通成立九年来,形成了一些我们自己引以为豪的如下理论:垫子论、能人论、耕田论、忠人之事论、生产力标准论、主人论等等。这些理论有没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的烙印?是否包含了与现实脱节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呢?回答是肯定的。

  他的结论是,“打工意识”明确了“每一个职员都是以某种契约受雇于企业的雇员”。

  “六四”之后,沈、段等人为了划清与万的界限,大力批判的正是多年四通提倡的东西。这种以人划线,一错全错的做法,显然是“文革”的遗风,让人十分厌恶。

  杨洪儒并没有全面否定四通早期的思想,他说:

  过去的四通文化中有不少值得坚持和借鉴的东西。四通文化不朽的内容是科学精神、探索精神。

  他承认:

  目前,四通内外都面临严峻的考验,这一时期的四通文化,是动荡中的文化。四通文化的内容取决于今后的运作,得失成毁全在于人。改革的难度来自改革者自身,因为超越自己是最困难的,原因是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他的发言引起我注意的是下面一段话:

  一次创业时的四通文化,带有“合伙人”的感情色彩。现在,结合我公司产权关系的理顺,已经明确四通公司的任何管理者都是四通公司这个法人实体的雇员,不经过合法程序,任何人都无权处理公司的资产。提倡“打工意识”,有助于解决企业现存的主人与雇员界限不清的问题。

  到底是博士,杨洪儒的观点道出了这场辩论的实质,即四通最高领导企图通过打工意识的提倡,来“理顺”四通面临的“界限不清”的产权关系问题。

  但是,四通财富毕竟是全体四通人多年来共同创造的,把这样一个明晰起来的确有相当难度的敏感问题,用“打工意识”这样一个简单的口号来“理顺”,显然太随意了。

  这次辩论正方的观点,谁都知道代表的是四通官方的观点,但也是他们本人的真实认识、看法。说明“树立打工意识”也有一定的市场。

  捍卫四通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一股豪情激荡在我的胸膛。我知道自己的发言也许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一定让一些人知道,四通人并不都是傻子,可以随便玩弄于股掌之中。四通曾经正确的理念、文化和方向不容亵渎:

  各位同仁,看到你们期待的目光,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正以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思考着今天这一场关于“打工意识”的争论。

  站在这个讲坛上,我内心很不安,有无数个问题在我头脑中翻滚,要求回答,要求证明,要求澄清:

  一、对四通这样一个有着雄伟目标的公司,有着高层次追求的四通人,九年以后,居然要呼唤低层次的“打工意识”来作为对四通企业文化的再创造,这到底是怎么了?四通真的已经退化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吗?四通真的需要树立“打工意识”来进行改造吗?一句话,“打工意识”会给四通人带来什么样的新启示?会给四通人什么样的新动力?

  二、在当前的形势下,提出“打工意识”的目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企业文化或一个命题,肯定与某个目的联系在一起。那么,提出“打工意识”

  到底想解决四通现存的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或者说,四通上上下下树立了“打工意识”之后,是有助于当前问题的解决,还是会使四通陷入新的思想混乱?我敢说一定是后者。

  三、“打工意识”如果也算做一种文化,它是一种与老板文化对立的文化。我们准备以这种文化启蒙或教育哪些人?是四通的全体还是只准备针对四通的一部分?如果全体打工了,老板是谁?如果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是什么人呢?

  四、四通的企业文化,尽管没有搞“打工意识”这样的概念,但九年来却凝聚了相当一批有志之士,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如果九年前四通不是用“成就感”、“团队精神”以及“共同干一番事业”来号召群众,而是打出一面“打工意识”的旗帜,这些人会不会集中到四通的旗帜下?四通会不会有今天?

  五、在电子一条街成千家公司中,在全国数百万家公司中,为什么只有四通具有非凡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四通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它靠什么走过过去那充满神奇和风雨的历程?除了金钱的诱惑,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六、四通已经用自己九年来成功的实践,验证了四通文化的精髓是优秀的,如果把“打工意识”作为四通文化的再造,有什么成功的实践和先例,能够证明它的正确?

  七、九年来,上千名四通人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创造、积累了巨大的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如果四通人树立了“打工意识”,都变成了打工者,那么四通积累的财富如何处理?打工者与这些财富还会有关系吗?这次所谓“打工意识”的辩论,是不是为某些人的背后的某种意图在制造舆论?

  四通文化肯定需要充实,需要完善和再造,但恐怕不是“打工意识”

  这一类东西,那么是什么呢?我们都在思考着、期待着。

  由于不懂,只能提问,但是我相信:已经创造了伟大四通和优秀四通文化的四通人,肯定能够找到明确的、响亮的、满意的答案,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的结论是:“打工意识”是四通文化的倒退。

  明眼人能看出来,我发言的潜台词含有这样的意思:

  四通本是全体四通人以主人翁的精神拼命干出来的,积累的财富也是大家共同创造的,现在居然说:你们大家不过只是打工者。作为打工者,你们只有好好干活的权利,没有其他的任何权利,包括对积累财富的拥有和分配权。那些让大家树立“打工意识”的人们,无形中把自己置于老板的位置,就是要把大家共同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这与明抢豪夺何异?

  我知道,作为副总裁的我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四通绝大多数人的一边,这对我个人没有好处。但是创造了四通的人们凭什么任人宰割?良心何在,正义何在?

  在我发言过程中,每一段、每一个质问,都赢得人们热烈的掌声。听众席中突然打出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上书:“要做四通人,不做打工仔!”一种正义感、崇高感溢满心头。这是四通人对我的最高奖赏。

  从场上论辩双方的情况以及听众的反应看,“打工意识论”一败涂地。散会后我的夫人告诉我:我妈说,还是玉琢说得好。

  在24年的企业生涯中,常常用写文章和演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这次演讲无疑是最精彩的一次。

  我方其他几个人,甄恒祥、韩旭东、李小列等纷纷站起来,陈述自己鲜明的观点。他们知道,今天辩论的是“打工意识”,捍卫的却是四通文化、四通精神、四通道路,以及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四通财富、员工利益。

  “主张论者”当了董事

  认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好玩的辩论的人们错了。认为打工意识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的人们也错了。这次辩论是有结果的,只不过这个结果出人意料:

  第一,拥护“打工意识”的重要人物,如朱希铎不久被增补为公司董事。

  而像我们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得人心的、工作成绩卓著的干部,辩论上胜利了,在四通的主要领导面前我们是失败者。

  增补董事一事,在四通是召开过中层干部会的,让大家投过票,但没有人公布过票数,也没人说得票多的一定是董事,根本就是走形式,是上层几个人的暗箱操作,因此谁当谁不当与投票无关。

  第二,这次辩论之后,四通人的思想被搞乱了。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四通是大家的,为四通的成绩自豪,也为四通的困难着急。这次辩论之后,大多数人对四通开始不关心,失落与失望成为伴随四通没落的基本情绪。上层的个别人与大多数四通人形成严重的隔阂。

  辩论结束的当天晚上,段永基打电话到我家说:“李玉琢,你辩论得挺有水平,很有技巧呀。”我知道他的夸奖是虚伪的,所以立即回了他一句:“老段,你不怪我就不错了,能言善辩不算什么本事。”

  可以说,四通经营上的失败是打字机之后的“多元化”,这方面出问题是明摆着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想纠正有可能;但思想上的失败,意识上的混乱——把四通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强硬地用一些十分错误的(至少是可疑的)东西来替代——是无法扭转的。以这次辩论为标志,四通从根底上完了。

  “做中国的IBM”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干一番事业”曾将无数人才从四面八方集合到四通的旗帜下,人们在四通宏伟目标的激励下,充满了创业的热情,几乎没有谁计较过什么。

  一个好端端的四通从理念上、行动上开始偏离方向,眼睁睁地,渐行渐远,不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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